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敦煌学研究——敦煌学研究在日本

　　百年来，日本一直比较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将其主要的研究方面和成果简要地介绍给读者。①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当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时，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他并观赏了敦煌写本，随后便以《敦煌石窟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11期(1909年11月1日出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同时将这一消息传回日本，11月12日，大阪、东京两地《朝日新闻》同时刊出题为《敦煌石室发见物》的文章，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是日本对敦煌文献的最早报道，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当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虎次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函罗振玉加以证实，并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不久，罗振玉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人寄去了一批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还有罗振玉于190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些情况立即引起了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工作。1909年11月28～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片。内藤湖南等人还分别发表演讲，介绍对写本照片的研究情况。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就《摩尼经》残卷作了解说，内藤湖南讲解了《西州志》残卷。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1910年，任职北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笺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与此同时，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文物也陆续运到日本京都，从而更加促使了日本，尤其是京都“敦煌热”的上升。
　　1910年，敦煌劫余残卷运抵北京，内藤湖南得知消息后，随即提出了访书北京的计划。1911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派出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三位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青陵两位讲师组成的访华团来到北京。五人在北京逗留近两个月，11月2日返国。翌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位先生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由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12月5日的《朝日新闻》，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②
　　北京访书归来后，内藤湖南等人认识到，要想扩展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必须对收藏于欧洲诸国的敦煌、新疆收集品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1912年，京大派狩野直喜到巴黎和伦敦调查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他抄回了许多珍贵资料；同时，东大也派泷精一到欧洲调查绘画资料；1924年，内藤湖南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前往巴黎、柏林等地调查伯希和收集品；矢吹庆辉也曾两次前往伦敦，拍摄了许多斯坦因劫去的古写经；1931年，那波利贞前往法、德两国留学，调查欧洲之敦煌写本。他在欧洲2年，以巴黎为主并先后去过柏林和伦敦，调查敦煌写本收藏及著录研究情况，抄写了大量有史料价值的文书，这对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敦煌学研究者就是用这种“搜宝式”的方法搜集了许多敦煌资料，为此后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1912～1933年，日本学者大规模的欧洲访书活动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敦煌学的兴起到二战结束前，是他们搜集资料和探索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在佛教文献方面，矢吹庆辉先后出版了《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整理研究了大批斯坦因劫去的佛典写本，尤其是在藏外佚经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铃木大拙、宇井伯寿等人则利用敦煌新发现的禅宗典籍，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语录》、《楞伽师资记》等，开始对禅宗深入研究。在中国古籍方面，小岛祐马将其收集的子部书汇集为《沙州诸子二十六种》(1928年)。神田喜一郎编辑了《敦煌秘籍留真》(1938年)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1947年)，刊布了大批古籍写本的珍贵照片。在历史方面，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了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发表了一系列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如《梁户考》、《唐代社邑研究》、《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佛教寺院碾硙经营》、《从敦煌发现文书看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之钱谷布帛类贷借营利事业之经营实况》等文收入了1974年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仁井田陞对敦煌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4年以《唐令拾遗》一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37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42年出版《中国身份法史》，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和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绘画方面，松本荣一对大量的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出版了巨著《敦煌画之研究·图像篇》及《附图篇》，为敦煌绘画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只是时有零散的文章问世。从50年代中期开始，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主要原因：第一，在龙谷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长期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第二，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汉、藏文写本的缩微胶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第三，我们的文化宝库敦煌千佛洞对外开放，各国的敦煌学者能够亲临其境进行考察，如画家福田丰四郎就是大谷探险队以后50年第一个亲访敦煌的日本人。第四，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苏联孟列夫主编《亚洲民族研究所收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美不胜收的新材料。于是，1953年1月，由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等人发起，在龙谷大学成立了以石滨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和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8～1962年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六卷七册)，这一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与此同时，由文部省资助，铃木俊主持，在东京由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文书胶片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菊池英夫、池田温合编的第一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公文书》(1964年)，土肥义和编的第二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寺院文书》(1967年)，吉冈义丰编的第三卷《道教之部》(1969年)和金冈照光编的第四卷《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及解说》(1971年)，这些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一阶段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6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20世纪50年代亲访敦煌千佛洞后，以其考察见闻为基础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一文，还有他的《中国考古之旅》和北川桃雄的《敦煌纪行》等，都从不同侧面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了探索。1958年，当我国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访日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发行了《敦煌佛教美术特集》，刊载了藤枝晃、日比野丈夫、水野清一、桶口隆康和冈崎敬等人的文章，其中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以文书为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如50年代有仁井田陞、山本达郎和冢本善隆等人；60年代有藤枝晃、西村元佑、竺沙雅章和上山大俊等人。这一阶段，冢本善隆对敦煌佛教史的概说，牧田谛亮对中国伪经的研究，柳田圣山对禅宗典籍的深入分析等等，在佛教领域内继续发扬了日本学者的特长；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北朝隋唐史方面，以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最为著名，该书出版于1959～1964年间，是他研究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结果，被称为“建筑在古文书研究上的顶峰”。除此之外，有关田制和赋役制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如山本达郎对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复原和分析，填补了北朝均田赋税制的某些空白。又如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村元佑、西嶋定生、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以及租田、户税、差科等问题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唐代经济史的内容。其成果除散见于各种杂志外，还集中收入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66年)、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1968年)、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三卷(1974～1977年)、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75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年)等著作中。此外，菊池英夫从零散的唐代军事文书中找出了从行军制到镇军制的兵制转变过程。在西北史地方面，尤其是瓜、沙归义军史的研究中，藤枝晃继早年发表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③(1941～1943年)之后，又在京都《东方学报》上陆续刊出《敦煌的僧尼籍》(1959年)、《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1961年)、《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64年)、《敦煌历日谱》(1973年)等长篇论文，基本理清了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的脉络。其中《敦煌的僧尼籍》一文，根据敦煌文书提出，敦煌曾是一个特殊的佛教都市，这种把佛教史同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研究，是当时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倾向。另外，上山大俊通过对吐蕃统治前后佛教高僧昙旷和法成的详细研究，大大丰富了敦煌佛教史的内容。而竺沙雅章对敦煌的僧官制、寺户制和结社活动的探讨，展示了中晚唐以来敦煌佛教社会的景象，其成果已收入作者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年)。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入矢义高对王梵志诗、敦煌变文俗语词及敦煌曲子词等都有比较精辟的研究；金冈照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敦煌变文的文章；川口久雄则独辟蹊径，把敦煌文学与日本文学加以比较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三、近30多年的研究成绩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写本缩微胶片的公开出售，再加上世界各国敦煌写本或绘画藏品的陆续出版，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北京、伦敦、巴黎藏卷及其他一些藏卷的全部公开，使得力图在某一种文献上集大成的著作得以产生。如1978年和1979年出版的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图录编》，就是敦煌道教文献的集成著作。1979年出版的兜本正亨编《敦煌法华经目录》，则是专门整理《妙法莲花经》的结果。1979年出版的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分概观和录文两部分。概观是对中国古代籍账的全面研究，已由龚泽铣译为汉文，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它探讨了籍账制度的形成、发展、完成和崩溃，对户籍、土地、劳役、赋税等制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尤其对敦煌户籍与差科簿的整理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录文部分共收录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籍账、差科簿等文书300多件，它不但附有多幅图版及研究文献目录，而且在文书的汇集、缀合、校录方面较前人为优，是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献与唐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为了让学术界更多地利用本书所收材料，中华书局于2007年将概观与录文合并出版。1981～1989年出版的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汇集了作者关于中国佛教史方面的研究论文。1982年出版的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也是作者的论文集，其中有《敦煌的僧官制度》、《关于敦煌的寺户》、《敦煌出土“社”文书的研究》三篇论文的修订本。这三篇论文在敦煌僧官、寺院经济及社文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1983年出版的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之研究》对敦煌文书中的禅宗文献进行了全面校订。1990年出版的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一书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汇辑起来，共2623条，按时代录文，并附有编号、图版、录文出处和有关参考文献，是敦煌写本题记资料的集大成著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1987年出版的福井文雅《<般若心经>的历史的研究》一书，对已知各地收藏敦煌写本中的《般若心经》及各种注疏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注记，并对该经的名称和各种写本内容的异同，以及《般若心经》在中日历史上的变迁过程，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在专精的研究方面，正在陆续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丛刊可视为典范。该丛刊经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推荐，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由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一卷为《法制文书》，由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1978～1980年出版，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唐代律、令、格、式、判的残卷；第二卷为《籍帐》，由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合编，出版于1984～1985年，这是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基础上经补充修订而成的籍账、户口田地簿及差科簿文书写本的集大成者；第三卷为《券契》，由山本达郎和池田温合编，1987年出版；第四卷是《社文书》，出版于2000年；第五卷是《补遗》，出版于2001年，本卷是对前四卷出版后又发现文献的补充，补《法制文书》9件、《籍帐》30件、《券契》96件、《社文书》116件。收入该丛刊的每一件文书都有精心的录文和清晰的照片，并有详细的英文解说。每一卷前，有对这一类文书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研究论著，卷后还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继续发现及各收藏单位的陆续公布，该丛刊还不能说是对某一类文书的最终结集，但至少可以说是对前人的整理研究作了一次很好的总结。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如上山大俊、山口瑞凤、木村隆德、冲本克己、原田觉等人对中原汉地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利用汉、藏文写卷内容，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协会”和“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的成立。1983年4月，日本关西地区(京都、大阪)的五位对敦煌学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即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武内绍人、吉田丰，组成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他们五位虽然专攻方向不同，但在利用敦煌文献上却是一致的。再加上他们在英、法、美的留学研修，已分别在回鹘、于阗、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约定每月聚会一次，共同探讨上述各种语言所写文书的格式和一些双语文书、碑铭等问题，并准备合作刊布汉、藏、粟特、蒙古文本《善恶因果经》。这种集体的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的发展方向。
　　同时，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于1987年8月在龙谷大学成立。他们也由五位青年学者组成，即白须净真、关尾史郎、片山章雄、町田隆吉、荒川正晴。据称，该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以吐鲁番出土的各种资料为研究对象，围绕会员各自的研究课题，对文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讨。为了发表本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促进相互之间，尤其是与中国同行的交流，研究会还创办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该《会报》具有“通讯”的性质，出版周期很短，是了解日本吐鲁番文书研究的重要窗口。
　　从1980年开始编纂，由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讲座敦煌》，是一套使“全世界东洋学界瞠目”的多卷本巨著，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邓建吾、吴其昱、左景权、周一良、陈祚龙也应邀参加撰写个别篇章。全套《讲座敦煌》由冢本善隆、榎一雄、入矢义高、秋山光和监修，金冈照光、池田温、福井文雅任编辑委员，各分卷还设有主编。原计划出版13卷，后因时间过长，分卷及执笔者均有变动，最终合并为9卷，至1992年全部出版，即《敦煌的自然与现状》、《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与中国道教》、《敦煌汉文文献》、《敦煌胡语文献》、《敦煌与中国佛教》、《敦煌佛典与禅》、《敦煌的文学文献》。
　　《讲座敦煌》的每一卷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个别题目构成，分别由研究这个题目的专家执笔写作，如第二卷《敦煌的历史》共分11章：(1)汉魏时代的敦煌，榎一雄执笔；(2)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佐藤智水执笔；(3)隋唐时期的河西与敦煌，菊池英夫执笔；(4)吐蕃时期的敦煌，山口瑞凤执笔；(5)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土肥义和执笔；(6)回鹘与敦煌，森安孝夫执笔；(7)西夏统治时期，中岛敏执笔；(8)元代敦煌，大岛立子执笔；(9)明清时期的敦煌，松村润执笔；(10、11)从考古学上看敦煌(上、下)，冈崎敬和大岛立子执笔。因为由众人执笔写成，有些篇章不免流于泛论，但大多数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既能增加人们关于敦煌学各方面的知识，又标志着某些方面的研究水平，还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信息。
　　2000年，为纪念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在日本举行的第45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将“敦煌吐鲁番研究分会”列为会议的重点之一。同时，日本东方学会于2000年3月出版的《亚洲学刊》第78号还作为“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号”。该专号由池田温主编，发表了百桥明穗、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和吉田丰的论文，后面附有池田温《近年日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对日本的研究情况作了全面介绍。④
　　2009年，东洋文库出版了土肥义和所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的新研究》一书，本书收入了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伊藤敏雄、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荒川正晴、妹尾达彦、片山章雄、石田勇作、冈野诚、大津透、关尾史郎、石塚晴通、古濑奈津子、石见清裕、町田隆吉等学术新作，同时还收入了中国学者荣新江和王素的论文。它反映了近年日本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成果。
　　从2004年开始，京都大学在高田时雄教授主持下，每年召开一次“唐代研究”特别报告会，邀请有关学者演讲。《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⑤一书即为前三次报告的论文集，收入了六位中国年轻新锐的演讲稿，即陈怀宇《初唐时期佛教动植物分类——道宣<量处轻重仪>研究之三》、王丁《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一件出自交河的汉文摩尼教文书》、刘屹《<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品题和成书问题》、余欣《中国古代占风术研究——以柏林藏吐鲁番文献Ch3316为中心》、史睿《<显庆礼>所见唐代礼典与法典的关系》、冯培红《论唐五代藩镇幕职的带职现象——以检校、兼、试官为中心》。
　　2006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了由高田时雄教授主持的“西陲发现中国中世纪写本研究班”，并从2007年开始出版《敦煌写本研究年报》(高田时雄主编)，每年出版一期。从已出版的四期可知，主要发表日本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论文和资料，同时还发表一些中国学者的论文(主要是在日本留学和访学、讲学的学者)，如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第三号)、高启安《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三等次供食问题研究》(第四号)、余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小考》(第二号)、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兼论唐宋西夏的科举》(第四号)等。它是我们目前了解日本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
　　从2000年开始，日本新泻大学将敦煌学作为重点研究课题，除了出版年度研究报告，如关尾史郎主持的《敦煌文献的综合研究》(2001年)、《敦煌文献中的地域关系》(2002年)、《中国国内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历史学、文献学研究》(2005年)，还成立了“西北出土文献研究会”，于2004年创办了《西北出土文献研究》，基本上每年出版一期。该刊以敦煌、吐鲁番、简牍等我国西北地区的文献及出土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我们了解有关日本汉学研究的窗口。
　　① 荣昱：《日本敦煌学研究简介》，载《文史知识》，1988(8)；那向芹：《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9)。
　　② 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员北京访书始末》，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
　　③ 金伟、张虎生、李波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④ 张铭心译，载《敦煌学辑刊》，2001(1)。
　　⑤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