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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致力于铁路事业

刘建章著

“大跃进”中错误教训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主席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南宁会议促使党内“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多次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滕代远部长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建成四通八达全国铁路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发言，提出“二五”期间修建新铁路2万公里，15年共修8万公里。在此之前，部党组研究了滕部长的发言，我也参加了。我的主导思想是根据马克思关于“铁路是现代工业的先驱”的论断和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无一不是靠铁路发展起来的情况，主张按照孙中山、詹天佑先生的设想，按照滕部长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得到全会高度评价的关于修建新中国铁路的意见，新中国应该优先大力发展铁路。经过“一五”实践证明，铁路发展了，才能带动全局。我非常赞同滕部长的发言，并且认为“二五”修建铁路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滕部长从成都回来后，我们即着手落实计划。 　　然而没过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要求铁路“大跃进”。我们不得不修改计划，层层加码，并开始酝酿滕部长代表铁道部党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总路线，争取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这次会议上，滕代远部长代表铁道部党组做了题为《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的发言。滕部长根据各地区、各行各业提出的“大跃进”规划，预计铁路运量将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将原订“二五”修建新铁路2万公里增加到3万公里(后来又增加到7万公里)，翻了两番，有的人觉得不可能，但也不敢说。说了就要打成“右倾”分子。原订15年内修建新铁路8万公里改为12万公里(包括由地方投资修建4万或6万公里)，货运量达到8亿吨，15年后将达到30亿吨，也是翻两番的速度，这样高指标是很难落实。 　　这次会议后，国民经济各部门不顾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速度，各项指标都要翻番。铁道部面对突然剧增的运量，也脱离实际地提出多修路、多造车、多拉快跑等各种过高的指标，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上还陆续加码。全国铁路战线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造成了重大损失。主要表现在： 　　1．贯彻中共中央下放权力、改变领导体制、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决定中，由于操之过急，突出强调为“大跃进”服务，未经试验，盲目下放权力，废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在此影响下，铁道部很快就先后废止了两千多项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受到破坏，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变成了不要规章制度。 　　2．全国各地大炼钢铁，不合理运输剧增，运输距离延长，空车走行公里加大，加剧了运输的紧张。当时全国“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甚至把铁锅铁锁也拿来炼钢铁，凑指标，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3．为了适应各地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要求，一个省建立一个铁路局，并实行“工管合一”(即铁路局与工程局合并)。全国由17个铁路局增加到29个，大大削弱了运输指挥上的集中统一，人为地制造了许多新的“限制口”。 　　4．基建项目多，仅1958年新建干线项目就达36个，仓促上马，以致建筑材料供应不上，相继停工。有的工程修了路基铺不上轨，铺了轨设备不配套不能交付运营，影响了投资效果的发挥。 　　5．运输瞎指挥、盲目蛮干，拼设备、吃老本、打乱仗现象十分严重。不顾实际和可能开快速列车，加大牵引定数，行车事故增多。为了急于运煤，敞车不足，就将2000辆棚车揭了盖使用，甚至用平板车拉。 　　6．管理水平下降，损失浪费严重，设备长年失修，质量严重滑坡。 　　7．浮夸假报，破坏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1958年全路日均装车2.5万车，为了“放卫星”，提前好几天做准备，以倒短运输的方法增加装车数，有的一天两装两卸甚至三装三卸凑数，终于在9月28日那天装车达到5.2万车，翻了一番。铁道部向中共中央发了报捷电，声称“放出了铁路运输上的一颗卫星”。但没过一二天，就下来了，进入10月份，装车中只完成了2.8万车。当时全国都在“放卫星”，尤其是农村放出亩产小麦、水稻几万斤的“卫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形势对铁路自然有影响。很多人觉得铁路不放“卫星”就坐不住，成了一股风。 　　我那时主管人劳教卫等工作，要求各局、厂、院、校在一两年内建立一套“高、大、中、小、幼”，“工、师、医、体、艺”的教育体系，8年到10年在全路普及高等教育。仅1958年4月到10月，全路就新办了31所高等学校，结果大部分名不符实。 　　以上“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错误，作为一名副部长和部党组成员，我也有份，也有相当的责任。记得当时我还到北京铁道学院去作动员报告，号召要大放铁路运输卫星，全路日均装车由2万车，一下上升为5万车。后来了解很多是弄虚作假，由东站倒到西站，再由西站倒到东站，都算了装车数，自欺欺人。记得我还把家里的铁器拿去大炼钢铁，有的地方还把铁锅铁锁砸碎去大炼钢铁，简直不可思议。这些错误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应该永远记住，牢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加深对“左”倾思想的认识，警惕它的表现和危害。新中国成立以来，吃“左倾”的危害确实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搞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在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方针上应坚持既反保守又要反冒进，既反对急于求成，也要反对消极情绪。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中国铁路按一个积极合适的比例，协调健康地发展。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冒进都是“左倾”盲动的表现，是脱离客观实际唯意志论的表现。对革命和建设的危害甚大。 　　铁路事业在挫折中前进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错误，虽然给铁路造成了很大损失，但由于广大铁路职工的艰苦努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也取得了相当成绩。不能一说“大跃进”，铁路就一片漆黑。 　　1．承担了大幅度急剧增长的运输任务。1958年到1960年这3年中，客货运输超过了“一五”总和。 　　2．加强了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提高了运输能力。3年中线路总延长共增加1万多公里，平均每年增加数相当于“一五”年增长数的2.3倍。还建成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的宝鸡至风州段。这段电气化铁路的建成，使运输能力增大了4倍。这个时期有些工程规模之大、进度之快，确实是惊人的。如北京站工程宏伟，技术复杂，从1958年12月开始设计到全部完工，只用了10个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了北京站，毛泽东主席题写了站名。这些铁路和设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提高了铁路工业生产能力，除机车车辆3年产量、品种超过过去8年总和外，还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力机车，揭开了铁路牵引动力改革的序幕。 　　4．提高了技术装备和科技水平。正线43公斤以上钢轨的比重提高到63％，线路速度有了提高。1958年以前，全路只有一个驼峰调车场，到1962年已有161个，其中有2个是机械化的。新造的机车全部为新型的和大型的，50吨以上的货车占99％。装卸、养路、施工、机车装备机械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铁路科技人员，从4.8万多人增加到10万多人。在新建的大专院校中，有的师资队伍、教学水平和办学条件较好，如上海铁道学院、兰州铁道学院、大连铁道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上海铁道医学院等，为发展铁路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随着科技人员的增长和技术装备的改善，解决了一些诸如设计施工、电气通信、大型枢纽、结构力学、水文勘测等比较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为铁路建设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5．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运输生产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运量和运能的矛盾。到了1961年初，铁路开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调整为中心，全面整顿铁路工作，铁路才开始逐步恢复了元气。 　　“大跃进”期间，我在部长分工中主要抓人事、劳资、教育、卫生、机关党委、部党校等，同时受部党组和滕代远、吕正操同志委托也抓过运输、基建、物资、外事等工作。在抓运输工作中，鉴于铁路运行循序不好的情况，我们建议由中央来强调这个全国性的问题。1959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铁道部《关于开展安全正点运动的指示》，明确树立一方面确保安全，一方面积极提高运输效率的思想。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因滕部长患病休养，即由吕正操副部长主持工作并代表铁道部在大会上作题为《怎样完成今年的铁路运输任务》的发言。他的发言是部党组集体讨论研究过的，我也参与了意见。吕正操副部长在发言中提出了“以煤运为纲，全面安排”应是中国铁路的长期运输政策，铁路基建要根据“保煤保铁”和要有经济资源、经济效益的原则来安排，强调运输的计划性和调度指挥的统一，认真执行“一卸二排三装”的运输纪律，以提高生产效率。 　　这次会议后不久，国务院再次任命我为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副部长仍主持铁道部工作，他放手让我们大胆工作，要求我们既能独当一面，又能干好综合。这个时期，受他的委托，我还抓过一段外事工作。 　　国际联运和外事工作 　　铁路外事工作，是指中国铁路与外国铁路或有关方面之间进行国际联运、科技交流、协作和友好往来等涉外活动。这项工作对促进对外贸易和推进中国铁路科技进步有重要意义。从1950年中国和苏联合办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开始，开办了中苏国际铁路联运，随后在中朝、中蒙、中越铁路间开办，并扩大到东欧各国。为推动国际联运的发展，1956年共有11个国家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铁路合作组织(简称铁组)，滕代远部长率中国铁路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铁组”第一届部长会议。第二届、第三届仍是滕部长率团参加。1959年5月，受吕正操同志委托，由我率团出席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铁组”第四届铁道部部长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进一步发展国际联运和科技合作的决议。我代表中国方面签订了有关议定书。 　　中国铁路建设与前苏联有着密切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和“一五”期间，中国铁路得到了前苏联多方面的合作和支援。从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但是铁路合作仍在进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中国铁路共聘请苏联专家366人，其中顾问和技术援助专家354人，科技合作专家12人。他们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许多苏联专家和我成了朋友，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与中共关系恶化。 　　1960年6月，彭真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谈，对苏共代表团和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党的全面攻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前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8月11日，中国铁路最后聘用的9名苏联专家在聘用期未满的情况下撤走。从此中断了两国铁路的友好合作。我们没有被这种情况和困难所吓倒，在部党组领导下，继续带领全路职工奋战在铁路战线上。 　　9月，我受吕正操同志委托，率中国铁路代表团，出席了在朝鲜平壤举行的“铁组”第五届铁道部部长会议，就解决国际联运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时的国际联运的关系已不像以往那样和谐，特别是与前苏联还发生过摩擦。为此，吕正操同志特地关照我们，在去平壤之前，将代表团人员集中在北京饭店，认真学习中央涉外政策和有关与前苏联、东欧交往的指示。到平壤后，我几乎每天到我国驻朝鲜大使馆给吕正操同志打电话，向他汇报会议情况。有一天，在会议上我与前苏联铁道部部长发生了争执，对他的不友好和指责，我坚持原则，据理针锋相对进行了驳斥。当天我用电话向吕正操同志汇报，正操同志听了很高兴，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会后我们回国时，匈牙利等大多数国家的铁道部长应邀来北京观光我们的国庆节，我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介绍他们是哪一个国家的铁道部长，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他们都很高兴。吕正操还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各国铁道部部长，举杯祝贺“铁组”会议取得成功。只有前苏联代表团从平壤直接返回了莫斯科。 　　这二年的工作，我接触比较多的是部国际联运局的刘麟祥同志，他有一半血统是俄罗斯的，长得也像外国人，人送外号“二毛子”。他聪明好学，刻苦钻研，精通业务，两次随我出席“铁组”会议，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他当过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基建总局局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铁路系统的调整 　　我从朝鲜回来不久，铁道部便开始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当时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批转了经周恩来总理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中央精神，部党组结合铁路实际，于11月30日，发布了《铁路工作纲要十七条(初稿)》，启动了铁路系统的调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铁道部党组《关于在铁路系统建立政治工作部门和改进管理体制的报告》。中央批示强调“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带有半军事性质、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铁道部”。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铁道部委员会，在铁路系统重建政治部门；在铁路系统的运输生产指挥、物资资金分配、设备调拨、干部安排和职工调动方面，完全由铁道部负责处理；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外，不再实行铁道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中共中央指出的铁路特点，以后被通称为“高、大、半”。 　　1月27日至29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路领导干部会议，贯彻八字方针和中央对铁道部的批示精神。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接见部分代表并讲话，我也参加了。邓小平指出：会议的中心是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现在铁路运输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有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或者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邓小平还对我们说：“限你们三天之内恢复政治部”。按照邓小平指示，会议决定限期把机车、车辆、线路等一切设备和各种生产的责任制，机车、车辆、基建的验收制，站段、班组的经济核算制，设计、施工、技管、货运、客运、大中修、危险品运输、产品设计等规程恢复和健全起来，没有的制订，正确的恢复，重复的合并，不完善的补充，先粗后细，以解决存废不明、章乱难循的问题。 　　会后不出3天，按邓小平指示，于2月1日，我们迅速地恢复了铁道部政治部，同时以铁道部政治部第一号指示，要求各局、厂、院及所属单位立即建立政治部工作部门。 　　政治部恢复后，中共铁道部党组改为中共铁道部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滕代远等17人组成铁道部党委会；滕代远任书记，吕正操、武竞天任副书记。我是委员之一。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志杰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 　　从1961年开始，铁路开始了全面的整顿。9月，铁道部根据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及铁路的具体情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铁路工作条例》(即《铁路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铁路六十条》都先在一些单位试行，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单位，从而促进了铁路企业的整顿工作，提高了铁路企业的管理水平。从此，我国铁路又经过几年调整，克服了“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摆脱了一些“左”的束缚，又出现了稳步发展的局面。 　　东南备战 　　1962年初，国民党集团为了反攻大陆，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企图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冒险。这时，滕代远部长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他心里十分焦急，白天黑夜惦记着铁路，惦记着工作。经过医生同意，他写了个报告给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要求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周总理见了这份报告，立即做了批示：同意滕代远的要求，但只能上半天班，铁道部的日常工作由吕正操来管。见到这个批示，滕部长马上赶回了北京。为了防备国民党集团的冒险行动，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铁道部、交通部、总参军交部、总后勤部和铁道兵等单位组成军事运输司令部，归总参谋部直接指挥，统一组织指挥战备期间及战时的兵员、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的运输工作。在成立军事运输司令部时，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主持开会，委派我为军运司令部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军交部副部长栗培元、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总参车管部部长罗文同志任副司令员。我接到任务后，急忙交代铁道部分管的工作奔赴江西鹰潭筹备成立司令部。经过很短时间，司令部于1962年6月10日正式组成，立即展开工作。当时司令部的任务，除组织运输兵员、装备和作战物资外，还要负责鹰(潭)厦(门)、外(洋)福(州)铁路的防洪抢修、防炸抢修，整治线路病害，保证战区的运输畅通。 　　1962年的六七月间，正值南方雨季，大雨滂沱，洪水漫道，冲毁了路基，铁路多处发生塌方，外福线上的闽江大桥两次被洪水冲垮，鹰厦、外福两线中断交通运输达50多天。滕部长指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搞好军运，并请吕正操副部长在部里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和郭维诚同志立即调集以铁道兵部队为主的抢修队伍，投入了抗洪抢修。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同志也来了，我陪同他到抢修现场检查督导，慰问参加抢修的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职工。在抢修现场和军运前方，我随时与铁道部党组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和支持。我与经验丰富的吕正操同志保持经常通话，向他汇报情况，及时获得他的指导与鼓励。有一次抢险遇到难题，我冒着大雨在厦门附近一个山洞里，用电话与他联系，他详细询问情况后，提出了建设方案。我们按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实施，顺利地解决了难题。铁路工程专家谭葆宪同志(以后曾担任铁道部基建总局总工程师、铁道部技术顾问、中国铁道学会理事长)也参加了防洪抢修，亲自到闽江大桥和线路工地等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我到闽江大桥找他时，天气实在太热，我们只好都下到闽江，泡在水里开会。他提出了正确的抢修方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20多天战斗，除修复闽江大桥外，还抢修和清理了水害塌方的路基近90处，保证了军事运输的畅通，使参战部队和军用物资的军事列车准时到达，完成了军事运输任务，受到了军委总参谋部的表扬。 　　1963年3月，滕部长由于过度劳累，健康状况越来越不行了，医生认为他应长期休息，不宜再继续上班。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他再次离职到外地疗养。滕部长总是在危难之时，不顾个人安危，勇挑重担，顾全大局。他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滕部长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为人民的解放，为国家的建设，奋斗终身，无私地贡献了一切。早年平江起义，他是彭德怀部队的党代表，中央苏区时是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是副总司令。他们二人见面，他总是先向彭总立正、敬礼，说一声“副总司令，我来了!”彭也亲切地称他为“老滕”。彭请他坐下时，他方才落坐，一点也不以老资格自居。后来彭德怀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他对此总是愤愤不平。在当时的气氛下，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没有说过彭一句坏话或诬陷不实之词。他在我们面前又是一位忠厚长者，在党组里是一个好班长，他顾全大局，遵守纪律，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事必躬亲，极负责任，表现出高尚的人格。1964年，他身体没有明显好转，考虑到铁道部长是个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把工作做好的重要职务，看来自己的体力已无法担任，便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辞去这个职务的申请。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经人大、政协会议的决定，他不再担任铁道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在铁道部工作了16年，我和他有着浓厚的感情。他虽然离开了铁路岗位，但他对铁路的卓越贡献，他身体力行倡导的铁路新风，将永远留存在广大铁路职工心中。 　　滕部长离职疗养时，中央决定铁道部的工作由吕正操副部长主持。从此，我便在他领导下抓好分管的工作。在铁道部领导里，我与吕部长相处时间最长，彼此了解也深。他完全是个司令员作风，雷厉风行，果敢干练，是个有驾驭全局能力的好领导。他批评人是很严厉的，有时把我批评得脸都红了，但过后他照样支持你的工作，对你给予信任，充分放手。他对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十分尊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不发火；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他却是毫不客气的。吕部长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有许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一次，铁道部在北京饭店开运输局长会议，当时，我分工管运输工作。会前，我向正操同志作了汇报，他听后说：“你们开吧，我参加!”会议开了3天，起草了一个加强铁路运输工作20条，他到会听了小组汇报，肯定了20条，还叫大家再讨论一天。会议结束时，我请他到会讲话，他对我说：“你领导搞的20条，有发言权，你讲吧!”我把20条讲完后，请他讲话，他的总结发言只讲了两句，对大家说：“建章同志讲的20条很好，符合铁路运输实际，针对性强，大家回去就按这个去办!散会!”可见他对副职的工作十分支持。1965年，三线铁路大会战，会战工地指挥部先设在贵州安顺后移到西昌，我是副指挥兼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正操同志是总管，我在工地指挥部为他准备好了办公室，要他来坐阵指挥，他对我说：“我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去了，在你身边一起办公，有事都推到我这里来了，你还管什么，你管比我管好。我要去也住在成都，不去西昌!”这不是说他官僚，而是恰恰相反，是他放手让副职大胆工作，像这样的事例在工作中很多。他虽然对下级要求很严，批评很严，但又放手让你独立地大胆地工作，也能为你承担责任。他这种好的领导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拉美之行 　　1963年上半年，中国建筑学会决定派出一个建筑界的代表团，出席当年九十月间在古巴举行的国际建筑师第七届大会和墨西哥召开的第八届代表会议。代表团以南京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杨廷玉同志为团长，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梁思成同志和建筑工程部科技局局长、建工部部党组成员王大钧同志为副团长，并由王大钧同志负责代表团的政治领导。后来王大钧同志因病不能出国，遂由中国建筑学会征得铁道部的同意，改派我接替王大钧同志，以铁道部副部长、建筑师(因我在一段时间内负责铁路建筑的工作)身份，担任副团长。 　　中国建筑师代表团除团长、副团长外，还包括几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学生和一些建筑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9人，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因此在代表团内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我兼任党支部书记。我的秘书王得泉同志协助我做支部工作。铁道部同我一道参加代表团的同志还有国际联运局处长刘麟祥、铁道设计院处长崔充等同志。刘麟祥同志精通俄语，考虑派他去，有利于在会上与苏联等不友好人士进行辩争。 　　临出国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中国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廖承志、张致祥同志(1938年2月我被任命为华北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和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时，张致祥同志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我的委任状就是由他制的)等，找我们代表团几个同志在中南海国务院一间小会议室内谈话，为我们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出国的注意事项，并指出除了完成出席国际建协会议的任务外，应向拉美国家宣传我国建国后的成就，提倡中拉友好，广泛结交朋友，增进中国人民与拉美国家人民的友谊。廖承志同志在讲话时，陈毅副总理也来到会议室，听到我们谈去古巴开会的事，他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可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意思是指在当时中苏分歧、国际共运发生分裂，而中美尚未建交，双方还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在国际交往中，可能遭到冷遇和非难，我们应有正确对待和妥善应付的充分思想准备。 　　9月13日，我国建筑师代表团乘飞机离北京去古巴，当天途经莫斯科，在机场受到我驻苏使馆政务参赞陈东同志和古巴驻苏使馆参赞的欢迎。陈东同志系我1932年在景县建党时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又同我共事多年，此时重逢，真是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当晚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和中苏分歧的一些问题。 　　随后我们又乘飞机到布拉格。在那里因飞机发生故障和等待古巴航空公司接乘的飞机等情况而停留了5天。我们除处理代表团的一些事务，参观哥特瓦尔德、伏契克·萨帕托斯墓地等处所外，还了解到常驻布拉格国际学联的胡启立同志在那里接见一些学生代表的情况。当时阿根廷有的学生提出问题，向他质问：“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搞在一起，反对西方的人，是不是黄种人要反对白种人?”“中国是不是准备牺牲3亿人来换取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为什么把东欧国家援建的工厂销毁了?”等等。显然，这是听信谣传产生的误解，胡启立同志都一一作了澄清和解释。这件事使我们想到对拉美国家还要多做宣传工作。 　　接着我们又从布拉格来到爱尔兰的沙努城。在沙努，飞机螺旋桨推进器发生故障，又被迫停留两天，然后经过加拿大的甘德，于9月22日抵达哈瓦那。古巴建筑师协会对我代表团安排了三个住处，团长、副团长住在维内拉旅馆，这是中国历来派出的代表团没有住过的地方。这里只接待过苏加诺、米高扬等人物。据我驻古巴使馆的介绍，对我们的这种安排是破格的，可见古巴政府对这次会议，对我代表团还是十分重视的。我们三个团长、副团长所住室内各挂有字画一幅，记得我住室内的字画上写的是“义气重桃园”，颇有情趣。这都是为中国代表团布置的。 　　安顿住处后，杨廷宝同志与古巴建协主席商谈有关事项，我和其他团员去我使馆向申健大使说明我们代表团的任务，申大使为我们介绍了古巴的情况。他说，古巴革命后，是当时世界各国关心的地方，特别对拉美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的敌视。美国派人到古巴登陆，搞暗杀等破坏活动。哈瓦那距美国军事基地只有90公里，喷气机仅仅几分钟就可飞到，这对古巴是个严重威胁，因此当地形势十分紧张。古巴政府对这次国际性会议很重视。在中苏分歧时，古巴人民还是对我们友好的，他们的工程部长就希望我国多派人去参加会议。 　　国际建协七大开会前，我代表团检查了一下准备工作，除对大会决议的建议、学术性发言等外，我又针对当时的情况，向代表团同志提出几点意见，如建筑技术问题要突出我国的特点，要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对中苏分歧，我们不主动提起，遇到挑衅要坚持原则，以理服人，不动肝火；要进行友好活动，广交朋友；要尊重古巴的风俗习惯，照顾人家的困难。以后在会议和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同志按照这些要求去做，收到了较好效果。 　　国际建协七大前，先于9月27日上午，举行了一次国际建筑教授、学生会见大会。参加会见的有40个国家的450多名代表。古巴第二号领导人切·格瓦拉少校也出席了会见大会。会见时大家除谈论建筑问题外，对政治性问题也很关心，特别是拉美国家的代表反帝情绪很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实行民族独立。在会见的闭幕式上，通过一项决议时，国际建协主席马休发言：“不管你们青年学生多么热情，国际建协是不谈政治的”。接着格瓦拉讲话：“建筑师是同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建筑技术是一种武器，必须把它交给人民，使它成为争取解放斗争的武器。”他的讲话显然支持了拉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代表的反帝情绪，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马休只得摇头叹气，不再出声。通过格瓦拉这次讲话，加深了我对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物的印象。他那时才35岁，就为拉美人民和古巴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一次，我们在电梯里恰好相遇，翻译袁涛同志认出了他，赶紧相互介绍。格瓦拉非常友好地和我握手，我感到他对中国的友情是真挚的。1967年当我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心头一震。不管当时人们怎样议论他，但是我作为少数能在古巴见到他的中国人之一，对他仍然充满了敬佩之情。 　　师生会见大会结束以后，紧接着于9月27日下午到10月4日，召开了国际建协第七届大会。参加大会的国家和地区有80多个，代表共1500多名。大会的议题为“正在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开幕式上，国际建协主席马休再次提出：“国际建协只谈技术，不谈政治”，引起子不少代表的不满。古巴总统多尔蒂克斯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明显地不同意马休的意见，却认为建筑事业的发展是同经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梁思成同志在会上发言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拿着一支钢笔向大家说，钢笔本身是同政治无关的事物，但拿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上，写出的是侵略别人的文字，拿在古巴人的手上，写出的是《哈瓦那》宣言，能说钢笔完全与政治无关吗?他的发言具体生动，很有说服力，受到许多代表的鼓掌赞同。会后有些国家的代表还走到梁思成同志跟前，同他亲切握手。不少拉美代表更强调建筑界的任务就是要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而斗争。当然有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代表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如像这类问题就在会上出现了分歧，引起争议。在最后通过大会决议时也有争议，梁思成同志认为决议应反映拉美国家代表的意见，明确写进“反帝”的内容。当时我因有事在我驻古使馆与申健同志商谈，梁思成同志特意从会场打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赞同。最后大会在大多数代表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包含有“反帝”内容的决议。在闭幕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被邀请作了报告。 　　在开会过程中，会内会外代表团的同志工作都很紧张。有些同志又缺乏涉外经验，担心会发生差错，我就特别注意做好思想工作，要求大家轻松些，与外人接触要态度自然，既要坚持原则，坚持我们的政治观点，又要讲究方法，放手去做，要同各国建筑界人士多交朋友，扩大我国的影响；代表团内部要加强团结，随时沟通情况，交流思想。经过大家积极而又谨慎的工作，未出大的差错，圆满地完成了参加会议的任务。 　　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在大会上有些代表提到城市建设小区住宅。那时我国还很少有“小区住宅”这个提法，也缺乏这个方面的实践，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小区住宅规划，多大面积指标，采取什么建筑形式和服务配套设施等问题。但发达国家早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到20多年以后的80年代，我国才吸取国外的经验，各大城市建筑了一批住宅小区。这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建设，满足人民对住房条件的需求起了良好作用。可见在改革开放中，学习国外好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国际建协七大以后，又定于10月9日至12日在墨西哥城召开国际建协第八届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代表。我国代表团由杨廷宝、梁思成和我等8人参加，其他成员继续在古巴参观访问。按会议规定的日程，于10月6日飞抵墨西哥的梅里达。杨廷宝同志因系国际建协副主席，便同国际建协的几名执委先期去墨西哥城，我和梁思成等同志留下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代表团成员、上海某大学吴教授有一哥哥在美国定居，他得知弟弟来到古巴又到墨西哥城，便从华盛顿来电话联系，吴教授本人和其他同志都怕引起麻烦，准备推脱不接，特意来请示我。我说，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出国的目的就是要广交朋友，何况你们还有亲兄弟关系。在我的鼓励下，他终于与多年不见的兄弟获得了接触。见面时，我让其他同志走开，使他们能够随意畅谈，并给他母亲带了一些衣料，双方都很高兴。 　　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在七八日离开梅里达去了墨西哥城。当时中墨尚未建交，我国代表团的几个同志和朝鲜、古巴的代表团，却因墨方未能给予方便，会议组织者又没有及时解决机票，致使我们无法如期前往墨西哥城。我们便急电会议主席马休表示遗憾，并声明在我团到会前，中国建筑师代表团的发言权和表决权由团长杨廷宝行使。随即抓紧交涉机票，我们于9日下午才到达了墨西哥城。抵达时墨方表现冷淡，没有派人去机场迎接，也未事先安排住处。这时会议已经举行，我们第二天才开始到会。国际建协第八次代表会议的议程，主要是解决接纳新会员，修改国际建协会章，改选执委等问题。这对我来说，要处理的事情不是很多，因此我在会外的活动较多。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与拉美各国的代表进行了多次接触，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和斗争情况，表示了对他们的支持，增进了友谊。同时访问了几个对我国友好的墨中友协的人士，有一位女士还很热情地请我们到她家中作客。此外还参观了墨西哥的大学城、医疗中心、人类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工程和几处古建筑。历史博物馆内挂有马、恩、列、斯、托(洛茨基)的肖像。 　　在同外人交往中，有一个陌生的人找到梁思成同志，自称是美国南卡罗林那大学的教授，过去是梁的学生，他以优厚待遇劝说梁去美国工作遭到梁的拒绝。他又以挑衅性的口吻向梁提出一些问题，梁都予以反驳。那人问，中国为什么要威胁台湾?梁立即严正答复，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么威胁不威胁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驳斥。那个人无隙可乘，便灰溜溜而去。 　　10月21日，我们8人离开墨西哥城去巴西访问。早在1960年9月，陈毅同志接见来我国访问的建筑家代表团时，该团团长、巴西建协副主席阿蒂洛斯就曾邀请中国派一个建筑代表团访问巴西，陈毅同志答允接受了邀请。我们这次去巴西就是应上次的邀请前往的。当我们到达巴西里约热内卢机场时，巴西一位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将军到机场迎接，海关免检放行。到巴西后，我们去了巴西利亚、圣保罗、阿雷格里港、里约热内卢等地访问了半个月。最后，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许多记者向杨廷宝、梁思成提出了一些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问题；有些记者却向我提出的是政治性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有一个女记者还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女兵?我说：不仅有女兵，还有女将军哩!她听了很感兴趣。 　　11月10日我们结束了这次拉美之行，回到了祖国，并将出访情况向外交部和对外友协作了汇报。 　　 我的九十年/刘建章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