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垃圾堆里的发现

　　前面讲到的发掘情况清楚地告诉我，这个遗址的古代房屋内，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已被它们最后的主人或者在他们离开后不久被清扫过了。很明显，我今后的考古发现必须寄希望于遗留下来的垃圾废物。这个希望在营地北面废墟的勘察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当时，我发现有半打以上的古代建筑群，散布在南北大约3.5英里、东西超过2英里以上的地区。在一个倒塌严重而且很不起眼的废墟内，我碰见几块暴露在外已经发白的木板，而且稍微一挖，在半小时内就发现了近30块有字的碎片。其中有两块很新奇，虽然很小，但并不能减弱我的兴趣。一块是一个窄木板的碎块，上面有汉文；另一块是一小片精致的皮革，也是碎块，上面有一行记着日期的佉卢文字。这些出土物预示有一处丰富的宝藏。由于这个废址在北面将近2英里处，我决定把营地搬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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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早晨，当人们正忙着转移时，我抽空去详细考察营地上方的小佛塔。初看起来它坐落在一层底座上，半圆形的顶部高约7英尺；底座13英尺6英寸见方，高6英尺6英寸。但是仔细地观察原来的地面，我觉得在长着红柳的大沙包南面斜坡上现在所见到的部分，并不是佛塔的全部。事实上，在清理掉被强劲的风力堆在东边表面的沙土时，我发现了下面的第二层平台，也是正方形，每边比上一层伸出3英尺，高6英尺。这样，整个佛塔的高度约20英尺。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见到了这个佛塔的顶盖同底座的安排比例和汗诺依、木吉、皮雅曼所见到的佛塔废墟非常一致。砖块的大小(约22英寸×17英寸×4英寸)也和那些建筑用的几乎相同。塔顶中央的塔尖已经缺损，它只有一英尺见方，且因西面的土坯被挖掉而敞开着。这种“寻宝人”所干的业迹，也表现在上层底座被挖开的两个大洞上。在这个玄奘所谓朴素的“纪念塔”里，如果有什么舍利之类遗物也早已被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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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所期望找到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在往下发掘的下一座废墟里，找到了出乎意料非常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的宝库。从表面上看，这间墙壁半倒塌了的屋子里，没有一点藏有古物财宝的迹象，它的面积是23英尺×18英尺，是这个朴素住宅的西头一间屋子。但是当循序渐进的发掘工作从这个房屋的西北角开始时，掩藏于各种废物里并与之混杂在一起的一层又一层木牍立即向我露出了真相。我已挖开一个似乎是多年积聚起来的垃圾堆，而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其内容我们也可称之为古代的“废纸”库。
　　在原地面上堆积约4英尺高的不仅是沙子，还有结了块的垃圾，从其中发掘出了一块又一块的木牍。这些文献都是木头的，总数最后达到200块以上。发现它们时都零散地混杂在破陶片、麦草、毡片、毛织品和皮革碎片以及其他废物层中。很明显，这些厚实的各种残留物在许多世纪的岁月中已经硬化，为自己提供了最好的保护，从而避过了风暴的侵蚀。但这个废墟的其他部分却遭到了严重的风蚀。因此，为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提供的非凡保护作用，我们应主要归功于这个令人讨厌的混杂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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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理这间房屋(N.XV.)的辛勤劳作中，我有充分的理由用以上的想法慰藉自己。一当理解到屋中堆积物的独特性，将各种物品被发现时的相对位置精确地记录下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它将有助于今后确定年代顺序，而且可能有助于弄清各种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些有文字的木板在运走和打扫干净之前，要细心地排列登记下来。在手指半冻僵以及挖掘废物堆时扬起的灰尘被东北风吹得满天飘扬的情况下，做这件工作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3个漫长的工作日，我闻够了许多世纪之后仍然刺鼻的臭气，也吞进了大量的幸亏如今已死掉的古代细菌。可是大量的古文物给了我足够的乐趣，使我不去理会这点小小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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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古代文献都是从古代的干杂草和脏东西中找到的，其形状、质料不同的程度，绝不亚于其保存完好的状况。最初几个小时的劳动报酬，是发现了写在皮革上的完整的佉卢文文书，在这里一共发现了两打刮制平整光滑的长方形山羊皮，大小各不相同，最长的有15英寸，都被卷成小细卷，但很容易打开。写在里边的佉卢文字，书法工整，黑色墨迹仍很鲜明。每件文书的开端都有我现在已可以准确读出来的套话，与以前不大清楚地写在许多楔形木牍上的一样——“遵照大王陛下的谕令而写”。这些都是官方文件，现已无可怀疑。其中大多数我可以看到日期，但只有月和日；而在暗色的背面上的单行文字，则写明地址，从中我可以认出一再出现的两个人名或者官衔。然而谁是这些和另外许多文件的接受者?他是行政管理人员，或仅仅是这古代住宅区的办事人员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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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开它们的内容不提，这些文书之所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在于它们是首次发现的一个通行印度语言和文化的居民区中使用皮革作为书写工具的。不论在宗教信仰方面会出现怎么样的反对，但显然它们对这个地区虔诚的佛教徒与对克什米尔正统婆罗门一样，都没有什么影响。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婆罗门教徒就一直用皮革封面保护他们珍贵的梵文经典。这种古代文书所使用的皮革都经过抛光，说明了制革技术的广泛应用。那些空白的小碎块，肯定是切割整张羊皮剩下来的，随后就扫出了办公室，这在垃圾堆里找出很多。发现的一支古笔，是用红柳木制成的，也是在同一个废物堆中找到，它有助于了解那个年代办公的条件。骨头做的圆笔头或许是用作摩擦抛光器的。
　　这些有趣的小工具，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大量佉卢文木牍提供的信息相比。从N.XV.出土的许多保存完好的木板上面都还保留着泥封印和捆绑它们的绳子。在这里肯定是用木头作为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且特别幸运的是我能够在这里十分肯定它们的使用方法。楔形木牍看来很适合传达简短的信息，总是由大小相同的成对的木板组成。这些成双的木板一头被切成方形，另一头则是尖的。靠近尖端有一个穿绳的圆洞透过两层木板。文字写在下面一块的里面，上面的一块作为盖板保护着它们。如果信息长而需要接着写下去，则可以继续写在盖板的里面。盖板方头的一端较厚，在鼓起来的部分，表面上匀称地刻着一个正方形的窝，是供安置泥印记用的。一条麻绳穿过尖头的绳孔然后在近乎方形的一端即右端扎紧，有几条绳槽与盖印记的泥窝相通，绳子经槽扎成规则的十字交叉，随后在窝内填上泥土，将十字交叉的绳子压住。当发信人的印记盖在泥巴上后，不弄破封泥或不割断绳子，就不可能分开这一对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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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简单介绍的这种巧妙的办法，可防止擅自拆阅而保证写在两块板里的信息绝对安全。如果收信人想在读完内容后继续保留好泥封印而且使两块木板照原样扣紧以便作为记录保存下来，只需将靠近绳孔的绳子剪断，下面的木板就可很容易地从泥封印下面绑好的绳子里抽出来。看完后再照原样插进它原来的位置，这正像我们现在仍能做到的一样。通常上面木板的正面，泥印记的右边出现收件人的名字，下面木板的反面，则可以见到一些不同笔迹的记录，可能是收信官员所做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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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N.XV.找到的长方形木板使用的扎紧的方法，也都是很巧妙的。我在这里发现的成对木板，很清楚的在下面的木板上每一个较短的边上都有凸出来的棱边，棱边之间恰好放上一块盖板，盖板正面中央臌起来的部分，有一个用于盖泥印信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窝，在这里也有一根绳子横绕过两块木板，位于泥印下面，以有效地防止任何非法的柝封和阅读写在两块板内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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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抽出大量篇幅在这里即使是简短地介绍与这些古代木制文具有关系的全部奇特发现。但是对于在一些木板上发现的仍很完整的一系列奇特的泥印记，以及其中一些被我的朋友安德鲁斯先生精确地画出来的内容，应该给予一些注释。从历史的观点看，它们值得格外地重视，因为它们为古典的西方艺术对遥远的和阗的影响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使我格外惊喜的是，在清扫整理发现的第一颗泥印记时，我认出了上面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像，她拿着盾和闪电，是一幅古老的艺术形象。这种特殊的印记，以后屡有发现，虽然没有像这块盖板上的一样清晰。它可能属于直接管理这个居住区的某位官员所有。还有一颗较大的印记是一个形象完整的纯古典素描的裸体像，可能是古希腊爱神伊洛斯。另一个雅典娜，一个站着的伊洛斯，和一个可能是主神宙斯之子的赫拉克里斯像，也作为希腊诸神像的象征发现了。在另外的印记上，还出现了有立体感的、像是野蛮人的古典男、女头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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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在约特干废物层中找到的类似的石雕一样，同样也无法确定这些泥印信中，哪些是在和阗地区雕刻的，而哪些是从西方或者亚洲其他受到古典艺术影响的地区输入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弄清使用这些印记的人的职务和住地，但无疑这些盖有印记的文件是来自这座古代遗址的周围地区，或者至少也在和阗王国领域之内。由于文书的年代能够精确判定，因此这些印记对我们来说，其价值远远超过那些有机会得以幸存的原始印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我们早已知道，这种古典艺术曾传到大夏(巴克特里亚)以及印度西北部的边缘，但却从来也没有料到它会传播到如此遥远的东方，几乎到了西欧与北京的正中间。似乎是为了象征西方与东方影响的奇妙结合，有块木牍上在一枚带汉文篆字的印记旁边，就是一个带着明确无误的西方形式的头像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