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英模人物 > 刘建章 > 其他资料

第十六章 到铁道部工作

刘建章著

修路高潮 　　我到铁道部工作时，铁路建设正在掀起前所未有的建设高潮，我以无比喜悦和振奋的心情，投身到这建设高潮中。当时，根据毛主席要多修铁路的主张，在1952年6月召开的全国铁路计划会议上，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李富春同志、铁道部部长腾代远同志指出，今后铁路工作的方针任务，就是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增修新的铁路，要加紧培训干部，增强勘测设计和施工力量。这一方针，给“一五”期间铁路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我在负责主管新旧铁路建设时一直遵循的原则，落实毛主席多修铁路的主张，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当好先行。 　　我国幅员广大，地形复杂、物产丰富，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铁路不仅少，而且布局极不合理，标准及质量也很低劣。约有2万公里铁路，也是残破不堪。这与新中国成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不相称。因此，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修路，修好路，加快新中国铁路建设，提高铁路技术水准，改善铁路布局，增加运能和运量，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1952年9月4日，铁道部颁布《关于调整铁路组织机构的决定》。自1953年1月1日起，铁路系统实行新的组织机构，以适应开展大规模铁路兴建的要求。铁路为贯彻“新线第一”的方针，从上至下建立了设计、施工和基本建设专管机构。在铁道部内设立设计总局、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和基本建设局，领导下属机构，分管铁路的基本建设。 　　1953年上半年，我刚从郑州铁路管理局调到铁道部任车务局局长，不久改任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张静之、赵淘同志任副局长，我们负责领导和组织一支相当庞大的铁路建筑队伍，修建新的铁路线，并派有前苏联专家奥什科夫作为技术顾问。当我调来铁道部时，我妻子淑清也一起调来铁道部，任铁道部机关托儿所所长。 　　1953年以前，是建国后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那时铁路方面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接管和抢修旧有铁路，恢复通车；着手改造管理制度，增进运输营业。我所分担的铁路工作，还带有草创和局部的性质。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立即出现了大的发展势头，铁路运量急剧增长，适量与运能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增强铁路运输能力，提高铁路经营管理水平，就成为“一五”期间铁路面临的当务之急。铁道部党组鉴于这种情况，除注意加强现有铁路的经营管理和继续改造挖潜外，便十分重视新铁路的兴建。 　　我接任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以前，虽然干过几年铁路，那只是负责几段铁路线的抢修任务；管理一个铁路局，也是偏重运输营业方面的工作。现在一下子要专管带有全国性质的新铁路的修建，我不仅对全路的情况很不了解，而且铁路建筑的一套业务也不熟悉。面临这种新局面，立即感到任务艰巨，压力很大。但是，回想在旧中国，除由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和其他少数线路外，大部分铁路的修筑权，甚至管理权都把持在帝国主义列强之手。他们利用铁路侵占我国的主权，掠夺我国的经济，我国人民对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无权过问。清末以来，我国与列强间的路权之争，不计其数。我在延边时就曾亲自参加过反对日本人修建吉会铁路的斗争。现在，新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大规模兴修铁路，令人扬眉吐气。党和国家把这重担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只能干好，不能干坏。想到这些，我决心为中国人民争口气，把我们自己的铁路搞上去。同时我又想到了毛泽东同志不久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谆谆教诲的“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使我更增强了信心，并且在新线建设中边干边学，逐渐由外行向内行转变。 　　早在接管铁路之初，铁道部党组就曾提出，要改变旧铁路数量少、布局偏、技术落后的面貌，建成全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在三年恢复时期，已有成(都)渝(重庆)、天(水)兰(州)、兰(州)新(乌鲁木齐)、宝(鸡)成(都)等干线和湘桂线的来(宾)睦(南关)，丰(台)沙(城)等路段相继开工。在组织机构上，从1952年9月起，也在全国铁路各处先后组建了5个设计分局、17个设计总队和12个工程局。但是修路的目标和部署，究竟怎样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为此，铁道部党组作了多次研究。我因具体负责新线建设的安排和组织工作，便被吸收参加党组会议，与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等同志反复商讨，并接受他们的指示。在商讨过程中，我也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估计到的问题向他们作了汇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当时我认为，“一五”计划期间比三年恢复时期铁路的修建将有很大的不同。新线修建规模大、地域广、线路长、工点多；线路所经的地域主要在西南、西北的广大地区，那里地形复杂，多数是高山深谷，大河急流，或者是沙漠戈壁，荒原盐湖。筑路人员经常要在高寒、酷热、雨雪、风沙等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劳动、工作和生活，而且施工队伍大幅度增加，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成份复杂。鉴于这种情况，我便向党组建议，需要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力量，选较有经验的政工人员和技术骨干；同时还要加强各级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意见得到了铁道部领导的赞同和采纳。 　　部党组随即将“一五”计划中新线建设的目标概括为四项要点和确定其中的重点，这就是(一)联络华北、西北、西南三大行政区间的交通动脉；(二)增强沿海国防线路；(三)增辟中苏国际联运通道；(四)联络重要工矿地区及森林的铁道。而以西北、西南铁路的修建为“一五”期间新线建设的重点。 　　8月22日，铁道部又召开全国铁路新线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确定今后新线建设的方针为：加强设计，整顿施工，提高质量，稳步前进。会议肯定了三年新线建设的成绩，也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确保在“好、快、省”的全面要求下，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从这年起，新铁路的建设就这样迈开大步，全面展开。除了继续修建已开工的几条干线外，又有集(宁)二(连)、兰(村)烟(台)、黎(塘)湛(江)、包(头)兰(州)、鹰(潭)厦(门)、萧(山)甬(宁波)等干线，以及牙林、汤林、长林等森林铁路，石拐子、平顶山、白云鄂博、河唇茂名、西安户县等工矿企业支线，也都纷纷上马开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路高潮。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我感到现代的建筑技术和施工管理，必须要有正规和固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健全的施工管理制度，才能保证质量和速度的统一。这样，我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一些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原有基础上，经过反复审查修改，制订了《铁路基本建设工程发包暂行办法》、《铁路基本建设工程技术监察暂行办法》等。此后，又注意逐步充实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基本建设程序、工程承发包、施工办法、技术监察、验工计价、竣工验收等进一步规范化，使新线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五”计划中的新修铁路在确定目标、作好部署、制订规章制度以后，我除依靠副局长张静之、赵淘等抓好工程总局机关的建设外，主要是经常去往各地新线工程现场，进行检查督促，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张静之同志很能钻研业务，工作作风认真细致，工作能力强，是一个很好的管理人才。没想到他竟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令人惋惜。赵淘同志作风朴实，有老党员的作风，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很认真。我们多年合作共事十分默契愉快，他们给我的帮助很大。 　　西南、西北的铁路建设是“一五”期间新线建设的重点。西南地区的成渝铁路，是建国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在我担任工程总局局长以前，这条铁路就已于1950年6月动工兴建，1952年6月修通，于1953年7月1日正式交付运营。运营以前，我曾去过这条线进行察看，很有启发，认识到在大规模工程建设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这条铁路首先以解放军(即铁道兵)为先导打开局面，同时以铁路基建专业队伍作为技术骨干主持施工，并且取得沿线各地各线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动员上10万的民工参加修路。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全部采用国产的物资器材。采用这些作法，仅用了3年时间就将这条干线修筑完成。这些经验在我以后负责修路的过程中，都加以借鉴和贯彻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成渝铁路通车后，毛主席十分高兴，题词祝贺：“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后来考虑铁路运营的经济合理，将天成改为宝成路，把起点从天水改为宝鸡)。 　　周总理和朱德同志也欣然题了词。宝成铁路是西南地区的另一条干线，基本上是“一五”计划期间修筑的铁路，这条铁路已于1952年7月在成都动工从南往北先修南段。1953年7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又准备部署从宝鸡到略阳由北往南的北段施工。这段线路要先过渭河而进入陡峭的秦岭，沿清姜河河谷盘绕于崇山叠岭之中，穿过秦岭垭口，进入嘉陵江流域。所经路径是往昔陈仓古道的主要路线，也曾是诗人李白所感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地带。那里山势险峻，河谷曲折，地形极为复杂。我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郭维诚、苏联专家、工程总局、设计总局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几次到现场考察，大家对那里地形的险要奇特叹为观止，深感修筑这段线路十分艰巨。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要求负责这一关键区段设计任务的西北铁路设计分局领导，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依靠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献计献策，精心勘测，提出可行的设计方案，同时作了准备施工的部署。 　　不久，西北铁路设计分局的同志，根据沿线地形特点，特别是为了克服地势高差，提出了一个颇具匠心的设计方案，即以三个马蹄形和一个螺旋形的线路，随秦岭山势迂回上升，盘旋重叠三层，三层之间高达817米，又以2000多米长的隧道凿通山腹，穿过秦岭垭口，进入嘉陵江流域。这个设计方案很快得到批准后，即于1954年1月从宝鸡一端开始施工。 　　1954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震同志兼铁道兵政治委员。这以后我又陪同王震同志前往宝成、成渝两路沿线视察。在经过宝略段时，我同王震、郭维诚同志和苏联专家一起，乘坐皮筏沿嘉陵江边行边看。王震同志看得很仔细，我和随行的工程师在旁讲解线路设计施工情况。他看到那里险峻的山势，曲折的河谷和山壁间古栈道的遗迹以及正在施工的现场很感兴趣，对那样艰险的地势，巧妙的设计和艰巨的工程，频频点头赞叹，并同那里的施工人员亲切交谈，进行慰问。王震同志生活艰苦朴素、待人随和，在沿线施工人员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震同志是老红军战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领导了享誉中外的南泥湾大生产，解放后对东北北大荒和新疆农垦，对铁路建设都作了重大贡献，拥护改革开放(曾任国家副主席)。他艰苦奋斗一辈子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感召后人。 　　1956年7月12日，经过4年艰苦奋战，宝成铁路在黄沙河接轨通车，全长669公里，桥梁线路长度占全线17％，工程艰巨为“一五“时期新建铁路之最，1958年元旦全线交付临时运营。 　　1956年7月12日开工的兰新铁路，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大干线。这条铁路由兰州至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采用分段施工、分段运营的办法。其中兰州至武威的一段线路，也是“一五”期间重点工程之一。这段线路由兰州跨黄河，越乌鞘岭沿祁连山北麓入河西走廊到武威，全长约300公里。1953年到1954年我曾几次去施工现场检查。兰武段的乌鞘岭地区是这一段的关键工程，它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恶劣，气温达零下27℃，冻土层厚达一米，一年内有10个月左右下雪，10天内有6天刮6级以上大风。有一次我去检查时正是冬季，工人们冒着严寒，顶着大风正在紧张施工。工地负责人向我们汇报了冬季施工进展情况，介绍了职工群众战风沙、斗严寒，确保工程质量、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所创造的许多先进经验和方法。我们还走访了一些隧道队、桥梁队的驻地，察看他们的住宿饮食等情况。那时工人住的是毡篷，吃的多数是粗粮，极少有新鲜蔬菜，他们坚持野外作业没有怨言，而且干劲很大，令我十分感动。当然我也看到一些不足之处，但我着重表扬了他们的干劲和创造精神，同时要求工地负责人尽力改善工人生活，注意防寒和安全，保证工程质量。1956年3月，兰武段铁路胜利完工，交付临时运营。 　　1953年1月1日开工的集二铁路，是“一五”新线建设目标四项要点之一，是北京经乌兰巴托到莫斯科的国际联运干线在我国境内的部分。这条铁路是根据中、蒙、苏三国于1952年9月15日签订的联运协定修建的。线路南起京包铁路的集宁站，北至二连浩特国境站，全长333公里。沿线地形比较平坦，但要穿越内蒙古草原和沙漠缺水区，那里人烟稀少，气候多变，全年封冻降雪期长达六七个月；沙漠路基还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所以施工条件相当艰苦。施工开始时，为了与蒙古、苏联进一步谈判联运问题和检查施工准备情况，我带领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去了二连，同蒙古乌兰巴托铁路局局长和苏联交通部的局长一起举行了一个会议，进行谈判。当时负责修筑这条线路的是第三工程局。局长贾怀济就在边境搭上帐篷，现场办公。我也住在帐篷里面。副局长孟宪章是个工人出身的干部，文化较低，但他负责后勤，认真仔细，吃苦耐劳，做了大量工作。开始会议地点设在二连，后又移到集宁。那时中苏蒙之间关系很好，谈判顺利，很快签订了协议。会后蒙古、苏联同志希望来北京参观，我向滕代远部长请示，他很重视，让我热情接待。我们乘公务车从集宁陪同他们来到北京，下榻在当时一流的和平宾馆，带他们游览了颐和园、长城、十三陵等处。他们对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和新中国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钦佩，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954年12月11日，集二铁路建成并交付临时运营。它的建成，使北京至莫斯科的距离，比经由满洲里缩短了1000多公里，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 　　总之，“一五”计划期间的新线建设，由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全国人民、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铁道部党组的正确领导；由于计划安排积极稳妥，每一个项目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有一定的保证；由于工程中各种规章制度、经验办法得到了充实健全和及时总结；由于大力提倡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程技术人员受到尊重，形成了尊重科学技术，注重调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讲究实际效果的良好风气；由于勘测设计人员和施工队伍的忘我劳动，英勇奋战，使得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新建铁路铺轨任务，提前13个月超额完成。全国新建铁路干线和支线有30条左右，共铺轨4100多公里，平均每年铺轨1000余公里，比原计划提高13％，发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作用。 　　1954年11月1日，国务院任命我为铁道部副部长，分工主管新铁路的建设。过了3个月，我又于1955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兼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随后又兼任铁道部机关党委书记。 　　兼管政治部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军委铁道部时期，即在部内设有政治部。1951年2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道政治部工作的指示，建立铁路系统自上而下的政治部，作为铁路运输企业中党的工作机关，其任务是执行党和政府对于铁道事业政治上的保证、监督与管理铁道系统中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在我以前，先后担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的有王鹤峰、陆平、谭光廷等同志。在他们任职期间，铁路系统的政治部门已经建立起来，各种制度设施、人员配备都已基本就绪。同时各省市地方的党组织，对铁路系统的党和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领导。由于我还兼任部机关党委书记，除由政治部的副主任桂蓬、王见新等同志协助分管全路政治工作外，我还要用一些精力管部机关的工作。 　　1951年到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陆续出版，在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铁道部机关也不例外，全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内外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参加了学习。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指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根据这个精神，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和部党组的指示，我便在部机关作了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部署，由部机关党委进行具体组织。学习科目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哲学方面，以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为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采用了前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党史方面，主要是学习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联共(布)党史》第9章～第12章。机关党委将全机关干部组织起来，采取业余学习的方式，分高中初三级学习。局级以上干部入高级班；处科级干部入中级班；一般的和文化较低的干部入初级班。抽调了部分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充任理论教员和指定有较高理论修养的局级干部，给大家讲课和进行学习辅导。同时聘请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艾思奇、龚士其、孙定国等同志来机关上大课。除业余学习方式外，部里还选派机关干部去铁道部党校专门进行学习深造。在学习中要求干部一方面认真读书听课，弄懂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在那两三年中，人人学马列理论，个个谈毛泽东思想，机关里形成了浓厚的学习空气，使多数干部都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全国铁路系统也在干部中开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为了进一步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技术水平，到1955年6月3日，政治部又作出了《关于培养训练领导干部的决定(草案)》，要求今后对语文具有初中程度的干部应通过轮训和在职教育两种方法，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1955年开始，有计划，分批地选调部分干部到铁道学院各中等技术学校进行培养。铁道部干部学校根据各个时期业务技术工作的需要，对在职干部进行专业轮训。对不足初中文化程度的科以上干部，一律进行文化补课。《决定》还提出，为了培养新干部的组织能力，并保证今后领导干部的急需，必须有重点地增设副职和建立预备干部制度。在培养选拔干部中，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大胆地、大量地提拔工人干部。 　　在我兼职政治部主任期间，我记得还作了其他几项工作。1955年3月，铁道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管理局召开了全国厂务工作会议，总结1954年工作，部署1955年任务，着重讨论了提高修车质量和克服浪费等问题。滕代远同志和当时任铁路总工会副主席的王志杰同志等到会作了重要指示。那时我刚兼任政治部主任，也到会讲话。我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出发，强调了在机车车辆工业系统，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修车质量的提高和克服浪费。 　　从建国开始，铁路职工的文化教育就受到了重视。在职工中以业余学习为主，包括扫除文盲在内的各种文化技术学习，得到普遍开展。到1955年末，仅扫盲人数就有10万多人，占当时全路职工的10％。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我于1956年1月4日向部党组写了个报告，提出《职工业余教育发展计划的初步意见》，得到了党组同意。接着铁道部政治部、铁路总工会联合召开了职工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按照党组同意的业余教育发展计划意见，给当时的职工业余教育提出两大任务：一是扫盲，普遍提高文化技术水平；二是在提高的基础上，培养中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并且规划了今后12年内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业余中等专业教育、业余高等教育的具体任务和目标。那时的职工教育，尽管采用的是业余方式，而且所提培养中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的任务，也有些脱离实际，但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建国后直到现在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在注重职工文化教育的同时，科学技术工作也得到了重视。那时从统一管理铁路开始，铁路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受到尊重，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开始得到发挥，铁路的科学技术水平历年都有提高。 　　1956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蓬勃兴起。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铁路工作，凡是铁路的重大问题，滕代远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总是得到总理的指示和帮助。1956年二三月，刘少奇同志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听取了滕代远关于铁路工作的全面汇报，他们对人民铁道事业的发展状况表示满意，并对铁路工作作了重要指示。3月20日，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滕部长作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我们部党组成员都参加了接见，我和全路职工一样，感到非常光荣。大会期间，铁道部领导还专门接见了出席会议的教授、专家、留学生和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并举行了座谈会。那时滕代远同志、副部长余光生，政治部副主任桂蓬、王见新、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茅以升等同志和我都参加了那次接见和座谈。我们几个都对被接见的科技人员作了鼓励，要求大家搞好科学技术工作，满足生产、运输需要。 　　1956年9月，我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大会进一步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我的亲身体会是，“八大”开得非常好，很成功，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党内的风气也是健康、正常、民主的，我和与会代表一样，心情十分舒畅。滕代远部长在会上做了题为《提高营业铁路的运输能力和新建铁路质量》的发言，受到大会好评。我们在事先研究这个发言时，部党组认为铁路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运输能力与经济需要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日益明显的矛盾，滕部长提出在现有阶段扭转技术改造工作落后状况对提高运能有决定意义。强调要提高新建铁路工程质量，重点放在提高设计质量，坚决执行先设计后施工的原则，坚决按计划平衡施工，健全施工过程中的监察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实践证明，这为铁路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故友相逢 　　到铁道部工作后，我国各条战线跟铁路一样，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人们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贯彻落实中共“八大”制定的建设方针，决心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表现出一种当家做主的豪情壮志。这时，我在北京见到了不少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尤其是早年在延边和景县建党时的老同事，他们为新中国建立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战争年代，大家各分东西，音信全无，生死难测，现在突然相逢，更感到百倍亲切和来之不易。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大都成了我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带领群众投身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艰苦奋战，尽心尽职，为振兴中华再立新功。 　　故友相逢，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有说不完的别情往绪。抚今忆昔，更是兴奋不已。使我更为惊喜的是，有二位我以为不可能见到的人突然在北京见到了，一位是曾与我有一段“假夫妻”关系的女友程贵珍；一位是我们一起去东满，后来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传说在与日军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在林海雪原中的“香慈”同学王增权。 　　一天，中组部人事处给铁道部办公厅来电话，说有一位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学要找我，办公厅工作人员把电话转告了我，我突然愣了，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压根儿也没有老同学在苏联工作，便对转话的工作人员问道： 　　“叫什么名字?” 　　“说是一个姓王的，名叫王增权，是你的‘香慈’老同学!” 　　“哦——是他!”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怎么是他，他不是牺牲了嘛!”听说“九一八”后，他在东满毅然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不久，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参军前还跟当地农村一位贤淑的朝鲜族姑娘结了婚，留下了一个遗腹子，正在上大学，还享受烈军属待遇。如今他真的活着回来了，真是奇迹啊。我简直要喊出来，连转话的人也惊呆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不能不信，因为是中组部人事处来的电话。 　　20多年前，王增权是我们从北平“香慈”去延边的11名党员中的一位，在延边建党时，他立场坚定，活动积极，与我的关系很好，现在能在北京再度相逢，自然是天大喜事。第二天，我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他。从服务员那里查到他住的房间，我推门进去，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吃力地向前挪动了两步，在一旁守候的他的洋人妻子和美丽活泼的女儿赶忙上前扶着他。我定睛一瞅，果然是王增权同志，他虽然比年轻时胖了一些，但容貌没变，河北口音也没变。可是我全然不知他是一个失去两只小腿的残废人，我赶忙上去扶他在沙发上坐下，他给我介绍说：“1932年冬天，在一次与日本鬼子战斗中，不幸负了伤，在撤退中又昏倒在林海雪原里，苏醒后全身不能动弹，双腿也冻麻木了，鞋筒里灌满了雪，结了冰，后来上肢渐渐能动，便慢慢在雪海里向前爬，爬着爬着又昏倒了。后来幸好遇到两位在雪林里狩猎的老猎人把我救了，送到边境苏联红军那里，苏联红军见我是一位抗日联军的战士，双腿又冻坏了，便把我送到远东医院治伤，结果无法治好，只有把两条小腿锯掉，重新装上了假肢。” 　　听了他的介绍，我心里一阵阵地难受，一个失去两腿的人，能在异国他乡坚持生活20多年，真是不简单呀!多强的革命毅力啊。他似乎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笑着对我说：“这20多年，在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关怀下，我重新站了起来，伤治好后，组织上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在哈萨克斯坦一家为残废军人办的皮鞋厂学做皮鞋，自食其力，后来又找了一个贤淑的哈萨克族姑娘结了婚。”说着他又指着站在一旁的爱人和女儿说：“这就是我们幸福的一家!” 　　“好呀!应该感激苏联党和人民，感激你这位好妻子、好女儿照顾你!” 　　“不用照顾，他手能动，腿能走!”他妻子在一旁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 　　王增权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也激动地说：“好呀，好呀，我相信增权同志有这个毅力。”接着我又鼓励他说：“现在全国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八大’精神，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你们回来一定大有用武之地，大有作为!” 　　“是呀，我就盼望这一天，能为祖国建设，为中华振兴做一点工作，尽自己微薄之力，也就死而无憾!” 　　真是赤子之心。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暂住了几天，他没有留在北京，而是被分配到哈尔滨一家大宾馆当负责人。临行前，我请他们一家到纱帽胡同我的家看看，并设便宴招待了他们。还请铁道部办公厅派车送他们一家去了香山公园，看了香山慈幼院的旧址和熊希龄院长的坟墓。他身残志不残，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不幸的是“文革”中却被当做“苏修特务”被关进牛棚，日夜批斗，以致含冤而死，叫人听了，深感揪心。 　　此时，我在北京又惊喜地见到了另一位从前苏联归来的苏子元同志，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我到延吉时，他在延吉《民声报》以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为国际共运和苏联红军搜集日伪情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到北平做情报工作，30年代后期，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他被当做“日本特务”被苏联红军投入监狱，监禁，流放，做苦役长达18年之久，斯大林去世后，他才被“平反昭雪”，重见天日，回到了祖国，并安排在国家广播事业局负责对苏和东欧的广播工作。我见到他时，他已经两鬓斑白，满面沧桑，他简单地向我诉说他的遭遇，便感慨万端地说： 　　“想不到这一生还能为祖国效力，还能见到老战友!” 　　我安慰他说：“党的‘八大’以后，政治空气很宽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你应该大显身手，把耽误的时光抢回来，过去什么也甭想了。” 　　“是呀，应该这样……”他连连点头说。不过，后来“反右”、“文革”中他又受到审查和批斗，不仅是“日特”，而且又是“苏修特务”。直到1979年才给他落实了政策，给予副部级待遇。 　　从这两位老同学、老战友在苏联的遭遇来看，斯大林时期，有好也有坏，不能绝对的否定，也不能绝对的肯定，到底几几开，只有苏联党和人民才能断定。“八大”前后，我们与苏联还是亲兄弟关系，所以也没敢多想这些。 　　还有一件事使我惊喜的是，分别20多年的“香慈”女友程贵珍也突然来铁道部看我，说她是我的下级，在锦州铁路局当教育处长，真是巧合，我们又战斗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在“香慈”念书，她是女校党支部书记，我是男校党支部书记，来往频繁，配合密切。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东满建党和组织革命活动，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组织上还决定我们之间为“假夫妻”，以便联络，掩护我在党的区委机关活动。自东满一别，20多年，音信全无，现在革命胜利了，故友重逢，自然格外高兴，我特意在家为她设了家宴，盛情相待。这时，我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各自谈了别后的经历，不仅我的经历坎坷，她的经历也是坎坷曲折的。我离开东满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敌人搜查追捕下，她辗转到了北满哈尔滨，找到党组织后，又在哈尔滨铁路上遇到了先前来哈尔滨铁路工作的“香慈”同学胡荣庆(胡起)，他们双双在铁路上从事革命活动，两人逐渐相知相爱。结婚不久，胡荣庆却被日伪军抓去坐了4年大牢，程贵珍一直等到丈夫出狱，两人转入地下斗争。“八一五”东北光复后，他俩继续在铁路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丈夫胡荣庆当了锦州铁路局局长，她在铁路局工作，任教育处长。做梦也想不到，经过20多年的曲折斗争，我们又回到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了。过去我们是好战友，现在仍然是好战友，我还一直把她当做大姐姐看待，家宴上她还跟我爱人淑清讲起我们的往事，她取乐地说：“要不是建章龙井被捕，延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可能成了真的一对了!”说得我和爱人淑清都乐了。 　　我和程贵珍一段“假夫妻”关系，过去在景县时就跟淑清说过，她感到这是一次历史巧合，既感到新奇，也感到高兴；所以听了程贵珍的话不但没有反感，更加一见如故，乐不可支。而且一再挽留程贵珍大姐在北京多住几天，也想好好了解我在东满那段革命历史，因为太行整风时，也是为了要搞清这段历史，整整折磨我一年，使她非常痛苦。 　　从此，程贵珍俩口子和我们关系很好，后来我到锦州铁路局检查工作，她俩口子还为我设了家宴，并表示一定要为祖国铁路事业奋斗一辈子。她俩早年就投身东北铁路工作，为祖国铁路事业作过不小的贡献，但是“文革”中，程贵珍的丈夫胡荣庆却遭到残酷迫害致死，当时他任大连铁道学院院长，他是我的老同学又是老党员。这是“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又一罪行。当时我也被关在秦城监狱，事后得知他被残害致死，真是使人悲痛。 　　在北京铁道部工作，与另一位“香慈”同学赵志刚来往较多。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班，但在党组织活动中有过联系，而且我们又是一起去东满的党支部骨干，我被捕后，他接替我任东满延边区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延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和爱人一起以在乡镇卖干鱼片为掩护，一面谋生，一面从事党的活动和抗日宣传。活动虽很隐蔽，但一次由于包装干鱼片的废纸上有抗日联军的内容，被日伪军发现后被捕，他和爱人多方托人申诉，说因为不识字，买错了包装纸，才免于遭难。东北沦陷后，他又来北平“东方印刷馆”工作，我当时也从景县来此馆工作，我们在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回冀南，他去山东，组织抗日斗争。解放后，我们又在北京相逢，我在铁道部任副部长，他在邮电部任副部长，经常见面，互通信息，不幸的是，他不久身患癌症，过早的去世，对党对人民是一大损失。党对他一生革命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誉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此期间，我在北京还高兴地见到了关俊彦、张坚白、刘甦等几位同志，在革命年代，他们都是我的兄长，对我有助有恩。关俊彦原是延边和龙县旧政府里的教育局长，我们“香慈”几十位去延边任教的同学第一站就是到了和龙县，县里出头露面接待我们的官员就是关局长，后来我在龙井被捕，也是他找警察局说情，为我解脱，说我是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社会经验少，错收了宣传品；又说我是本县很好的小学教师。由于他的斡旋，使我少受了皮肉之苦。“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并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解放后任吉林省副省长，省里都称他“关老”。张坚白原是景县旧政府里教育局局长，30年代初，我回乡找他求职，他满腔热情地给我介绍到白家寺任教，我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他也给予保护。在“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反动当局要抓捕我，把我当做景县共产党主要嫌疑犯，是他事先给我通报了消息，我才幸免于难。国民党要全县小学教师填反共登记表，他一直压着没办。抗日战争暴发后，他投身抗日。我在冀南行署任副主任时，他也在行署做统战工作，任参议。解放后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继续为本省的教育事业献力。刘甦(刘金科)是原景县民团教练官，曾在东北军当过连长，为人正直，对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深恶痛绝。我在冀南组织抗日武装，他对我帮助很大，协助我争取和改编了葛贵斋等部的游杂武装，壮大了冀南抗日力量。入党后，他还把自己刘金科的名字改为刘甦，表示新的觉醒，告别旧我。战争年代，他历任团长、师参谋长，为革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解放后曾任衡阳铁路局办公室主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处长，大校军衔。 　　关、张、刘三位同志，虽然都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但具有民主爱国思想，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长期革命考验，逐渐成长为我党的中高级干部。由此可见，革命不分先后，革命也不论出身好坏，有志者事竟成。“文革”中，“四人帮”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的血统论引用到政治斗争，搞唯成份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是违背革命实践过程的，是极其反动的。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旧政权中的官员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有正义感，有民主爱国思想的人，是可以改造的，通过革命实践的也可以成为新政权的有用之才。“四人帮”不懂得革命实践，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文革”中迫害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干部，对党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在北京我还见到陈涛和周东郊同志。他们都是早期入党的革命知识分子，都因失去党的关系，走过一条坎坷曲折之路。陈涛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后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到东满从事革命活动，因敌人追捕，逃往大连，在大连《泰东报》任职时，因言论过激，有共产嫌疑，被捕入狱，出狱后转到北平，在东方印书馆当总编。日本投降后，他由北平转到解放区张家口，在一家饭店任副经理，我从延安到张家口，偶然相遇，他乡遇故知，我们都十分高兴，加之抗战接近胜利，更是喜在眉头。他还特意在饭店设席招待我们一家，当时饭菜虽然很简单，但是礼轻情意重。我军从张家口战略转移，他也随之撤出张家口，到了太行根据地。北平解放，他参加了北平工商系统接管，后一直在经贸大学当教授致力于教育事业。直到解放前夕他才恢复了党的关系。周东郊是我在东满相识的早期共产党人，他1925年入党，在延边进行抗日宣传和建党活动。在龙井《民声报》创建延边第一个党支部。我们“香慈”11名党员到延边后，就是通过他与满洲党组织接上关系。他还是延边第一届区委书记，对我们“香慈”党员的活动十分支持和关心，曾动员我和程贵珍之间建立“假夫妻”关系，以此为掩护，好开展党的活动。他在延边党的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同事的出卖，1929年在龙井被捕入狱，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在大连《泰东报》当编辑，又因言论过激，有共党嫌疑，被日伪军抓捕入狱。出狱后，1934年曾给我来过信，约我去新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我正在景县建党，没有去。他只身到了新疆，不久在《天山日报》当社长。又因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被反动当局抓捕入狱，进行严刑拷问，遍体鳞伤，由于没有共产嫌疑的证据，坐了4年大牢，才释放出狱。他懂俄语，英语，在新疆4年监狱生活中，又自学了维吾尔语，不幸的是“文革”中他被批斗致死。至今令我怀念。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