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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爸爸

周密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的最后一天，您默默地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这几年，每当去北京医院病床边探视、护理您时，看着您精神、肉体两方面承受巨大痛苦而瘦弱得变了形的面容躯体，看着您身上的生命之火如同燃尽的蜡烛一样渐渐熄灭，我的心比刀刺针扎还要疼痛难受。现在，您终于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从容自若的神态，思路清晰的言谈，和善机敏的目光，宽厚爽朗的笑声，都随着您那洁白高尚的灵魂升华，永远消失了。 　　这几天，冷落已久的客厅变成了灵堂。您生前的道路充满了荆棘，死后的灵堂却堆满了鲜花，那层层叠叠的鲜花夹着挽联，从客厅一直摆到院中，报纸上一条不起眼消息，引来了厚厚一叠唁电；吊唁者络绎不绝，向您的遗像致敬默哀。上面来人说，本月底还要为您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摆脱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入自身的永恒，只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遗迹。毁誉褒贬，功过是非，人们自会评说，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结论。作为您唯一的女儿，我只能通过这篇短文，记述点滴真切的感受，以寄托重病在身的老母(我还不敢把您走的事告诉她)和我对您的一片哀思。 　　您的一生，如奔腾的江河，从无倦意，永不停息。从我开始记事起，就很少见您空闲过。不论是在延安的窑洞内，还是在晋察冀的小山村，不论是“文革”前的十七年，还是遭劫出狱后的日子里，您总是忙、忙、忙，不是忙工作、忙开会，便是忙读书忙写作。听妈妈说，三十年代初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您肩负领导党的地下文委的重任，既要革命，又要谋生，每天早出晚归，有时为了迷惑敌人，还得露宿街头，四处流浪，就连1936年元旦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您也是等到天黑后才赶回家。那时妈妈已经阵痛难忍，可又身无分文，没法去医院分娩。您急得团团转，最后从郑振铎伯伯处借回二十元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间不满十平方米、整日不见亮光的亭子间里。有了我，您和妈妈的生活更加拮据了。不得不设法挣点稿费来糊口度日，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问世的。 　　抗日战争爆发，您带着妈妈和我奔赴延安后，比在上海时更忙了。白天老不见您的人影，晚上我一觉醒来，您还坐在小油灯前写呀写呀写个不停。说来也怪，望着您微微晃动着的身影，我就不那么害怕后山坡上传来的阵阵狼嗥了。1940年，我添了个活泼可爱的小弟弟。尽管您十分疼爱我们姐弟俩，可在我记忆中，您从未陪伴我们玩耍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张家口，听说您在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偶尔回家看看，不知何时又匆匆离去。妈妈在《晋察冀日报》当编辑，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我们住在东山坡一带，夜间往往可以听见土匪的冷枪声。刚满十岁的我看着不足六岁的弟弟，一到黄昏就提心吊胆地蜷缩在小平房的屋角里，盼望妈妈快些回来，盼望您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俩跟随机关、学校人员撤离张家口时，您仍在北平坚持斗争，直到国民党查封刊物，才辗转回到解放区。就在这次撤退途中，我们三个乘坐的那辆马车翻下山崖，弟弟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妈妈和我受了伤。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可怕的秋夜，四周一片凄凉，我昏躺在谷底，只听见妈妈急切地呼喊着弟弟和我的名字，我欲答无声，欲起无力。不知过了多久，您和几位叔叔、伯伯才赶到出事现场。面对早已断气的弟弟，您和妈妈悲痛欲绝……是我第一次见到您失声痛哭(另一次是四十年后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天)。但没过几天，您又不得不离开我们，去忙工作了。 　　不久，妈妈带我来到华北局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养伤。当时聂伯伯是军区司令员，您在他领导下当宣传部长，依然是早出晚归，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第二年，我上了荣臻小学，开始过集体生活。1949年全国解放进入北京后，我也一直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后来又结婚成了家，所以就更少见到您了。直到“文革”前，我们父女几乎只有在星期天中午的饭桌上，才能碰上一面。我知道您永远在忙，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十年浩劫，天下大乱，您首当其冲，很快被点名批判和关押起来，妈妈受到隔离审查。我这个一头扎在科技工作中、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黑帮子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对江青不恭)。从此妈妈和我与您失去了一切联系，连您身在何处、是死是活都不准打听……岁月磋砣，1975年我们重逢时，您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1978年复出那年，您正好七十周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像是要追回白白失掉的的十年时光，又像是要弥补多次折腾造成的重大损失，您又精神焕发地忙起来了。社科院、中纪委、全国政协、文联……依旧是说不完的话，开不完的会，看不完的文件，写不完的文章。由於过度疲劳，您曾几次晕倒在漱洗间。记得当时不少亲朋好友，一再劝您要服老，切不可再像以前那样拚命了。大家说，您当了那么多年中国文艺界的“祖师爷”，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从延安时代起就有机会多次聆听过毛、刘、周、朱以及其它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该清静下来总结总结，为后世留下几本回忆录，同时悠然自得地去各处走走，休养休养，过几年舒心日子了。可您总是微笑地表示，我们国家现在重症初愈、百废待兴，小平同志要我管管文艺界的事情，我不能不做啊!您还常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缺点毛病也不少，唯有一个长处，就是对党的事业从无二心，对党的工作从不敷衍塞责。”但您毕竟老了，力不从心了。1983年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以后，您精神上倍受刺激，肉体上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您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每天早晨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主席、少奇同志、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您数着已故革命先辈和文艺界知己的名字，不住地摇头、叹息。1984年6月，您应广东省委任仲夷叔叔的邀请，抱病率领几十名作家文人去深圳、珠海实地考察对外开放的成果，病倒在广州，随后被送回北京医院，再也没能走出病房一步。我最难忘的，是住院初期您神志还比较清醒时，经常要妈妈为您朗读中央有关文件、报告，请前往探视的亲友们给您讲述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鲜事儿。直到1985年下半年完全失掉意识后，您才真正“清闲”啊! 　　您的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敏而求之，不耻下问。繁忙的工作之余，您几乎没有任何嗜好。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旅游，不谈山海经，连消遣散步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妈妈埋怨您活动太少，于健康不利，经常催促您去外面走走。您迫於“压力”，不得不外出时，也大都只去几家旧书店转一转，顺便买些旧书回来。1975年您获释出狱，初次见到阔别九年多的妈妈和我时，没有儿女情长，没怎么询问家庭琐事，也没有向我们诉说狱中的非人待遇，而以相当满意的口气告诉我们，您利用里面的特殊条件，逐字逐句精读了《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您说，过去忙于处理日常杂事，没有时间坐下来读理论书籍，这次过了九年多囚徒生活，反倒有机会啃了好些经典名著，深感受益匪浅。接着您又焦急地问妈妈，家里的藏书是否全被造反派“抄”光了?当妈妈告诉您还剩一些时，您会心地笑了，并要妈妈立即拿几本来。 　　出狱初期，您被安置在西郊万寿路一个招待所里，继续接受“审查”，因而比较空闲，读书时间有了保证。一次我陪您散步时，您说今后打算搞点学术研究，集中解析一下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弄清它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思想体系，为什么能够延续几千年并深入人心，这些方面，自己过去太生疏、太无知了。为此您多次吩咐妈妈设法去找圣经、可兰经和其它有关书籍。可是在那视宗教为洪水猛兽的年月里，要得到这类禁书，简直比登天还难。家里上万册藏书中虽有一部分免于遭劫，但稍有价值的早被那帮人抄光、窃完了，难怪妈妈气呼呼地抱怨说：“书、书、书，你这个人就知道书!” 　　您常对我说，古往今来，凡是真有学问的人，必定是放下架子，不耻下问的。您除了手不释卷以外，还经常有意地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们，倾听他们的意见，从他们谈及的情况和问题中，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了解人。尤其是复出后那几年，家里常常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来客中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蜚声中外的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和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其中不少是您主动请来的。您对所有来访者一视同仁，从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家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您的一些学生、晚辈、下级在您面前叙述情况、争论问题时，慷慨激昂，旁若无人，表现得非常自信，对此，你显得很有耐心，总是让人家把话说完，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请对方思考，然后才以完全平等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表明自己的看法。您常对我说，同有独立见解、善於思索问题的人交谈，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您还经常在家人面前讲某某人在某方面造诣很深，某某人在某方面颇有修养，相比之下，自己不如他们。 　　您喜欢接近青年，特别是肯动脑筋、勇於探索、事业心强的年轻人。您曾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古希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讲课时，如果哪个学生提不出问题，他就认为这个学生思想懒惰，便用手中的教棍敲这个学生的脑袋。您常对我说，历史向前发展，就是个不断突破、创新的过程，社会和人类也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这一切主要的动力，便是青年。所以毛主席讲，青年人战胜老年人是历史规律。有一次，你有些伤感地告诉我：“有人劝我，不要做青年的尾巴”，接着您又不以为然地说，当尾巴不好，做绊脚石更不光彩!现在我们这些人，年轻时也曾突破过老一代人的框框，可是自己年纪一大，就很容易变成九斤老太，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生怕年轻人越雷池一步。这大概正是难免产生时代悲剧的一个原因吧!您说得太贴切了。改革创新的道路，永远是充满艰难险阻的。 　　您的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敢於讲真话，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正因为如此，您经历过的道路，比其它许多与您同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更曲折，更坎坷，更具有时代特点。 　　您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败落的封建地主家庭里。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正是在您们这样一大批热血青年的推动下，才逐步形成了气壮山河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了追求真理，几十年来，您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而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到至高无尚的位置上。由於中国是一个生产非常落后、封建包袱特别沉重的大国，领导革命的政党也难免刻上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烙印。革命造就了众多的英雄豪杰，同时也混进了一些卑鄙小人。这是决定中国革命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基本原因之一。在革命进程中，许多优秀正直的人们，不是跌倒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而是牺牲在自身队伍无休止的内耗中。十年浩劫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 　　由于您对这一切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在那大破坏、大倒退的十年中，您尽管遭受过种种非人的待遇，出狱后却极少主动向人谈及。当妈妈和我偶尔问起时，您也只是轻描淡写说说，并不谈你所受的屈辱，反而颇为自豪地告诉我们：“九年来我只用过一次安眠药，就是通知出狱的前一天晚上。我自己十分清楚，以往几十年，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从来当叛徒、特务，也绝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失眠呢!?有一阵子，专案组搞疲劳战，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几百支光的大灯泡照射着，真把我困死了。这个滋味可不大好受!”又说：“过去没坐过牢，这回可体验了一下!”您的口气何等轻松、泰然，可实情完全不是这样。您不止一次地被“审讯”得晕倒在地，以至连看押您的士兵都不忍心，主动请求把您架回禁闭室。您的双腿常常被“审讯”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您的左耳朵也被“审讯”得变了形，丧失了听力。不少劫后重逢的同志、朋友，见到您都惊喜万分，说起您受的苦，有人涕泪具下。这时，您不是有意把话题岔开，便是微笑着表示：好几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被整死了，许多老同志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们来，自己受这点罪实在不值得一提。亲切的鼓励、幽默的玩笑，使对方也不禁振奋和高兴起来。 　　您如此坦然乐观，是因为您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记得在1976年初中国政治生活最黑暗的日子里，您曾不断鼓励我说，历史总会向前发展，逆转和倒退只是暂时的，一定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也正是从那时起，一辈子从不进行体育活动的您，开始认真锻练身体，每天坚持在招待所大院里大步快行几十分钟。所以1978年恢复工作时，您的身体已锻炼得不错，被损害的健康已经基本恢复了。 　　您不愿多谈过去，绝不是有意忘却历史。恰恰相反，就在那几年间，您不仅对“文革”，而且对“十七年”，作了系统、深入的反思，力图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来。常常可以看见您双眉紧锁，伏案深思，有时连在饭桌上也想得出了神，妈妈往您碗里夹什么您就吃什么。在陪您散步时，您多次对我谈过发生“文革”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并联系自己以往工作中的失误进行剖析。您还把宋代哲学家朱熹的一句名言“困而知之，勉而行之，勇也”解释给我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您的思想进入了最活跃、最成熟的阶段，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文和谈话，既坚持原则、又敢於大胆冲破陈旧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意味深长的理论观点。您提出，现代中国发生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政策，实际上也是一次空前规模非常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巨大作用和深远意义，很可能几十年后才能被更多的人们看到和承认。您提出，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必须抓紧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充分注意和防止执政党搞不好同样会出现的异化问题。我坚信，您的这些闪光的思想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符合人民利益因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为了追求真理，您从不趋炎附势，不东倒西歪，即使在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责难时，也敢于讲真话。我早就听您说过，毛主席四十年代曾批评您过于心直口快，五十年代又说您书生气十足。可您老是改不掉。复出后，许多单位请您去讲话、做报告，您几乎是有求必应。一些至亲好友一再劝您少说为妙，要认真接受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教训。个别真替您担心的知己说得很露骨：搞政治难免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不管你主观意图如何，政治家一辈子不是处在整人的地位，就是处在挨整的地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既挨整，又整人。我也建议您最好不再当官，如果实在推托不掉，就赶紧学点当官的“诀窍”。我说，崇拜偶像是中国的一大传统。菩萨常年受香火，就因为它们是哑巴，和尚一贯不出错，就因为他们只念经，当官的“诀窍”之一是少说话。不能不开口时，就多重复当权者已经说过的话。可您和妈妈不但总听不进这些劝告，反而批评我政治上太幼稚，不懂事。您反问我：“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社会怎样进步?历史怎么发展?” 　　您曾多次对我说过，在延安时，毛主席希望您在遇到挫折时不要感到委屈。毛主席认为，感到委屈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你对，别人不对。既然真理你手里，用不着委屈么!还有一种别人对，你不对，这就更没有理由委屈啦!第三种最普遍，双方都有对的一面和不对的一面，那也不必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的。 　　几十年来，您把这段话一直牢记在心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都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情绪。您还启发我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如果真想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作点贡献，就必须作好经风雨、见世面的思想准备。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人牺牲在战场上和敌人屠刀下，另一些牺牲在本营垒的阴谋家手中。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无需大惊小怪。 　　为了追求真理，您敢于按历史和事物的本来面目，最严格地剖析自己。这在十年浩劫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与那些“一贯正确”者们相比，您的情操不知道比他们高尚多少倍。您常说，历史本身就是从错误中发展过来的，一个党也好，一个人也好，只有敢于律己，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少走弯路，较快地达到预期目的。您在许多场合反复申明：自己在十年动乱期间确曾受到过打击摧残，被莫须有地戴上过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文艺黑头目等十几顶帽子，这些固然全是平空捏造和恶意陷害，但这并不等於自己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出现十年浩动这种全局性的大反复、大倒退，有其自身的历史必然性，也可以说是多年推行错误路线的恶性发展，而自己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形成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责任。尽管主观愿望并非如此，但客观上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自己主管的范围内，伤害过不少同志和战友，使他们多年来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失掉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想到这里，自己心里很不平静。您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场合向由於自己失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及他们的家属道歉，并说血的教训该使人们变得聪明一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大家都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把国家建设好。您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赢得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心。 　　您不但这样在宣传，而且这样在行动。1975年您自己还处于继续接受“审查”阶段，就违背“禁令”，前去探望了病中的冯雪峰伯伯。您自己的党籍尚未恢复，却写信上呈毛主席，请求中央尽快恢复冯伯伯的党籍。胡风出狱后，您也主动去看望了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对头”，虽曾因为他的缘故，使鲁迅先生与您之间产生过一些不愉快的误会。对于丁玲阿姨，您更是主张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并首先提出要为五十年代错误定性的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平反。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都表明您不文过饰非，不上推下卸，也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英雄。我听许多同志说过，尽管“四人帮”用恶毒的语言整整咒骂了您十年之久，尽管个别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直对您不怀好意，明里暗里告您的状，造您的谣，但您复出后不论在哪里出现，总有许多人主动与您握手、交谈。在您卧床不起失掉意识前夕，您只是托人给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几句简单的祝贺，却在会场上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而那个自以为比谁都正确、都革命的“理论权威”，却受到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冷漠待遇。这个鲜明对比，自然而然地成为会上会下人们广为议论的话题。 　　我常想，人们这样尊重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同情弱者的心理在起作用，而是为您的艰难处境打抱不平，钦佩您的正直为人。从本质上讲，群众，只有群众才是裁定人世间一切是非曲直最公正的审判官。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被自己尊敬的人怀疑，被自己相信的人愚弄，被自己亲近的人坑害了。1983年夏秋，您逐渐失去了谈笑风生的性格，常常独自沉思不语。我感觉到了您内心深处的苦涩，可又能对您说些什么呢?一次，您自嘲地对我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轻信了卑鄙小的人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亲爱的爸爸，我完全懂得您这几句话的含意。要打倒您的人，同样也是我和许多人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产生悲剧的原因，答案是他们也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但难免也有偶然失误之处。对他们同样不能苛求。 　　如果说前两次被打倒，您精神上还承受得起，年龄、体力上也还顶得住，那么这最后的一击对您就是致命的了。您正在专心致志地在理论上苦苦探索，寻找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异化”的途径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挨一闷棍，完全把您打晕了。您不但在思想上感到极度惘然，肉体上也彻底崩溃了。那份至今令人费解的所谓“检讨”，正是在那位“理论权威”和那个卑鄙小人轮番威逼、哄骗之下产生的。从此，您的身心状况急转直下，直到1984年秋住院，又慢慢失掉意识，恶化到只靠药物维持生命了。 　　现在，您默默地走了，进入了历史，再也不回来了。您投身革命六十年，没有留下什么金钱物质，您几十年积攒的书籍，都将照您的嘱咐，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留给我的唯一遗产，是从您这样一个正直、善良、多才、无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使我懂得了做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世界、社会与人生，怎样认识和对待昨天、今天与明天! 　　1989年8月于北京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