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夏孔陀娜》名剧之典型
　　【编者按：印度以迦力德萨(Kalidasa)为名所著的《夏孔陀娜》一剧，在中国小说如《琵琶记》、《正德皇帝游江南》、《苏三起解》等中，几乎都有它的影子。以下我采自《世界文明史(三)·印度与南亚》，幼狮出版社编译中心编译之材料，唯中译人名系编者所参入。】
　　自从迦力德萨的剧本《夏孔陀娜(Shakuntala)》被William Jones爵士翻译，又被歌德赞美过以后，它便闻名于全世界了。然而我们的了解，迦力德萨只不过是根据三个剧本和敬仰他的追忆所归附于他的若干传奇故事。显然的，他是馝柯罗摩阿秩多(Vikramaditya)皇帝(380-413)在笈多王朝京城犹犍(Ujjain)所荣宠的“九珍珠”诗人、艺术家与哲学家之一。
　　《夏孔陀娜》有七幕，部分用散文、部分用生动的诗写成。先是一段楔子，由经理人邀请观众欣赏自然的美景，然后正戏开始。在一片林中的空地上，住着一位隐士和他的养女夏孔陀娜。这番安谧的景象，被一辆战车的闹声所扰乱；坐车的是杜夕延陀(Dushyanta)皇帝，于是以一种文学作品中所惯有的速度，爱上了夏孔陀娜。他在第一幕便娶了她，但却忽然被请回了京城；他用惯例的一些允诺，向她说尽早回来。一位苦行者告诉这位哀伤的女孩，她在继续保有杜夕延陀给她的戒指时，他才会记得她；可是她在洗澡时丢失了戒指。她怀着身孕远行到宫廷去，发现皇帝已经忘了她，就像许多被妇女善待过的男人那样。她设法恢复他的记忆：
　　夏孔陀娜：“你不记得吗?在那素馨花荫，有一天，你把荷花所贮的一掬雨水，倒入了你的手掌心。”
　　皇帝：“说下去，我在听。”
　　夏孔陀娜：“就在那时我收养的孩儿——那个小鹿跑过来，瞇着长而柔和的眼睛；而你，在解自己的渴以前，便给了那个小东西，说：‘你先喝，温和的小鹿!’但是她不肯从陌生的手中喝水。然而，就在我取了一点水的当儿，她喝了，绝对地信任着我。然后你笑说：‘每一个生物对它的同类都有信心。妳们两个都是同一处野树林的儿女，每一个都相信对方，知道它可以信托的是哪个’。”
　　皇帝：“甜美也是虚伪的!这样的子女能诱惑傻子……女性诡诈的天赋在各种的生物中都很显著；特别是在妇女。杜鹃鸟下的蛋，豆伯鸟去孵，自己安然又得意地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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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弃和沮丧的夏孔陀娜，奇迹般地被抬举升空，到达另一处森林，在那里生下孩子——便是那伟大的婆若多(Bharata)。他的子孙必须参与《摩诃婆罗多》里面的一切战斗。同时一个渔人找到了那个戒指，在上面看到了皇帝的印记，把它拿去给杜夕延陀皇帝。他想起了夏孔陀娜，到处去找她。在飞过喜马拉雅山时，由于一种戏剧性的神意，他正好降落在夏孔陀娜哀苦的隐居之处。他看到男孩婆若多在小屋前玩耍，而表示对父母的羡慕：
　　“啊，快乐的父亲、快乐的母亲，抱着小儿子，身上沾了孩童身上的泥灰；他信赖又欢喜的偎向他们的膝间，他所渴求的托庇之所——在他无缘无故自己嘻笑时，白色花蕾般的稚齿微露，他又呀呀作无字的言语，……比什么字眼都更能够融化人的心。”
　　夏孔陀娜出现了，皇帝请他原宥，并且封他为王后。这出戏结尾是一项奇特的，但却是印度戏剧典型的完结方式，向神的祈求：
　　“愿皇帝们纯为百姓的幸福治理国家!愿神圣的辩才天女神(Sarasvati)，言语的泉源，戏剧艺术的女神，永远被伟大睿智者崇奉!愿那华美的，自我存在的神，他的精强的生命力弥漫于一切的空间，救我的灵魂脱离未来的轮回!”
　　印度戏剧的缺点是：矫揉造作的用字，由于前缀迭韵与奇幻的说话弄得形象古怪；单纯的角色描写，把每个人都归类为不是极好便是极坏；不太可能的情节，因难以置信的巧合事件而发展转变；以及关于动作的太多描写和谈论。这动作按照定义，几乎便是戏剧藉以表达意义的特定媒介。
　　它的优点是：创造性的幻想，温柔的情感，敏感的诗句，自然之美以及恐怖的同情描述。关于各国艺术的类型是无从争辩的；我们唯有从本身狭隘的地域性立场来予以批判，并且在多数情况又是通过翻译的棱镜去看的。歌德，这位欧洲人中最能超越地域与国家障碍的人，发现读《夏孔陀娜》是他平生深刻的经验，它并且还心怀感激地写道：
　　“汝欲并一年之春花、秘果，与一切灵魂所赖以兴悦、饫足之事；汝欲并天与地而一以名之否?举君之名，夏孔陀娜!则万事万物皆在其中。”(第261-265页)
　　(二)与明代文学
　　我们介绍了印度名剧《夏孔陀娜》之后，再介绍我们中国的《琵琶记》与《拜月亭》，这两出戏剧都是在描述恩爱夫妻的悲欢离合，男主角赴京赶考中了功名，敷衍而出的哀怨情史。
　　【以下资料摘撰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温州瑞阳人，是元末至正五年(1345)的进士。生于元，死于明初。(第145页)
　　【以下资料摘撰自新编《中国文学史》，台北文复书店编撰]
　　高明在浙江等地做过官，1348年曾参加元军讨伐方国珍，担任统帅府都事职。1356年隐居在宁波城东之栎社，《琵琶记》就是在这时写成的。共42出，从“家门”中可见戏文大意：“赵女姿容，蔡邕文业，两月夫妻。奈朝廷黄榜，遍招贤士；高堂严命，强赴春闱。一举鳌头，再婚牛氏，利绾名牵竟不归。饥荒岁，双亲俱丧，此际实堪悲!堪悲!赵女支持，剪下香云(头发)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筑成坟墓；琵琶写怨，径往京畿。孝矣伯喈，贤哉牛氏，书馆相逢最惨凄。重庐墓，一夫二妇，旌表门闾。”(第346页)
　　简言之，赵姿容与蔡伯喈结婚两月，蔡即去京应试，中了状元，与牛丞相女再婚；赵女在侍奉公婆、负担家计，卖发葬公婆，沿途弹琵琶卖唱到京城寻夫，感动牛丞相，成全蔡伯喈一夫二妻，成了圆满的喜剧。
　　但在早期的蔡伯喈，却是一位“负心郎”。南戏戏文：“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之说；又皮簧戏“小上坟”有：“赵贞女一心上京找夫回，找到京中不相认，哭倒贤妻女裙钗，贤良的五娘遭(牛府)马踏，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刘大杰，前文，第347页)
　　可见是高明改写了《琵琶记》的情节，由悲剧为喜剧。因为他在《琵琶记》“开卷曲”就表明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插科打诨的文章。戏曲要改良，就是严格制式之“寻宫数调”也应改良。所以他要勇于改革，要写“子孝共妻贤”具有教育性的文学。他自比为千里马带头冲，其他的马即会随后追上来：“只看子孝共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第345页)
　　再介绍《拜月亭》，徐渭的《南词叙录》谓宋、元有《蒋世隆拜月亭》剧目，而元杂剧有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王实甫《才子佳人拜月亭》。明代何元朗、臧晋叔都认为是元代施惠(君美)所作。总之，《拜月亭》又是一部重新加工创造的作品。
　　该剧有40出，描述王尚书千金王瑞兰与青年士子蒋世隆在离乱逃亡中相识相恋，因门第之差异后经其父母反对拆散离婚。后来蒋中了状元，不顾皇帝之圣命拒绝重婚，瑞兰也不顾圣命父命(拒绝)改嫁另一状元郎，两人坚贞信守，终成眷属。(第358-359页)描写双双逃难状况：“途路里，奔走流民拥，胆丧魂飞心惊恐，风吹雨湿衣襟重，止不住双双珠泪涌。行不上，惟闻得战鼓声振苍穹”。(人有圆·第14出)
　　《拜月亭》之名得自两人“日夜相思，拜月祷念”；“从别后，渡孟津，思君尽日欲见君。凤北鸾南，生生地镜剖与钗分，镇千思万想，要见无门。放不落心上人，撇不下心上人。”(孝顺歌·第34出)
　　《拜月亭》在描写烽火弥漫、苍生流离中的青年真挚的爱情，不羡荣华富贵。从文学上看，其词藻天然、语言有节奏、宫调工整，因此受到明代何元朗之赞赏与推崇。(第361页)
　　印度《夏孔陀娜》一剧，与中国《琵琶记》、《拜月亭》等，当然还有其他小说、戏剧，有些类同之处：由悲剧转成喜剧；不论剧情如何，总得沾上皇帝、大臣、贵人；以才子、佳人为主角；无论悲喜剧，都有超乎情理的曲折。
　　印度《夏孔陀娜》一剧中，她所生之“婆罗多”，就是印度有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史诗中的男主角。在该诗中，才子英武之战斗、比武，佳人招亲抛绣球，在中国小说中多处有出现，是巧合，还是受到印度的影响，没有具体的文献可以证明；但从以上中印文化交流史看，恐怕受到印度文学影响可能性较大，而偶然巧合性较少。
　　明代小说《金瓶梅》，一般人以色情文学视之，但该作者笑笑生却说是为彰显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西门庆将世间一切坏事做绝，最后因纵酒色而死，结果树倒猢狲散、万事皆空，岂不是如《金刚经》所云：“色即是空”。他的黑帮九个兄弟拜祭西门庆的祭文，于灵前曰：“……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狎妓)，也曾在谢馆而猖狂(当恶霸)；正宜撑头活脑(气势正盛)，久战熬场(得来不易)，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见今你便长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小子辈，如斑鸠跌(落中)弹，倚靠何方?(再)难上他烟花之寨(当时的高级妓馆)，难靠他八字红墙(指勾结官府)。再不得(与你)同席而偎软玉(吃花茶)，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走马冶游)；……”现在黑社会的“大哥”的丧礼上，兄弟们恐亦不会将这些脏事、陋事，合盘抖出当祭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篇绝妙的祭文”。(刘大杰前文，下卷，第225页)《金瓶梅》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发展出来的。西门庆之所以能扩展他的恶势力，是因为贿赂朝廷宰相蔡京，而作了理刑部副千户的官，然后勾结官府，甚至能胁逼府、县衙门，贪赃营利，霸占良家妇女。他死后，金兵南下，天下大乱。他的原配月娘带着遗腹子“孝哥”逃奔济南，遇到普济和尚，知道其遗腹子“孝哥”是西门庆投生，便令“孝哥”出家。
　　这可能就是本书作者所说，他要彰显因缘果报的具体结论。但西门庆这样坏的人，投生还能当和尚，不但未下地狱，反而成了人天师，可能不会为佛教所认同；而且西门庆自己投胎，作自己妻子的遗腹子，在时空先后也很难说得通。除非他的死时，与他的妻子同时亦受了他的精，有可能吗?这只是小说家的铺陈，不必认真，信不信由你就好了。
　　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根据宋、元民间流行的唐僧取经的故事，慢慢相续改编而成的。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约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万历十年(1582)左右。其曾祖父、祖父为学官，其父却是一卖花店的小商人；吴承恩为他父亲写墓志铭，说他父亲是极喜欢读书的人，也影响他的好学，少年时即以文鸣于江淮，但科考不顺；45岁，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得中“岁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长兴县县丞，为时甚短，耻于折腰，拂袖返里，《西游记》约在此时完成。他中年还写了一部怪志小说《禹鼎志》。没子嗣、遗稿散失。(见《中国文学名著·西游记》<关于作者的说明>，儒林堂书局印行)
　　《西游记》其主旨是写玄奘去西方取经，所以其中主要人物大多是佛教有关，诸如如来佛、观音菩萨、须菩提，虽然玉皇大帝至高无上，但是虚位，也奈孙悟空不何，仍有赖如来佛的手掌及观音的紧箍咒。
　　我们可以说《西游记》是以佛教为背景完成的一部小说。当然也可以说：吴承恩是以《西游记》为背景，批判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去描写的天宫。把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写得那样庸懦无能。当如来问到齐天大圣：“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大帝的尊位?”大圣道：“他虽年劫修长(成)，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若还不让，定要搅乱，永不清平。”这些话是隐藏着民主思想和革命因素的。
　　书中出现的各种妖魔，他们贪爱声色、聚敛钱财、剥削同类、嗜杀好斗，并且和最高统治者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现象正是当时社会中各种官僚、地主、恶霸流氓的反映。正是作者藉丰富的幻想、夸张的描绘，由折射、反射的讽刺笔法完成本书的。(刘大杰前文，卷下，第213-214页)
　　明末的短篇小说中，以佛教为别号的作者凌蒙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曾任上海县丞及徐州通判。著有戏曲《虬髯翁》等20种；刻有《西厢》、《琵琶》等5种；著有话本《拍案惊奇》共80篇。既以“即空观主人”为别号，一定是一位向佛的文学家。(第236页)
　　还有一位明末的“天然痴叟”，余不详，作《石点头》共14篇。冯梦龙作序：
　　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凈方便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浪仙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法，所不点头会意，幡然皈依清凈方便法门者，是石之不如者也。
　　作序的冯氏，知其名为浪仙，未指其姓，天然痴叟想是他的朋友。(第238页)天然痴叟，又名浪仙，他应也是一位向佛的文学家。在一般作家的作品中安排有佛教人氏、人名、思想的很多；但以佛教为具体内容的，这应是少有者之一例。
　　兼有各派之长，可称晚明代表的散文家，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的作者张岱，别号陶庵，浙江山阴人，约生于1597年(万历丁酉)。他自作《墓志》：
　　少为纨绔子第，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等十四种)。……明年七十有五，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其《石匮书》是一部前后写了27年的《明史》，未出版，后来被浙江提学使谷应泰以五百金买去，作为《明纪事本末》的底本。
　　他的作品滑稽百出、情趣跃然纸上，尤其他的《自题小像》：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第129-131页)
　　我试翻译他的这段奇文如下：
　　像我张岱这种傲骨头，求功名嘛，一定会落空；像我这种著述自娱的人，要求富贵嘛，简直是在作梦；想作忠臣嘛，又怕受到奸臣的谗言伤痛；要我拿锄头去种地嘛，又嫌锄头太重；虽然我著书20年，这些书只能拿来盖瓮，根本起不了什么救世的作用。各位看倌，你们说：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有用?!还是无用?!
　　张岱是一位正直、愤世嫉俗、傲骨凌人、文笔诙谐的文学家，刘大杰称：“在晚明的新散文中，张岱是一个成就最高的作家。”(第132页)张岱的作品未必与佛教有关，但曾好精舍、喜自我解嘲的人，必定有所恃、有其内在之充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看到他的“这点美上”，所以乐于采拮之。
　　(三)与清代文学
　　清代小说名著、曹雪芹的《红楼梦》。首先他安排了一位“空空道人”，在青梗山下发现一块“通灵宝玉”，他把它“袖了”回去，原来它是一本“天书”，载明了虚空幻境十二金钗，而敷衍出的一大事因缘。
　　一般汉学学者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以他自己家庭为背景的一部写实小说。在康熙时代，其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颙、曹俯，父子兄弟相袭做了65年江南织造；康熙5次南巡，曹寅就接驾4次大典。
　　康熙死后，传说雍正的位置是非正当得来的，对前朝元老多有所顾忌；而且雍正见其父亲多宽松浪费，他改为节俭朴实。在雍正五年(1727)，曹俯因事获罪被抄家，家道从此衰落。(《新编中国文学史》第148页)就是曹雪芹以自己家庭为背景，假(藉)贾府兴衰所成的一部巨著。
　　“空空道人”众以为他是一位道士，然而道家只讲“虚”、讲“无”，不讲“空”；只有佛教才讲“空”。而且中国人向来佛、道不分，尤其早期的佛教法师亦通称道人，所以“空空道人”应是指出家的法师。贾府的贾母又被称作“老佛爷”。《红楼梦》中许多诗词、对白都提到“空”、或“空义”，贾宝玉最后隐居出家。《红楼梦》末后，作者更是说：“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由来成一梦，都缘作者痴”；“如梦的人生”正是佛教的语言。因此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红楼梦》价值仅在‘解脱’和‘出世’。”我们不谈其文学艺术，只由本书之宗旨来看，王国维所说是对的。十二金钗的艳丽、哀怨，贾府的富贵荣华，到最后众星冥灭、月落西沉，这难道不是“色即是空”吗?所以末后作者又点出：他在《红楼梦》中究竟说些什么，不但读者不知，连作者也不知，“原来是敷衍荒唐”。所以才有中外红学学者，可谓前仆后继、代有才人，挤入“红学”殿堂，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