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后，尼雅考古再未得可能进入中国西域进行工作。1959年，新疆博物馆有过一次对尼雅的调查、发掘，清理了10区斯坦因清理过的房址，在遗址区西部发现一具保存完好，未受破坏的东汉时期贵族夫妇木棺。大量完好保存的汉代丝绸、织锦，还有铜镜、漆器，远过斯坦因所获，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对尼雅遗址的认识。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次尼雅工作仍然是斯坦因的工作模式。清理的10区房址，其具体位置究竟是斯坦因编号的哪几处，虽可以通过分析大略把握，但至今并不完全明确，这局限了对相关资料的认识。〔1〕这次工作是为了筹备建立新疆博物馆陈列所需文物而进行的。这个目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1988年至1997年的尼雅考古，是又一种工作的形式，它缘起于新疆文化厅与日本一个成功的珠宝商人合作实施的项目。这样一种合作框架，派生了许多与尼雅考古实际并无关联的活动。进入的许多成员，与考古并无太多关系。每次尼雅行，送往迎来，觥筹交错，新闻媒体广泛介入，唯恐没有更大社会反响，但实际工作却不多。1988年、1990年两次调查，实际每次在遗址区内工作只有两天。新疆考古所介入其中，最初只是作为“监护”却无法主动工作。以这样一个框架实施考古，自然会有很大局限性。如是进行，对考古工作者而言，优点是可以解决工作用费，缺点是较难完全按照学术规程去展开。实际过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当年，在我们自己没有经费实现大遗址工作的形势下，也确实凭借这一“躯壳”努力走向尼雅沙漠深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数十年新疆考古，潜藏在我的内心的追求之一，是探索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的古代王国兴废的过程、原因。精绝，自然早在视野之中。以精绝为例，它应只是尼雅河流域中特定时段内的一处绿洲。而尼雅河，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条流程不足200公里的季节性内陆河，流程不长，河谷两岸有适宜于人类活动的绿洲。它与东、西间隔均在100公里沙漠以上的克里雅河、安迪尔河绿洲一样，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在这些自然地理单元中，都曾展开过人类生存、发展的历程。进入文明时期，也都出现过不同的王国。作为近邻，它们彼此间存在联系、交往，但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实体。在各自领有的生存空间，展开自己的生产，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今天人们已十分熟悉的汉、晋时期的尼雅废墟，不过是尼雅河水系古代居民曾经活动过的一个时段。这区家园的废弃，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时空转换了一个站点，离开精绝，会有又一片同样适宜于生存、发展的土地。因此，要真正认识古代精绝历史，要求我们占有尼雅废墟现存一切有用的信息，运用已经把握的现代科技手段，组织所有相关学科的学者们共同工作，求得比较接近实际的认识。这处废墟，既然只是尼雅河绿洲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前其后的遗存必须同样清晰，才能清楚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尼雅河水系内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制因。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索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系列古代绿洲的起落、兴废，有益于历史研究，也有益于现实的建设。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把握这一机遇，作者及相关部门首先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详尽踏查。在详尽踏查的基础上，选择N2、N5、N37进行了发掘。这几处遗址，当年斯坦因都进行过清理。再度全面清理、发掘，不仅感到当年斯坦因的工作确实十分草率，不可能完整显示尼雅遗址的真面目，所以有必要进行验证。也希望通过这一剖析，可以更准确了解斯坦因当年的资料，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除了调查、发掘这3区遗址外，对新发现的遗址区南部丛林中一处古城城门、几处新暴露的墓地，也进行了发掘、清理。其中1995年的1号墓地，后来被判定为精绝王陵，出土了大量文物，为认识精绝王国晚期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除了在尼雅遗址展开的这些工作外，还利用这一条件，对尼雅河水系内人类遗存分布进行了调查。尤其是根据石油、水文地质勘察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尼雅河古道尾闾地段的人类遗存进行了调查，得到了重要的信息。
　　受时间、人力的局限，已获调查资料不大可能是对尼雅河水系人类活动全貌完整、全面地揭示。但它们提供的信息，无疑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对古代尼雅历史文化的认识。所获重要成果，一是在尼雅河上游，近尼雅河出昆仑山口的河谷台地——乌鲁克萨依，发现了一处早期细石器遗址。采集标本表明，细石器工艺比较原始，形制不稳定、不规整，除见细石核、细石叶、小石片外，没有一星半点的陶片痕迹，也没有找到古代文化堆积。说明遗物所在不是固定的住地，时代特征明显也比较早，绝对年代当在去今一万年以前。〔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石油勘探工程中，水文地质工作者在尼雅废墟以北40多公里处的古尼雅河谷地，发现过多处人类文化遗物，如马鞍形石磨谷器、石球、陶片。较其更北，在北纬N39°35′～37′、东经E82°00′～01′处，还发现过一处长约20米、宽约1.5米的人工土墙，土墙附近有陶片。〔3〕相关遗存，已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心。根据这一线索，我们以尼雅沙漠营地为支撑点，两次派人深入尼雅北部沙漠进行调查，最远处直线距离达42公里。得到的大概印象是，在距目前遗存北15公里至42公里间，陆续见到古代人类遗物，包含：陶器、石器、小件铜器、马鞍形石质磨谷器、石镰、石刀、石斧、纺轮、小铜刀、炼铜坩埚碎片；陶器残片很多，主要是夹砂红陶，手制，慢轮加工。器形主要有大口直腹筒形杯、双耳陶罐、高领罐、杯等。罐类器物居主。器表刻画几何形折线纹、三角形纹、凸弦纹、戳印纹、乳丁纹等，其他还有骨珠、料珠。文物所在地点还发现过一处房屋遗迹，立柱仍然屹立，一道残墙长3米多。采集的文物标本，说明存在着早期农业。而陶器造型、纹饰，则与汉、晋时期尼雅废墟所见判然有别。〔4〕遗憾的是，受交通条件、物资装备局限，两次调查每次都未过4天。调查中，也只是线形行进，沿线观察，并没有对发现文物的地点周围展开必要的、进一步的调查。距离水文地质队提供的长20米的土墙遗存，也还有相当距离。仅凭已获得的这点资料作进一步分析，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这一初步调查，意义也不能轻估：它说明古代尼雅河的流程要远远过于今天的精绝故址，可以达到北纬39°或更北。在古尼雅河谷，青铜时代(绝对年代在去今3000年以前)已见早期人类活动。他们的活动空间至少已经到达北纬38°22′01″～10″、东经82°48′15″～40″，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文化。据陶器造型、纹饰，料珠等，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它们的主人与帕米尔以西存在着联系。对认识尼雅河地理环境变化，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上述考古调查，参证克里雅河及和田河水系内相类似的考古文化现象，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启示：这几条水系内，早期人类生存活动的舞台，主要是在昆仑山前河谷地带；进入青铜时代，人类已经循着尼雅河谷北向进入了河流尾闾地段三角洲，开始了原始农业的生产。而在青铜时代以后，转而又循着尼雅河道上溯，向昆仑山方向行进。人类文明这一运行的轨迹是清楚的，原因则还不是十分明确。据地理学家对塔里木盆地的气候环境研究，全新世内气候曾有过一次大的改变，这对我们分析相关文化现象有很大启发。相关结论说明在全新世中期，去今7000年至3000年这一时段内，塔里木盆地内有过一段丰水期：气候温暖，冰雪融化的速度加快，河流水量丰沛，河谷植被丰富，风沙活动减弱。有关河道下游，现代风沙之下，都见到厚达几十厘米至数米的河湖相堆积地层，正是这一地质时段中的沉积。这一丰水阶段，造就了这些沙漠河道下游三角洲出现的绿洲自然体，成为适宜于人们生活的绿色空间。〔5〕而去今3000年以来的全新世晚期，塔里木盆地进入相对温干的气候环境，水量减少，风沙作用加强，河湖相地面被侵蚀切割，人类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有学者据而推论，这一气候环境的改变，可能正是古代尼雅人进入精绝废墟这一地段生息繁衍的原因。〔6〕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这一推论的直接证明，但塔里木盆地、包括尼雅河古河道下游环境变化的地理现象，与考古调查中所获文化信息却是可以互相参证的。
　　对于精绝王国所在的尼雅废墟，这些年中我们投入的调查力量是相当巨大的。这一调查，在整个尼雅合作考古的9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汉书》中有关精绝人、户的记录，与已见遗存数并不统一。〔7〕遗址区内红柳沙包密布，使遗址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不走到遗存跟前，就无法观察到它的存在。古代建筑遗迹往往高于目前地面三、四米，不少建筑，叠压在了红柳沙包之中。这说明精绝废弃后，这片地区地貌既遭遇严重侵蚀、切割，又不断有着沙尘堆集。一些当年的建筑可能只余遗物，陶片散落在沙尘上下。这些因素都启示我们，要准确、全面把握遗址的面貌，在没有更先进的手段前，只能依靠人力认真踏查。前面介绍的两百多处遗迹点，虽已远远超过了斯坦因45处建筑遗址的报告，但很可能还并不是最完备的结论。
　　斯坦因曾进行过挖掘、我们又重点发掘的N2、N5、N37遗址，这里稍予介绍：
　　N2遗址，在斯坦因的报告中，是十分平常的一处遗存。他清理过其中多处房址，获得了20块佉卢文长形字板，发现一处冰窖。认为房址已被严重侵蚀，佉卢文字板保存很糟，因而很快结束了对它的挖掘。〔8〕其实，N2是整个尼雅遗址中唯一存在密集建筑群的遗迹点，大约有19处建筑物呈环形展布在一处圆形广场上，广场中心是一个公共空间。它位于尼雅遗址中部，处于核心地位。其西南，紧靠尼雅遗址中最显目的佛塔；其北面，有一区大型蓄水池，池周围着木栅。在这区密集建筑的东面、南面，还可以见到残存四五段土垣。其中一段，长约20米、宽1.5米、高可2米。这段明显具有防护性功能、垛泥筑就的粘土围墙，当是严重风蚀、切割后保存得不完好的城墙残段。对N2这一集群建筑，联合考古队只清理了1、8、19号三组居室，每组建筑下部均有高0.5～1米的地基，建筑规模大小稍有差别。规格较高的居室，规模较大，主室面积可达40平方米。室内贴壁见“*”形土炕。住室中部有取暖火塘，火塘直径50厘米、深40厘米，火塘周围有宽10～25厘米的围堤，炉内厚积炭灰。四壁因长时间烧火而发红。住室内院或见小葡萄园。建筑围墙除用红柳、芦苇编就、内外涂泥的木骨泥墙外，还见到土坯残墙。土坯墙虽属简单，但在尼雅废墟内是不同一般的设置，为规格较高的墙体。室内遗物具有一般特点：木器是主体，家具、编织工具、捕鼠器、锁、饮食用器，几乎都为木质材料制成；陶器主要为罐、瓮，似作存储用物；织物见丝、毛、棉、麻、毡；金属用器有铜、铁，但数量不多；饰物有玻璃珠、石珠；取火方法为钻木取火；也见到少量佉卢文写板。〔9〕因为并没有对这一圆形广场上的所有建筑物进行全面清理，其间的关系、它们与遗址区内其他居址的异同，这一建筑集群与佛塔的关系等，都还不能提出准确分析。但这一初步成果与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中对N2的报导，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斯坦因只注意到遗址内佉卢文的存在，而完全忽略了它们保留的社会生活信息。
　　N5遗址，是斯坦因第一次进入尼雅时重点发掘过的又一处遗址。当时他着重清理了这区遗址北部一处大型房间及傍近的垃圾堆，获得了250多件佉卢文、汉文简牍，包括24件羊皮佉卢文书、42件汉文木简。汉文木简中有引起学界关注的“泰始五年十月戊午朔卄日丁丑敦煌太守……”及“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等简文。为了便于判定简牍的相互关系、年代早晚，发掘中，斯坦因曾告诫自己要十分注意它们的相对位置。但无法避免的民工发掘的忙乱，还是有10件文书失掉了原始编号。关于N5的报告，在《古代和田》中篇幅不小，但差不多全部文字只是对有关简牍出土、形制，羊皮文书的折扎、使用，封泥图形及封缄、捆扎细节，佉卢文的初步解读成果、晋简年代等进行的说明，只是在报告最后提到他曾关注这区遗址中的第16号遗迹为一座“小寺庙”。遗址西南，是“由一些死果树及更深埋在沙中的篱笆标示的大果园”。〔10〕
　　我们也对N5进行了清理，得到的又是相当不同的结论。N5经纬位置为N37°59′53.9″、E82°43′44.3″，是一区两面傍河的大型遗址，处地势高峻的台地上。东南缘有一条长达百米的人工林带，灰杨、柳树是主体，树龄很长，树干直径大都粗到40～70厘米，树干高10多米，它们曾为阻抑沙尘，为居室主人荫蔽骄阳，远眺起伏的沙浪，近观脚下缓缓流淌的尼雅河发挥过不可轻估的作用。台地上共存5组建筑：向东开启的院门，院门西北边有一处畜厩；一区小型佛寺，寺院西部有冰窖；偏北部为一处宽大、单独围篱的院落(斯坦因重点挖掘处)；西南部为一建筑面积达300平方米的大型佛堂。五组建筑之间，是比较开阔的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广场(见图版40)。木结构院门东开，门道长3.4米、宽2.86米，残墙仍高0.6米。双扇院门自外向内开关，门槛磨损严重，足见进出人员人数不少，经历时间不短。院门南接佛寺，入院后可以直入寺门。斯坦因推论可能为“小寺庙”的遗址，确为一“回”字方形寺院，面积为5.2×5.3平方米。四边见地梁、立柱，中部为边长2米的正方形基坛(基坛上有深一米多、直径一米多的深坑，大概是1901年斯氏雇工留下的掘痕)。周绕回廊，回廊宽1.2米。清理中出土木雕像、八瓣铜花、壁画佛像、柱头花形装饰等。佛像已坍塌在地，裂作碎块。经粘合复原，可以看出佛像面呈长圆形，眼细长微睁，俯视。有八字胡，着通肩式方格纹袈裟，形象基本完整。取小寺出土木材进行14C测年，结论为去今1921±60年，相当于东汉、三国时期。与斯坦因所获“泰始五年”木简基本一致，可以信从。这种“回”字形小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不少沙漠古址中均有发现，具有典型性。
　　佛寺西部，距约10米，为口部约呈四方形(边长4米)的方井，深2.2米后见枯树枝、麦草、骆驼刺，疑为冰窖。〔11〕
　　佛寺正西，即斯坦因判定的“大果园”所在，实际为一大型建筑。残长24米、宽12.5米，包括讲经堂与僧房。这里曾经是绿树丛丛，废弃后，巨大的树木纵横交叠，覆在了房屋废墟上，致使斯坦因判定它为一处大果园。僧房有二：其一，长8.5米、宽6.75米，居北端。室内南向开门，存长3.5米、宽1.25米的土炕，用整齐土坯砌出炕沿，东墙下有灶、木桶、抹泥板。其二，长9.75、宽3.95米，室内有长5米、宽1.2米的土炕，同样以土坯砌出炕沿。室内见灶，有烧土、烟炱痕。僧房与讲经堂间为过道，宽1.75米。讲经堂宽大，长方形，建筑面积为10.15×7.1平方米。室内存一稍残木柱，屹立未倒，圆形，直径0.5米、残高1.7米，有榫头楔入地下大型方木础内，木础长近1米、宽0.5米。木础周围，出土了多量圆孔方形木斗、方孔方形木斗、梯形木、三角形木块、半圆形、一端弧形木块、带榫槽的长方形木块等。部分木斗与替木组合未散，间杂芦苇、草泥，一部分木构件上见烟熏痕。这类木构件，厚积达70厘米。显示了这处讲堂当年的房顶，大概是用长方形檩木搭出框架，其间是木斗、枋木等构成藻井式天棚，其上再铺芦苇，抹草泥。在已见尼雅建筑遗存中，算得上是最为恢宏、最有气势的一处。中原建筑工艺的影响也清楚可见。木柱四围，还发现四座木雕伎乐天人像，高65厘米，以枋木粗雕出伎乐起舞形态，辅以墨线，勾勒面形、指纹、服饰。可看出所雕人像着圆领衫、长裙，头微侧，一手上举，作轻曼舞姿(见图版41)。讲经堂东面不用泥墙封闭，而是开放式的栏杆。先在地梁上等距离立小木柱，木柱间纵横架木条，构成栏杆。栏杆残高仍有0.35米，以小方材榫卯结合成几何图形(见图版42)，这是一处供僧众集会、讲经说法的处所。
　　讲经堂东北，与另一处大型建筑相邻。残存建筑主体，可以辨析出为两组屋舍。东侧房屋见两间，其一残长3米、宽3.5米，其二残长3.5米、宽2.5米。西侧两间房屋一为8×7平方米，又一为7.5×14平方米，相当宽敞。居室东南部为大型篱栅构成的院落，长19米、宽8.5米，面积达160多平方米。院门开在西北，宽3米，门道不朝向讲经堂、小佛寺。〔12〕清理中，发现了铜、铁器、木器盖(上有斯坦因编号NXV：49，是已经出土并经斯坦因自己编号确定，最后因疏忽而未取走的文物。这类情况，在吐鲁番也有所见)、纺轮、纺杆、紧绳器、汉文残简9支、佉卢文残简5件。这区房址(尤其是房后的堆积)，斯坦因曾详细清理过。从斯坦因所获文物，当为魏晋时尼雅地区一处重要官署或官员住房。也有人认为它是“寺主或住持的办公场所”。〔13〕但从院门不向佛寺开启，很难认为它们是同一组建筑布局。
　　本文所以较详细介绍N5的清理结果，既是为了与1901年斯坦因的工作进行比较，更是为了说明东汉以后魏晋时期，佛教已成为尼雅地区的重要信仰。N5佛寺可算一处典型，它是鄯善王国凯度多州境内最主要的寺院。与官署或重要官员住宅同处一个大院内，可以显示佛教作为一种重要信仰，与世俗权力存在紧密关联。寺院所在，地势高敞，河水环绕，绿树成荫。建筑中见到的斗拱部件，栏杆装饰，说明佛寺在当年的精绝社会中，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在尼雅居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N37遗址，也是斯坦因清理过的一处房址，相关报告比较简单：“N37位于(N36)的南面，有几个房间中出土了一些佉卢文木简。其中有一件矩形盖简，封泥上有中国鄯善郡守的官印印迹；另有一块古怪的装饰木雕，显然是家具上的构件，上面雕刻着四瓣花纹，样式颇不寻常。”〔14〕
　　斯坦因这里只强调说明了两件出土文物。其实，N37的情况也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的。
　　N37，居于尼雅废墟的南部，经纬位置为N37°55′02″、E82°43′23″。四周为相当密集的红柳沙包、枯死胡杨，距废墟南端的古桥不远。其东约200米处，还有几棵干径粗大、枝繁叶茂、至今生机盎然的活胡杨，是整个尼雅遗址内唯一仍存活胡杨的地点。居址平面略呈长方形，残存面积达190平方米，以东西向走廊为轴，南北两侧各有两间房舍。可以作为小家庭住屋的代表：四间居室以走道连通，分别为卧室、客厅、厨房、储藏室。距离住处约30米，有主人家的畜圈，以红柳枝围成，分隔为数间。从粪便观察，畜养品种有羊、牛、马、骆驼，粪便厚积达20厘米。居室建筑工艺也有代表性：木质地梁，其上立柱，立柱间有支撑木材，其间编红柳枝、芦苇为墙，内外敷泥。房屋中部有丫形立柱，下端楔入木础中，上架横梁。地梁、横梁、立柱均见榫孔，可以互相卯接，形成一个整体。平顶，顶部铺苇草、加泥。相当简单，但可挡风避寒。睡眠、休息活动处是房内贴墙的土炕，长3～5米，宽1.5米左右，炕边用土坯砌栏，炕体为纯净黄土，其上铺毡、蓆。储藏室内见厚麦草、木柄铁镰，19支木钉、骆驼用的鼻纤、纺轮、纺杆、丝织物残片、毛布片、骨勺、紧绳器、佉卢文木简、羊皮文书，墙角有较大陶瓮。居室内也见木简，还有料珠、玩具、鞋楦、木针、钻木取火器、箭杆、木箭头、戒面，另外还有两柄铁镰。整个住室内，共见佉卢文简牍15件，其中有的未开封，已开封的一件有童格罗伽王纪年，文书语言特征“接近公元2世纪中亚贵霜碑铭的语言”，判定为公元2世纪晚期遗物。〔15〕“鄯善郡尉”缄封的木牍缘何出土于此，给人留下了悬念。这处居址中，全部文物展示的内涵，是以小家庭为单元的社会生活情况：有农业(种小麦)，饲养牲畜，家庭手工业中编织业具有重要地位，小件木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较之陶器，用得更多。两件木质玩具(博具?)，正方形、长方体，四面分别有1～4个压印圆圈，游戏方法不详。〔16〕斯坦因在清理N37时，应该是能接触到这些文化现象的，但报告中未见措辞。他的农民工挖去了土炕的一段，目的也只是寻宝。自然，这些出土文物与奢华的珍宝离得很远，但却清楚地显示了普通居民的生活景象。
　　N2、N5、N37这三处居址，斯坦因和我们都进行了清理。我们对相关遗址的认识与斯坦因曾有的结论，差别可以说是很大。斯坦因当年的尼雅考古，尤其是获取的大量佉卢文，曾在推进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只关注于文物、尤其是佉卢文书，他雇用的民工也总以找到这些文物以求邀赏，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这样的工作方式，绝难对精绝或稍后的鄯善凯度多州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比较准确的说明。对斯坦因当年的尼雅考古，没有必要完全贬斥；但捧得过高，同样大可不必。应该把他放在当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方位冷静地分析其工作过程、成果，给他以适当的历史评价。
　　〔1〕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3期。
　　〔2〕相关资料，可参见黄慰文等《新疆塔里木南缘新发现的石器》，载《人类学报》第七卷，第4期，XNM—87页，1988年11月。
　　〔3〕王炳华《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载《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第199页。
　　〔4〕张铁男等《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第73～79页；于志勇《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35～41页。
　　〔5〕王树基《塔里木盆地晚新生代干旱环境的形成与演变》，第四纪研究，1990年4月。
　　〔6〕杨逸畴《尼雅环境的演化和文明兴衰》，载《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327页。
　　〔7〕《汉书·西域传》精绝国条，记精绝国有“户四百八十，三千三百六十人口”，目前已见遗迹远远不足显示这一规模。
　　〔8〕M.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p328～332.New dehhi-india, 1981.
　　〔9〕中日联合考古队关于N2的调查、清理资料，见《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42～54页。
　　〔10〕M.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p338～374.Now dehhi-india, 1981.
　　〔11〕塔里木盆地南缘，当地老乡至今仍用这种办法储冰。井底铺架木柴，冬季挖冰，置于木柴架上，其上厚益草被、封口。入夏，冰未消化，可以享用冰凉。
　　〔12〕张铁男、王宗磊《95尼雅93A35(N5)佛教寺院发掘简报》、《1996年尼雅93A35(N5)遗址FA、FB、FC、PD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1999年第2期。
　　〔13〕贾应逸《新疆石窟和寺院遗址研究50年的回顾与思考》，载[韩]《中亚研究》，2001年6期，第39页。
　　〔14〕[英]A.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15〕林梅村《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8～197页。
　　〔16〕张铁男、王宗磊《93A27(N37)调查》，载《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69～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