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康国

　　《新唐书·西域传》集中保存了唐人对中亚诸胡国的认知以及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基本史实。这些记载既是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录，又是双方交往的历史结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在与中亚诸胡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立场、观点。《新唐书·西域传》的许多记述，可补阿拉伯—伊斯兰史料之不足。但是，《西域传》之记述与玄奘等所记有所不一，留有许多讹误和疑问。20世纪以来，法国学者沙畹著《西突厥史料》①，丁谦撰《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②，岑仲勉著《唐史余瀋》、《突厥集史》③、《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他们都对《新唐书·西域传》做了有益的考辨。不过，他们的研究仍有许多失误和遗漏。
　　一、康国
　　康者，一曰萨秣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王帽氈，饰金杂宝。女子盘髻，幪黑巾，缀金蘤。……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祆神，出机巧技。……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为王。④
　　1.关于《新唐书·康国传》反映的年代及康国的宗教信仰
　　女子面蒙黑巾，乃伊斯兰习俗。而且，此习俗早在穆罕默德立国34年(约655)就已为唐人知晓。《唐会要·大食国》记曰：大食“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女子白皙，行必障面。”⑤《新唐书·大食传》也记大食“女子白皙，出辄鄣面”⑥。由此可见，《新唐书·康国传》所反映的是康国人已接受伊斯兰教之后的情况。
　　那么，康国人何时皈依伊斯兰教的呢?
　　阿拉伯人第一次渡过阿姆河、开始征服河中地区是在654年。是年，阿拉伯人攻破米国，围攻康国。⑦但是，康国等地长期未被阿拉伯人征服。712年，呼罗珊总督屈底波(705—714)率大食军攻占撒马尔罕城，焚毁城内的佛寺，建筑了清真寺，强迫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⑧不过，粟特其他地区仍保持原有宗教信仰，仅在政治上一度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⑨即便是在撒马尔罕，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不多。726—727年，慧超在返归中国途中，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康国尚存一佛寺。⑩直到喀里斯坦(Kharīstān)之战(738)以后，阿拉伯人大破突骑施军，伊斯兰文化才开始在粟特地区占优势。(11)因此，康国女子面蒙黑巾，应是727年以后之事。
　　那么，《康国传》究竟反映了康国何时的情形呢?中国史籍关于康国历法的记述，使我们有可能判定《康国传》所记述史实的年代。
　　据《隋书·康国传》记载，在6世纪后半叶—7世纪初，康“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12)。《唐会要·波斯国》也记载：波斯国“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国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为岁首”(13)。显然，同事火祆的康国，其历法与波斯相同，也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所以，《通典》引韦节《西蕃记》说康国人“以六月一日为岁首……俗事天神，崇敬甚重”(14)。而《新唐书》则说，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这其中的原因，蔡鸿生先生认为是粟特历时差的缘故：粟特历一年差六小时，四年共差一天；为此，粟特历岁首每四年必须提前一天。所以，韦节《西蕃记》说“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杜环《经行记》说九姓胡“其俗以五月为岁”，到《新唐书·康国传》则变成“以十二月为岁首”了。(15)
　　如果蔡先生所考无误，那么粟特火祆历的岁首从六月一日移至十二月，至少需要150天的误差。以每4年差一天计，至少需要600太阳年。从韦节《西蕃记》成书(7世纪初)到《新唐书》成书(1060)无论如何也没有600年。
　　看来，《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历法不可能是火祆历。
　　康国历法岁首从六月移至十二月，当与康国改历有关。中亚诸国历法均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康国改历必与其宗教信仰的改变有关。8—9世纪，康国改奉伊斯兰教。可见，康国的“以十二月为岁首”之历，应当是伊斯兰教历(即回历)。
　　回历以354.3671天为一年，以公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元之始。所以，回历岁首可以出现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回历以中国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的年份有：回历18、19、51、52、85、86＼87、118、119＼120、152、153＼154、186＼187年，分别为公元639、640、671、672、704、705、736、737、769、770、802年。(16)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05、737、770、802年的1月和12月，均为农历十二月、回历岁首。就农历年而言，这四年都是连续两年的十二月为回历岁首。《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年代应是其中的某一年。从《康国传》所记康国习俗、宗教情形看，此时伊斯兰教已在康国有了初步传播，但康人尚未完全皈依伊斯兰教。712年，撒马尔罕才第一次屈服于阿拉伯人的政治统治；738年喀里斯坦之战以后，尤其是751年怛罗斯之战以后，撒马尔罕才逐步伊斯兰化。因此，《康国传》所反映的史实在年代上，705年当排除，似应是737—770年间之事。
　　从两《唐书·康国传》所记史实，我们可推定《康国传》所记史实不晚于754年。《旧唐书·康国传》记事最晚的一条是天宝十三载(754)康国王咄曷遣使朝贡(17)；《新唐书·康国传》则是唐朝册封咄曷为钦化王，且未注明年代。《旧唐书·康国传》系咄曷册封于天宝三年(744)；《册府元龟·外臣部》系于天宝三年七月，唯“咄曷”作“咄喝”。(18)
　　杜环《经行记》“末禄”条记：“其俗以五月为岁。”(19)末禄，即呼罗末禄珊首府木鹿(Merv)，是大食呼罗珊总督驻地。该地伊斯兰化已久，其历法为希吉拉历(回历)无疑。755—757年，回历以农历五月为岁首。在此期间，杜环适在木鹿或其附近地区。此外，《酉阳杂俎》卷10“物异”条也记：“西域以五月为岁。”(20)可见，在8世纪中叶，包括康国在内的中亚地区(西域)实行的历法是回历。
　　《新唐书·康国传》记述的年代如上所考，其记康国的宗教状况就显出许多讹误。
　　按《新唐书》所记，此时康国“尚浮图法，祠祆神”。此记是有疑问的。据巴托尔德研究，在萨珊王朝末期，佛教在中亚地区遭到排斥，祆教压倒佛教而取得统治地位。(21)贞观二年(628)(22)，玄奘途经飒秣建(康国)时，见当地“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23)。玄奘以佛法化度康国国王。但是，迟至726—727年，慧超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佛)寺，有一僧，又不解敬(24)。在此以后，康国等中亚诸国逐渐伊斯兰化，根本不可能又改宗佛教，“尚浮图法”。所以，《新唐书》此记不足凭信。《新唐书》编撰者很可能是根据玄奘以佛法化度康国王一事，推定康国此后必然“尚浮图法”了。
　　为了解释《新唐书·康国传》所记无误，高永久把康国“尚浮图法”解释为，此处的浮图“不一定是指佛教，而是指琐罗亚斯德教；此‘尚浮图法’乃是史官之笔误，因为字里行间并未出现一个‘佛’字”(25)。这个解释是非常牵强的。《旧唐书·康国传》明确记述康国“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可见，《新唐书·康国传》所称“尚浮图法”是指崇尚佛法。《旧唐书》所言康国“颇有佛法”仍与这个时期的康国仅有一寺，且又无人懂得教仪、教规的情况不符。
　　中亚粟特古城品治肯特遗址(又译喷赤干，距今品治肯特城15公里，位于撒马尔罕以东约60公里)即为唐代米国都城钵息德城。(26)在8世纪30年代，品治肯特曾纳入康国的直接统治范围。在唐开元十九年(731)四月，唐朝应康国王乌勒伽之请，封康国王子默啜为米国王。(27)苏联学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该遗址蓝色大厅东墙的中央位置，画有品治肯特的女保护神娜娜(Nanai)。她骑在一头背上披有花纹织物的狮子身上，身旁有乐手(或是舞伎)。在品治肯特宫殿遗址还有一幅壁画：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共坐在一个神龛内，他们的宝座置于椭圆形的地毯上，在男神的膝盖上放着一个象征太阳的黄色圆饼，饼上有狮面雕像，女神膝上放着一个象征月亮的蓝色圆物。神座下边男神一方是一峰骆驼，女神一方是一只山羊。(28)对于这些壁画的含义，苏联学者有很大的争议。1982年严苏联学者Г.А.普加琴科娃、Л.И．列穆佩认为，这些壁画的题材就其整体而言，不属于任何一个古代宗教的教义(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等)。(29)
　　Б.Г.加富罗夫则认为，在1947—1948年对品治肯特遗址的挖掘中，“最有趣的发现是用高度艺术的彩色壁画、木制圆柱和雕刻品装饰起来的拜火教庙宇遗址。在城外发现拜火教徒的墓地。根据现在发现的某些宗教仪式用具和壁画，可以断定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珊(桑)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差别。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的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与月亮)”(30)。
　　张广达师把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4518中的一幅画有两位祆教神祇的图画与品治肯特壁画的若干形象相参验，认为他们都应该是被纳入祆教的粟特神祇。(31)
　　汉籍的记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品治肯特遗址壁画的含义。在6世纪末，康国仍然信奉祆教。《隋书》记载：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32)。迟至726—727年，慧超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佛)寺，有一僧，又不解敬。(33)直到怛逻斯战役(751)后不久，杜环尚见康国“有神祠名祆。诣国事者，本出于此”(34)。甚至在伊斯兰教在中亚确立很久的10世纪，撒马尔罕仍有祆教的团体。(35)影响如此深远的祆教，必定在7—8世纪的粟特壁画中有所反映。
　　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也进一步说明祆教的流行。1933年，在粟特人的本土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发现了一批8世纪粟特文书。8世纪的穆格山地区，正处在粟特地区最大的国家——康国首府的附近。苏联学者对穆格山粟特文书进行了成功的解读。根据他们的研究，在穆格山文书中，记有两个负责祆教事务的官称，即mwγ pt-(chief magus，穆护长)和βγnpt-(lord of the temple，祠主)。姜伯勤先生在《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一文中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上述两个称呼分别相当于《通典》所记管理祆教的萨宝府视流内官祆正和视流外官祆祝。(36)
　　结合汉籍记述和中亚考古资料，我们可以认定，6—8世纪中叶以康国为中心的粟特地区，流行祆教；粟特的事火之道实际上是波斯拜火教与中亚当地流行的自然崇拜的结合。我们当以Б·Г·加富罗夫和张广达师的结论为信从。
　　2.关于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
　　多数中外学者对《新唐书·康国传》给出的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永徽年间，即650—655)没有提出异议。(37)《旧唐书·康国传》未记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按：高宗永徽年间，正值阿史那贺鲁叛乱，安西都护府由龟兹迁回西州。唐朝屡次征讨不捷，战争连年不断。直到显庆二年(657)，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才被平定。而且，永徽年间康国仅在永徽五年(654)四月与曹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记述这次朝贡时并未言及设置都督府之事。(38)如果在这次朝贡中仅在康国设置都督府，而弃安、曹国于不顾，这也不合情理。因此，唐朝似不可能于永徽年间在康国设立都督府。另据《册府元龟》卷九六六《外臣部·继袭一》：康国，“唐武德七年，其王曰屋(屈)本(术)支。显庆三年，其王曰拂呼发(缦)，是年，高宗列其地为康居府，以拂呼发为都督”。《唐会要》卷九九《康国》亦记载：“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拂呼发、拂呼缦肯定是同一人。康居都督府应当设置于显庆三年。《新唐书》所记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如果没有其他史料佐证，不足凭信。
　　3.关于康国至周邻国家道里
　　根据文献及考古材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唐代中亚诸国的方位。
　　隋唐时期，康国都城在今撒马尔罕市东北1.5公里的Afrasiab高地上。(39)泽拉夫善河从高地下流过。《隋书·康国传》称：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萨宝水当指泽拉夫善河。
　　史，《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阿拉伯—波斯语Kass、Kiss之对音。城址在今撒马尔罕以南75公里的沙赫里夏勃兹，为中世纪撒马尔罕至缚喝(Balkh)大路中途之大城。(40)
　　西曹，隋时曹也，国治瑟底痕城。瑟底痕之对音，当是Ishtīkhan，即今撒马尔罕西北百里的伊什特汗。(41)
　　米，又作弭秣贺，阿拉伯舆地学家记作Māymurgh，并称该地位于撒马尔罕之西南，当在布哈拉至那色波(即小史)的大路上。(42)实际上，《新唐书》所记之米国，应即撒马尔罕附近的Māymurgh，而不是那色波至布哈拉大道上的Māymurgh，其国治在撒马尔罕东南约70公里的喷赤干(详见本章“米国”)。
　　中曹，王治迦底真城。沙畹称：《大唐西域记》之劫布呾那，即曹国，应是中曹，即Kaboudhandjakath(43)，后者位于撒马尔罕以东2法尔萨赫(约12.5公里)(44)。托玛舍克则认为，劫布呾那当是Kapū-tānā/Kedud之对音，此观点已为学界所接受。(45)因此，中曹不应是沙畹所称的劫布呾那。
　　在确定上述诸城方位之后，我们发现《新唐书·康国传》所记诸城道里掺杂可疑之处。
　　《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距史150唐里，约合66公里(1唐里约合0.88华里)。(46)《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卷一百称，史国“西北至康国七百里”(47)。700(唐)里约合308公里。实际上，沙赫里夏勃兹在撒马尔罕以南75公里。《新唐书·康国传》少记9公里，已基本接近实际里程；《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之记多出233公里，显然误差太大。《唐会要》的记载出于鸿胪卿王忠嗣于天宝二年(743)四月二十五日所言。当时，唐玄宗询问诸蕃国远近，王忠嗣“谨按《西域图》”而上言。此《西域图》或指唐代许敬宗等《西域图志》(60卷，约撰成于658年)，或指王名远《西域图记》(660年六月十七日进呈)。(48)《新唐书·地理志》所据或同。
　　西曹地望与里程，《新唐书》所记与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基本吻合。(49)
　　米国方位，据阿拉伯舆地学家说，应在撒马尔罕之西南；这与《新唐书》所记(康国之东南)不一(详见本章“米国”)。
　　中曹方位，《新唐书》称在康国之北50里，约合44华里；阿拉伯舆地学家则称，Kaboudhandjakath在撒马尔罕以东12.5公里(50)。《新唐书》多记11.5公里，且在方位上与穆斯林之记也有出入。
　　①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
　　②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1集第6册，1915年。
　　③ 岑仲勉：《唐史余瀋》，中华书局1960年版；《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第6243—6244页。
　　⑤ 《唐会要》卷一百，第2125页。
　　⑥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第6262页。但是，《旧唐书·大食传》仅记大食“妇人白皙”，未记以黑巾障面之事。
　　⑦ 《唐会要》卷九九，第2105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第6247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五，第11686页。
　　⑧ W.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77, pp.185-187．
　　⑨ H.A.R.Gibb,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23, pp.46-48．
　　⑩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18页。
　　(11) [英]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伦敦1923年版，第81—85页。
　　(12) 《隋书》卷八三，第1848—1849页。
　　(13) 《唐会要》卷一百，第2118页。
　　(14)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王文锦、谢方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56页。隋炀帝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诸国，韦节等至罽宾、王舍城、史国而返，参见《隋书》卷八三，第1841页。
　　(15)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33页。
　　(16) 参见王焕春等编：《公农回傣彝藏佛历和儒略日对照表》，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9页。
　　(17) 《旧唐书》卷一九八，第5310—5311页。
　　(18)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第11346、11349页。
　　(19) 杜环：《经行记》，张一纯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60页。
　　(20)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31页。
　　(21) [俄]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42—43页。
　　(22) 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6页。
　　(23)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30页。
　　(24)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18页。
　　(2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0页。
　　(26) 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2辑，第66—75页。
　　(27)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新唐书·康国传》。
　　(28) [苏]Г.А.普加琴科娃、Л.И．列穆佩：《中亚古代艺术》，陈继周、李琪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
　　(29) [苏]Г.А.普加琴科娃、Л.И.列穆佩：《中亚古代艺术》，第63、67页。
　　(30) [苏]Б.Г.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31) 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龙巴尔、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54页。
　　(32) 《隋书》，第1848—1849页。
　　(33)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18页。
　　(34) 杜环：《经行记》，第8—10页。
　　(35) [俄]巴托尔德：《中亚简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36)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26—243页。杜佑：《通典》，第1105页作“祓祝”，失校。
　　(37)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6页；冯承钧：《附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62—67页；郭平梁：《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9—120页。
　　(38)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第11401页。
　　(39)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8页，注一，称，萨秣建国故址在今中亚撒马尔罕以北3.5公里的Afrasiab高地上。南京大学刘迎胜博士曾于1991年5月亲至该高地考察，他说，Afrasiab高地在今撒马尔罕中中心东北1.5公里处，参见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40)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8页；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第113—114页。
　　(41)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页译注3。
　　(42)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37页；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0—91页。
　　(43)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4页注4，130页注2。
　　(44)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1—92页。
　　(45) 同上。
　　(46)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47) 《唐会要》卷一百，第2135—2136页；《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46、1155页。
　　(48) 据岑仲勉考定，唐以前名为《西域图》的地理书有：东晋道安《西域图》；隋裴矩《西域图记》3卷(据《隋书·裴矩传》；《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作《隋西域图》)；唐许敬宗《西域图志》(《新唐书·艺文志》作《西域国志》)60卷。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中外史地考证》，第310—318页。按：裴矩《西域图记序》记：“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加之，该书篇幅仅有3卷，此书不大可能详列中亚诸国道里。另据《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第1568页)：“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但是，王名远《西域图记》不见《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参见《新唐书》卷五八，第1502—1508页。
　　(49)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页译注3。
　　(50)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1—92页注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