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料汇编 >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陈云
　　(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我想讲讲旁的，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的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不是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所以从积极方面说，也说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名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当他们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党员中一份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与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其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个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那么，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都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么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么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个人活动的东西要多一些，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较少，和工农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同志方面，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是越帮越忙的——那么就要毫无例外的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么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斗争得来的。并且愈是有了机关枪，就愈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面，你要向那里面，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就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水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是对不起，束缚了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束缚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是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同志们过去对于纪律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么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的遵守和具体的遵守。所谓真心的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的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是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的遵守纪律，不能具体的遵守纪律。具体的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若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文化工作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也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要简单一些，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的，有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的，也有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的。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的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譬如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代表一个时代，怎么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群众?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我现在也不想多重复。我只还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作品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大眼界，放大胸怀，可以使我们去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一天工作八小时，只有十三年多的光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文艺工作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么他这门工作做得好，这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譬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了，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要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文艺工作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自己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的文艺工作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的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己称的。我们要口称何不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呢。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卷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先生写《子夜》就跑了好多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是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的话有没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戏，演前都有人出来说：“我们这个剧排演时间仓促，技术上比较差，希望同志们批评。”但是这类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大半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他们心里是只许人家说好的。这样，人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的态度，“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既然没法拿出来，不如敬而远之了。我们现在就要提倡这种同志的态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份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塞维克有声有色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讲这两点，因为是专讲缺点，又是实行同志态度，讲的话也许不很好听。但是我的意思是为同志们好，还是为同志们坏?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讲的缺点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点，就是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优点，头一条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缺点也只是革命中的缺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暂时的缺点，在革命队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一回经过了整风，现在又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进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