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边区政府

张建儒杨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撤出延安。红军接管了延安城防。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由保安移驻延安城。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进行了6次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任命林伯渠为中华苏维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办事处”)主席，主持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农民主制改为民主共和制的筹备工作，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1937年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始使用陕甘宁边区的名称。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委员(亦称主席团委员)。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1937年IO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未正式公布)承认陕甘宁边区直属行政院领导，并任命行政长官。
　　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秘书处，伍修权为秘书长。民政厅，马明方为厅长，财政厅由林伯渠兼任厅长，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刘鼎、宋裕如、莫钧涛、蔡子伟、伍修权组成，蔡子伟为主任。教育厅由徐特立任厅长，陈正人任副厅长。保安司令部由高岗任司令，周兴任副司令，谭西林任参谋长。
　　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选举，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连任副主席，刘景范新当选为副主席。委员有：贺连城、马济川、毕光斗、王世泰、霍维德、王子宜、霍祝三、唐洪澄、霍子乐、刘文卿、阿拉并巴音(蒙)、扬正甲、蔡登霄(回)、李仲仁、魏民选、靳体元。
　　1947年3月13日，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撤离延安后，便成为全面战争下的流动政府。
　　撤离延安初期，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领导干部作出新的分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兼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均已赴前线总指挥部工作。林伯渠、范子文、唐洪澄等到后方，组建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并由林伯渠、王子宜、惠中权、周兴、曹力如、马锡五等7人组成后方委员会。3月下旬，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暂驻安塞李家渠村，又在原后方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局后方委员会。成员有马明方、林伯渠、王子宜、贾拓夫和周兴，统一领导指挥后方工作。在前方，仍以总动员委员会名义开展支前、战勤等具体工作。4月4日，西北局后方委员会转移到白庙岔，确定其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组织自卫，整顿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等。
　　鉴于战争发展形势，后方党政机关在由安塞坪桥向乔家岔转移途中，整顿组建成纵队司令部，下辖11个大队。所有党政机关一律进行调整和精简，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加强基层工作或参加游击队。边区政府机关编为第6大队，范子文任队长，唐洪澄任政委。5月，先后转移到瓦窑堡、榆树峁、牡丹川等地。5月19日，西北局后方委员会决定成立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等11人组成。23日为加强战时粮食工作的领导，将粮食局升格为边区政府直属局。25日，又成立战时农业生产委员会和合作指导委员会，以加强战时对农业生产和合作贸易工作的领导。6月11日，进驻子洲县马蹄沟。在这里，边区政府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撤销一批与战争关系不大的组织机构，紧缩各厅局办事机构。撤销总动员委员会，将战时动员工作划归民政厅统一领导，大力加强兵站部工作，由其统筹和实施战时供给工作。至此，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编制由1946年的8784人降至3846人，缩减了57.4%。
　　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8月中旬，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奉命全部东渡黄河，暂驻碛口附近的高家坪一带。9月下旬，西北局在兴县沙原村召开财经会议，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与晋绥两区部分负责人在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两区财政经济实行统一，更加有力地支援革命战争。10月21日，林伯渠在沙原主持召开边区政府委员会，贯彻联席会议精神，决定政府工作今后应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进一步精简人员，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在此期间，对边区一级机关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整顿，处分了极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并实行第二次机构整编，总编制再次缩减到2846人。
　　由于西北战争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胡宗南部节节败退，10月20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西渡黄河，11月15日驻进绥德雷家沟村一带。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撤离延安，转战期间，专、县等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做到了坚持不脱离本地本乡的原则，坚决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使党的指示和边区政府的政令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畅通无阻。
　　1948年5月11日，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司令部等高级领导机关返回延安，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由战时状态转入相对和平稳定状态，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统一，边区政府大幅度调整和扩充了组织机构，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为：秘书长王达成、副秘书长常黎夫；民政厅厅长王子宜、副厅长章夷白；财政厅厅长白如冰、副厅长刘镛如；教育厅厅长贺连城，第一副厅长江隆基、第二副厅长赵仲池；农业厅(由原建设厅改)厅长霍子乐，第一副厅长惠中权、第二副厅长丁仲文；公营企业厅(新设)厅长蒋崇景，第一副厅长吴生秀、第二副厅长陈志远；交通厅(新设)厅长高士一、副厅长高登榜；工商厅(新设)厅长喻杰，第一副厅长史唯然、第二副厅长刘卓甫；公安厅(由原保安处改)厅长周兴，第一副厅长赵苍璧、第二副厅长李启明；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由原西北农民银行改)经理黄亚光，第一副经理王磊、第二副经理张定繁。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委员习仲勋、刘景范、陈希云、白如冰、喻杰、黄亚光、蒋崇景、惠中权、高士一、范子文。人民监察委员会(新设)主任委员刘景范，委员马文瑞、王子宜、马锡五、谭生彬、赵苍璧、房文礼。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由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改)主任委员杨明轩，委员旗海田(蒙)、赵诚(蒙)、杨静仁(回)、蔡登霄(回)、天宝(藏)。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子宜，副主任委员刘耀三，委员张经武、谭生彬、贺彪。
　　1949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朱侠夫、赵希贤为榆林专署正、副专员；王恩惠、史青为大荔专署正、副专员。3月14日，边区政府任命赵秉彝为晋西北行政公署(驻兴县)主任，秦仲芳、乔钟灵为副主任；任命武新宇为晋南行政公署(驻临汾)主任，霍维德为副主任。
　　5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核心南迁，由刘景范代主席、杨明轩副主席率领边区政府机关和大部工作人员进驻西安，由王达成、章夷白、贺连城、霍子乐、乔松山5人在延安组成留守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移交与政策事务，然后赶赴西安。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机关也同时南下，进入西安，在止园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处陆续开始工作。6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西安新城内正式对外办公。6月下旬，边区留守人员在完成任务后也来到西安，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张建儒杨建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