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之极西部分

　　6月6日和7日，在自北向南穿过巨大而繁荣的叶城绿洲之后，我取道向南，经过极西部昆仑山的宽广的山前砾石缓坡地带，到达了库克牙(Kok-yār)村。一条很常用的商路通过这里，到达提孜那甫河和叶尔羌河的源头，然后翻过喀喇昆仑山到达拉达克。我在库克牙停留了16天时间(7月9—24日)，这在《沙漠契丹》一书之第十二章中已作了交待。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在这个位于山脚下并相对凉爽的村子里获几份宁静，以完成《古代和田》一书的最后一些工作。这些事使我那样忙碌，以至于我都几乎感觉到很愉快了，在这山脚下的小绿洲附近，没有任何的考古学东西来扰我心神。我在那地方以及随后沿着山脚向东行进过程中所尽力做的观察，在关于这个地区的人种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证明是很有用的。关于后者，我将首先做一些补充说明。
　　中国早期文献对叶城之记载
　　在《古代和田》中，我已经详细强调了那些吸引我去考证叶城与玄奘所称之“斫句迦国”(Chê-chü-chia)之间对应关系的理由。在《唐书》和《宋云行记》中，对“斫句迦”一名有不同的拼法，曰“朱俱波”(Chu-chü-po)或“朱俱槃”(Chu-chü-pan)。《唐书》中明确指出，这个国家即“汉子合(Tzǔ-ho)国也，并有西夜(Hsi-yeh)、蒲犁(P‘u-li)、依耐(I-nai)、得若(Tê-jo)四种地”。在《前汉书》中，单独有对子合、西夜、蒲犁、依耐的简短记载。但是关于这些地点之相对位置等的说明，则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差异，如果不查对原文，就不能令人满意地消除这些疑虑。因此现在我们所能下结论的，也只是说这些小国之首府，必位于现在之叶城附近。关于西夜的记载还提到，其统治者被称作子合王。中国的地理学家明显同意此种说法，认为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联系，他们准备把西夜和子合与紧邻裕勒阿日克(Yül-arik)和库克牙的村庄地区对应起来。
　　库克牙、裕勒阿日克及乌萨克巴什绿洲
　　这样一来，对我有益的是我能熟悉当地的情况了。在库克牙，能耕种的土地被局限于一条狭窄的地带上，宽不足5英里，长亦不足5英里，被封闭在一条狭窄河谷的谷底，两边都是极赤裸的斜坡。人口大约有200户人家，主要靠在山中养牛和羊来维持其生计。从河谷的构造上来看，即使在更早的时期当更湿润的气候盛行时，这里也没有更多的耕地。在裕勒阿日克小绿洲，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要较好一些。这小绿洲位于阿克其克吉勒尕(Akchik-jilga)谷口处，直线向东大约有6英里。此地的全部灌溉地(看上去已没有任何水可节省下来)据说可养活大约260户人家，包括若乌什(Rōwush)村。乌萨克巴什是东邻的一处绿洲。它的灌溉水源来自一条叫“乌鲁克玉斯塘”(Ulūgh-üstang)的溪流，并接受常年的雪水之哺育，看上去要大一点，据计算有300多户人家。地表覆盖的一薄层黄土是肥沃的，盖在这小簇绿洲的山麓砾石滩地上。这些绿洲看上去让人很难去猜想：它们彼此位置这么靠近，而且资源又那么有限，竟曾经扮演过独立的“王国”!
　　《后汉书》所记之叶城
　　考虑到地形情况，也许保险的说法是：叶城连同其大量的来自提孜那甫河的水源供应以及肥厚的黄土阶地，它必一直是叶尔羌河以南人口最多也最重要的绿洲。我们不可能去假定，《汉书》中记载的中国的调查中没有提到它而它能够存在。对这个明显的忽略，《后汉书》卷百一十八(按《后汉书·西域传》在卷八十八——译者)有关这些地方的更清楚的记载中，提供了一个解释。该记载指出：从和田向西的旅行，“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所有这些地方都必须在叶城附近去寻找，这一点是清楚的，因为皮山国即今天之古玛(Gūma)是可以肯定的，而由此往西的路，必须通到现在之叶城地区。
　　关于西夜国，《后汉书》指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虏沙(Lu-sha——《后汉书》记“漂沙”——译者)，而且有一个与子合不同的统治者：“《(前)汉书》误云西夜、子合是一个国家，而子合王居住在呼键(Hu-Chien)谷中，距离疏勒(今喀什噶尔)一千里。”从指出的距离及位于一座狭窄河谷中的位置来看，这里提到的子合国都城应位于叶城南面的某一个绿洲。接受了这一定位，我们必然就会导出西夜即叶城，因为只有这样假定这个大绿洲，我们才能解释《后汉书》中指出的人口上的显著差别(西夜有2500户，子合领350户)。这一比例，与现代人口普查可能揭示出的叶城绿洲与包括库克牙、裕勒阿日克和乌萨克巴什在内的伯克西甫(Bēg-ship)绿洲之人口比例大致是一样的。将西夜与叶城绿洲相对应，明显符合《前汉书》中的记载，即西夜东邻皮山北接莎车，因古玛与莎车正是这里所说的叶城在这些方位上的邻居。如果我们假定在《前汉书》记载的时期，西夜或叶城是在一个最初占据着南部山区的家族统治之下，这样一来，唐朝编年史家将朱俱波与汉时之子合相对应起来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不过他们对这地区的描述，明显指的就是现在的叶城。
　　德若、蒲犁、依耐之定位
　　关于“德若国”，《后汉书》中说它与子合相邻，二者风俗亦相同，人口仅有100户。可以有把握说的是：我们必须到库克牙西及西南方的几个有人居住的山区中，去寻找德若的位置。在提孜那甫河上游古索斯(Gusos)一带以及哺育它的五条支流之河谷中，有大量的半游牧山民的聚落，过一会儿我将找机会讲到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总名称，叫作“拜什坎特”(Bēsh-kant)。蒲犁和依耐以及朱俱波或叶城在唐代所兼并的其他一些小国之准确位置，目前还不能确定。但《前汉书》提到，它们的位置在子合以北，在农产品方面依赖莎车即今莎车。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些小国可能位于那些易进入的小河谷像阿斯干沙勒(Asghan-sal)、玉奇拜勒迪(Och-bēldir)、通(Tong)等，系一些孤立之山地聚落。这些小河谷是从扎拉夫山(Zarafshān)即叶尔羌河的中流中分出来的，其地形状况问题最早是由狄塞(Deasy)上尉的调查解决的。
　　帕赫甫的山人
　　我在库克牙停留期间，一直忙于桌案工作，但我也设法去帕赫甫(Pakhpu)的山人那里，收集了些有用的人体测量学及其他资料。那地方位于提孜那甫源头，长期以来我即对那里的人种类型和起源感到兴趣。在《古代和田》中，我根据稀少但可用的资料，注意到那个小而鲜为人知的山地部族所代表的重要的人种环节，介于伊朗—萨里库勒人与现在的和田与塔克拉玛干南缘其他绿洲人口之间。在那里我还详细讨论了多种多样的证据：人体测量学的、语言学的以及历史学的。它们都集中指出这一事实，即：阿尔卑斯人(Homo Alpinus)之盖尔查(Galcha)类型(萨里库勒人是其目前之最东代表)，一度曾扩展至更靠东的地方，并构成了和田及在文化与历史上与其有联系的绿洲古代人口中盛行的种族因素。在本书所叙之旅行过程中，我利用每一次机会去收集新的人体测量学材料，这些材料或许有助于解决人种和血缘关系问题，诸如目前定居于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其南缘的人口之人种特征及起源等。大量的这种新材料是由T.A．乔伊斯先生来做系统分析的，他一再为我提供高价值的合作，一项持久的工作。他对600多个个体进行了测量，直至其新测量之结果发表时为止，对我来讲要从整体上来概括仍显得过早了。在此我将坚持我自己的做法。在同样的情况下，像这样的一般性的人种学观察记录，将会说明这些材料的特征，而且也有助于今后完整地利用它们。
　　帕赫甫人中的阿尔卑斯人种类型
　　一般称作“帕赫甫”的小型半游牧聚落，其名称来自它们的首要河谷之名；它们散布在由提孜那甫河源头排出去的几条高而狭窄的河谷之中。所有这些溪流的相汇点位于库克牙西南，在一座自极西部昆仑山分下来的高岗后面。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访问这块鲜为人知的小山区了。但在叶城衙门的有效帮助下，尽管有很多由于河流的泛滥以及山民的胆怯、多疑引出的麻烦，我还是设法在库克牙弄到了成批的有代表性的“帕赫甫鲁克”(Pakhpuluks)(图47)的来访。
　　我极有兴趣的是，我的访问者们的长相给我的一般印象是：他们大部分人长相都很美，在种族上是同质的，与我在萨里库勒和瓦罕所见到的阿尔卑斯人类型非常相像。他们一般都有优美而适中颜色的眼睛，狭窄的鹰钩鼻，密集的眉毛和大量生长的头发，这一切使他们与普通的莎车人和叶城人相区别开来。虽然在穿着与举止方面无法分辨他们，但我还是能立刻从本地村民中挑出任何一个帕赫甫人出来。村民们常常挤在周围，观看人体测量是怎样进行的。只有认真地比较那些后来在库克牙、和田和其他南道绿洲人口中所获得的准确测量资料，才能够显出我刚才的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这时有一个念头极强烈地浮上我的心头，即：由于山地的隔绝性，恰在这些山人中保存下来了主要是起源于盖尔查的人种特征，极少受到其他血缘的混合。在前穆罕默德教时期，那所谓的“其他血缘”似曾扩张至和田甚或更远的东部。
　　帕赫甫地方的河谷与人口状况
　　1901年我路经叶城时，曾听说有一种所谓的与众不同的语言，实则证明是一个杜撰，或者至少是一种已过去了的事。因为无论是报酬的提供还是对更进一步调查(我可能会被诱使在他们自己的村里做这种调查)的恐惧，都不会诱使我那些帕赫甫的来访者们承认，他们除了他们的“塔格里克”(Tāghlik)即山地突厥语方言之外，什么都不懂。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能从他们中较理智的人那里，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信息。由此我得以肯定，那个合称作“拜什坎特”(意谓“五个村庄”)的山区，人口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下列五条河谷：帕赫甫、楚克苏(Chukshü)、布龙(Bulung)、玉龙(Yulung)以及桥甫(Chop)。最后一条河谷中的溪流在提尔(Tīr)下面汇入了叶尔羌河。住在楚克苏的一个伯克管理着这地方。在所有河谷中，都生长有燕麦以及其他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庄稼，其中楚克苏拥有多种稀少的耕作之大部分。但山民们的主要生计是饲养耗牛与羊；正像帕赫甫拥有最大的牧地(分布在那些边侧河谷乌鲁克亚依拉克[Ulūgh-yailak]、奎达[Küda]、其拉克沙勒迪[Chirak-Saldi]、图尔阿吉勒[Tur-agil]、塔什库尔干[Tāsh-kurghān])一样，尽管其耕地很有限，它还是五个山地社区中人口最多也最重要的一个。他们使用一种“阿克乌依”(ak-ois)即毡帐作平常的居住地方，在帕赫甫一共有65座这样的“阿克乌依”，每帐有5～10人。但是看来还有理由怀疑这一数字明显低估了。无论如何，值得指出的是：每年因卖牲畜而上交到叶城仓库里的税收，仅此一项即折合达12个“亚姆布”(Yambus即银马掌，约合1500卢比)，这尚不包括伯克另交的货物入市税。在罕萨为英国有效控制(1891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帕赫甫河谷是坎巨提人(Kanjūtīs)特别垂顾的猎场，他们喜欢翻过辛夏勒(Shimshāl)山口来掠夺牛和奴隶。在现有的记忆中，至少有170个帕赫甫人被掠去，从未有人再听说过他们。
　　玄奘所记关于罗汉之传说
　　从我的那些帕赫甫来访者中，我获得了关于两处有古迹价值的地点的信息。玄奘曾告诉我们(明显来自其在旅途中听到的故事)：在斫句迦国即叶城南边：“有大山，崖岭嵯峨，峰峦重叠。草木凌寒，春秋一观。溪涧浚濑，飞流四注。崖龛石室，棊布岩林。印度果人，多运神通，轻举远游，栖止于此。诸阿罗汉寂灭者众，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犹现有三阿罗汉居岩穴中，入灭心定，形若羸人，须发恒长，故诸沙门时往为剃。”此处玄奘记载的这段故事，无疑应是根据当地之古老传说而成。因为这同样关于非凡的罗汉的故事，还为印度的佛教旅行家吉那古普陀(Jinagupta)听说过，公元556年他在自犍陀罗前往中国的路上途经了斫句迦。同样明白的是，这个传说必被确定在了一些天然的山洞之中。
　　帕赫甫山中与当地信仰之洞窟
　　因此，我特别有兴趣地从我那些帕赫甫来访者中获知，在他们的山中至少有四个知名的洞穴。其中两个(如果不是它们中的全部的话)被看作是麻扎，因而属有关当地信仰之遗址。中有一个山洞，据说“大得能装下两百只羊”，位于喀拉喀什吉勒尕(Karā-kāsh Jilga)汇入帕赫甫主河谷处附近，被认作是一个圣徒“苏丹奎甫特瓦力”(Sultān Koputwali)之休憩处。另一个洞窟坐落在库兰阿尔古(Kulān-arghu)，这地方显而易见位于塔赫塔阔拉木、(Takhta-koram)山口与库卡勒阳(Kukalyang)山口之间高河谷之源头处。第三个在奎达河谷(Kǖda)，从库克牙到英达坂的道路从中经过。特别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听说在楚克苏有一个小洞窟，靠近通往阳尕特(Yangat，Yangi-art?)山口之河谷的源头附近，山人们非常敬畏地把它认作是一个能制造奇迹的法奇尔(Faqīr)的安息地，该人在“古代”死于此。从上述这些洞窟的位置以及附会的神圣人物上来看，它们看上去非常符合吉那古普陀和玄奘所听到的传说中的遗址。而且这样一来，它们还提供了在这些地方曾存在过佛教信仰的新的明显的例证。玄奘关于这地区不需要木材的记载，像目前这些山地一般都光秃秃的样子一样，看起来都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必须在现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树木的生长才会稀疏起来。而拉伊·拉姆·辛格在被我派往喀尔里克达坂(Karlik-dawān)勘测时，确确实实地发现了明显的冷杉林，仍存活在塔特里克(Tātligh)与塔里什拉格乌格勒(Tarishilagh-oghil)之间的阿克其克河谷中，那地方的海拔近10000英尺。在昆仑山的其他地方，我还没听说过有冷杉或相似的树生长。这一森林的发现，明显与叶城绿洲中繁茂的树林相一致起来，也许这是由于经过此地高山的季风的湿气残余所带来的不甚干燥的当地气候原因所造成的。鉴于在塔里木盆地其他地方为考古学证据所广泛证明的干燥化之迹象，令人颇有理由推测在叶城以南山地中，森林并不像现在那样稀少。
　　帕赫甫山中之玉
　　关于这地方的历史地貌，还有另一个当地事实值得附带着提一下。我的帕赫甫向导都非常了解一个地方，靠近玉龙河与楚克苏河交汇处，那地方“在古代契丹(Khitāi)时期”意即亚库甫伯克(Yāqūb Bēg，即目前通称之“阿古柏”——译者)叛乱之前，常被用作采玉场。在《前汉书》的记载中，亦曾明确讲到子合是一个产玉的地方。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子合一名可能原本用来指包括库克牙及其邻近之山麓绿洲群。帕赫甫地区从库克牙那面有最容易的道路，也必定一直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关于子合之玉的记载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并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确定所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位置。
　　沿昆仑山脚之路
　　从7月25日至8月5日，我从库克牙出发赶到和田，走的是一条鲜为人知的路——沿着和经行昆仑山山前光秃秃的丘陵。我选择走这条路来取代上次走的沿着沙漠边缘的大路，其目的主要是想能有机会做一些新调查。这样我就得以走访了一系列绿洲，像克里阳(Kiliān)、桑株(Sanju)、杜瓦(Duwa)等，皆分布在由积雪哺育出的河流出山口处。这些河流之末端一直到远处的大沙漠中了。正像我在个人探险记中所写的那样，它们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地理学兴趣。附带说一下，这段旅程给了我完满的证据，证明这条山麓道路由于其长度及所经过的地面状况，不可能是玄奘所走的前往和田的路。但从其他方面来讲，这条路上也很少有进行考古学观察的机会。
　　从巨大而繁荣的桑株绿洲(它是古玛即古皮山国地绿洲之重要附属部分)启程，7月31日我抵达了普斯基(Puski)河之出山口地方。沿着普斯基河稀落的河水，长长地分布着大约40户人家。在这里我初次听说有一座梯木即古代土台，坐落在通往藏桂(Zanguya)之路的北面。据当地耆老讲，这梯木被人挖过好多次，最后一次是三个普斯基人，挖后不久即死去了!因此，我很容易即猜到这是一座佛塔废址。由于路途太过遥远，我不得不在第二天就离开这里了。
　　普斯基附近之塔提遗址
　　我沿着河水左岸继续骑行，在那个季节那河水只是一条“喀拉苏”(Kara-su)，或泉水，在它的源头没有永久的雪或冰来供给。走了2英里后我到达了一个小殖民点，那里有五六户人家，建于大约十二年前，名字叫作“江尕勒巴格”(Jangal-bāgh)。在这里，我饶有兴趣地发现了一处小塔提(Tati)遗址，即一处风蚀的老村庄遗址，分布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下面，其中一部分又在耕地里面。像这种老村庄遗址，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绿洲中很典型的标志。关于它们的特征，我在《古代和田》一书中已详细讨论过了。江尕勒巴格的塔提有大约3/4英里长，1/4英里阔。地表是一种松软的黄土，厚厚地覆盖着一层古陶器碎片。陶片呈亮红色，大多质地细腻，且明显很硬。我采集的有代表性的标本，有一些上面浅浅地刻划出水波纹，我在下面做了些描述。这塔提中很大一部分在这个新殖民点建立之时被开垦成耕地了，而且这一过程到我来访之时仍在继续。这地方看起来尚有足够的水来进一步扩大灌溉，至于老村庄遗址的剩余部分再一次消失在农田和黄土尘(这种黄土尘逐渐地累积在这地区的所有耕地之上)，那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由于缺乏可资断代的遗物诸如钱币等，使得我无法确定遗址放弃的年代。但从陶片的特征以及风蚀黄土河岸或我称之为“目击者”的高度(8～10英尺)上来判断，它必定属于前穆罕默德教时期之遗存。
　　普斯基的佛塔遗迹
　　除了这座塔提之外，我还路过一处光秃秃的砾石萨依(Sai)，它俯瞰着宽广的河床，又像冰川那样向着藏桂绿洲倾斜而去。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座土墩废墟，屹立在这片极其荒芜的戈壁上。它坐落在普斯基的兰干以下大约6英里处，距河水左岸半英里，到藏桂的路现在仍从它那里经过。废塔系土坯结构，有一个方形的基座，毫无疑问原先它上面曾有一个穹隆状顶，被所谓“掘宝”而破坏得一塌糊涂。其现存高度，从建在砾石萨依以上的土坯算起，仅有13英尺。它的三面都有掘进去的坑道，在顶部也被掘出一个浅坑出来。表面破坏得很严重，关于其基座以及圆顶之布局，未保存下来任何明确一点的迹象，但最下部基座看上去大约有34英尺见方，其上部建筑可能极类似托帕梯木(Tōpa-tim)之佛塔，这是我在1900年在皮山与墨吉(Moji)之间所发现的一座佛塔，虽然基座部分明显要低一些。土坯系用黏土制成，内中含有大量的草与谷壳，平均尺寸为17英寸×14英寸，厚3～4英寸。
　　从地面向上4英尺高处，在北和西面都显出一层红柳枝层，密密地放置在一起，曾经可能用以支撑一道凸出的泥土楣。树枝层约有1英尺长，搁置得很紧密。检查土墩底部，我确信基座建立在与周围萨依之地表极相同的土层上，且是在同一水平上。这证明了这个砾石坡地未受明显的风力侵蚀，这个观察结果与我后来在敦煌以西、北部的古烽燧遗址中大部分沙漠地表上所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下面那些表层覆盖着小砾石的低坡，发现有土坯碎块，显然是被风力从佛塔上吹下来的。在春、夏时节，这地方都有一种很强烈的风，从沙漠那边刮过来，横扫过这片坡地。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强有力的侵蚀作用，才造成了本佛塔遗址以及托帕梯木和其他类似遗迹之严重倾圮。这些遗迹周围，都是那种从遗迹本身分化出来的黄土和细沙。
　　当地信仰之持续
　　在土墩周围我未找见任何的居住遗迹。在赤裸裸的砾石萨依上，甚至未见到任何的古代陶器碎片——早时期占据的最耐久的证物。因此很清楚的是，佛塔那时候就像现在这样，一直矗立在这光秃秃的平原上，普斯基与藏桂之间的路就从它旁边经过。佛塔向东半英里，在宽阔的卵石和沙子的河床上流淌着普斯基河。涉过那河水，对岸上是一座素朴的泥土建筑的麻扎，它被人们当做一处圣迹，是一个传说中的伊玛目(Imām)阿里阿克巴尔(Alī Akbar)安息的地方。这麻扎明显是一度由佛塔担当的圣迹之继承者。它是这些地区之当地信仰延续不断之又一例证。
　　杜瓦附近之土墩
　　在接下来的路途中，在我重新踏上熟悉的土地以前，我只在一个地方遇到了一处古迹。还是在普斯基时，我就听说在杜瓦绿洲下面有一座梯木。当8月3日沿着通往皮亚勒玛(Piālma)的道路从那里下来，它就展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座陡峭的、聚成一团的山冈顶上。它的名字是“拉木什基尔”(Lāmus-kīr)，向下俯视着拉木什村极北部的耕地，高出杜瓦河右岸大约200英尺。这是一座土墩，大约10英尺高，直径25英尺，是用一层层的石块和土建成的，中间散杂有大量的树枝和灌木。其建筑材料和方法，令我回想起土尕墩(Tüga-dong)之坟丘，位于达玛沟的南面，1901年时我曾调查过它。这梯木是否在特征与目的上与土尕墩相似，我所做的快速调查尚不允许我下这样的结论。在对面的河西岸上，一座陡峭的位于河床一侧的山脊上还有另一座土墩，外表上看起来更大一些，但时间之紧张已不允许我前去调查了。据我的本地向导称，其建筑方式是一样的。而从我的望远镜中观察，它看上去确也如此。也许有意义的是，在这两个地点我都未听说有任何附属的麻扎。那天晚上，在一段长途跋涉之后(我在其他地方已描述过)，我满足地再一次歇足在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Kum-rabāt Pādshāhim)——古雅的沙漠寺庙，玄奘的神鼠遗址以及古代于阗国的西部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