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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边钞与边区的金融事业/第四节 边区的信用合作社/一
黄正林
一、边区农村的高利贷和民间借贷活动
边区本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自近代以来就多次受到战争的威胁，农村经济凋敝不堪。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以借贷度日，农村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借贷组织，如“请会”等。同时，农村高利贷也十分活跃，也是最赚钱的营生。正如时人对绥德地区高利贷情况的描述：“在这里最赚钱的事业，第一便是高利贷。这里借钱，最低是月利三分，最高五分。也有一年借一元还两元的，俗名为‘一年滚’。借粮食普遍是借三还四。此间借钱不论数目大小，均须以地做抵押。期满不赎变为典地，典地到期无法赎取或需用钱时，只可将地贱价出卖。地主即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典地买进。尤其一遇灾荒，地主便得到了最好机会，可以用克扣的条件，将大批土地收买进来，再出租给那些卖出田地的农民去耕种。”①土地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不仅取消了高利贷，而且农村各种公开的民间借贷也当做一种剥削制度而被取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一方面，的确废止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一方面认为农村所有的生息借贷都是不合法的加以废除，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对农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开始后，农村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农民对资本需求的增加，使农村高利贷和民间借贷机构再次开始活跃起来，各种民间借贷组织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共停止了苏维埃时期一些暴力革命的措施，给予了地主、大商人在根据地的合法权益，而其中许多地主、商人在旧社会本身就是地主兼高利贷者或商人兼高利贷者。他们在边区困难时期，农村金融不足的情况下继续从事高利贷活动。第二，抗战时期，在边区金融机构没有深入农村或无法深入农村的情况下，农民要从事生产、生活，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支持。而政府发放给农民的农贷有限，用途有明确的规定，农民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者或民间借贷机构。第三，边区允许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194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债务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来二倍者，本利停付。至于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政府不应规定过低息额，致使借贷停滞，不利民生。”②由于以上原因，在边区社会经济陷入困难时期，不仅民间正常借贷恢复了，而且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
抗战时期，由于边区的金融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多元”结构，而且不论边币还是法币贬值是很快的。因此，边区的高利贷大多数是以实收账的。各地实物借贷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放麦还麦，如赤水县出现的放麦账是加五，即今年放麦1斗，明年麦收后还1斗5升；有的放杂粮还麦，即今年放荞麦或高粱1斗，明年还麦子1斗；有的借钱还麦，如淳耀县有1942年节前50—60元，1943年麦收后还麦1斗；有的放盐账，每千元月息50斤盐，赤水县二区王恩兴1942年给孙成娃放账500元，每月利息25斤盐；有的放集账，以1集为期，新正集市每百元得利30元；有的放钱粮息，关中庙湾区周老八放给唐澄清60元，每年每元6升粮，到1943年已收息粮29石，还欠15石。③在没有集市或集市较少的地方如安塞、志丹等地则流行青苗的探买探卖，“探买探卖价格一般仅得当地市价的一半，而志丹仅得三分之一。在物价上涨时，往往有交粮时价格高于探买探卖价格十倍至二十倍者。”④在探买探卖中农民受到了严重的盘剥，一般是7月给钱，10月交粮，如1942年安塞宋家沟几户农民的探买探卖情况是：富农高培兴7月探买玉米1石，市价每斗800元，而探卖只有240元；贫农白德玉为还难民工厂的木炭，7月探卖玉米2.6石，市价每斗800元，探价300元，还粮时以每斗1100买玉米交粮。⑤从以上例子来看，高利贷在边区各地都有，而且利息是很高的，年息30%—50%，有的甚至高达100%。农村高利贷的盛行，引起了边区政府的注意。为了限制高利贷，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债务条例草案》，其中规定“禁止高利贷及一切剥削行为之债务”，“债息以月息一分五厘至二分为准，不得超过之”。⑥从农村借贷的实践来看，边区政府关于利息的限制没有在乡村发生效力。
1942年后，边区原有的民间借贷组织也开始恢复。边区流行的民间借贷组织主要是“请会”，它“是一种农村旧的信用关系，土地革命前曾普遍在边区各地流行，它的利息一般均较放账为低。土地革命中废止一切旧债，民间所有的‘会’都随之‘烂包’了。自此以后，农村中即无人请会。最近一、二年(指1942年、1943年——引者注)，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农村借贷关系的增多，在延安县李家渠、姚店一带，‘请会’又重新得到发展。”⑦表14—16是以姚店子镇为中心“请会”的概况。
表14—16看出，“请会”已经不限于市镇，也向乡村延伸，姚店子区共有“会”35个，其中市镇有10个，占28.6%，乡村有25个，占71.4%。除姚店子镇外，其余5个村庄，共有168户农民，“请会”25个，平均每个村庄有5个，大约每7户农家就有一个“请会”。在农村中约有1/3到2/3的农户随会，如白家崖有28家农户随会，占70%；童家沟有18家农户随会，占45%；川口区庙沟31户农家，有10户随会，占33%。通过对19户会主的调查，农民请会主要用途：婚丧占42%，渡饥荒占42%，经营资本占16%。⑧从姚店子的“请会”情况来看，婚丧和渡过饥荒是农民“请会”的主要原因。
①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481页。
②《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375页。
③《关中专署租息问题初步报告》1943年2月13日，《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第321页。
④建设厅：《边区信用合作社检讨》1944年12月，《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613页。
⑤《安塞西河口信用合作社》1943年，《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614—615页。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113，复印件藏庆阳市档案馆。
⑦黎以宁：《延安县姚店子一带“请会”情况调查》1943年，《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621—628页。
⑧黎以宁：《延安县姚店子一带“请会”情况调查》1943年。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