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奴的转嫁多妻制
　　在游牧民族中这种转嫁多妻制，在西亚之塞提亚人、阿兰人，乃至粟特中均未发现有这种制度。最早发明这种制度的只有匈奴，根据前面从汉宫送公主和亲匈奴，后又降匈奴的一行说之说法，之所以匈奴单于死其阏氏及后妃均须其继位者继承，在民间，兄弟死则其余兄弟则须承娶其妻而妻之，在汉族则认为是乱伦，一行说则为匈奴此一制度辩护：“谓是保持匈奴种族之单一、纯洁性”。
　　这种说法显然是以男性为中心，就男性血统看确实合乎其想法；但“血统”不可能以单一男性为限，女性之遗传占有遗传一半的份量，就此而论一行说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从历史事实看，匈奴之所以有转嫁多妻制之目的，仍是为了解决寡妇的生存问题。因为游牧民族作战伤亡很大，为解决寡妇问题，所以以法定方式，规定了承养寡居的妇女的义务人，虽然背违汉人习惯之家庭伦理；但另外创造一种社会伦理；同时，老弱妇女为匈奴后勤的主要力量，这也是组织其后勤力量的国防力量。所以这种制度普遍通用到中国早期北方草原民族，尤其他到了中亚殖民时，仍是保留了这种制度，诸如突厥、乌孙，乃至影响到了阿拉伯的游牧民族，而后竟然也形成了伊斯兰教国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
　　(二)匈奴的主要婚制
　　匈奴为了不能同族通婚，特别培植以外族姓的“贵人”，一方面为联姻传承，一方面又形成其军政体制。帮助匈奴作战的将军，作行政辅臣，又使军政与婚姻相关联，形成匈奴的团结力量。
　　匈奴单于尽可能争取国外联姻，其他官民则只能与其“贵人”子女结婚。依照匈奴的婚姻制度，单于死，其妻妾当为其继任者娶取。就匈奴来论这是责任、也是义务，所以我们可体会得到，冒顿单于当汉高祖崩逝即向吕后求亲，依汉民族看简直是“国耻”；依匈奴来观，未尝不是冒顿单于的一番“体贴”。在中国历代乃至南北朝时代，西域诸国向中国要求通婚者比比皆是，最为明显的当推乌孙与汉和亲，其影响也最大。
　　乌孙王昆莫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王(刘)建之女翁主往妻乌孙为石夫人；匈奴亦遣女为其左夫人，其太子早死，有子曰岑娶立为太子，昆莫曰：我老，乃另其孙岑娶妻翁主。①
　　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前108)以江都王刘建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王猎骄靡昆莫为右夫人，与其约为兄弟。昆莫长子早死，欲立其子军须靡为太子，以自己年老，要求细君与其婚配，军须靡继位。细君生一女名少夫。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刘成的孙女解忧为公主，再下嫁军须靡。军须靡死后，其叔父翁归靡，解忧公主又嫁给翁归靡，生有三男二女，长子曰贵靡，次子名万年，后任莎车王，第三子大乐，后为左大将，长女弟史后为龟兹王之妻，次女素光嫁乌孙贵族若呼翕侯。解忧公主带去一名侍女冯燎，嫁乌孙右大将军。汉西域都护郑吉与冯夫人合作说服翁归靡：将左夫人(匈奴夫人)之子乌就屠为小昆弥；将解忧公主与翁归靡所生之子为大昆靡，均受汉统制，一直到东汉，班超在一世纪经营西域时，乌孙仍是大小分治，已传了四百余年。②
　　中原政府与草原民族联姻虽是和亲，实际上是外交政策之一环，有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之“皇子”，也可说是作为“人质”的代名词。甚至直到清朝之满蒙联姻亦不例外。当满洲兴起之际，即与蒙古部族建立了联姻关系，清帝娶蒙古后妃，清以公主下嫁蒙古贵族，称为额附。而且对内外蒙古各部亦强加婚姻关系。③
　　(三)在军事上的影响
　　1.战略上采取绝对攻势
　　游牧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移居不定的部落，他们在中国北方尚有“根据地”，但根据地留不住时就移居迁徙，所以基本上他们没有绝对的守势，守势只有定居的农业国家才有的作战策略。因此，中原民族自春秋战国燕赵……各国各自筑自己的长城，直到秦汉皆以守势作基本战略，待守势有余力，才有不定期的攻势。
　　匈奴逃到中亚葱岭以东地带，东有汉军之追逼，南有月氏、大夏，葱岭以西有乌孙，所以向西北进击进入高加索山区，灭掉奄蔡，一大片天山草原，别无强敌与其竞争，于是就在那里休养生息、分兵勒马，足足有20年的时间，终于士壮马肥。
　　那时在摄伯河、多瑙河之歌德蛮族与罗马人相互对峙，匈奴人出其不备进攻歌德族，使歌德族人望风披靡逃向罗马帝国。歌德人原本就想侵食罗马帝国，在匈奴之顺势推动下，终于得到了机会，“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否则匈奴人在摄伯河、多瑙河之攻势绝不致于那么容易。
　　2.战术上采取心理作战
　　在攻击之先，先摆下阵势招降，如果接受招降，则编列其部队，奖励其官兵，随即编入其军队序列从事作战；凡是不接受第一次招降的，一旦其兵临其城下，亦不再接受其投降，屠杀敌阵军民，烧毁其城，实施极严厉之毁灭。而且任其部队掳掠，所以敌阵之官兵见到匈奴军队就心惊胆寒即有归顺之想。匈奴虽对归顺之官兵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但军令严格，所以投降的部队对匈奴并无二心，亦不敢贪生怕死。所以匈奴充分掌握了士兵心理，在掳掠之鼓励下，在严厉之军令下以威逼利诱，所以匈奴部队能勇猛无比。
　　3.战斗上采取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的目的是求在极短的时间，打一场歼灭战，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强大持久之后勤，而有快速灵活的骑兵，加之其使用的是强力的弓箭，及其精准之射击术，在远距离即可制伏歌德人及罗马的笨重铠甲所使用短剑装备，所以在战阵中就可制敌机先、打败敌人，待其退守城堡后，匈奴即开始围城、挖地道、烧城，放纵军队彻底烧杀抢劫，城内城外、连民间居民也无一可以幸免。正因为匈奴之“残暴凶狠”，比之罗马人称歌德人为蛮族，却未想到比之匈奴却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欧洲人可说“谈匈奴(Hun)色变”。
　　一般军事家在战斗力之估计上，除有形之战力外，还有无形之战力，这就是所谓“势”；任何一种新兴势力之兴起，必有其势之所以。当一种倾斜势力碰上新兴之势，必定望风披靡；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之兴衰莫不如是。虽然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他们兴起于世界古文明国家，但其能在匈奴之前，横跨欧、亚、非三洲，只有他们两个帝国。匈奴虽兴起于游牧，虽其文明不足以与前二者相提并论，但其成功征服三洲则是同一的。不过就以一游牧民族能攻克三大洲的确算是异数。而此一异数之开创以后，起而效法者，更有其后代子孙蒙古成吉思汗及帖木尔大帝。虽是异数，但对波斯、亚历山大的前车，谅必有所借镜之处。
　　尤其对投降者之宽大重用：匈奴与前后汉之对峙中，匈奴与汉朝廷对投降者的信赖与重用，远远超过汉王朝。因此，匈奴在欧洲之征服中也仍必然保持此一传统，例如首先在攻击东歌德人一战，即重用阿兰军队作先锋，摧毁了东歌德军队向西歌德逃窜。以后，在与东罗马作战时亦大量引用歌德人及其他欧洲各部族，编入其军队序列作战。这也跟亚历山大的作风相似，这种作风一直到元蒙时对待汉人、对待投诚者的方式都极为相似，蒙古在征服欧洲后才转而利用色目人，帮助他们征服南宋。
　　①《史记》四，卷110，第3172页。
　　②刘通胜《丝路文化·草原卷》，第60-61页。
　　③《中国文明史·清代后期》下册，第828页，地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