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木牍和皮革文书的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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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刻铭记着这些古代文献记录的重要历史意义，从上述那个废物堆里陆续找到的每一块新的佉卢文文书，都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其文字和内容。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要译解这些文化财富需要很多的时间和辛勤的劳动，但自从我回来以后，有许多繁忙的事务需要料理，再没有时间去对发现时以及后来在旅途短暂休息时所做的初步研究进行补充。然而，多亏我的朋友、大英博物馆的拉普逊先生的热情关怀，我曾暂时把全部古代的收集品委托给他，他欣然同意担负起研究所有古代佉卢文文书的责任。对这些文书的研究工作，去年他即以学者的热忱和智慧开始着手，但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完成。不过这项工作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已足够让我(经他的允许)对某些主要成果做出粗线条的概略描述，并介绍其中一些奇特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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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十分兴奋的是，我对这些文书所用的语言和一般特征所做的初步结论，经拉普逊先生的辛勤劳动已得到完全肯定。他在对大量的木板和皮革佉卢文书进行精确的分析研究后，现已可以正式确定，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印度中部和北部的一种古代方言，且混杂着大量的梵文语词。这些梵文语词尤其常见于开端的引言以及信件和报告的其他套语中。的确，即使在现代，印度方言书信中的这类地方，也常使用大量的古典语言的词语。至于这大量文件的内容，正像初步推测的那样，都是公函之类，其中发给地方官员有关行政治安事务、申诉、传唤、安全措施的命令、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件占很大一部分，其他也许是支付和申请的记录、协议和契约等。写在单块形状不规则木板上的内容或许是账目和劳动者的名单等，通常在字行末尾有数目字。
　　详细的译解工作格外艰辛困难。佉卢文文书字迹非常潦草，其使用的古代方言的发音令人迷惑费解，但我们已从那些可以确切译解出来的部分得到许多有趣的发现，如以其名义发出命令的统治者的称号(Maharaja，Devapatra“天之子”)，再如那些比较精致的文件的署明日期方式等等，全都纯粹是印度式的。很明显，它们与公元1世纪统治着印度西北部和阿富汗的贵霜王朝或印度-塞人诸王时代的术语是一致的。大多数发出和接受这些文件的人，都是纯粹的印度人名字，其中发现了一个名叫“贵霜-耆那”的人，似乎是突出表明与西南远方印度-塞人领地有着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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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姓名大不相同，有一些官衔显然是非印度的，如Chodho、Shod-hoga、Kala等；但我们也见到了与古代印度命名法相似的头衔，如rajad-vara-purasthita(皇家法庭庭长)、dibira(秘书)等。lekhaharaka，驿差，经常用的是梵文名称。函件中常见的开场白及其老一套的祝词和尊称如priyadarshana，devamanushya-sampujita，priyadeva-manushya(神人共敬的)等等，以及在问候收件人身心俱佳后彬彬有礼的请求，全都保持着优雅独特的古风，就像我那些克什米尔的梵学家朋友信中的用法一样。但在另外一些函件中却发现一种十分粗鲁、专横的语言，如某些官员的“指令”中，下令按照某个特别的清单呈交宣誓书、提出可靠的证人、拘捕某些人等等。
　　有些小文书具有特殊的意义，如一块年代注明是Jitroghavarshman王第九年的木牍，讲的是佛僧Anandasena的奴仆Buddhagosha典当或抵押一些家庭用品的事。其中详细列出了物品清单，并以一种目前尚待确定的钱币标明了其价值。有意思的是，清单中除绵羊、器皿、羊毛织物及其他一些用品外，还列有一种Namadis。看来，这很可能就是有关如今在英属印度常用的“Numdahs”小毡毯的最早记录了。直到今日，这种毡毯仍是和阗家庭手工业的一种专门产品，每年大量出口到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另一份文书记载了这个地区所有的Shodhogas和Drangadharas(显然均为地方官)都在抱怨缺水。许多木牍似乎都与灌溉用水的争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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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牍文书中屡次出现“Khotana”一名及其行政官员，不仅说明和阗按照现今发音的名称有多么古老，而且说明此居民点所在地区是古于阗王国的一部分。很有趣的是，除了这个古代的通用名称，我们还从玄奘的记述中找到了完全相当的Kustana(ka，瞿萨旦那)一名，这完全有可能是哪位有学问的高僧根据梵文词源，对当地地名的不同译法。这位虔诚的朝拜者在提到这个名称时，还谈到了有关的神奇传说(瞿萨旦那即梵文“地乳”)，似乎是提醒我们这个废址位于耕作区的边缘。木牍中反复出现梵文词Dranga(边防站)，这个词的正确意义是多年前我在克什米尔初次阐明的。许多文书段落都证明佛教信仰在当地人民中广泛传播，有一块木牍清楚地列出了佛陀、阿罗汉以及其他佛教诸神的名称；而另一块木牍上，收件人被有礼貌地尊称为“菩萨的化身”。
　　与译解工作中发现的一些事实同样有趣的是，发现了各类木牍都有其正式的名称：楔形木牍一律称为kila-mudra，意即“封楔”；有柄的“写板”用作档案卷宗称为stovana；长方形木函称lihitaka，意即信函；皮革文书称为anadilekha，意即谕令。很明显，古代行政机关的文书与现今的印度绅士们一样，对官僚政治的区分法有着很强的识别力，他们绝不会弄错要用“八开笔记本”记医疗帐，用“大张纸”记“采购账”，而用小条子做“公务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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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供的简要叙述足以说明，这些佉卢文书使我们发现了早期中亚历史上几乎已完全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的许多生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很自然，由于内容本身的性质，以及在印度本土完全失去了类似的古代文献的情况下，全部译解它们势必是件缓慢而艰巨的工作。尽管许多有价值的情节我们还没有发现，可是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绝大部分文书使用的都是一种印度语言，再加上其非宗教性的特征，明显地证实了玄奘所记及藏文经典所载但至今很少有人相信的当地古代传说，即和阗这块领土在公元前的两个世纪内，曾被旁遮普极西北部坦叉始罗即希腊语中的塔克西拉人征服统治。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实，因为在印度境内，只有过去曾以坦叉始罗为中心的那片地区使用过木牍上的这种佉卢文字。仅用佛教的传播并不能充分解释木牍上的语言和文字，因为根据现有资料看来，佛教带到中亚作为宗教语言的是梵语，而文字则是婆罗谜文。
　　这似乎很奇怪，这些废墟地处遥远北方的蛮荒之地即印度民间传说中含糊提及的“广阔的沙海”，却竟然提供了用一种印度语言写成，比印度本土任何文字资料(如碑铭)都要古老的有关日常生活的记载，看上去十分奇怪。但从一开始，就有大量证据证明有关其年代的推断是正确的。如前所述，这些写在木板上和皮革上的佉卢文字，与贵霜诸王碑上的古字体非常相似，其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无疑主要是在纪元之初的两个世纪里。这个论据被另一个废墟N.VIII.中的发现所充分证实。那是一块古代木板，在佉卢文旁边有几行婆罗谜文字，它独特的书写特征明显地说明是贵霜时期的字体。铜钱也是具有同等说服力的证据。我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中国铜钱，都是东汉时期(公元220年止)铸造的。最后，除皮革外木板是唯一的书写材料，又是一个有关年代古老的证据。虽然在中国新疆使用纸张最迟是从公元4世纪开始的，可是我从所有的房屋废墟中以及废物堆中并没有找到一小片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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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使我特别满意的是，除掌握了手头这些资料之外，又从一个新发现中找到了我久已盼望的年代方面的确切证据。这个证据来自一些写着单行汉文的小木板，在N.XV.最后共发掘出40多块。通过在喀什噶尔以及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初步研究检验，说明它们的内容似乎包含有简短的命令，主要是有关某些特定人物的活动、逮捕他们或允许他们通过某某驿站等等。文书中提到古代地名库车、鄯善、疏勒或喀什噶尔，还谈到两个大月氏即印度-塞人，是具有相当重要历史价值之处。然而，只有在著名的汉学家布歇尔博士抽时间研究了这些中文木版文书时，才在其中一块上面发现了准确完整的年代(也被我的朋友沙畹教授所证实)，明确无误地指出是晋武帝泰始五年即公元2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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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佉卢文书所记年代与文书所在垃圾堆的相关层次认真对照，可以推断出许多重要的时代情节。因篇幅所限，此处无法对此进行讨论，但应指出具有较普遍历史意义的一点：从中国史书上我们得知，清朝对天山南部的统治在东汉时期(公元24—220年)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以后遭到撼动，在一些比较衰弱的朝代更曾长期被严重削弱，直到公元618年唐朝卷土重来。不过说到西晋第一个皇帝武帝(公元265—290年)，史书明确地记载他曾胜利地在中国西部边远省份重建统治地位，而前述发现充分地证实了这一记载，表明中国驿站当时曾存在于这个古老的居民区，而且还可能也存在于和阗属地的其他部分。由于这些废址绝不可能在西晋武帝之后许多年仍有人居住，因此我们揣测这里之所以被遗弃，必定与中国统治势力的撤退而在这个地区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巨变有关。
　　然而，无论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变，在这个废物堆里却有与中国商业交往的充分证据。混杂在废物中的精致的漆器碎片以及织造精美的丝绸，只能来源于帝国遥远的东方地区。破裂的绿色和黄色的琉璃碎片，有很大的透明性，与从其他遗址中找到的粗糙物品大不相同，它们也是外来品，来源尚未确定。但一枚用中国瓷器制成的印章，明显地说明它不是本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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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绝大部分物品都是当地手工业制造的。混杂在各种破陶片中的物品有棉布和毛织品残片，有的上面还有精美的图案和色彩；皮鞋和红色女便鞋的遗存，很像现今当地人仍爱穿的软皮便鞋；还有木制的筷子和锭子、马形木梳、骨制汤勺和其他家庭用品。很多羊膝关节骨被染成红色和黄色，说明骰子这种简单的娱乐品在当地很受欢迎。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枚现今印度仍流行的特殊的长方形象牙骰子，四面刻着圆形的窝。
　　当这个废物堆全部被清理出来后，在屋子的一角发现了圆形的泥土平台，直径5英尺，高3英尺，中间凹有10英寸深。尼雅来的人立即肯定这是一个花床，现今富有人家仍这样用水和湿叶来保存鲜花。如果这种设置确实是用于这个目的，那么在这些废物围绕着它堆积的全过程中，它应该都在继续使用着，因为在凹槽里只发现了流沙。
　　这个建筑物的其他屋子显然早已被人清理过，然而在这儿的寻查并非完全没有收获。在与N.XV.相连的一间房子被沙掩埋着的墙角里，我看到一堆麦草，下面有一片草席，应是从屋顶落下来的。有的麦草秆上还保留着完好的麦粒。可惜现在身边没有了在丹丹乌里克时吐尔地的那匹马，不能验证这古代麦草的饲用价值。而我的不寻常的老向导、在营地里被称为“塔克拉玛干的长老”的人，正好此时从和阗来到了营房。他的到来受到了我的欢迎，因为他并非是来抢掠古物，而是给我带来了久已盼望的已在邮局压了一个多月的邮件和各种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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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后来在这个遗址上探察的各个废墟，它们分散成各个孤立的小聚落，分布在一个半圆形的区域，延伸到第二个营地北面一英里半处。这些发掘虽都很有趣，只是手写文书数量较少，但不管怎样两打木牍总算是一份重要发现。在最北边的一群住宅中的一间屋子里，我找到的小木板上写着前述那种婆罗谜文字。在同一所住宅里，还发现了粗糙的梁托上雕有木刻花纹，其花样、装饰风格和古代犍陀罗的希腊佛教雕刻有着十分近似的联系。艺术性较差而具有显著特色的遗物，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发现的木头靴楦，还有一个被最后的主人遗留下来的碗橱。向东数百英尺，靠近一些大沙包处，可以明显地看出围绕着一个48英尺见方的涝坝的破堤岸，曾以树荫遮蔽过水面的一棵白杨，其干枯变白的12英尺高的树干仍矗立在堤旁。
　　2月13日，我完成了对埋在沙漠下面有迹可循的每一个废墟的探察工作。从废址北端3英里外的高沙梁上，用望远镜向远处的沙漠中搜索，再没有发现建筑物的遗迹，只有光秃秃的沙包夹杂着一些黄土坡。我现在可以满意地离开这个迷人的遗址了，它已向我献出了极其丰富的古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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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此停留的绝大部分时间天气都很好，夜里和早晨清冷，最低气温通常都在6—9℉。2月11日，天气特别晴朗，助理测绘师锐利的眼睛清晰地看到了尼雅南面大约120英里处的雪山。但是我很清楚，沙漠中的工作能有如此良好的条件，是不可能持久的。我想，在风暴季节到来之前，还有许多遗址尚待探察，因此，应该尽早出发前往新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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