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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

王首道

我按中央的指示随九军团行动后不久，中央又调我到国家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因此，使我有机会直接参加了为刘志丹平反的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 　　据调查了解，刘志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志丹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1个师和4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志丹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象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志丹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志丹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志丹被捕的经过。那是在9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志丹因公到瓦窑堡去，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信员，通信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信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同通信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捕了。这里，刘志丹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志丹，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志丹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 　　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5人负责审查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志丹出狱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副主席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主席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毛主席、党中央任命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初，志丹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4月中旬，在围攻山西中阳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志丹同志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刘志丹的灵柩送回瓦窑堡时，周副主席亲自扶柩送葬。毛主席亲自向刘志丹的家属表示慰问。1943年，志丹壮烈牺牲7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筑陵墓。毛主席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周副主席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题了词，对刘志丹表示深切的悼念，给予高度的评价。 　　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本文选自《王首道回忆录》一书，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 　　标题是编者加的。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