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关于陕北地区的党史问题—2

马明方

　　(二)陕北地区党的建立和发展
　　1926—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以前(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在陕北的学校、农村以及某些城镇的街道和部分军队中，就有了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先后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一时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在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中，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绥德师范、榆林中学和延安中学等学校最先建立党的组织，后来各县的中等学校和部分小学都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在农民中也发展了部分党员，组织了农民协会。在部分军队中也做了工作，发展了党员，如井岳秀部下的石谦部队就有谢子长、阎红彦等党员和党的组织，连石谦的义子也是党员。石谦倾向革命，并自以为也是共产党员，他曾对人说：“我的儿是共产党，我怎能不是。”在榆林的井岳秀部队中也有党员，如班家沟的王贵宾就是。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面转入反动，党的组织一度处于退却、停滞状态。有的党组织解体，有的还继续活动，如有少数支部还继续开会，领导群众进行公开合法的或非法的斗争。城镇街道中的少数党员，差不多都不干了，知识分子党员也起了很大的分化，有的继续革命，有些消沉不革命了，坚持革命的多是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走向反动的如安定县(今子长县)的孙绍山就是代表人物。大革命时期孙是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孙投敌叛变，带上敌人到处捉共产党员，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十分反动。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消沉不干，自动脱党。清涧县有个党员，认为自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谁还能把我怎么样?结果被敌人捉去杀了。1928年的一天，我遇到了3个不同的党员：一个是义合马向荣，我到他家去找他，动员他工作，收党费，要饭吃，他不但不接待，而且还说“环境不对了，赶紧走开，你不走，我走。”我不走，他竟走了。我等了半天不见他回来，只好饿着肚子走了。这个人当时对革命已毫无感情了(后来又参加了工作)。另一个村子有党员马建国，消极不干，并抽起大烟来，但我去后还满热情地招待。这人虽不愿革命了，但和革命还有点感情，对革命还是同情的。另一个党员霍维德同志就不同了，他不但愿意继续革命，连他的女人也是革命的，继续跟着党走。这种分化本身虽然是革命失败情况下的一种表现，但也有好处，就是划清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人们的面目清楚了，党的队伍虽然缩小了，但是更纯洁和更有战斗力了。
　　党的组织经过一段停滞状态，又逐渐开始恢复与发展。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特委和一些县委)仍然住在城镇，仍以学校为工作重点，哪个学校有党员在当教员，就在哪里建立党的机关。在城镇、学校中活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易于被敌发现和破坏。另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中逐步恢复与发展。一般是利用乡村小学或办冬学的方式，教育农民，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冬学，这是教育与培养农民的学校，是党的机关的所在地。农村中党组织开始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如贫农会、妇女会、互济会等。通过这些组织教育、组织农民，在冬学学习和各种群众组织中活动的一些贫雇农积极分子，都先后入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
　　党的工作重点和党的领导机关由城市转入农村，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在城镇中党的工作和领导机关受到敌人破坏，站不住脚的情况下逐步转移的。开始，虽然党的机关在城市，但有些党的干部就经常在农村中活动。1930年以后，1931年到1932年，陕北特委就完全转移到农村。这时，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农村革命形势又在向上发展，当时谁也不懂，但实际上是农村包围城市。党的工作重点一旦由城市转入农村，就容易开展了。我们当时确实感到农村比城市自由得多，真是海阔天空，我们的处境非常主动，敌人的行动则非常困难。党的组织是解放了，机关很多，乌龙铺、神堂沟、丁家畔、樊家圪坨等村庄，都是特委机关驻地，特委机关可以随时搬到一个村庄办公。从此以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党的宣传也很快地扩大，党的工作又活跃起来了。由于党加强了农村工作，经过农村党组织和农民党员的串连活动，许多村庄很快的得到开辟，有的村庄，在游击战争还未开展以前，实际上党就可以公开活动了。绥、米、佳、吴、神、府、清涧都有一些公开的村庄，如姜兴庄、丁家畔、樊家圪坨、慕家原、贾家沟等。这些村庄里群众都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是办好事的人。干部去工作他们也知道，自觉地保守秘密。地主、富农的气焰已受到革命群众的压制，不敢公开的搞反动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已经消沉、脱党的知识分子，虽然不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但仍继续同情革命，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影响下，作一些有益于革命的活动。如樊家圪坨的樊钧，过去是党员，那时当教员，编了不少革命歌曲，在群众中流传很广泛。
　　当时，党在农村工作路线的基本思想还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党的建设是把基础放在贫农和雇农阶级上，发动农民斗争是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开始斗争口号是抗粮、抗租、抗税，这不仅是贫雇农的、也是中农的要求。党曾组织农民收割地主的庄稼，进一步搞分粮、斗地主豪绅，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地主豪绅便勾结反动政府和军队来镇压农民的反抗，于是党更进一步领导农民搞武装，买枪，搞民团的枪械，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这样一来，革命影响迅速在农村扩大，大量的村庄公开，公开地打土豪、斗地主，组织赤卫军及各种群众团体。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中农完全站在我们方面，富农动摇，地主虽反革命，但也有分化，有给我们买枪的。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是比较迟的，这除了党的领导机关方面的主观原因(如特委的多数领导人不象刘志丹同志那样，原来就是搞军队的，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开始活动就直接地抓武装)外，最主要的是陕北地区敌人统治严密，是井岳秀的心腹地带，统治阶级的内部比较统一，统治势力比较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革命武装根本就不能立足。因此，必须先搞群众工作，教育与组织群众，等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之后，再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搞武装斗争。陕北的游击战争，就是党在较长期的群众工作以后，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武装斗争一开始，就是在党的较为坚强的领导之下，武装掌握在经过了斗争考验的党与非党同志的手里。因此，游击战争就迅速地发展，游击区域很快的扩大。
　　还在1933年7月间，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各县党组织都有代表参加)上，首先就讨论并决定了开展游击战争，把陕北划分为神府、清绥、安定等几个游击区。同时，为了从组织上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决定成立几个县委。会议当时未形成文字决议，会后我在张达志同志家里起草过一个“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郭洪涛同志已回来，他看后提了两点意见)。特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县代表回去传达布置并具体组织领导游击战争，到了1933年冬和1934年春，陕北游击战争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党、团特委人员在扩大会后，也分路出发到各地具体领导游击战争。马文瑞同志去三边，张达志同志去神府，毕维周、高录孝、王兆卿3同志和我先后去安定。毕维周等同志去安定的任务是整顿安定一支队，特委并派毕为该支队的政委。不料他们在镇川附近的阴沟被逮捕杀害，这就是“镇川事件”。
　　(1959年5月15日)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