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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周扬伯伯

屠珍

我生活在一个文艺界家庭。爱人的父亲梅兰芳由于工作关系，在世时，经常接受周扬同志的领导。在家中，他时常对我们谈到周扬同志原则性强，工作认真而严肃，使他十分敬佩。在他的影响下，一提起周扬的名字，我们家里人都会肃然起敬。 　　我本人同周扬接触是在“文革”之后。那时，他暂住在万寿路组织部招待所中的一座小楼里。我婆婆听说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就让我陪她去看望并慰问这位脱难的老朋友。他对我婆婆到访十分高兴。他略显清瘦，两眼仍是炯炯有神，走下楼梯时，步履矫健，丝毫没有老态。他关心地问起她的生活和健康，劝慰她善自多加保重，还嘱咐我好好照顾老人家，做个好儿媳妇。在回家的路上，老太太对我说：“周扬真是个好人。他自己蒙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却一字不提，还直安慰我。”我看到她眉宇之间那种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舒展神情。 　　嗣后，周扬先生在中国社科院任职，接着又任中国文联主席；这期间他一直很关心梅兰芳遗留下的大量文化遗产，为此我经常前去拜访，向他请教。后来，他从万寿路迁到安儿胡同居住，离我家仅数步之遥。我去他家的次数更频繁了。后来他发表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文章受到严厉批评后，他家便门庭冷落。我仍常去陪他聊聊天，讲给他听我们家、文艺界、老百姓中的趣闻轶事，逗他轻松片刻。有时他听后惊讶地拉长腔“哦……!”有时格格地笑出声，笑得纯极了。他真是一位纯正、儒雅的长者。后来他一下子衰老了，腿软，走路也不灵便，有时我就在院子里搀扶他散散步。此后，他在广州休养时，夜里起夜摔倒在厕所内，回京后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出来就与世长辞了。 　　我初到他家，发现他生活十分俭朴。从他家中的陈设布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客厅里只摆一套沙发和四把高背椅子。墙上和桌上没有任何摆饰。后来迁到安儿胡同，客厅里也只增加贴墙放着的八个装满大部份是线装书的书柜，他告诉我这些书柜是他用自己的稿费订制的。一台电视机也极为普通。里屋小书房内也摆着两个书柜和四个大书架，装着不少外文书籍和国内外作家赠送的作品。另有一张极普通的黄色写字台，一把办公室内用的普通木椅和一把躺椅。后来墙上挂了一幅著名画家刘先生为他作的油画像。不久，政策逐步落实，从文化部地下室搬回来了其它大部份受了潮的生活用品和书籍，书都放在南客厅里十几个书架上。他告诉我自从进北京工作后，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月都要挤出一些时间去逛一两次东安市场里的中原书店，春明书店和一些旧书摊位，以及后来在灯市口开办的中国书店，那些就是他在难得的休息日里乐而忘返的地方。他的藏书一部份是作者和出版社赠送的，其它中文书大都是他亲自从旧书市场购买来的。不少外文书籍也是从外文书店订购来的。说到这里他神采奕奕，十分得意露出了一生酷爱书籍的学者风范。 　　马列编译局的姜椿芳老伯亲自来我们家中要梅绍武翻译一本英国学者著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曾获出版奖)。因要稿紧急，50多万字要三个月交稿，绍武约了董乐山、傅惟慈等四人合译，由梅绍武最后统一定稿。在审译马克思原话时，他引用马列编译局的权威中译文，同时也参考德、英两种版本。当时我们小小的房间内摆放着三套(中文、德文、英文)马克思全集，十分壮观。绍武发现三种文字版本有个别地方互不吻合。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周扬。他说中译文是从俄文版转译过来的，同德文版和英文版可能有点出入。他说他多年来钻研马克思著作都是直接阅读英文本，因为马克思有不少文章是用英文写的。他本人没有对照过，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事。他十分赞赏绍武的严谨治学态度，要他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我由此知道周扬同志不仅是博览古今中文典籍的理论权威，也是广阅外国原版经典的学者，他告诉我他青年时期也喜欢西方文学，19岁时曾翻译过美国进步作家麦克·戈尔德的作品。那时以山东大学吴富恒校长为首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刚刚成立，绍武是创办人之一，我也是理事，我对他说“您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开拓者，应当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他谦虚地笑着说：“我现在恐怕不够资格了。自从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就再没时间专心钻研美国文学了。” 　　8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他家中，他心情十分好，就问他老人家有什么喜事，他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薄薄的白色书皮的书籍说：“今天我收到朱光潜先生送给我的一本新印的《谈美》，你看看。”我接过来看到扉页上写着“周扬同志教正，朱光潜敬赠。”周扬说：“朱光潜是一位著名学者，很有影响的美学界专家。他的著作得以新印，真是件好事。他这样客气地赠书给我，实在不敢当。”他对朱光潜老师的敬重和钦佩溢于言表，对老学者的作品再度出版满怀喜悦的心情。 　　他曾对我谈起梅兰芳，大意说：“梅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东方到西方的一座桥梁。他的艺术成就使老一辈戏剧界人士和新一代戏剧工作者都推崇他，东方和西方戏剧界都接受他。他在当代世界戏剧史上占有很崇高的地位，曾经给予西方戏剧以启迪，影响很大。应当组织些学者对他的艺术成就进行研究，成立一个研究学会。我来当会长，让大百科的姜椿芳同志任秘书长，你做副秘书长。”1982年底，中国梅兰芳研究学会组成，周扬同志任首届会长。他说话算数，是位讲信用的人。 　　有一天我在他家里吃中饭，他胃口显得不好，便对我说：“我是湖南人，我们吃饭时总喜欢吃一点辣椒才开胃……”夫人苏灵扬立刻关心地说：“你的年纪大了，不能再吃那种有刺激性的东西，对血压和心脏都不好。”他停顿一秒钟，转过半身，望着夫人的脸商榷地说：“少吃一点也不要紧吧?”他对待家里人也是一派绅士风度。我把这一幕告知我婆婆，她说：“唉，这么大岁数，爱吃什么就由着他吃点吧。”过几天她就让马凯餐厅的王师傅炒了一瓶豆豉辣椒送了过去。周伯伯对我说：“味道真不错!” 　　周扬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是延安大学和鲁艺的领导人。众多学生，都有造诣。真是桃李满天下。建国后他一直从事文艺界领导工作，广泛结交了文艺界人士。“文革”后，他复出工作，前去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我在他家中碰到过当年他在延安的学生，现今文艺界掌实权的领导，还有名作家、名画家、名演员、名指挥、名书法家等众多著名人士。他对他们都显露出一种良师益友的风度，热情接待。客厅里经常涌现一派欢快轻松的气氛。 　　周扬同志复出后曾应邀赴日本访问。任仲夷同志又邀请他任团长率团到深圳短暂参观。他对改革开放后新建成的突飞猛进的深圳赞叹不已，多次对人夸赞深圳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并认为应该对过去的事好好进行总结。他认为深圳的奇迹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和解放人才、爱护人才、使用人才的结果。 　　周扬同志在文革前长期担任党的文艺和宣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从延安文艺界整风，到建国后反胡风、反右派、批修正主义等历次运动，他都是主要领导人，当时文艺路线的主要执行人。“文革”后，陆定一同志一次到他家中看望。苏灵扬夫人次日告诉我，他们二人回顾往事，不禁感慨地说：“当初咱们真是够左的!” 　　周扬同志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磨炼，晚年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的老共产党人，勇于总结过去，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自己以往错误批判过的人，坦荡地表示歉意，博得大家的谅解和爱戴。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认真研究“文革”产生的根源时谈到异化论，却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和批评。那一时期，他的客厅骤然变得冷清了。他每天十分仔细阅读报刊，关心这方面的文章和争论，变得沉默而又严肃。有一次他指着报纸上一篇文章，十分不满地对我说：“怎么能把异化论同扫黄、肃清淫秽书刊这种事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我当时对异化论一点也不懂，又几乎没见他这样激动过，就十分关心地试问一句：“有没有哪位权威人士对异化谈过什么看法啊?”他说：“前些日子在中顾委讨论过一次。一开始有位老同志就指名道姓地批评我说：‘老周啊老周，你这是怎么搞的?中央一而再、再而三提倡搞四化，你却提出一化，这不是同中央公开唱反调吗?’我坐在他身边没有答理他。”显然那种不懂装懂、慷慨激昂的发言，对他根本没起到什么“帮助”作用。 　　他曾跟我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毛主席曾把他和陈伯达找去，一起谈到匈牙利事件，研究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等等。后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讲话中谈到马克思对异化的提出和看法，这篇讲话后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许多国家都翻译转载了。周扬说：“那篇文章发表前曾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主席做了很长的、肯定的批示。”周扬认为我们国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大灾难，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几十年都难以挽回，而“文革”的祸根正是出自党内，他自己作为一名研究马克思理论的人，有责任也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向人民做个交待。我觉得他在复出后的言行都表现出是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致的，异化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也就是说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会转化的。 　　转瞬间，周扬伯伯已经逝世八年了。现根据回忆写下他生前片段，以缅怀这位言行一致、风格高尚的老革命家。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