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敦煌学研究——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敦煌文献所反映的并不只是我国的历史文化，而是世界的历史文化。正是由于敦煌本身的国际性，使得各国的学者都要从主观上关注它、研究它，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又在客观上促使了对其整理、研究和国际交流。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收藏敦煌文献的国家，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曾举办过敦煌学方面的国际会议，都有许多敦煌学方面的论著。就其研究的主旨来看，中国学者在传统的四部书，尤其是历史、文学以及得天独厚的石窟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日本学者则在宗教方面独树一帜；欧美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在民族语言、历史研究方面建树较多。
　　第一节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几十年来，在敦煌学机构的建立、著作的出版以及敦煌学者的培养方面，都受到了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①
　　一、主要的敦煌学家及其著述
　　法国之有敦煌学，始于1899年邦宁(1865～1929年)的敦煌之行。1899年，法国考察家邦宁、法国驻印度支那公使副助理从北京出发，取道甘肃、青海、新疆，前往俄属中亚旅行，是年9月途经敦煌，参观了千佛洞，拓制了莫高窟保存的碑刻。1901年，他的游记《从北京到俄属土耳其斯坦旅行记》在法国《地理》杂志上发表，获自敦煌的碑铭拓片则交给沙畹考释、整理。
　　沙畹(1865～1918年)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大师，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法国敦煌学大师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
　　沙畹研究了邦宁带回法国的碑拓后，便据这批资料整理成《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一书，1902年在巴黎出版。该书包括《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唐姜行本纪功碑》、《唐李府君修功德记》、《唐李氏再修功德记》、《元莫高窟六体文字刻石》、《元重修皇庆寺记》等碑铭的译注，并附有图版。这些图版都是早期的拓本，损坏较少，故比较珍贵。
　　法国之收藏大量的敦煌写本则始于沙畹的高足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伯希和于1908年到了敦煌，运用欺骗盗窃之手段劫走了大量敦煌写本。他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重要的论文多经冯承钧汉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编。
　　马伯乐(1883～1954年)是与伯希和并驾齐驱的法国敦煌学研究者。在他所有的论著中(192种)，属于敦煌学方面的很少，但由于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敦煌学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资料唯一公开发表的录文、翻译与考释，所以马伯乐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杰出的敦煌学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吴其昱等人。
　　戴密微(1894～1979年)是法国当代敦煌学的代表人物，有的法国学者甚至将他誉为“法国敦煌学之父”。
　　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侧重于佛学，旁及敦煌变文俗讲。他的敦煌学代表作，乃世界敦煌学名著《吐蕃僧诤记》②，其内容是关于“中印僧侣于8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的史料。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P．4646《大乘顿悟正理决》的译注，分析了8世纪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汉僧摩诃(即大乘和尚)与印度僧侣莲花戒有关禅的一次大辩论。第二部分是史料疏义，主要研究了有关唐蕃关系的一批敦煌汉文写本。该书对唐史、吐蕃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戴密微还发表了《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敦煌学近作》、《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③等，并与香港学者饶宗颐合著有《敦煌曲》一书。
　　1973年1月1日，在戴密微的倡导下，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了第438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聘请戴密微指导。该组的宗旨主要有两项：一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另一项是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其中包括影印发表一批重要文书。该组已出版了三集《敦煌学论文集》(今后还要陆续刊行)，形成了目前唯一的一套西文敦煌学论著专集。
　　该组中包括苏远鸣、谢和耐、隋丽玫、华梅雪、杰尼、康德谟、戴仁、童丕等十余人。为了克服在汉文史料方面的困难，这个组不仅包括侯锦郎和吴其昱两位法籍华裔学者、左景权和陈祚龙两位旅法华人，而且还聘请饶宗颐、潘重规、苏莹辉等港台学者为客座研究员或合作者。法国对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归功于戴密微所创立的这个研究组的努力和推动。
　　谢和耐是戴密微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现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被奉为现代法国研究中国的代表人物。其敦煌学著作主要有《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荷泽神会禅师传》、《从敦煌写本中的契约看中国9～10世纪的专卖制度》、《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一项缓税请牒》、《有关敦煌旅行中租骆驼的敦煌写本》等，其代表作则是195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④一书。该书根据汉文典籍、大藏经和敦煌文书探讨了从南北朝到五代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梁户、社邑等都作了深入研究，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苏远鸣也是戴密微的弟子，他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均有较深的研究，另外还从事道教和佛教研究，曾与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合著《道教研究》四集，是三卷法文本《敦煌学论文集》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三、四、五卷和两卷本《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的编撰工作。另外还有《一卷敦煌壁画题识集》、《敦煌写本中的十二日历》、《法国对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对敦煌石窟中某些瑞相的描述》等论文。
　　梅弘理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佛教哲学和还愿文，发表有《慧思的生平和著作》、《<天台智者大师愿文>阿弥陀部分的研究》、《<佛法东流传>的最古老文本》等。
　　艾丽白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民间文学、六朝以来的小说和绘画，发表有《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押》、《论某些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一词》等。
　　戴仁曾任敦煌写本研究组主任、现为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是当代法国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的弟子，主要研究敦煌文书中的纸张、字体等，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1991年出版了《写本时代(10世纪以前)的中国藏书》，发表有《敦煌的册子卷》、《敦煌写本中的圆梦术》、《对标有时间的敦煌汉文写本的纸张和字体的研究》、《论已断代的敦煌写本之纸张和字体》、《研究敦煌文书的方法论》、《敦煌和吐鲁番写本中出现的武后俗宇》、《敦煌的经折装写本》等论文。
　　童丕是目前活跃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学者，以研究敦煌经济文书而著名。他早年在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和越南语，后入巴黎大学(索邦)研究欧洲中世纪史；1973～1974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留学；1977年，以1920～1930年中国的典当业为题，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进入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从事敦煌写本的研究。
　　他近年来发表了一批有关敦煌经济的研究论文，如《10世纪敦煌的借贷人》⑤、《从寺院的帐簿看敦煌二月八日节》⑥、《库车出土汉文文书》、《酒与佛教——8～10世纪敦煌寺院的酒类消费》、《6～10世纪中亚的棉花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的轨迹》、《12世纪中国的磨》、《饼状的红花——古代中国的一种染料植物》、《丝绸之路上的纺织业和织物——产地与交换的地理因素》等。另外还于1995年出版了《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⑦
　　法国科研中心敦煌资料组的华裔学者饶宗颐、吴其昱、侯锦郎、左景权对于推动法国的敦煌文献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吴其昱祖籍江苏，现已加入法籍。其敦煌学著作颇多，发表有《敦煌写本中的<珠英集>残卷》、《敦煌本故陈子昂集残卷的研究》、《甘棠集与刘邺传研究》、《有关唐代和10世纪奴婢的敦煌写本》等。他还把许多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著作译为汉文在《敦煌学》上发表。
　　侯锦郎是由我国台湾地区赴法的，现已加入法籍。其主攻方向是佛像、医学和绘画，发表了《论唐代的相面术》、《敦煌龙兴寺的宝藏》、《敦煌写本中的印沙佛仪礼》等。
　　左景权祖籍湖南，是左宗棠的曾孙。他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然后到法国留学。20世纪50年代后由吴其昱推荐给戴密微，到法国科研中心工作，2007年2月因病在巴黎去世。⑧他利用较长的时间编好了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初稿，并发表有《伯希和敦煌写本第3836号再整理》、《敦煌写本一瞥》、《<佛说生经>残卷的研究》、《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等论文，参加了日本《讲座敦煌》的撰稿，并出版有《敦煌文史学述》⑨。
　　祖籍我国湖北的旅法学者陈祚龙也是由台湾赴法的，他是一位多产的敦煌学者，出版了《悟真的生平与著作》、《敦煌文物随笔》、《敦煌学海探珠》、《敦煌资料考屑》、《敦煌学园零拾》等专著。
　　二、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伯希和于1909年返回法国后，即着手编写所获敦煌写本目录。1920年完成了目录初稿，共著录了1532个汉文卷子，即从2001～3511号，又从4500～4521号。
　　伯希和的这个目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但该目录有三个缺点：第一，他的编目工作比较潦草，对于他主观上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著录；第二，伯希和虽然是欧洲很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于阅读和认识我国四部书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的，因此一部分书名没有正确反映出来；第三，始终没有编出完整的目录。因此，王重民1934年到巴黎后，就开始编《伯希和劫经录》，该目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
　　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也有许多空缺处，并有许多笼统称之为“残佛经”、“残道经”之类的地方。1952～1955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谢和耐与吴其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写了2001～2500号汉文写本目录，这一工作于1957年获得了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的年度奖。但这卷目录在出版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拖了十多年才于1970年出版。其内容提要是经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隋丽玫、吉娜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魏普贤补充和修订的。该目录每卷著录书名，并记明纸数、高广幅度、行款等，凡近代学者有关著述亦附载于当卷之下。最后还附有索引多种及题记书影多帧。
　　《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目录》第二卷(2501～3000号)已由左景权和隋丽玫编写。由苏远鸣等人编写的第三卷(3001～3500号)已于1983年先于第二卷问世。第四卷(3501～4000号)和第五卷(分两册，收4001～6040号)也是由苏远鸣等人所编，并分别于1991年、1995年出版。第六卷将收入伯希和藏文写本背面的汉文文书和集美博物馆等处收藏的零散写卷。该目录比其他敦煌写本目录的著录都详细，除一般目录的编号、标题、内容、作者、尺寸、纸质等外，它还指出敦煌文献在通行印本中(如《大藏经》、《道藏》、《四部丛刊》等)的出处，并列出了有关该写本的研究文献出处。同时还有几个不同的索引，便于读者使用。
　　法国陆续出版了一套《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第一卷是吴其昱整理的《7世纪末未刊布过的道教经文(本际经)》，1960年出版；第二卷是饶宗颐与戴密微合作整理、编辑的《敦煌曲》，1971年出版；第三卷是哈密顿整理的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1971年出版；第四卷是饶宗颐的《敦煌白画》，1981年出版；第五卷是由麦克唐纳夫人和今枝由郎等影印发表的《敦煌藏文文书集》；第六卷是哈密顿的博士论文《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1986年出版。
　　伯希和劫往法国的敦煌文物，曾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第1卷——敦煌石窟》为名，于1920～1924年分为6卷出版，共收图376幅。1945年伯希和病逝后，由韩百诗主持其遗著的出版工作，拟出版伯希和新疆和敦煌考察所获文物27卷，其中18卷都是有关敦煌的，已出版了《敦煌织物》、《敦煌的幡幢和绘画》(风格研究、肖像研究各1卷)。1978年韩百诗逝世后，伯希和档案由旺迪埃—尼古拉负责出版。
　　在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绩是《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刊布。伯希和在敦煌时，曾对石窟的外景、建筑风格、经变画及故事画的内容和史实，特别是当时尚能辨认出的洞中题识(包括汉文、回鹘文、藏文、婆罗谜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以及历代游人的题记都作了详细抄录。100多年来，一方面，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伯希和当年记录下的许多壁画内容和题识已不复存在或辨认不清；另一方面，伯氏的记录是对敦煌石窟所作的最早和最系统的记录，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如归义军张氏政权第二任统治者张淮深全家于公元890年暴死，其原因何在?继任者又为谁?长期以来不得其解。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末尾，张淮深之弟张淮□，被议潮婿李明振题为“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西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1981年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一卷亦载其录文，而“张淮□”为“张淮鼎”。据有的学者研究，淮深为议谭子，淮鼎为议潮子，淮鼎为了和淮深争权夺利，便发动兵变，杀死了淮深，并继任了归义军节度使。千载坠史，终于明了。
　　正因为伯希和笔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从1981年开始，法国方面便陆续刊布出版。全部笔记共出6卷，每卷包括三个部分，即经过整理后的笔记刊本、笔记手稿真迹图版和当时拍摄的图片。这套丛刊是作为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十一卷而刊布的，由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负责，并由她们作序和前言。第一卷(伯编第1～30号洞)于1981年出版；第二卷(31～72号洞)和第三卷(73～111号洞)于1983年出版；第四卷(112～120号洞)于1984年出版；第五卷(121～146号洞)于1986年出版；第六卷及全套笔记的索引已于1992年出版。笔记刊本部分由耿昇、唐健宾翻译为中文，定名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2007年出版增订本)。
　　此外，法国还以各种形式出版纪念文集。如1964年戴密微70周岁，自法兰西学院退休，法国出版《汉学论丛》以庆祝其70寿辰；1974年戴密微80寿诞，法国出版《汉学论丛》第二册以资庆祝；香港1974年出版的《敦煌学》第一辑即为《戴密微先生八秩大庆祝寿专号》；1979年5月23日，戴密微于巴黎逝世，法国出版《敦煌研究文集》以资纪念。
　　1979年是伯希和诞生100周年，巴黎国立图书馆于9月20～28日举办了以“伯希和百周年寿诞和中亚宝藏”为题的展览，展出了伯希和从中亚携回的大量文物，还出版了《中亚宝藏》一书，主要是介绍伯希和的生平及其发掘物。同时，第438联合研究组于10月2～4日在巴黎召开了有世界各国学者参加的“5～10世纪高地亚洲写本和碑铭题识国际讨论会”，由于其重点是敦煌文书、题识和艺术，所以又通称为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法国、芬兰、日本、以色列、土耳其、联邦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民主德国、波兰等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共92人。法国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席、法兰西学院教授石泰安被选为大会主席，会议的具体工作则由敦煌文献研究组负责人苏远鸣主持。讨论会的文件和论文已于1981年作为《亚细亚学报》第269卷第1～2期的特刊号发表。⑩
　　三、对其他民族文字写卷的研究
　　敦煌遗书除了汉文写卷外，还有许多民族文字的卷子，如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佉卢文、梵文、回鹘文、突厥文等文字的文献，其史料价值并不逊于汉文文献，就西域、中亚史研究而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汉文文献。而法国在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很有加以介绍的必要。
　　伯希和劫卷中有大批的藏文卷子，原来估计有2000号，故伯希和把前2000个号空出来以备编藏文目录。现在看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因为在拉露小姐极不完整的目录中就已经编到2216号，目前仍在其他文种的写本中不断“发现”新的藏文卷子。据《敦煌藏文文书选》导言说，巴黎藏敦煌藏文写本有2500余卷，其中254卷是用两种或三种语言写成的。
　　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方面，法国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巴科。他曾受伯希和委托编写过敦煌写本目录，并与杜散、托玛斯通力合作，经过15年之久，于1940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1)一书，首次发表了一批敦煌藏文历史文书。巴科还于1956年发表了《8世纪五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北部的考察》一文，公布了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3号，即《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大震动，各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对这卷藏文卷子中出现的一些北方民族的名称进行了考证和注释。
　　在敦煌藏文写本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拉露小姐。她的主要功绩是编写出版了三卷《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一卷(1～849号)出版于1939年，第二卷(850～1282号)出版于1950年，第三卷(1283～2216号)出版于1961年。该目录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有全面地反映，如藏文佛经方面，对每一经文的外观，像纸张大小、颜色、新旧、抄写者的字体是楷书还是草书、墨汁颜色、有无红色字夹杂在字行中间，以及纸张的厚薄与软硬等，都有详细的记述。编者还特别注意了经文的主要内容，如“缘起”、“唯识”、“空性”、“到彼岸”、“禅定”、“十力”、“行为”等佛学中的关键词。此外，对于经文有无修改处，拼音有何特点，标点符号是否与后世通用者相符合等，目录也有一定的反映。现在看来，该目录还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之处，但目前仍是研究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必不可缺的工具书。
　　在1963年出版的《敦煌藏文本罗摩衍那故事》一书中，作者巴尔比将伯希和所获敦煌藏文写本《罗摩衍那》作了拉丁转写和法文译注，并刊出了图版。它与英国托马斯所刊斯坦因敦煌藏文中的四件写本一起，构成了今天所见全部敦煌藏文《罗摩衍那》古抄本。
　　法国当代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代表人物是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石泰安。他于1946～1947年曾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考察，后又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1954年和1966年曾两次对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察。其关于敦煌藏文写本的名著是《西藏的文明》和《汉藏走廊古部族》，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如《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书》、《神圣赞普名号考》、《敦煌藏文写本综述》、《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某些新发现》等。
　　石泰安20世纪80年代的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1983～1986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的系列文章《古代吐蕃文献汇编》第1～4集。公布并研究了一大批敦煌藏文写本，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由布隆多夫人领导的法兰西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配合，正陆续影印发表一批重要的敦煌藏文写本，作为《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研究丛书》陆续出版。在石泰安教授指导、今枝由郎协助下，麦克唐纳夫人和布隆多夫人已选编影印出版了两卷《敦煌藏文文书选》，若按其全名，应作《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第一卷出版于1978年，共58个编号，304页；第二卷出版于1980年，共111个编号，335页。据编者宣布，今后还将继续编选出版，一共计划出五大卷。该书的出版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得到了敦煌学界、藏学界的高度赞扬。石泰安教授在序言中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能接触到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的学者们才能得以对此进行长期和详细的研究。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是由巴科、托玛斯和拉露等人翻译和发表的。但不少译文都未附原写本的影印件。因此，除了专程去亲自查阅之外，无法考察其解读是否正确。”为了使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工作能取得迅速进展，为了避免由于年代久远或反复使用而使写本遭到可能的损坏，当务之急就是出版和发行这批资料。”编选目的“首先是为了使这些写本容易被人所接受，以便发现和澄清西藏文明中的那些不为人所知或很少为人所知的方面。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非佛教文书，同时也选择了一些对佛教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书。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好将其中那些已经发表过影印件的文书删去”。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的王尧、陈践已从此两册中选编译注了部分文书，编为《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1983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71年，为了纪念拉露小姐80寿诞，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西藏学论文集》(即《拉露纪念文集》)，麦克唐纳夫人在集中发表了30万字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1286、1287、1038和1047号考释，兼论松赞干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一般又通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该文在巴科等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布隆多夫人撰文称此著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法国近年来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大都是围绕此著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
　　在回鹘文研究方面，首推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哈密顿。他继承了沙畹等人的传统，成了当代世界著名的回鹘突厥史专家。1955年出版的《五代回鹘史料》(12)一书使用了许多敦煌汉文写本，此书成了沙畹《西突厥史料》的姊妹篇。1971年出版的《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译注》是他研究敦煌回鹘文书的主要著作。1979年在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敦煌石窟中的古突厥文写本》的发言，总结了法国研究突厥回鹘文写本的状况。尤其是1986年出版的二卷本巨著《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刊布了已发现的敦煌回鹘文写本，是近几年有关此方面研究的最大成绩。
　　在于阗文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伯希和就有所探讨，所著《于阗塞语中的几个西域地名》一文讨论了于阗文《沙州纪行》的若干地名。这件于阗文文书就是著名的“钢和泰藏卷”，可能出自敦煌，因收藏者钢和泰而得名。
　　“钢和泰”这一姓名的原文是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钢”是stael的意译，“和泰”则是Holstein的音译。1877年1月1日钢和泰出生在当时隶属于沙皇帝俄的爱沙尼亚地区，家庭是世袭的贵族——男爵，因此，他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钢和泰到了德国，在柏林大学和其他学校学习梵文和东方学。20世纪初，钢和泰在德国学成返回俄国后，受到了当时俄国著名东方学家谢尔巴茨科依和鄂登堡的器重，并曾问学于鄂登堡。
　　由于钢和泰曾去过印度进行学术考察，增加了对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兴趣。1916年，他途经西伯利亚来到北京，一方面搜集有关玄奘的资料，另一方面查阅蒙文和藏文的资料，因为当时的北京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中心。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因为钢和泰是贵族，就没有返回俄国的可能了，而他的经济来源也随之中断。经当时英国驻西伯利亚高级专员义理和的推荐，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聘请钢和泰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梵文、藏文和印度古代宗教史。其间除1928～192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外，一直在北京大学授课与研究，直到1937年初去世。由于20年代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故得收藏之便。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哈密顿便着手研究敦煌于阗文文献，发表了《关于钢和泰藏卷的研究》、《10世纪于阗突厥语中的不稳定鼻音》、《10世纪的仲云族》、《公元851～1001年的于阗王》、《论9～10世纪于阗年代学》等文，几乎涉及了所有重要的于阗文历史文书。
　　在粟特文文献研究方面，伯希和很早就有所注意，并与高梯奥合作研究，发表了《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等。其中《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是作为《伯希和考察团档案》之一种，于1920～1928年由巴黎保罗·古蒂纳东方书店出版。它对伯希和在敦煌所获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进行了全面整理，包括粟特文的拉丁字母转写、词汇及全部图版等。收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的还有《粟特语语法试编》、《10世纪梵藏对照词汇表》、《粟特语文献》、《粟特语吠桑檀罗本生故事研究》等。
　　《粟特语语法试编》是由邦旺尼斯特整理完成的高梯奥遗著，它主要是根据敦煌佛教粟特语资料，对粟特语语法进行了首次阐述，是敦煌粟特语佛教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由邦旺尼斯特编著的《粟特语文献》一书，将高梯奥所刊个别写本之外的所有伯希和所获敦煌粟特语文献作了外貌概述、拉丁字母转写、法文译注和词汇索引，是敦煌粟特语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著作。《粟特语吠桑檀罗本生故事研究》是邦旺尼斯特的另一著作，它是对高梯奥1912年所刊伯希和与斯坦因敦煌所获粟特语吠桑檀罗本生故事的修订再刊，同时还有对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的法文新译和对《粟特语文献》一书的订正。
　　1931年，伯希和研究了著名的《栗特古书简》，首次指出第二封粟特文书信涉及洛阳被焚事件，并认为年代属于公元2世纪中叶。
　　1979年出版的邦旺尼斯特《粟特语研究论集》是作者有关粟特语文献等方面的论文、札记和书评的选集，其中收有多篇研究敦煌粟特语写本的文章。
　　综上所述，法国所藏敦煌粟特文文献的主要研究者为高梯奥和邦旺尼斯特，他们都发表了许多有关敦煌粟特文文献的研究著作。此外，戴密微早年也曾对此有所研究。哈密顿还从敦煌藏文文献P.1689和1859A中发现了用粟特文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又恰逢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因此法国方面便采取各种措施予以纪念，其中由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十一卷就作为“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100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该专号共发表敦煌学论文8篇，除荣新江的《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为翻译稿外，其他都为法国学者的论文，即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戴仁《<大随求陀罗尼>的早期刻本》、穆瑞明《老子与浮屠的“厨经”》、王微《禁食酒肉——从敦煌文书看中国佛教的特性》、童丕《酒与佛教——8～10世纪敦煌寺院的酒类消费》、茅甘《西北边疆的动荡》、谢萧《为弃教者祈祷——吐蕃历史残卷研究》。(13)
　　与此同时，在中国出版的《法国汉学》第五辑也作为“敦煌学专号”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戴仁在“前言”中就说明了本专号的主旨：“本辑选定在今年出版并非偶然，需知今年是王圆箓发现莫高窟第17号洞窟所藏文献的100周年。当年伯希和是法国远东学院的一个年轻学者，如今法国远东学院选定今年出版本辑，意在表明伯希和参与开创的敦煌学研究在法国依然生气勃勃。”本辑共收法国敦煌学者的论文9篇，即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赝品》、石内德《敦煌文献中被废弃的残经抄本》、苏远鸣《中国避讳略述》、童丕《从寺院的帐簿看敦煌二月八日节》、王微《春祭——二月八日节的佛教仪式》、艾丽白《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动物丧葬活动》、茅甘《论唐宋的墓葬刻石》、马克《敦煌数占小考》、彼诺《西域的吐火罗语写本与佛教文献》，另有瑞士学者安·克丽丝蒂娜·谢勒——肖布《敦煌与塔波古藏文写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后附《法国学者敦煌学论著目录》。
　　总之，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精品居多，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物也多为上乘之作，其敦煌学研究也是成果突出，特色鲜明。
　　① 黄振华：《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2)；耿昇：《法国敦煌学研究概况》，载《西北民族文丛》第3辑，1983。
　　② 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③ 《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④ 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⑤ 《法国汉学》第三辑，60～1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⑥ 见《法国汉学》第五辑，58～106页，中华书局，2000。
　　⑦ 余欣、陈建伟译，中华书局，2003；刘进宝：《童丕<敦煌的借贷>评介》，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
　　⑧ 柴剑虹：《怀念左公》，申国美：《左景权敦煌学论著目录》，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⑨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
　　⑩ 耿昇：《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概况》，载《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
　　(11) 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
　　(12) 耿昇、穆根来译，新疆人民出版杜，1986。
　　(13) 余欣：《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远东亚洲丛刊>“敦煌学新研”专号评介》，载《敦煌学辑刊》，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