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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与宋代文学

作者:李志夫


  【以下资料摘撰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
  宋代在政治上虽然软弱,但在文化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民间书院之成立,开展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如白鹿洞、岳麓、石鼓等书院,在北宋初即已成立。其次是印刷术之提高。长期佛、儒思想之融化,兴起了儒学运动;而海上贸易渐兴,工商较发达,市民文学、戏剧、话本得以发展。(第198页)
  宋古文家在文学上,完全继承唐韩愈。不外明道、致用、尊韩、重散文体、反西昆曲等五点。(第202页)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大小二程(程颐、程颢)更认为韩文不足以载道,甚至认为韩愈只重学未及修德:“学本是修德,有德而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卷十八)他们心中只有周公、孔子、圣人、贤人。在这种风气下,文学、艺术的一线生机全被压死了。(第216页)但由于宋理学家的反佛运动,使佛教成了“反面教材”;国人因之更注视对佛学之了解,使理学得与禅、佛教并兴。
  宋代以词著称,初出现在词坛上的都是达官贵人:如寇准之《江南春》:“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范仲淹之《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怎)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有人说是欧阳修所作)(第225页)
  词的生命是音乐,以谐律为重要条件。苏轼在词坛另开一新境界:词与音乐分离,意境扩大,词的诗化,个性分明,调下加题。如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又如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大家熟读的名词。再录其<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第240-245页)
  以上为北宋政治人物的词,虽未言及道、佛,但字里行间,仍有佛教世事如梦之感。
  以下介绍南宋词人之词。
  靖康之乱,金人陷汴京(开封),徽、钦二帝被掳,高宗南迁。除了岳飞之《满江红》的豪气尚存外,连辛弃疾的词虽是雄伟高洁,仍有此身自怜之叹。其《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第267页)
  辛弃疾到了晚年,也渐渐走上陶渊明的路。其《西江月》最为清楚: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
  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第269页)
  老将尚且如此,且看陆游南渡后又如何?其《诉衷情》日:“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第270页)。
  朱敦儒是北、南两宋各住一半的高龄老词人,他性爱自适、不爱功名,几度谢、任官职。其《鹧鸪天》词曰:“我是清都山水郎……几曾着眼看侯王?”早年在北宋是:“换酒春壶碧,脱帽醉青楼”(水调歌头)。避难南宋:“故国山河,一阵黄梅雨”(苏幕遮)。他的中年是:“壮心零落……身老天涯”(芰荷香)。其老年完全放下:“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蕲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念奴娇)。显然他已放下他自己,放浪在形骇之外。(第271-273页)
  宋代的诗多为宋代的词所掩盖,虽受有唐以来韵律所影响,但在长短句上已活泼很多,在内容上因属政治人物先倡导出来的词风,所以内容也多北思故国,以南迁为寄旅,最后终不能复国,甚至南宋灭亡,只有任命、自我放逐,遁出世外,适性乡野恬静,安度余生。
  宋代的小说是沿唐代佛教变文、唱导而平唱、平话,而民间加以生活化,成为民间的白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件极可纪念的事。宋代以后,传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一直同时流行到现在,充实人民的精神食粮,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大革命。(第349页)
  如与中国汉以前之文言文相比,佛经之翻译可说已是白话了;但佛经白话只在阅读,还不能生活化,比之现代生活化之白话,佛经翻译成的文字仍还是文言文。
  宋代的白话小说,是民间艺人创造发展起来的,目的为生活、职业、实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人话本,都是那些人当日“说话人”的底本,为了谋生要迎合民间的兴趣,达到娱乐效果;底本的门类各有不同,从形式看有影戏、有傀儡戏、有说书的,从内容看有宣传佛教的、道教的、有讲历史、倡导善恶因缘果报的。(第350页)
  虽然在唐代的民间文学已开始萌芽,有部分纯粹散文如《伍子胥》、《唐太宗入冥》、《明妃传》等,但并未完全口语化。戏剧的底本还得配合歌舞、音乐,唯有小说须以铺陈描摹为能事,所以要用最通俗的白话,来形容妇女的美貌、人物的表情、恋爱情节、战争场面、神鬼的恐怖、风景优美、社会的动态,都得用细细的描述,才能感动民众,这种底本便有了文学的形式、创作文学了。人才多了,质量提高,就产生优秀的作品了。(第351页)
  当时学者将小说大类分为小说与讲史两大类。罗烨之《醉翁谈录》,将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目;周密之《武林旧事》,记有各种说话人的姓名,有52人,说史事的23人,说佛事的17人,说合生者1人。(第352页)这样看来,当时在民间,宣传佛教的比例已算是很大了。
  宋人话本的文学特色:在正文前,起用一个“引子”作开场。有的用诗,有的用故事开场,称之为“得胜头回”,听者多为军民,故冠以吉祥语“得胜”,又“头回”即“前回”,有人说“得胜头回”为曲调名。后代章回小说流行的“有诗为证”,正是:“哑子漫尝黄连口,难将苦口对人言”。这些形式其实都是从佛教的“变文”演变而来,已成为中国民族小说的制式,许多不是话本小说也采用了这一形式。(第357页)
  宋代的长篇小说《大唐三藏取经史话》,全书分三卷十七章,可为中国章回小说之祖。因书中有诗、有画,故名诗话。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王国维考订“中瓦子”为宋临安府的街名,乃是当时说话人的所在地。第一章已缺;第二章,行程遇猴行者;第三章,入大梵王宫;第四章,入香山寺;第五章,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六章,过长坑大蛇岭处;第七章,入九龙池处;第八章,缺后段;第九章,入鬼子母国;第十章,经过女人国处;第十一章,入王母国处;第十二章,入沉香国处;第十三章,入波罗国处;第十四章,入优钵罗国处;第十五章,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六章,转至香林寺、受心经处;第十七章,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全书叙述玄奘与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当时的猴行者是以一白衣秀才现身,但已神通广大、文武双全,全书已充满着浪漫与幻想。“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经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当即改呼猴行者。”(第二章)
  “猴行者即将金镮杖向磬石敲三下,乃见一孩儿,面带青色,爪似鹰鹤,开口露牙,从池(石)中出。……又敲三下,突然一孩儿出来,问曰:’你年多少?’曰:‘六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心惊便走。行者手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枚乳枣,当时吞入腹中,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生人参是也。”(第十一章)
  在元朝,用之来写戏曲的人也很多,再演变,便成为明代吴承恩有名的《西游记》了。(第365-367页)
  宋代的戏曲,当然也是历代演变而来,最初原是舞蹈、歌唱、音乐的混合体,后来发展成巫术为宗教服务。《周颂》可看作中国诗歌最早的材料。《九歌》中所谓之“灵”或“灵宝”便是古代的巫觋。到了汉代,俳优成为献媚君主贵族而谋生的一种专门职业。自汉武帝以后,西域之舞蹈、音乐、杂技纷纷传入中土;“代面”为化装舞曲,始于北齐;《乐府杂录》起于后周;唐代《参军戏》最为流行,尤以《唐阙史》所载最为有趣:
  咸通中(860-873),优人李可及者,独出辈流、滑稽谐戏、智巧敏捷,儒服纶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讲座,自称“三教论衡”。其时,一隅坐者问曰:“旣言博通三敎,释迦如来是何人?”可及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谓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若非妇人,何须‘夫坐’,然后‘儿坐’也。”
  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答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乎‘有娠(身)’乎?”上大悦。
  又问:“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倘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第370-372页)
  所谓《参军戏》之参军,就是主要表演者,那位隅坐者即是配合表演的助手,等于现代的“相声”,两人是配合好的,预先即有脚本。这些倡优能引经据典,故意误解经典、插科打诨,可知他们也有相当文化水平。
  宋代之《杂剧》是由《参军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试引洪迈之《夷坚志》杂剧为例:“优人常说三辈为儒、释、道,各称颂其教。儒者曰:‘吾之所学,仁、义、礼、智、信,曰五常’,遂演畅其旨,皆采引经书,不杂媟语。”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学,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说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谈,不足听,吾之所学,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经渊奥,非汉等所闻;当以现世佛菩萨法理之妙,为汉陈之,盍以此问我?”
  “敢问生?”曰:“内自太学辟雍,外至下州偏县,凡秀才读者尽为三舍生,华屋、美馔,月书、季考、三岁大比,脱白挂绿,上可以为卿相,国家之于生也如此。”
  “敢问老?”曰:“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所在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者如此”。
  “敢问病?”曰:“不幸而有疾,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其于病也如此”。
  “敢问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贫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殓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
  “敢问苦?”其人瞑目不应,阳若(装作)恻悚然,促之再三,乃蹙额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
  徽宗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第375页)
  本剧著者洪迈,至少是佛教的偏好者,有意为百姓请命。在宋代文学作品中,像这样彰显佛教思想的,本文最为突出。生、老、病、死、苦出自佛陀传,这一则即是该传记之变文。
  

中西丝路文化史/李志夫编著.-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