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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怀壮志
强铁牛

  1.平凡家世
  黄河从青藏高原出发,一路劈山穿谷,咆哮而来,狂奔过兰州城后便以其神奇的力量,在中国的北部甩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这个“几”字的内腹,隆起于陕甘宁交界处的白于山,仿佛一条横空出世的苍龙,高昂着头颅蜿蜒向东飘然而去。来到绥德与清涧相接处,便一头扎进穿越晋陕峡谷的黄河,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孕育滋润着大山沟里的人民。就在白于山区的中部,有一个被众山左遮右拦的村庄——枣树坪。村子北面数十里处,是秦始皇设置的阳周县故城遗址和司马迁的《史记》和历代史书中记载的轩辕黄帝归葬地高柏山。
  民国初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醒了沉睡数千年的中华儿女。白于山区的一群毛头小伙子不满封建剥削和列强的入侵,背着大刀,扛着长枪,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军队“围剿”的红色队伍。他们把陕北闹了个天翻地覆而闻名天下。
  白于山的中段从西北向东南又分出一支小“山脉”来,它从阳周故城南的高柏山起势,翻腾着、跳跃着来到枣树坪村南便戛然而止,一头伸进秀延河上游两条支流汇合的地方。清朝统治者没有忘记,数百年前陈抟老祖站在无定河畔的白于山巅说过的话,这里有王者之气……压在米脂城下的九条龙已飞走了一条,白于山的柳树涧也飞出了一条。他们是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顺帝国的李自成、张献忠。于是不惜一切在陕北寻找“龙脉”,挖壕腰斩,修庙镇之。一座混石修筑的小庙就立在了伸到两河间的山峁上。说来也很奇巧,枣树坪村西北一条刀削般狭长的山梁余脉也直插河中,流淌的溪水被迫向南转了个大弯,形成了村前那块平坦肥沃的河坪地。村子西头的河对面有一座酷似清朝遗老戴的瓜壳帽似的小山峁,顶上长着一棵树干粗壮、枝繁叶茂的老杜梨树,树冠像一把撑开的“万民伞”。村子东头的河对面有一浑圆的山峁,其下八字分开,远远望去好像“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的弥勒佛端坐在那里。
  尽管有人对山好水好的地方加以破坏,但这一切却是徒劳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有一批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就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1月19日),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十七日,被毛泽东誉之为“民族英雄”,朱德称其为“陕北人民领袖”的谢子长,就出生在这个前护后拥,左围右拦的小山村半山畔上的一孔土窑洞里。他小时候起名世元,后改为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
  谢家有文字记载的老祖先叫谢天仓,妻子杜氏,生有谢明、谢关儿两子。谢天仓于清道光十八年去世后,又传了两辈人才到了谢彪鹏的父亲这一辈。清朝同治年间回乱平息后,躲逃在外的谢彪鹏随父母回到了枣树坪村。这时谢彪鹏已是十七八岁、腰圆膀宽的小伙子,成了家里顶上手的壮劳力。此时虽门寒族薄,其兴也可翘足而待。
  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原,庄稼人不怕涝就怕旱。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有吃有穿,碰上干旱少雨的年月,就难以糊口,得捣老崖吃结余。谢彪鹏凭着一身的气力,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的劳作着。他又是个遇事肯动脑筋的人,村子后沟渠一股泉水白白流淌,他就起早贪黑筑起一座土坝将水蓄起采,引流到村前的园子地里,浇灌红豆角、黄瓜、白菜、萝卜,除自家食用外,还拿出一些分送亲友和左邻右舍。
  陕北地广人稀,有的是草场,有的是野菜,只要勤快,发家的门路就摆在眼前。谢彪鹏从集市上抱回猪娃,吆回牛、羊,俗话说过光景得细水长流,斤里不添两里添。庄户人家喂个猪、鸡,栏个羊、牛,一年的油盐酱醋、人情门户钱就足够了。不几年,谢家的光景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过着吃穿不愁的小康生活。接不上春荒的人家到谢家讨借,从来没有空手而走的。这时候谢彪鹏的父亲驾鹤西游,他就挑起了家庭的大梁。
  枣树坪虽说坐落在大山旮旯里,可它却是西通三边、北上横山的必经要道。村东20里的大川里,便是至元元年忽必烈的铁骑踏过白于山所设的县治安定城。再东去30里,则是党中央到陕北安下第一个家的重镇瓦窑堡。社会日渐安定,村前大道上的商贾行旅也多了起来。赶骡马、吆毛驴、牵骆驼的脚夫驮着京广杂货、载着食盐皮毛,不是北上就是南下。有时候黑天半夜,撩人的酸曲伴着铃铛的叮咚声走近而又远去……谢彪鹏和母亲商量:“明(天)把大路边的旧窑拾掇一下,再盖间牲口棚,办个柴草店,好让赶脚人刮风下雨有个遮拦,十冬腊月能睡个热炕,叫过路人有个歇处”。心地慈善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想法。
  谢彪鹏除了作务庄稼、饲养牲畜外,一心扑在柴草店里。母亲烧水做饭,他就担水铡草,打扫院落,生怕住店的说长道短,坏了名声。赶脚人大都不是腰缠万贯的财东、老板,有时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掏不出来。谢彪鹏从不计较,有钱的住、没钱的也让住,还给提供饭食、草料。遇到讨吃要饭的更是热情接待,从不小看,从不怠慢。谢家的柴草店因童叟无欺,一传十、十传百,声名远扬。许多赶脚人哪怕多赶点夜路,也要到这里歇店。
  南来北往的赶脚人,他们长年在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人人都学了一些本事在身。有能打会算的,有识字断文的,有舞棒弄刀的,有掐算人生八字的……谢彪鹏干完活,就缠着他们讨教。不几年就学会了打算盘,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能舞几套防身的拳脚。这谢彪鹏诚实忠厚,加之为人耿介,怜老惜幼,久而久之,成为上下路川说大事了小事的能人而闻名乡里。谁家有个三灾六难,疾病熬煎,婚丧嫁娶,邻里纠纷都找他讨公道,拿主意。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山圪*(左土右劳)里,他就是断案了事的“乡官”,受到人们的敬重。
  出生于清涧县黄河畔崖头村的贺氏一家,携儿带女逃活路、走西口。他们沿门乞讨,走到枣树坪村前的老柳树下歇息,被菩萨心肠的彪鹏母亲看见,就引回家里管吃管住,待若亲人。这贺氏女只有十五六岁,虽然面带糠菜之色,却也出落的亭亭玉立,全身显示出少女特有的风采。陕北女娃生来就不带娇惯习气,生就的泼辣勤快。贺氏女扫院喂猪,下厨帮灶,一有空还帮谢彪鹏铡草,推磨碾米,招呼客人,样样活计总是抢着干。这些都让彪鹏的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这女娃和善勤劳,又与彪鹏年纪不差上下……”
  住了一段时日,贺氏女的母亲总觉得连累了人家,添了麻烦,提出另谋生路。彪鹏母子虽说没把贺氏一家当外人看待,可他们却执意要走。“他干大(爸)、她干妈,看这兵荒马乱的,走到哪里还不是鸡叫狗咬。住下吧,有我们喝的就有你们吃的……”“老嫂子的心意咱领了。我们住了这么久,已经添了不少麻烦……还是走吧。”眼看挽留不住,彪鹏的母亲又说:“出门在外,多带一张嘴,就多操一份心。这女娃也不小了,留下给我当个干女儿,也好照应照应彪鹏,他总得个帮手……”贺家觉得后生(彪鹏)厚道善良,又能吃苦耐劳。心想女儿出阁一门亲,养女哪个不图寻个好婆家。“老嫂子,娃托付你,我们就放心了……”贺氏女和彪鹏一来二往也有了感情,就满口答应。送走了父母兄妹,贺氏一如既往地忙里忙外,拆洗缝补,打狗喂猪,生火做饭,照料客店。贺氏18岁那年和彪鹏圆房成家,夫妻二人泥帮泥,水帮水,光景过得红红火火。
  也该谢家人丁兴旺,贺氏隔三差五地生育了三个儿子、四个闺女。大儿子名德惠,谢彪鹏把他送到安定县城文笔书院读书。后来家里人口多了起来,彪鹏夫妇的身体亦大不如前,便把他接了回来,挑起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1926年,谢德惠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安定县党的区委书记,西区区长。二儿子名占元,诚实厚道,是作务庄稼的一把好手。他很同情弟弟谢子长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东奔西忙,便协助弟弟联络同志,传递信件,后被反动派残杀。大姐许配给安定县城史家,二姐出嫁到崖窑沟薛家。三姐、四姐还未婚嫁,谢子长在兄、姐中排行第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腊月,已是人不出门、狗不挪窝的数九寒天。覆盖在山山峁峁、沟沟岔岔的积雪,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亮光。河道里的石崖上挂着一排排长长的冰溜子,好像一群大象露出的洁白长牙。腊月十七日(1897年1月9日),正值“三九四九阖门叫狗”的时节,凛冽的寒风着实让人招架不住。这一天,谢彪鹏没出门,斜躺在隔壁窑洞的土炕上,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妻子临产。俗话说人养人怕死人,何况贺氏已是40出头的人了,有个三长两短,就等于塌了半边天。虽说陕北有个女人生娃时男人不能在跟前的习俗,但谢彪鹏还是不敢出门。心里有事瞌睡也来得快,睡梦里恍惚看见一只白色黄额的老虎从杜梨树峁蹿了下来,跳过结冰的河道,顺着井沟渠跑上硷畔,直冲院门而来。谢彪鹏想喊又叫不出声,想赶老虎又操不起家伙……突然小女儿喊叫道:“大、大(爸),我妈生了个小子”。谢彪鹏虽也年过四十,腿脚还算麻利,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跑到窑外,看见院子里平静如常,不顾浑身冒出的冷汗,*(左足右乞)蹴在地上忙问:“大人娃娃好着哩嘛?”婴儿清亮的哭声从窑里传了出来。在这滴水成冰的月(坐月子)地里,又没有很好的医疗保护,加之年龄又大,贺氏坐月子时落下了一身病。
  老天仿佛故意安排谢子长吃苦,他虽然竭尽全力吮吸着母亲干瘪的奶头,但却没有一点奶水流进嘴里。不是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的说法吗?三姐就用小米做成米茶,一口一口精心喂养,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他长大。彪鹏老两口晚年得子可谓福上加喜,每每想起生娃时梦里的情景,老觉得脑皮有些发麻。出苗的庄稼,满月的娃,不枉在阳世间走了一回。谢子长满月的那天,店里住下一位斯斯文文的老先生,听到上院里响吹细打,就用红纸包子两块银元,他要给小娃添个精神,也给谢老掌柜道喜:“贺喜来,贺喜来,生下虎儿成大才……”老先生朗朗的道喜声里,一个“虎”字倒把正在招呼三朋四友喝酒的谢彪鹏惊吓得手里筷子都掉在了地上。他慌忙迎向老先生。
  谢彪鹏和老先生盘腿坐在炕上,借着酒意天南地北的尽情发挥着。老先生说:“人从小看大,你娃脸上有纪晓岚之遗风。而纪以文取道,这娃将以武立业呀!”谢彪鹏放下酒杯说:“哪有的事,老先生过誉了。山野村夫没那福气,图个平安就行了”。老先生走的时候,给谢彪鹏撂下一句话:“你们的庄子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一个英雄出世了,将来定会统兵将帅,名扬四海”。
  谢子长小时候并不壮实,但有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梁,隆起的颧骨棱角分明,显得刚毅有力。特别是那一双大眼睛神采飞扬,好像要洞穿一切。在姐姐、哥嫂的精心呵护下,他一天天长大。四五岁时常缠着父亲和哥哥给他讲故事:杨家将七郎八虎战死疆场;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开封府包文正不畏权势……他都百听不厌。有时父亲和哥哥还给他讲怎样行事做人的道理,并教他识文练字。
  谢子长8岁时,谢彪鹏请来姓刘的先生办起了私塾。谢子长和村里的小孩就跟着刘先生读《三字经》、《百家姓》、《颜子家训》、《论语》、《道德经》,天天之乎者也。刘先生的知识虽不怎么渊博,但对孔孟之道还能讲个子丑寅卯。老学究滔滔不绝的灌输,父母亲的言传身教,谢子长渐渐懂得了“去私心方能行公义,修其身是为济天下”的一些做人道理。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家里杀了一只山羊羯子过中秋,一顿没吃完就放起来。第二天羊肉有点味道(即不太好了),觉得倒掉可惜,就说送给住店的赶脚人吃。谢子长说:“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不能吃,送给人家能吃吗”?谢彪鹏一把抱住儿子高兴地说:“世元说的对,自己不能用的东西,别送人……”刘先生知道这事后.在学生中夸赞谢子长学以致用,做事得体。
  刘先生觉得谢子长是个可塑之才,教好他已力不从心,建议谢彪鹏另请高明,办个正儿八经的学堂,免得耽误了娃娃的前程。常言说:“若要好,修路办学校”。谢彪鹏就立起杆,在众乡邻的帮助下,把村前那座破败不堪的小庙拾掇的整整齐齐,里外一新。又亲自到安定县城,聘请游学归来的青年执教。经乡邻推举,谢彪鹏成为安定县第一个农村小学的校长。学校又加开了一个冬学班,方便了农家子弟农闲时入学读书。这个山村小学培育出了一批跟着谢子长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英雄人物,也成为安定县西区共产党人开会联络的地方。
  谢彪鹏办学兴教的这一年,恰是1911年,农历辛亥年。这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于武昌举义,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年号——大清宣统。虽说陕北偏远闭塞,可赶脚人还是把这信息带了进来。年逾花甲的谢彪鹏感觉世事正在发生变化,要破旧立新了。可自己的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因此,寻思着把家事托付于大儿子谢德惠掌管料理。这一年谢子长13岁,放学后就跟着哥哥谢占元下地劳动,上山拦羊。忙里偷闲便跟在武装保运镖头的屁股后头,纠缠着让人家教武功。一位姓朱的镖头是谢家客店的常客,他问谢子长学武干什么?谢子长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惩除仗势欺人的恶霸,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朱镖头闻言一惊,这娃绝非池中之物,必是腾飞的蛟龙。别看他身材瘦小,有这志向就值得称道了。“学武是要吃苦头的,没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功夫,是练不出一身本事的。你能下得了苦吗?”朱镖头想用吃苦二字把他挡回去。谢子长却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吃苦算得了什么!只要人人都能平等,就是掉脑袋又何足惜呢?”
  过路客朱镖头收下了这个徒弟,可他半月二十天才来住一回店,所以断断续续给谢子长教会了几套防身的拳术。谢彪鹏担心这样下去只能学个文不文、武不武的半吊子,就打发大儿子谢德惠翻山越岭,到立一川路家坪村,聘请来闻名陕北的武林高手魏敬德教习武功。上过五台山,到过少林寺,又得高师指点的魏敬德性格豪爽、疾恶如仇、怜老惜弱、为人正派。谢子长拜过师傅后,就跟着练武功,学做人。几年下来,攀越跳跃,登高奔跑,大刀长枪耍弄的得心应手。他和小伙伴们一块爬山,别人还在山腰喘气,他已奔到山顶。因此,人们说他上山比下山都跑得快,学习成绩也远远超过别的念书娃。
  2.这娃不得了
  1914年,16岁的谢子长考入1903年由文笔书院改成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始创于明朝,扩建于清朝的文笔书院,据说与一传说相关联。安定半山上的东城墙上建有二三十米高的文笔塔,北城外的河道中央竖躺着一巨大的酷似水牛的巨石,人们称之为砚台。每月农历十五日半夜,月亮把文笔塔的倒影正好送到砚台上,人们便说这是司职天下文章事的文昌帝君,于夜阑人静之时批阅天下考生的试卷。那时到县城上学,就像今天的农村娃上大学一样,备受人们称赞:看人家烧了高香,娃娃能考上……姐姐特意为谢子长缝了一身新衣裳,他穿在身上觉得又别扭又不自在,依旧穿着那套半旧不新的衣服,跟着父亲来到县城,寄宿于三姐家里。在学校里谢子长少言寡语,整天埋头书本,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县城毕竟不是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天一黑就上炕睡觉的清静世界,而是处处显露着繁华与喧闹。外面发生的事情不时经过高大厚实的城门带了进来。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遭到封建残余势力的抵抗,一会儿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又是张勋复辟……谢子长听到这叫人丧气的消息,无不痛心疾首。他琢磨,他思考,封建亡灵阴魂不散,一旦条件成熟便会卷土重来、垂死挣扎。
  陕北地域辽阔,是蒙古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过渡和交融地带,因此,自古就有放养六畜的习惯。陕北人生活来源的一半就是靠养羊。人们之所以养羊,是因为羊粪可以肥田,增加粮食收成;是因为羊肉、羊毛、羊皮像个小钱库可以应付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赵国安觉得这是敛财的好机会,便和县知事袁廷仁密谋,设立羊圈税。
  赵国安原是瓦窑堡街上一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后来他在安定县城开了个饭馆,专门巴结衙门里的人。一来二往吃吃喝喝,自然臭气相投了。要赚钱找靠山,赵国安有了两个臭钱后就思谋着如何讨好县老爷。三年小知县,十万雪花银,县官手里的钱就是靠赵国安这样的人大包小包地送。投桃报李,赵国安有了官吏的撑腰,干脆干起了包揽诉讼的勾当,打官司不花钱,有理也落个没理。凭着左右逢源,投机钻营的伎俩,赵国安摇身一变成了县公署的科员。
  安定县衙于1913年改名为安定县公署,知县也改叫成知事。晚清举人袁廷仁脱掉官服,摘下顶戴花翎,剪去脑后拖着的发辫,又成了安定县知事。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叫法不一样罢了,骨子里却照样流淌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血液。赵国安和袁廷仁一拍即合,巧立名目征收羊圈税。他们规定一只羊每年交16个铜钱,还加收养羊户的皮毛税,屠宰税,交易税,出境税……一句话名目繁多,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东山的日头背到西山,养只羊三折扣两折扣,到头来手里什么都没有了。老百姓说人民要缴的税就像身上的虱子,数都数不清。
  一时间,三班四衙役、帮凶狗腿子如狼似虎进村入户数羊圈,点羊头。面对一张张滴血的豺狼之口,被捣断生活之路的百姓,不用说教,不用动员,便自发集合起来反对羊圈税。安定县东区水园则川、北区立一川两三千名百姓带着干粮,扛着铁锹、镢头,拿着杈子、木棍,浩浩荡荡涌进安定县城,把县公署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他们高呼着:“废除羊圈税,穷人要活路”的口号……谢子长和几个胆大的同学挤进愤怒的人群,站在石台子上演讲。这碎脑娃娃能讲个啥道理!人群里仍旧你嚷我吼,不大功夫沸腾之声静了下来。”……乡亲们,养羊是生活来源的一半。无端征收羊圈税,把咱百姓逼上了绝路……官府衙门路不修一条,桥不建一座,学校不办一处,收的税还不是中饱了那些贪官污吏的私囊?不取消羊圈税,大家团结起来斗到底!”“这娃讲得好!说得对!反了羊圈税,挖出狗日的黑肝肺”!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娃娃?有人说他是谢彪鹏老先生的三儿子谢子长。众人说:“好样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娃不得了”!
  县公署两扇厚重的大木门被激愤的群众砸开了,贼眉鼠眼的赵国安不得不出来给老百姓灌清米汤(即哄骗)。站在一旁的谢子长说:“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立羊圈税的瞎主意就是这个坏种出的”!“狗日的还敢瞎说,打死这坏种”!立一川的袁进喊着往前冲,老百姓蜂拥而上,抓住赵国安拉到大门外广场上,任凭责问。赵国安只是抱着头一言不发。怒不可遏地袁进折断手中的木棒,插进他的右眼一搅眼珠子掉了出来。赵国安双手捂着脸杀猪般的号叫……脸色灰白。战战兢兢的知事袁廷仁硬着头皮出来向老百姓说好话,当众宣布取消了羊圈税。
  狗仗人势的赵国安血淋淋地倒在地上,官气凌人的县老爷那副作揖求饶地可怜相,使谢子长感到老百姓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因老百姓的胜利,渐渐平息了。谢子长的学习更加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和老师、同学开始探讨思考社会问题。写下的作文不仅文笔流畅,而且有独到见解,常作为范文在全校传阅。
  “当官的、有钱人为什么总要欺负老百姓?不就是手中有权,手里攥着钱吗?有时候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却很能麻痹人……”一群学生围着谢子长听演讲。一些劣绅子弟却认为谢子长是在嘲讽他们的祖先,就找碴子作对。有一次谢子长反驳得那些色厉而内荏的草包们张口结舌,不会应对。说不过便动手动脚。花花公子们哪里知道谢子长是练过拳脚的,但他切记学武轻易不伤人。因为他乐于助人,又不欺弱逞强,所以同学们都愿意围着他转,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娃娃头。
  一天,老师外出,班务托谢子长代管。完成作业后谢子长见同学们不是抱头睡觉,就是吵吵闹闹,于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演戏。大家也想乐个痛快,就七手八脚把教室搬弄成开封府大堂的样子。演包公、王朝、马汉的都有了人选,可演反面人物的却没人亮相。谢子长提议由大家推荐,举手表决。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推选了一个其父在县公署执事的儿子来演。他们学着古戏文里的一招一式,粉墨登场。谢子长头戴报纸折叠的“官帽”,脸上涂着墨汁,坐在“公案”后喝道:“把‘坏蛋’押上堂来”!装扮衙役的喝道:“把‘坏蛋’押上堂来。”同学们吆喝着“威——武”,把“坏蛋”从后门反剪双臂押到“大堂”跪下。演王朝、马汉的上嘴唇黏着山羊毛胡子,腰里插着教鞭、戒尺,站在“公案”的两旁。谢子长灵机一动,来了个假戏真演。他顺手抓起铜墨盒一拍桌面问道:“大胆奴才,为何仗势欺负同学?且给我从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王朝、马汉、站班衙役顺水推舟随声吆喝:“狗奴才,不招供就打屁股!”跪在“堂下”的“坏蛋”一看架势不对,大声嚷叫:“不演了,不演了,你们欺负人,我给老师告你们。”“大胆奴才,这个时候还敢胡言乱语当告状老婆子。王朝、马汉打三戒尺再说,看这奴才再敢不敢仗势欺人!”“坏蛋”吓得一扑棱爬了起来大喊大叫,又哭又闹……
  这时,一位老师虎着脸站在门口,教室里霎时鸦雀无声。“我不演,他们硬逼着我演,说我是坏蛋……”“坏蛋”站在老师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把个小花脸抹成五麻六道的大花脸。老师看着乱七八糟的桌凳,脸上涂抹的五颜六色,又好气又好笑,喝令他们站成一排伸出双手。眼看挨打是逃不过去了,同学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直吐舌头。谢子长向前一步给老师鞠了个躬说:“打我吧,是我领的头。”“坏蛋”一看有了解恨的机会,就马上说:“对,是他起得头,打他就是应该的。”老师本想训斥一顿拉倒了事,听这一说觉得不好收场。心想谢子长平时学习、品行都好,今天却要充好汉、当英雄。戒尺重重地落了下去,扬起的戒尺又向谢子长的屁股甩去。他一声未吭,站着没动一下。老师感慨地说:“这娃长大不得了”!
  在安定上学期间,又发生的一件事,让谢子长思来想去解不开其中的原因。袁世凯倒行逆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黄袍加身,复辟称帝,引起千夫所指,万民声讨。安定县进步人士郭海宽,跑到石宫寺祈求佛祖显灵,惩治这个窃国大盗。
  石宫寺又叫钟山石窟,位于安定城东1公里处北钟山下。古人说这山像一只秃鹫栖息;后人说这山又像天外飞来的一口大钟倒扣而立。鹫岭飞来也罢,大钟扣立也罢,皆因窟内万佛而扬名。石工王信等人于宋朝治平四年依山凿洞雕刻,历时数年,释迦牟尼三世大佛及立柱和四壁上万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像才展现在人们面前。石宫寺鼎盛时僧众数百,为西北佛教圣地,又是古丝绸之路北道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邑人有诗赞曰:
  玲珑石窟宋凿成,楼阁廓回掩赤峰。
  洞天福地皆灵异,万佛千姿尽奇珍。
  兵燹迭毁今又兴,峭壁题名重生辉。
  登临何必问昔时,桥卧秀延彩虹垂。
  自发形成的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石宫寺庙会相延数百年,赶会朝拜的人群里,郭海宽跪倒在三世佛脚下,求神灵惩除袁世凯……安定县知事为此大做文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认为咒骂袁世凯就等于咒骂自己,以此为由,将郭海宽关进了大牢。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一些不自量力者总要站出来阻拦。安定县知事就是这样一个螳臂当车、不通人情的怪物。
  谢子长想,郭海宽又没见过袁世凯,也没直接参加反袁斗争,只不过是在佛祖面前表达了一番心愿而已,可县知事却为什么大动肝火呢?放学后,谢子长买了一老碗烩饼,到监狱看望郭海宽,顺便探讨解不开的疙瘩。狱卒把他挡在门外,经再三交涉才答应送饭进去。谢子长觉得关押郭海宽应该是官官相护,可又想县知事与袁世凯离得七茅子八远,能知道是在为他卖命吗?对了,他们是一群爱往臭鸡蛋缝里钻的绿头苍蝇,都是封建统治的卫道士。靠求神拜佛就能把袁世凯赶下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能靠发动人民起来斗争……谢子长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统治者总是贪得无厌,挖苦心思地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送走了瘟神又来了恶鬼,你废了羊圈税,我再立食盐税。盐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老百姓手头紧,拿几个鸡蛋、羊毛、羊绒之类的东西就能从走乡串户的盐贩手里换上几斤。安定县知事王经纬把新设立的盐税科招牌,挂在了地当三川口、贸易者甚众的瓦窑堡,并告示人们:贩卖私盐者,每年须纳税,不交者重则抄家下狱,轻则罚款没收;百姓偷运、购买私盐的一视同仁……告示一出盐价暴涨,原本三四个鸡蛋就能换一斤,现在八九个才能兑换一斤。贩盐者为完税自然层层加码,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盐税自然而然地又摊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1916年,陕北群众开始腌莱、腌萝卜的时候,立一川魏敬德首先擂响了反盐税斗争的战鼓。很快,安定一县数千百姓在魏敬德的带领下,包围了瓦窑堡盐税科,砸烂招牌,捣毁办公用具。税差如鸟兽散,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跑到县公署“诉苦”……别看安定县知事王经纬平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这时也慌了手脚。心想这些刁民前年挖了赵国安的眼,今年又不知该谁倒霉了,就县衙这几个贪生怕死的兵卒哪是数千名百姓的对手?还是搬兵镇压。延安知府王操权听了王经纬虚一套、实一套的叙说,立即调动驻军陆建章团一哨(相当一个连)人马,杀气腾腾的向瓦窑堡开来,镇压造反的“刁民”。
  老百姓大都没有见过荷枪实弹的阵势,他们一见到扛枪的便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因为没有组织和领导,又没有纪律来约束。有的甚至是跟着来看红火热闹的。所以,一看阵势不对,就四散回家,只有魏敬德、袁进等200多人与官兵对抗。手无寸铁的百姓虽与面目狰狞的官兵进行了殊死搏斗,但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枪杀。一场雷鸣击鼓、声势浩大的反盐税斗争,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偃旗息鼓了。
  王经纬害怕百姓再度造反,亲自带官兵血洗立一川,所到之处鸡犬不宁,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老百姓爬山钻沟躲藏。魏敬德看到百姓遭罪,于心不忍,就主动找王经纬说:“头是我带的,要杀要剐由我一人承当!你们再不能坑害百姓了,这样惨无人道地闹下去,长在脖颈上的脑袋,总有一天会被提走!”关在安定县大牢里的魏敬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任凭王经纬百般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没降服这位刚强铁汉。
  谢子长第一次看到袒胸露腹,头包红巾的刽子手行刑;第一次看到老百姓为义士掉眼泪;也从围观的人群里看到老百姓对统治者无可奈何的憎恨。谢子长向挂在城门上怒目圆睁的头颅鞠了三躬,泪水顺着高高的颧骨掉在脚下的黄土里。师傅魏敬德大义凛然地走了……那哐啷、哐啷的脚镣声、那一声声的痛骂,仿佛还在耳边回响。王操权、王经纬这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这伙趴在穷人身上的吸血鬼,决不会有好下场。“老子到了阴曹地府,也要赶尽杀绝你们这一伙吃人的豺狼!”耿介刚直的师傅撂下最后一句话,带着遗憾走了。这一句话却深深地刻在了谢子长的脑海里……
  3.为民请命
  1918年春,谢子长考入陕西省省立第一中学,一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谢德惠忙前忙后准备路费盘缠,衣物用品。谢彪鹏把儿女们叫到跟前说:“世元没出过远门,到西安山高路远,林深难走,社会又不稳定,他一个走能放心吗?我都60多了,腿脚也不灵便……”贺氏说:“三娃(谢子长)一走,我的心也跟上去了……”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四个姐姐也担心一个人出门在外有闪失。德惠一面劝慰母亲和四个妹妹,一面安排老二占元去送弟弟。谢子长含着泪花说:“大(爸)、妈、哥嫂的心情能理解。他们都上了岁数,又有病在身,需要照料,家里这摊事也离不开人。我都二十出头了,又不是小娃娃,还要人照顾?一介书生,土匪强盗能从身上笊下几斤绒来,害怕他干啥!鼻子底下长着一张嘴,走着问道错不了。”谢彪鹏又安顿:“娃,出门在外不要争强好胜,遇事多让点人不吃亏。再说,出门人三分低,让人一步自己宽嘛!到了西安好好念书,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将来有个前途,我和你妈死了也能闭上眼窝。”贺氏叮嘱道:“娃,记住天凉时多加件袄子,吃喝上不要节省……”谢子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独自向西安走去。
  一路上,谢子长吟哦着上高小时就背会的“关中八景歌”,倒也不觉得寂寞。
  雁塔晨钟在城南,咸阳古都几千年。
  霸柳风雪扑满面,华岳仙掌出奇观。
  曲江波饮水不断,草堂烟雾紧相连。
  骊山晚照红光显,太白积雪六月天。
  秦扫六合,雄视天下;汉武挥鞭,拓域开疆;大唐贞观,盛名远传。人都说陕西的土地埋皇上,这倒一点也不假。从陕北到陕南,从秦川的东头到西端,究竟埋了多少帝王将相、名人贤达,不得而知,但就此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古城西安的西城门下,谢子长扑打着身上的尘土,仰头看着用大青砖砌成的高大城门洞上的“安定门”三个字,浮想联翩。陕北有安定县,安定城,西安有安定门,看来中国人都想安定,他们希望家庭安定,社会安定,国家安定。封建统治者也在想安定,可数千年来安定过吗?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总结过想安定、却得不到安定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省立一中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完美的教学设施,可以说在陕西学校中鹤立鸡群、独一无二。许多达官显贵、绅士名流,谁不想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谁不想让子弟仕途通达,事业有成?像谢子长这样的农家子弟在这里的确少见。进校的第一个星期天,谢子长沿着西安古城墙走了一圈,估计约有40多里,家乡安定城墙才9里多一点,西安不愧是千年古都呀!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俯瞰一条条笔直的街道,林立的商铺,人来人往。看人的打扮既新颖又洋气,再看自己则显得够土气了。谢子长没有经济能力与他们攀比,也不想与他们攀比。有的人身着绫罗彩缎,但里面包得的却是一副黑心烂肝花,日谋夜算着怎样算计人;有的人身着粗布旧衣,但却志存高远,时刻想得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谋福祉。
  此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铁幕开始被一条一条的撕裂,讲科学、讲民主的呼声像春风荡漾在人们的心头。省立一中自然成了陕西大变革的前沿阵地,课堂上听不到之乎者也的腔调,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占据了讲台。“……跟上时代的潮流,读圣贤书看来是不行了……”谢子长如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总是让外国列强打上门来,屠杀我人民,掠夺我资源!为什么统治者奴颜脾膝,割地赔款?”一次辩论会上,谢子长首先提出了主题。有的学生说:“咱打不过人家,是因为没有洋枪洋炮。”有的学生说:“咱国土面积这么大,让给一点也没啥。”有同学质问:“你家的土地为什么不让给穷人耕种呢?”“这么说,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任人宰割而别无他法吗?”有人站起来发问。谢子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为什么说有呢?我们虽然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有4万万不怕牺牲的人民!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土豪劣绅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在强敌面前只能以牺牲劳苦大众的利益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样下去人民会答应吗?总有一天人民会觉醒,那时就是他们的末日……”
  星期天,同学邀请谢子长去桥梓口天赐楼吃牛、羊肉泡馍。这可是西北久负盛名的美食,讲究个肉烂汤浓,料重味醇,馍筋光润,绵韧适口、肥而不腻。外地游客都慕名尝鲜,以饱口福。他们早早来到食客盈门的天赐楼谈古说今,等待美食上桌。四五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走过来挖苦道:“穷学生吃个饭,唧唧喳喳个没完,把老子吃饭的胃口都搅得倒味了。”一个关中同学站起来说:“请把话放干净点,免得伤了和气。”话音刚落胸前就挨了一拳。一个榆林同学说:“你们敢动粗撒野……”话还没说完他们就围了过来。谢子长一把架住他们的手臂说:“算了吧,为吃顿饭何必打得头破血流呢?”小混混们根本没把谢子长放在眼里,连拉带扯把他拉到楼外,你一拳他一脚殴打。谢子长忍无可忍,“你们都来吧!”说着左一掌右一拳将这伙惹是生非的小混混撂倒在地。“这下行了吧,以后别再无缘无故地欺负人。”这之后省立一中的老师、学生不仅赞扬谢子长学习成绩好,而且称赞他见义勇为,敢做敢当。“可别小看陕北安定来的谢子长,他不是庸人过客,一定大有作为……”
  这一年寒假,谢子长回到家中,父母的身体越发不行了,哥嫂忙着磨面碾米,置办年货。他本想和父母、兄嫂一块欢欢乐乐过个年,可安定县知事章尚武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劣迹偏偏又让他听到耳朵里。章尚武把他哥弄到衙门里专事管理粮草,他们把摊派给老百姓无价上交的粮草,转手高价倒卖出去,牟取暴利。交不上粮草的老百姓,被随意关押吊打,整得死去活来,没地方喊屈诉冤。再说袁世凯已一命呜呼,老百姓联名具保郭海宽,不知为什么章尚武就是不放人?面对老百姓无助的表情,谢子长满肚子窝火。黄袍加身没几天,袁世凯就死了,但他的阴魂不散,这说明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老百姓啼饥号寒,章尚武之流则全然不顾,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又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想到这些,谢子长下决心要为安定县老百姓讨个公道。
  陕北的冬天,山山峁峁铺着积雪,沟沟岔岔盖着坚冰,大自然把高原装扮得宛若俄罗斯油画家笔下那永不褪色的冬景。谢子长说服了父母,带着灯下写就的诉状和二哥占元踏上通往榆林的山道。他们翻山越岭艰难跋涉,步行六天才走到榆林。站在榆林南城门下,兄弟二人想起了父亲常讲的张神写飞笔榆林府的故事。占元眼尖,拉了一把弟弟说:“快看,在这!”谢子长看着那风剥雨蚀,字迹剥落的大石匾说:“写得好,给咱安定人长了脸争了光,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清朝顺治年间,安定县属榆林府管辖,因此,每年的公粮都由老百姓赶着毛驴往榆林驮送。一个来回下来费用儿比老子都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到榆林去送粮”,从留下的这句话,可以想到老百姓负担有多重。一年的深秋,安定人张在朝吆着毛驴去送粮,走到榆林城下,一群人围着看告示。他把驴拴好,挤进去看了半天,一把揭下告示。一个戴着圆托眼镜的老先生,拉住身着烂羊皮袄的张在朝说:“你是不是疯子?榆林能人都不敢揭,你等着挨老爷的板子。”张在朝微微一笑说:“老人家,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等着瞧吧。”
  知府的八抬轿落在城门前:“什么人揭了告示?”张在朝上前一步说:“是我揭的,一不想做官,二不要黄金,只要求安定的公粮就地交纳!”知府一看是个庄稼汉,便不假思索地说:“写的好,你提的条件我答应。写这么大的字,要些什么?”张在朝说:“寻个大梢盆,称斤半棉花,找20个人磨墨就行了。”一切准备妥当,张在朝爬上临时搭的架子,把棉花放进梢盆用鞭杆搅来搅去。他心定气沉,拿起缠在鞭杆头上的黑棉花疙瘩,向石匾挥去。哗哗的掌声里众人喊着:“写得好!写得好!真把念书人气死了!”喝彩声中,张在朝跳下架板。有人跑到他跟前说:“字是写好了,就是‘府’字头上短个点。”“不要怕,给它补上!”张在朝说着,从鞭杆上撕下一小团棉花,在手里团了团撇向石匾。说来也巧,棉团正好不偏不差地落在“府”字的上头,活脱脱像一颗挂在树上的大仙桃。从那以后,安定县的公粮就在本地交纳,粮送到哪里还不都是官老爷的,由他们挥霍……知府心想这庄稼汉也不容易,本府送一件狐皮大衣供他遮风挡寒。众人回过头,张在朝吆着毛驴已进了榆林城。
  谢子长兄弟俩费了好大劲,才把状子递进道台衙门,焦急地等待着击鼓升堂的时日。年关将近,这样猴年马月地等下去……只好只身闯衙了。谢子长让二哥占元在门外等着,他的两腿还没迈进大门,就被当职衙役推在一边:“你这毛头小伙子要干什么?”“状子递进去好些时日了,来问个究竟。”谢子长赔着笑脸说。“回家过年去吧,等过了年再来……”说来说去就是不让进去。谢子长就在衙门口,向过往行人揭露章尚武巧取豪夺致死人命的罪行。他想通过这种办法引起道台衙门的重视。这时一位青年上来帮腔说:“好样的!咱把事情闹大,看他狗官管不管!”惩治贪官,为民做主的呼声,始终没有得到衙门里一点回应。帮腔的青年说:“我是榆中学生,叫李涛。你跟我去找杜校长,让他想想办法。”
  米脂人杜斌丞在榆林一带很有声望,衙门、军阀也不敢小看他。1917年他于北平高等师范毕业,就回到榆林中学致力于教育救国,改造社会的事业。杜斌丞看完诉状,问:“你一介书生不好好读书,为什么状告县知事呢?”“这些赃官欺人太甚,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任其下去,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弱肉强食,毫无希望。如果我不这样做,大家都不这样做,社会将永远暗无天日,穷人永远是任人摆布的阶下囚。大家都起来为民请命,为民讨活路,社会才会进步,人们才能安乐,所以这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谢子长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杜斌丞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热血青年。“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会关心百姓疾苦、国家命运吗?你能大公无私,敢作敢为就说明你有一颗仁爱之心,这在当今青年中并不多见。人活一辈子不是看他积攒了多少财富,而是看他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这样的人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谢子长说:“杜校长过誉了,我想通过这件事,唤醒更多的人起来反抗压迫。只有这样普天下的穷苦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杜斌丞鼎力相助,榆中学生的声援支持下,道台不得不开堂审案。许多市井平民,青年学生倒要看看为民申冤的谢子长到底有多大能耐。抖着山羊胡子的道台问:“谢子长,状告父母官可非儿戏……”谢子长上前一步说:“君不闻郑板桥有‘衙宅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尔曹小小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吗?古人尚能如此,我辈却如何呢?章尚武身为父母官却不为民谋利办事。他勾结劣绅,纵兄盘剥百姓,关押爱国人士,欺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样的人该如何处置?你应该是心知肚明的!”道台沉下脸又问:“既然如此,请拿出事实!”谢子长慷慨激昂地陈述道:“其一,袁世凯已为世人所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章尚武为什么还要关押郭海宽呢?现在是民国了,章尚武不是封建统治的卫道者和孝子贤孙,又是什么?其二,章尚武委其兄为一县粮草之官,兄弟俩狼狈为奸,横征暴敛,视人命如草芥,这是什么父母官?分明是恶棍一条!其三,我带有安定一县数千百姓的联名具状。一人谓其坏,其不足为坏,数千人道其坏,其坏十恶不赦。”道台被说的张口结舌,瞪了老半天,才死皮赖脸地说:“读书人不应过问政事……”“天下官员多为读书人,他们中有‘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名扬千秋的;也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而遗臭万年的。既然拿百姓俸禄,就应为百姓谋事,章尚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也是个读书人,任其所为,我读书又有何用呢?”一阵喝彩过后,道台只得行文革掉章尚武的安定县知事。
  安定章尚武,枉法又贪赃,
  逼民交粮款,关押郭海宽。
  学子谢子长,血气正方刚,
  北上榆林府,为民去告状。
  求助杜校长,状子递上堂,
  道台见子长,一副学生样。
  子长把理讲,道台答不上,
  革了知县职,美名扬家乡。
  经过这场较量,谢子长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干成大事业,凭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才能取得成功。
  1919年的春天,谢子长转入陕北23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丁班读书,同班同学有绥德的霍世杰、佳县的阎揆要、米脂的杜聿明等。不长时间他们就熟悉了,同学戏称谢子长为“谢猴”,他却咧嘴一笑说:“我就想当一个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大笑之后,同学们被这位性格开朗、坦率大方,既有学识、又善处人、思想上进、谈吐不凡的同学所折服。不久谢子长被推选为学生会负责人。
  榆林中学创办于清光绪廿九年,即1903年。它的前身称榆阳书院,后改名榆阳中学堂,坐落于榆林城东山的半山腰上。教室为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师生宿舍则为砖石结构的窑洞。从这里和绥德第四师范走出去在陕北大地上掀起一场红色风暴,踏上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艰难历程的有谢子长、刘志丹、刘澜涛、马文瑞、贾拓夫、安子文、马明方、阎揆要、霍世杰、郭洪涛、白如冰、张德生、张达志、白明善、高岗①等上百名有志青年。
  杜斌丞执教、出任榆中校长后,矢志革古鼎新,先后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青年任教。他致力于教学内容的创新,宣传民主思想,讲科学、反封建,组织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学校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成为陕北最早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谢子长和同学在操场上踢足球,有的喊道:“谢猴,把球传给我。”杜斌丞问:“你叫谁谢猴?”大家一看杜校长沉着脸站在操场边,都跑过来站成一排。“谁是谢猴?”见校长再次发问,谢子长站出来说:“他们在叫我。”这张脸杜斌丞不知看过多少遍,现在突然陌生起来。他走到谢子长跟前仔细端详了一会便和颜悦色地对同学们说:“记住,以后不能拿绰号戏弄人。你们这一叫倒使我想起河间府的纪晓岚纪大烟袋来了。据说他出生时,其父梦猴入室翻腾柜中藏书……后来纪晓岚不仅脸形似猴,而且一身猴气……清乾隆年间考中进士,与刘罗锅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同室为官。纪晓岚可是《四库全书》的总纂修,他为文留名后世,咱谢子长当以武成就伟业……”
  这年的5月4日,北平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谢子长在杜斌丞校长的倡导支持下,跑前忙后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宣传、抵制日货。一时间榆林城就像一头刚睡醒的雄狮,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杜斌丞找谢子长谈话时说:“陆放翁:‘士气峥嵘未可非,人才泯灭方堪虑’之句的含义是什么?中国要富强,就得大兴教育之风,着力培养人才。我发奋搞十年教育,为振兴国家培养人才,再置身政治,救民于水火。”谢子长说,“杜校长之意无可厚非,但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掠夺。当前政府腐败无能,把大好河山今天送一块,明天送一块,如此下去……应该看到‘五四’唤醒的人民爱国力量,雪此奇耻大辱在于拿起枪杆子斗争。”说归说,但他相信校长说得不会错,培养大批大批的人才,民族独立或许指日可待。他决定回安定县办学,实践教育救国的道路。
  ①高岗,陕北横山人,1953年奉命进京后,于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被批判而自杀。
  

奠基大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强铁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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