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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干部教育的部分文件 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
栗洪武
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因为靠近中央而有许多便利条件。它的主要困难则在于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特别是区一级的干部。例如安塞一县干部的文化程度如下：
由上表看出，该县各区负责人多系文盲。这是边区内较为普遍的状况。也有文化水平较高的县份，如延长、固临、延川等县。那里，区级干部有些是中小学的程度，但这毕竟是少数。
一方面由于文化水平很低，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干部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不够，边区在职干部教育比较普遍有计划的进行，实际上只能说是在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即从一九四〇年起。
(一)教育计划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严重地提出了提高干部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的任务，并通过“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
一、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党的干部，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或由所属机关团体中的支部指定专人经常教学，务期于一九四〇年内完全消灭党员干部中的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认识一千字；由边委出版一个党员千字课本，作为测验标准。各分委、县委应立即精确统计现有文盲干部总数，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报告边委。
二、普遍地、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提倡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从一九四〇年起，由边委宣传部制定在职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研究材料和派出帮助学习的干部到县委、区委工作。
三、边委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各处学习；各分区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
四、党员干部应经常读报，或组织研究各种党报的小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论文尤应注意研究。支部以上党的各级组织，应经常检查党报在党员干部中的研究情形，报告上级党部。
今年边区党委又给了补充的规定：
“县委、分委两级在职干部在一九四〇年内应研究的材料，是边委翻印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与解放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准备在这两种材料研究完后，即开始研究《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区乡级在职干部的学习及训练班课程，在未接到边委新编印的材料前，由各分委、县委计划规定之。主要的是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文件中及最近的党报上取材料”(《团结》二十三期)。
为了“便于乡村中识字一千左右的干部以及文化水平低的非文盲，有一个经常的读物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特出版一个通俗小报，名曰《边区群众报》。这个报纸现在销行很广，事实上对于区级的许多干部也是一个重要的读物。
此外，决定在《团结》上通俗地解释党的政治路线、策略口号及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并在该刊物上开辟了“问答栏”以解答学习中的疑问。
(二)现状
现在进行的情况是这样：
各分委级的一部分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的干部，他们除研究党的建设外，同时在学习《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部分县级的干部正在研究《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
关于分委、县委一级的干部学习情况：
在神府分委：“神府分委根据边委所规定的教育计划，每年学习两门课程，从今年一月至六月学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七月至十二月学习《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我们分委与县委一级的干部，已经学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现正在学习《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府分委书记谈)。
在三边分委：“我们没有按照边委的教育计划进行，我们是根据分委的具体情况，讨论一些与工作上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如分委一级文化理论程度较高的甲组干部规定他们讨论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文化理论程度较低的乙组干部，规定他们讨论与本身工作有关的问题；党的工作干部讨论党员修养的问题；保安处的工作干部讨论保卫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干部则讨论党代表大会决定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学校中的干部在分委一级讨论《政治经济学》。没有一定学习时间，也没有规定什么时候学习完，只是发生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的办法”(三边分委书记谈)。
三边分委之所以没有按照边委规定的教育计划的原因，根据三边分委书记谈：第一，是由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一课，有一部分文化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已经学习过；第二，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这本教材又觉太深，不适合他们学习；第三，边委以及分委没有适当的党内教育材料。这样，对于这些程度较低的干部的教材便成了问题，边委对于这个问题还待适当的解决。
以上是举了两个分委的学习状况。此外，在关中、陇东等分委，虽都按边委教育计划进行了干部学习。但县委一级中，有的县委学完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如关中的赤水县；有的则至今还在学习，如关中的淳耀县。
由此可见，边区党委所规定的分委、县委一级在一九四〇年内完成《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两门课程的计划，将只有部分的地区可能完成。
关于在一九四〇年消灭文盲的情况：
消灭文盲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区、乡两级干部。
消灭文盲工作做的较好的地区，要算神府，“区级多数干部已能读千字文一、二、三册(每册约有二百五十个生字)，一字不识的干部已经没有了，其中识字最少的算妇女主任，而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如区委书记、宣传科长、区长，不但识字而且能写简单的工作报告及起草工作计划”。“乡级干部如乡长不识字的还少，多能看懂《群众报》。现在每乡有一个小学教员，责成他们帮助乡级干部的识字，不过没有尽应有的责任”。
其次，延安县区级消灭文盲工作亦不坏，可以在下表看出：
由上表可以看出，延安全县九个区的区级干部九十四名中，识字五百以上的有55名，识字五百以内的39名。在一九四〇年底，预计大部分干部可以识字一千，即大多数干部可以在本年底消灭文盲。
但是，边区内大多数的区级和乡级的干部(如三边、陇东、关中等分区)，至今只识字一二百个。有的干部因为工作与学习配合不适当，随学随忘，今年年底是不能完成计划的。
(三)关于学习的组织与领导
县级以上干部的学习小组，一般地都已建立起来了。编组的标准有两种：一种以文化理论水平为主(三边、关中、陇东)，另外一种则以行政单位为主(神府)。
两种编组的办法各有好处。以文化水平为标准的编组，可以发挥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可以助长互相研究的效果。以行政单位编组，文化理论水准虽不整齐，但可以收高者帮助低者之效。组长的人选，大都由行政上负责干部担任，这样便利于推动学习。但也有小组长没有负起责任来的，如三边分委的甲组的学习小组长虽由宣传部长担任，但甲组学习的情绪至今仍是不高，学习制度亦未建立起来。
区级干部也建立了学习组织，但是至今仍有许多是形式上的。其原因：第一，区级干部文化水准很低，没有学习习惯，学习兴趣不高；第二，缺乏程度较高的教育干部；第三，工作接近下层，日常琐碎事情很多；第四，工作流动性大，时常下乡，且工作是突击性的，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在下面工作就不能学习，因而学习完全采取自流的办法。这也就是区级干部学习一般很少出成绩的重要原因。
自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特别指出负责干部在学习上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以后，多数县级以上的干部，开始了自己学习的努力，从而使许多地方，学习上散漫自流的现象逐渐减少，而走上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学习轨道。神府分委由于分委书记学习之模范与关心作用，而使干部学习有一定的制度，且能够完成边委的计划。其次，“赤水县干部学习是关中最好的一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干部学习主要的领导者(宣传科长)不但本人积极学习，而且经常的关心干部的学习。开始时，这个县的学习也是散漫、自流，没有一定的学习制度，讨论会从来就到不齐，甚至不请假，不到会，不读书。但由于宣传科长耐心地组织与领导他们，开会不到亲自去请，读书不进亲自去指导，并建立工作制度与学习制度。这样，经过一个时期，县委的干部都能自动地、积极地学习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在干部中间有了保证”(关中分委宣传部长谈)。
但是也有某些地方，因为领导干部在学习方面的领导作用与模范作用不够，从而使干部学习便无成绩。例如：“三边分委甲组学习很差，三四个月不召集一次讨论会，学习制度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干部的学习情绪不高，原因便由于领导者抓的不紧。”(三边分委书记谈)
(四)关于教学方法
有的分委或县委(如庆环分委、神府分委、甘泉等县)采取上大课的方式，教员由分委或县委负责同志担任。“县级党课由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上，时事党报由王县长、市抗敌会主任上，中国问题由保安科长、县政府一科长上”。每门功课，都配备各级适当负责同志上课，但这种方法没有普遍地被采用。
在学习方法方面，分委、县委一级与延安大体相同。区级干部的学习方法，只在有一定教育干部帮助的地方，有这样的报道：
能看书报的同志，须请能阅读书报的同志用集体听读的办法来帮助；同时要求帮助读的同志耐心、细心地给听者解答疑问，指出中心……
学习要得到成绩，一方面要靠学习者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也要组织上的强制性。这就是说，多发动同志热烈的讨论，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对于学习积极的同志给以奖励，对于不爱学习的同志给以适当的批评和解释，使他有学习的自信心。
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担任学习小组或读报小组长，真正作到文化程度高或理论素养较好的同志来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或理论低的同志，以发扬互助的精神。
领导学习的干部要保持经常性，不是今天有一股学习热情，就连三接四地开讨论会、阅读书报……不几日学习消沉了，甚至于停止学习。这种冷热病的现象，是要避免与医治的。
鼓励与提倡同志在闲谈的时候，多谈谈工作经验、抗战消息及边区问题、政治问题等。
学习讨论会宜在集体听读或讲解以后举行，在讨论当中应当启发同志多发表意见。对经常不发表意见的同志，应事先通知，让其准备，到开会时让他先发言；不要因他发言紊乱而阻止其发言。在作结沦当中应指出不正确的意见；但结论一定要简单明了，要有中心。(《团结》二十三期)
以上就是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简况。
(五)建议
从三年多的和平环境来说，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应当作出显著的成绩。但除开边区领导机关和个别地委(分委)领导机关外，成绩是很差的。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号召及此后边区党委关于一九四〇年的学习计划，远没有能完成。
关节何在呢?我们认为：
第一，是与边区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制度与工作作风有很大的关系。边区地方的党组织及政权机关至今缺乏经常、细致和深入的工作制度与作风，而保留着浓厚的突击动员的习惯。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干部经常以突击的姿态下乡做动员工作，而不耐心于从事艰苦的学习来提高自己。
因此，为要开展地方上在职干部的学习，就也要靠改善地方党组织及政府机关的工作制度与作风。
第二，是由于地方干部文化水平大都很低，缺乏适合于他们的读物，尤其缺乏能够直接帮助他们学习的教育干部。这两方面的问题现在逐渐设法解决，但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教育干部方面。
因此，为要开展边区在职干部的教育，就必须努力去解决适合这些干部水平的读物和教育干部；而对于文化过低的干部，则必须督促和帮助他们首先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最好利用新文字作为过渡的工具。
第三，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轻视理论，政治学习的观点。光荣的斗争历史对于某些干部成了前障碍，而发财的思想影响则对于另外一些干部成了精神的束缚。特别在这种干部中，表现出避免以致拒绝学习的态度，虽然这两种干部只占少数。
因此，为要展开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就必须纠正轻视学习的观点，尤其要反对少数干部中的自傲心理与发财思想。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原文抄自《学习生活》，1941年。见《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30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