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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强铁牛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前三十年、已经时过境迁的故事，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后来，当我第一次从父辈们那里听到谢子长的故事后，便一路走来苦苦地沿着英雄的足迹，试图从中找到他是怎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田间地头与见证人促膝交谈，还是秉烛夜读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目的就是想在上世纪那场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寻觅谢子长这个农家子弟究竟如何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又为何三次为这位在陕北乃至西北妇孺皆知、有口皆碑的谢子长题词并撰书传略碑文?经过几十年的不懈追寻、潜心研究，我终于从生我养我的地方找到了谢子长之所以名垂不朽的起点，以及他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地位。一个人百年之后，他的传闻和故事仍旧在民间经久不衰的流传，就足以说明他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威望和光辉形象，也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有多么长久和深远。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以其优秀人物确定的地名屈指可数。在土地革命期间，党中央为纪念牺牲的党和军队领导人而命名的县有：公略(黄公略)、杨殷、太雷(张太雷)、彭湃、兆征(苏兆征)、代英(恽代英)、博生(赵博生)县。但为时都很短，几乎鲜为人知。可是以谢子长命名的子长县，却成了党中央长征落脚后的又一个红色首都，且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党中央还在长征的路上，它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就把谢子长的故乡改名为子长县，以示纪念。不久，党中央走进瓦窑堡知道了这个县名……后来，党中央认可了这个命名。 　　人们关注上世纪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长征，因此，大都把目光聚焦在它的开始及其整个过程，却很少关注长征的落脚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创始人又是如何为这个落脚点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所以，毫无疑问地应该把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谢子长、刘志丹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审视、来书写，他们的丰功伟绩自然就更加明显的凸显出来。 　　时至今日，我从名目繁多的党史著作中，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情实意的评价，就更激发了我对这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对中国革命伟大贡献的搜寻，而一发不可收。 　　1953年的一个冬日，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又一次谈到初到陕北的情形。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说起来，各位可能不太理解我，就是我对延安、对陕北根据地的一份特殊感情。我总也忘不掉1935年夏天(应是秋天)，我和恩来、德怀带着1500人的中央先遣(应是陕甘)支队抵达陕北的情形。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身上破衣烂衫，脚下草鞋都不齐全，每三个人共用一支步枪，每支枪平均不到十发子弹。真正是马无一匹，房无一间，地无一块，人生地不熟，没有后勤，没有给养。每天开两顿饭都靠打土豪来临时解决……” 　　周恩来插话：“那是抵达瓦窑堡之前，抵达瓦窑堡后，拿下几座地主土围子，情况有了好转”。 　　毛泽东接着说：“是谁救了中央先遣(陕甘)支队的命?是陕北红军……他们倒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有一支2万多人的武装齐全的队伍。他们不像张国焘，仗着四方面军有5万人马，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朱总司令，刘伯承等人被留在红四方面军做了人质”。 　　朱德插话：“那时我名为红军总司令，什么司令?连卫兵都是张国焘、陈昌浩派的。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不过徐向前的表现还是好的，有正义感”。 　　毛泽东接过话头：“……他们一听是江西中央红军到了，就不管你剩下多少人马，多少枪支，张开双手来欢迎，给钱给粮给装备。陕北汉子热情、忠厚，说陕北红军、江西红军本是一家人。……我至今不能忘了这个恩，负了这个义。1935年夏(应是秋季)，周恩来可以作证，如果陕北红军不接收我们，我们一千多号人马就只好继续北上，穿过内蒙沙漠，外蒙草原，跑到苏联境内去组织流亡政府”。 　　周恩来插话：“那是李德的主意，秦邦宪也附议”。 　　毛泽东接着说：“如果真是那样，大家想想，后来的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只怕至今还被分割在几块小根据地上，被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围剿……我们在陕北住了12年(应是13年)，经营全国各根据地，指挥武装斗争。中央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全国，走向全面胜利”。①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真实地道出了当年的情景，表达了对陕北人民、陕北根据地的深情厚意。谢子长和战友刘志丹等同志含辛茹苦创建的这块根据地，这支红色军队，在党中央走进陕北的时候，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争论，就完整地交给了他们。这才使党中央、中央红军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这才使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可靠的大本营；这才使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在这一番谈话中，不仅能感悟到，而且更能理解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给从未谋面的谢子长三次题词和书写传略碑文的原因。我也从中找到了应该把谢子长短暂的革命生涯，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中来书写、来歌颂的切入点。 　　为什么西北根据地将它的首府放在了谢子长的故乡瓦窑堡?为什么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也把它的红色大本营首先安在了瓦窑堡?就在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前的这年2月，谢子长因伤不治，离开人世。但在他的感召下，这里的人民“哪怕人头挂高杆，一心闹共产”的理想火种燃成燎原之势。仅数万人的安定小县，就有数千人牺牲在创建这块单命根据地的战场上。谢子长一家就有九位亲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这里有着理想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记载：“(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这是党中央又一次对创建这块根据地的谢子长和刘志丹的肯定与赞扬，也又一次彰显了这块根据地的重要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上世纪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先后创建了数十支红军队伍，开辟了数十块革命根据地。毫无疑问，西北这块根据地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谢子长、刘志丹及其战友们数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才成为全国唯一坚持下来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在瓦窑堡痛斥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时痛心地说：“……党所创建的根据地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 　　西北武装斗争的烈火，是在党的领导下，于1927年10月由谢子长等人在清涧点燃，从此再也没有熄灭；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于1932年初，由谢子长等同志在陇东的山嘉原高高举起，从此再没有倒下；西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于1932年3月由谢子长等同志组织建立；陕北、陕甘两地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亦是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和他的战友刘志丹，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组织于1935年2月5日得以实现。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东临黄河之滨，西至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达黄龙山。共辖53个苏维埃县(市)，其中陕西34个县(市)，甘肃10个县，宁夏4个县。这正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丢个南方有北方，这也是事实确凿的历史。 　　历史像东逝之水从我们身边流过，但留给后人的探讨与研究却远远没有完结，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让后来人大获其益。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一个人历史地位的确立，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是历史的当事人书写的，任意的胡编乱造只能让本来光辉的历史失去其应有的光辉色彩。因为不管是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如果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而已…… 　　当中国革命的历史延续到今天，许多历史老人的背影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创立的辉煌业绩，树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远彪炳史册。谢子长、刘志丹和他们的战友为党和红军、为中国革命创建的立足点、大本营，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回眸烽火连天的岁月，研究艰难困苦的历程，倾听至今传唱的信天游，落脚点子长树勋，大本营迎来曙光便在这一刻定格。 　　白于山上摆战场， 　　领头的就是谢子长； 　　几道道圪梁几条条川， 　　一群群毛孩闹翻了天； 　　进西安，闯太原， 　　举义清涧闹渭南； 　　北京、上海找中央， 　　一心跟定共产党； 　　走三边、上银川， 　　南梁举旗英名传； 　　山连着山来川套着川， 　　咱跟上谢子长打江山。 　　①本段对话摘自党史专栏作家师东兵专著《西苑风月》。 　　 奠基大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强铁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