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毛泽东与周扬

第十一章 高天滚滚寒流急

盛夏

毛泽东亲自发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周扬与胡风的论争 　　一、毛泽东亲笔写下按语，定性“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是一个历史存在，因他而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由毛泽东亲笔写的按语定性，是中国当代史上无法绕过去的一个巨大存在。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桩非常事件，它自1955年始发至1980年彻底平反，长达25年之久。运动中全国共有2100人受到审查，逮捕92人，隔离72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度过冤案岁月。 　　二、历史的误会 　　周扬与胡风理论上的论争由来已久。 　　回想起1936年、1945年、1955年这三次大论争，一直到1966年“文革”，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史、文学史上，关键问题只有一个，怎样看待《讲话》，因此，胡风文艺思想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被视为异端的。 　　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直接导致“左翼”阵营的分裂和溃散。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虽然早已出版了资料集，也展开过讨论，有关这场论争的真相和是非曲直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而胡风悲剧命运贯穿始终，这是一个明显的重要原因，周扬与胡风也在这场论争中扣上了一个“死结”。 　　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不可能是他的个人行为。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尚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上海与之完全失去了联系。为什么他突然提出而且坚持这个口号呢？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随着“共产国际”问题的解禁，党史研究界已有定论。1935年8月1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战略，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主旨是正确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实际上走向“逼蒋抗日”。王明不惜代价，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解散“左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来结束“左翼”长达10年的努力和抗争。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并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冯雪峰参加完瓦窑堡会议，并被特派到上海来向左翼文化界传达和贯彻这一精神。冯雪峰是“口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 　　冯雪峰到上海立即到鲁迅家中，并见到了胡风。对周扬提出的关于“国防文学”口号（即非中央的提法），要胡风写篇文章，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短论，文中只字不提“国防文学”口号，看不出丝毫的论争气息，但对自己的主张阐述得很全面也很到位。没有料到的是，周扬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是毫不迟疑地形成了对新口号的围攻。 　　历史地看，冯雪峰、胡风，乃至鲁迅先生在那个时机提出那样的口号是否合适？这可以讨论。但从周扬的强烈反应上，我们可以体味出一些东西。首先，周扬不可以连鲁迅这样的“左联”领袖和德高望重的长者、连雪峰这个刚从长征队伍里回来而且显然身负使命的党的领导都可以不放在眼里，我们只能认为周扬这样做是得到了某种指示的。 　　鲁迅提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想法也是真正懂得“统一战线”思想的，但周扬并不理解，他对胡风（实际上也是对鲁迅和雪峰）实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自己的觉悟和“党性”，不给自己留退路。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不得不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是并不管用，最后，雪峰只好对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说：“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①这场“历史的误会”因为鲁迅的突然去世和中共高层的干预匆匆结束，理论上的辩论实际上不了了之。 　　三、“三十万言书”扣上死结 　　周扬在重获尊敬的晚年曾对人说：因为受到鲁迅的批评，在上海就不好开展工作了。当周扬后来成为文艺界领导人时，他获得了主动权，而当他的“论敌”不服时，这场决斗就不可避免了。 　　“胡风冤案”经过9年的周折，作出三次“平反”，也算是创造了中外“平反史”上的纪录。周扬晚年多次谈到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反复提出，历史责任大家分担，他自己也不例外。这种态度值得我们赞赏，有学者著文说：“在胡风的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真是东倒西歪，左顾右盼，整胡风开始周扬并不积极，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究竟是谁送给毛泽东的，至今还是一个谜。”看胡风的回忆录，我总是有这样的印象：总是感到周扬似乎真的代表了党、代表了组织，所以胡风总是孤单无助的。“文革”中的胡风却被与周扬相提并论，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原本势不两立的周扬与胡风又划到了一起。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陪绑的只是胡风，不久周扬被关进监狱。我读梅志的《胡风传》，常常忍不住要流泪，因为胡风太悲惨了，而周扬在晚年的醒悟，那才是人性复归的证明。两个悲剧惊人地带有被历史嘲弄的意味! 　　1980年9月22日，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同志，前往北医三院，看望胡风。此时的胡风已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当周扬走进病房时，胡风正半躺半坐地倚在病床上。周扬上前握住了胡风的手，对胡风说：“我代表组织上来看望你，向你报喜。”胡风只是平静地望着周扬，周扬说：“1950年代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来承担。这些年，你受了许多苦。我也受了一些苦，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要安下心来养病。”随之，周扬把中央为胡风的平反决定交给了胡风。病中的胡风无力在决定上签字，他只是无声地落下了泪水，从1955年蒙冤以来，第一次落泪。 　　周扬来探望胡风，并代表组织承担责任，这同时也就释解了周扬与胡风直接的矛盾。作为文艺领导的周扬，多年来在文艺界的历次政治斗争中伤害过许多正直的作家，继1955年之后对许许多多人，周扬在情感上都有着深刻的内疚。在这一点上，周扬不似某些绝不作任何道歉的人那样，周扬毕竟是一位作家，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能够理智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人。 　　有人认为，胡风冤案的直接原因是胡风与周扬的个人纠葛；还有人认为，胡风冤案的深层原因是“胡风集团”与“周扬集团”的矛盾。诸如此类解释，恐怕都只是被表面现象遮掩了问题的实质，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扬成了“文艺黑线”的总头目，似乎问题才露出了一些端倪，周扬自己也才开始对中国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有了一点清醒的认识。早在19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时，周扬后来也终于认识到“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客观地说19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是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组织之争。所以，周扬的本质，则是一个学者的周扬，一个文学家的周扬，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力量代表、文艺政策执行与制定者的周扬。复杂的是，这个双重的周扬纠缠在一个周扬的身上，在1950年代周扬于胡风冤案结下的个人矛盾中，更大的程度是周扬作为知识分子、一个当事人，和他后来对丁玲冤案、冯雪峰冤案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周扬成了左倾政治路线和左倾文艺路线的代表。当周扬也被关进监狱，胡风没有向外调者提供攻击周扬的材料，始终没有诬陷周扬，或互相检举揭发。 　　在周扬与胡风之间，还有的人，或者称之为是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们对背景不甚瞭了，他们因自己所处的位置还必须去完成许许多多“工作”，因之结怨的便是这些人。待到日后，直到矛盾得以化解，这些人才能心安。 　　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由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同志宣读的悼词中说：“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历史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他本人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代热血青年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经历？他悲壮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高扬人格力量、奉献民族解放事业却又要面对着推残与敌视的悲壮历程？胡风以他一生的经历实践了他自己的信仰与发现，他生为一个战士、死更为一个战士；战士的生在拥抱战斗的人生，战士的死更在于为拥抱战斗人生的后来者开辟一条道路。 　　按照中国传统的生活模式，追悼会的规格标志着死者的社会地位，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人员中的最高官阶，象征着死者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位置，而一篇悼词则又是盖棺论定的最后结论，一片哀荣只体现着政治对人的认定。胡风是赤诚的学者，激情的诗人，更是一个作家，一个战士。 　　胡风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许多中国文坛泰斗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其中许多支持帮助过胡风的人，也有整过、批过胡风而去公正的历史面前愧疚的善良的人们。 　　胡风的追悼会，系结着全国何止几千人的心灵？胡风冤案殃及全国，直接株连到二千余人，时至今日，这些人一生的功过荣辱都系结着党对胡风的最后评价，他们二十余年所蒙受的屈辱，也期待着这次最后的洗刷。应该说明的是，被株连到胡风冤案中来的受害者，并非人人都是胡风的朋友，也并非都是诗人、作家，他们并非集结成了一个“朋党”。其中有人只是读过胡风的书而已。 　　然而也有人认为倘若历史重新安排，“周扬和胡风应当是好朋友。”此时的周扬已来不了啦，已在医院的病床上，一躺就是4年……直到去世。 　　无论是胡风这样的受难者，还是周扬这样有过难言之隐、事后悔悟的当事人，今天我们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抛开种种偏见，以严密、科学、公正、真实的判断，胡风冤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更不是胡风与周扬之间个人的纠葛和矛盾造成得了的。胡风冤案这样发生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中，把许多思考留给了后人。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宗派斗争，李辉指出“总有一个既定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胡风，还是周扬，所有对胡风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同所有对周扬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②，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人生悲剧和文化命运，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四、鲁迅精神的忠实继承者 　　胡风被认为是鲁迅精神忠实的继承者，而且认为那些放弃了对于封建主义的斗争的“国防文学”作家，都是完善了鲁迅的精神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也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胡风是鲁迅反封建的“进步主义”最卓越的弟子。不仅如此，胡风还是鲁迅十分信赖的朋友和助手。 　　鲁迅在胡风心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者，他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将之完全融化成了自己的血肉生命，并且创造性地用鲁迅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结合。 　　胡风是中国现代最有激情的诗人，最成功的“流派制作者”，但最终他只被塑造成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不幸。但他这样的原创的、成体系的、实践性的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实在没有第二个，这也应该是他感到欣慰之处和我们感到幸运之处。 　　胡风成功地整合了“五四”新文学和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胡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又是“左翼”文学的健将，这种双重身份给这一整合提供了基础，而他所师从的鲁迅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实绩，给这种整合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石和视角。“五四传统”才是我们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传统。一般认为，胡风当时是站在了那场大讨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讨论的实质。周扬在1950年代批判胡风时还指责胡风不该为那场大讨论作“结论”，不该写《论民族形式问题》，由此可以反证出这本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胡风念念不忘鲁迅，胡风毕生都捍卫着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成为他的源头活水，使他摆脱了早期的“观念论”的束缚，坚决地与“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斗争，从而形成了极富实践品格的“动的现实主义”理论。 　　胡风是继鲁迅之后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胡风与冯雪峰，在建树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胡风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指出并且强调胡风对鲁迅的继承关系，有利于深化对胡风和对鲁迅的认识。鲁迅对胡风的影响和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周扬与胡风才有意义。 　　五、周扬与胡风理论上的两军对垒 　　周扬与胡风理论上的两军对垒不可避免。 　　仔细研究分析，1930年代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发生的一场论战十分必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场论战一直影响着后来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作为主流理论的态势与历史流变。乐黛云撰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指出了周扬与胡风之间的分歧“同根异树、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③ 　　胡风和周扬的论战开始于1936年。周扬自日本留学归来，1932年即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胡风(1902—1985)曾于1929年至1933年留学日本，和周扬一样受到当时在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苏联文学的影响并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于1933年被捕并被逐出日本。胡风回国后，即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曾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并于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的小说。 　　1936年1月，周扬继1933年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之后，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现实主义试论》，其中批评了胡风关于典型的理解。胡风于《文学》二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的——“修正”》为自己申辩，周扬又写了《典型与个性》，胡风则写了《典型论的混乱》进一步批评周扬并全面论述他对现实主义的看法。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论争暂告停息，但问题并未解决。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中国分裂为西南地区的蒋介石政权和广大敌占区后方的红色政权。1944年，胡风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希望》在国统区创刊。《希望》发表的文章大体代表了胡风的论点。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对《希望》的文艺倾向进行了总的清算。胡风在同年9月写成专著《论现实主义之路》。这两场论战发生于相距遥远的空间，相互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出自同一根源，有许多共同的层面。 　　首先，两场论战都发生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论辩的双方都是有成就、有代表性、有广泛影响的左翼文艺战线的领袖人物，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从事文艺工作的，也都企图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艺。 　　其次，两场论战都是在苏共文艺政策改变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下产生并发展的。1931年至1933年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所属刊物《文学遗产》首次全文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恩格斯致保·恩斯特的信和致玛·哈克奈斯、敏·考茨基的信。1933年，苏联首次出版由卢卡契等人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新资料》，为研究和了解马克恩的美学和文学思想，特别是关于现实主义和典型塑造等问题打开了新的局面。卢卡契的名篇《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1935)和他的关于《伟大的现实主义》一书的构思就是在这些新的资料的启发下形成的。由于革命文艺界一直追随苏联文艺政策，影响也很直接。1933年11月，左翼文学领导人周扬在《现代》第4卷第一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之否定》，1936年又在《文学》第6卷第1号发表的《现实主义试论》，都是紧紧跟随苏联文艺政策的转变的。 　　再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与现实主义很不相同的文学潮流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或统之为现代主义在欧洲有了很大发展，在中国也有强烈反响。特别是1927年北伐革命失败后，一批青年人深感没有出路而苦闷彷徨。对他们来说，现实主义已成为“过时的墓碑”。面对这一文学现实，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左翼文学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回答。 　　与此同时，一场无法预料而又咄咄逼人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左翼文艺界不得不面临如何团结更大多数作家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的严重问题。总之，两场论战有着共同的背景，面对着类似的问题，但又很不相同。 　　1936年1月，周扬发表了他的论文《现实主义试论》，提出了“新的现实主义”的概念，认为“新”“旧”现实主义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世界观。他说：“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以现代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正确的世界观可以保证对于社会发展法则的真正认识，和人类心理与观念的认识。” 　　在他看来，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旧现实主义“并没有达到生活的真实之全面的反映”，“旧于批评，并没有丝毫积极的建树”，原因就“是由于世界观的桎梏和缺陷”。当时的另一些批评家如在其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文中曾提出：“实践的研究是认识上最重要的契机，所以对现实作着严密的观察，现实性自会将你的世界观削弱、压溃而教给你和你的意见不同的东西”。有人也说：“只要一个作家有才能，有生活的经验，他的作品便常常是紧紧地固贴着现实，反映现实的发展的。”周扬认为这些都是“对客观的盲目的力量给予了过分的夸大”，“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观的分裂是如何撕裂了艺术的经纬，引到了现实主义中的矛盾。”他宣称：“要达到现实的真实的反映，单凭才能和经验是断断乎不够的。”必须“确保和阐扬”一个“完整的、各部一致的，没有内在矛盾的世界观”，才能把握住“现实的本质方面”。而“未来的艺术就是把广大的思想上的世界观和最高度的丰富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了的东西”。这个定义强调了世界观和艺术形式，但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生活”本身。关于典型问题，周扬认为：“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独有的性格”。也就是说每一个典型人物都要体现出他那一社会群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这就成为中国文艺界左倾时期“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基础。 　　1936年7月胡风在题名为《文学与生活》的书中，从一开始就强调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一再强调：“不从活生生的生活内容来抽出有色彩、有血液的真实，只是演绎抽象的观念，那结果只有把生活弄成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不能把握活的人生，那就当然不会创造出活的文艺作品了”。他强调文艺作品里表现的真理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来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生活经验，同时在这些知识和经验里“流贯着作者的感情、欲求、理想”。其实，早在1935年，他就指出创作既不是客观地“冷静地记录了他的观察”，也不是借客观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而是“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的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而产生的结果。“伟大的作品都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求而被创造的。失去了欲求，失去了爱，作品就不能够有真的生命”。而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世界观问题”。他坚持文学与生活的“血缘关系”，认为“作品底价值应该是用它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的强弱来决定的，这种对于文艺的理解叫做现实主义”。关于典型，胡风认为最根本的不是“抽出”和“体现”，而是用“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因此，有时候，并没有“抽取”共同特点这一作用，而“只在某一环境里发现一个新的性格，受到了感动，于是加以创造的加工，结果也就造成了一个典型的性格。”对胡风来说，所列典型就是“较强地表现了那个社会群底本质的共同性底一侧面，代表了性格上把这一侧面露出得较浓的许多个体。”因此，“艺术家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里创造出几个典型。”胡风承认“典型的创造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仅仅用想象力却不一定能够创造出典型来。因为它也会创造出《西游记》、《封神榜》、《一千零一夜》。”他指出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想象”，“决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须是被深刻的思维所渗透了的东西。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直观艺术的感性能力，也决不像幼儿接触外界时的直观一样而须是在现实生活里受过了长期的训练，被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所支持的”。 　　周扬与胡风理论上的两军对垒、文艺论争变质为政治斗争。1954年3月胡风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6月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一方面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建议切实改进文艺工作。 　　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写呈《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提出了对当时文艺工作和若干理论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2月，周扬写了《我们必须战斗》，展开了对胡风的批判。1955年胡风案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同年5月被捕，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扬与胡风的讨论已不能通过自由论争得出结论，等待着胡风的不是真理而是二十多年的监禁。胡风1979年1月出狱，恢复自由。 　　两个论争的对手也有过相互的佩服，早在1946年周扬与胡风在上海见面时，周扬对胡风说过“文艺理论上你是最深刻的。”④ 　　1980年胡风出狱后回到北京治病，胡风的儿子问他对周扬的看法，胡风只说了一句：“他这个人政治上真敏锐!”脸上露出惊讶而又有些佩服的神色。⑤ 　　1980年9月的一天，周扬到医院看望病中的胡风时说：“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对你我是很佩服的。”在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周扬对聂绀弩说过，在对文学理论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⑥ 　　现在看来，从1945年重庆论争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周扬与胡风之间的主要矛盾，是怎样看待“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讲话》的关系。⑦ 　　六、胡风一生钟情于现实主义 　　1942年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后，胡风的文学思想却逐步地被戴上了一顶“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大帽子，其中主要的罪状之一即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是反对作家向人民大众学习的。这是一个不能不辨析清楚的问题。的确，直到1948年撰写的属于申辩性质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之前，胡风的全部文艺论著中几乎从不论及作家向人民学习的问题。但倘以此论定胡风反对作家向人民大众学习、反对毛泽东关于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的有关思想，则是武断的。事实是1942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批判胡风的人，周扬等莫不以《讲话》为尚方宝剑，这就使胡风处在如下境地中：终止自己的理论探讨，作一个只能重复毛泽东现成结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般宣传员；或者继续自己的理论探讨，但要认真思考毛泽东的理论和自己理论之间的交叉点及互补之处，并在这种思考中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论作出“有利”的阐释。胡风没有避难就易，而是在接受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理论探讨。 　　在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胡风的文学思想及其个人的历史命运是最为悲壮的。20世纪的中国，由于历史的文化的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重功利的文学思想体系始终雄踞主流话语的地位，一切超功利的文学思想都无一例外地被边缘化甚至成为主流话语讨伐的对象。胡风是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从不讳言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胡风曾把“文学归文学”“冷静超脱”等唯美主义的观点斥为“抽骨留皮的文学论”。然而，胡风遭受到的讨伐乃至惩罚却远远超过20世纪中国任何一位超功利的文艺理论家。他不仅在建国前因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说而两次（1945、1948年）横遭批判，而且在建国后的1956年又被清算为“反革命集团”的首恶而投进监牢。胡风遭此厄运，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坛上以正统自居、以权威自居、带有左倾教条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胡风是真诚而勇敢的，从1930年代开始他始终把批评和纠正文坛上的左倾教条主义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但胡风可能没有料到，当文坛上的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不仅在理论上专横地相信唯独自己“正确”而且在政治上拥有了决定他者命运的权力之后，是绝不会允许胡风及其支持者对他们的权威地位提出挑战的。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任何超功利的文艺思想都不可能对这种权威地位形成真正的挑战，只有既坚持文学的革命倾向性、社会功利性又重视作家的主体精神和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胡风文艺思想，才具有这种挑战的资格和实力。这是胡风文艺思想的杰出之处，也是胡风备遭挞伐的首要之因。 　　然而，是非不可能永远被颠倒。文坛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曾以“专政”的方式中止了胡风言说的权利，但当中国在19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历史的转折中止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恶性膨胀所造成的“十年浩劫”后，胡风以及胡风的文艺思想又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胡风的文艺思想绝非无懈可击，但他对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症结性问题的尖锐洞察和关注，他就现实主义理论发表的一系列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都表明：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思想家中，胡风绝对是一座“大山”。 　　1940年1月，胡风在《七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文章认为救亡文学发展中存在的中心问题绝不是有的批评家所说的作家政治意识的迟钝，“恐怕情形恰恰相反，他们大都是情急地廉价地向民族战争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远景突进。说今天的作家们在概念的理解上不关心政治任务，不关心‘积极方面的人物’，这意见实在是略欠公平的”。文章指出：当时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指责救亡文学“还没有给我们留下不灭的典型”，另一方面在论述典型人物的创造过程时却“完全抛开了作家的对待对象（题材）的态度，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作家的战斗意志和对象的发展法则的矛盾与统一的心理过程”，结果所有论述，都只是停留在“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胡风强调：“所谓‘客观主义’，是从这里来的，所谓‘枯燥空洞’，是从这里来的，所谓‘思想力的灰白’，是从这里来的，所谓‘艺术力的死灭’，是从这里来的……”因此，“要使艺术成为艺术，要使艺术取得它应有的威力，作家就应该有毅力从‘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跨过”。显然，自救亡文学主潮掀起以后，胡风就密切关注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并对其存在的症结性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诊断。而胡风之所以有如此认识，则源于1930年代以来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严肃思考。 　　众所周知，自“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兴起之后，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灵魂的现实主义和以个性主义精神为灵魂的浪漫主义曾经双水并流地谱写着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辉煌。但到1928年革命文学主潮兴起以后，在苏联“拉普”有关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浪漫主义却被错误地等同于唯心主义而遭到否弃，于是现实主义在荣幸地被尊为唯一正确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同时，却又被置入一个左倾的、机械的、教条的理论话语之中。胡风的文学生涯是从1933年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时开始的，他一生都钟情于现实主义，或许与左翼文坛独尊现实主义的风气不无关系。但自中学时代起就陆续阅读过的充溢着作家人道精神的俄罗斯文学、鲁迅文学以及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再加上胡风个人那种不肯在理论上随声附和的性格，都使他难以融入那个左倾的、机械的、教条的理论话语之中。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原则，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一种熔铸着作家主观情志的创作精神。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典范就是鲁迅，因为在鲁迅身上既有现实主义的理智，也有浪漫主义的热情：别人当战斗的时候是只能运用脑子，即所谓理智，或者只能凭一股热血，但他则不然，就是在冷酷的分析里面，也燃烧着爱憎的火焰。——不，应该说，唯其能爱能憎，所以他的分析才能够冷酷，才能够深刻。胡风以鲁迅自述其小说创作动机的那段名言为例，对现实主义作出了这样的诠释：“然而，‘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地感受得到‘病态社会’底‘病态’和‘不幸的人们’的‘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的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正是基于对现实主义的这种理解，胡风敏锐地发现“左联”时代的周扬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片面强调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观察和反映人生，作家的“主观精神”正逐渐衰退，这种情况即便是在一些优秀作家身上也不能幸免。因此胡风在1935年就这样真诚而负责地写道：“如果只是带着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表面的社会现象中间随喜地遨游，我想，他的认识就很难深化，他的才能就很难发展的罢。” 　　抗战文学主潮兴起之后，19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思考几乎是同步地发展着，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迅速地走向深入和成熟。他继《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之后，又撰写了《文学上的五四》、《一个要点备忘录》、《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人生·文艺·批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答文艺问题上的若干质疑》、《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道路》、《青春底诗》、《为了电影艺术的再前进》、《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一系列探讨现实主义正确道路的论文。正是在这一系列探讨中，胡风一方面以更明晰的理论语言把缺乏作家主观精神的创作概括为“客观主义”和它的变种“主观公式主义”：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的强度与艺术力的强度呢？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注目的倾向”。而“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成功了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另一方面则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向造成“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的周扬的左倾教条主义创作理论发难，胡风指出：这种“理论”不仅“要创作从一种思想出发，尽可能地离开现实的人生”，而且“要作家写光明，写正面的人物，黑暗或否定环境下面的人物不能写，至多也只能写一点点作为点缀”。胡风以他特有的情感丰沛、锋芒毕露的语言写道：“像这样的理论，虽然嘴里是说要‘光明’的文艺，‘高尚’的文艺，但实际上是不要文艺，是捏死文艺。因为它使文艺脱离现实的人生，因为它要作家说谎。它想杀死现实主义的精神。它能够得到的只是使文艺在民族解放斗争里面解除武装的结果！……因而我把这叫做危机，而且要为文艺请命：不要逼作家说谎，不要污蔑现实的人生。” 　　胡风曾把自己1942年到1943年的论文集题名为《在混乱里面》。所谓“混乱”，主要是指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所造成的对生活的“追随的”“作假的”“笑的”态度。其实，自1930年代以来，半是苏联“拉普”理论的影响，半是“左联”主要领导周扬自身的左倾情绪作祟，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也可以说一直徘徊在“混乱”之中。这种“混乱”或者表现为无视现实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只是在“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谈论一些缺乏针对性的理论常识，或者强调文学写“本质”和“光明”，使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沦为唯物辩证法教条的形象化讲义。应该说，此中的是是非非在理论上是清楚的，在实践上也是易于辩明的。但是，当左倾教条主义披着“革命”的外衣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或者文坛时尚时，多数作家、批评家事实上是很难不受其蛊惑而在创作上、理论上陷入盲目和“混乱”的。胡风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不盲从时尚和屈从“权威”，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意识和清醒的头脑。唯其如此，他才能够别具只眼地指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存在的症结性问题是“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并对如何克服“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 　　七、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实质 　　当胡风把现实主义文学所遭遇的症结性问题确诊为“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后，他也就同时提出了克服“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发扬作家的“主观精神”或曰“主观战斗精神”；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高尚的人格和由此而来的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就是作家深刻的思想和由此而来的对生活的精辟理解，就是作家真挚的情感和由此而来的对待人事的是非鲜明的倾向，简言之，就是作家在创作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作家自身不可或缺的主体精神。 　　现实主义，按照通常的理解，其基本特色是冷静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的本来面目。应该说这个理解并不错，但这个理解是从与浪漫主义的比较中得出来的，因此，不能把这个特色绝对化，不能把这个特色理解为排斥创作过程中作家主体精神的介入。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扬那个相沿成习的左倾的、机械的、教条的理论话语中，强调“主观”几乎就是认同唯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胡风主张发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斥为“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正因为如此，胡风不得不反复地为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说正名： 　　首先，胡风从能动反映论的角度指出：重视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胡风认为：作家对现实的反映都是“通过作家的主观的能动作用”的反映。因此，“反映现实，并不是奴从现实。相反，是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也并不是把现实生活看做污贱的世界，用不着过问，只应该一纵而过。所谓情绪的饱满，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的情绪的饱满，所谓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的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要不然，现实主义也就不能成为现实主义了”。早在1930年代中期胡风就意识到，在教条主义地强调写“本质”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影响下，“有些作家，因为只是在极肤浅的意义上理解了所谓客观的必然，错以为在创作活动里作者应该做的只是冷静地记录下他的‘观察’”。因此，在此后的理论批评中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实主义绝不排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艺术活动的最高目标是把握人的真实，创造综合的典型。这需要在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中才可以达到，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看进生活底层才可以达到”；作家“不能是让客观对象自流式地装进来的‘一个工具’，一个‘唯物’的死的容器。……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 　　其次，胡风强调现实主义者的“主观战斗精神”中含有“客观现实的内在生命”，因而和周扬有本质区别。胡风指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人物，都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非现实的一面”。但“人物的非现实的一面，正是从现实的一面里面来的。它的通过作家的主观作用的产生，正是由于作家对现实的深知，对于现实生命的深刻的感受，决不是驾着概念的飞机在现实的上空腾云驾雾。如果说，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服，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使人物的形象成了凡俗的虚伪的东西，那么，相反的，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的内在生命，也一定会使人物的形象成了空洞的虚伪的东西”。胡风在这里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主观”：一种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深知，对于现实生命的深刻的感受”，亦即包含着“客观现实的内在生命”；另一种则完全“跳出了客观现实的内在生命”。前者促成现实主义，后者造就公式主义。胡风对“主观”性质和内涵的这种区分，使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说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因此他充满理论自信地宣告：“作家用来和材料起化合作用的思想、观念，原来是生活经验的结果。也就是特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作为在矛盾的现实社会里的一种生活欲求而存在的。……这样的‘主观’愈强，这样的‘自由’愈大，作品的艺术价值就愈高，和和尚主义（引者按：即唯心主义）所宣传的‘主观’和‘自由’也就愈加风马牛不相及了。” 　　如前所述，早在1935年作《张天翼论》时胡风就已经把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的症结性问题诊断为“客观主义”了，早在1940年作《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时，胡风就已经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即“战斗意志的燃烧、情绪的饱满、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的重要性了。因此，胡风文学思想所抵制、所反对的只能是1930年代以来以“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文艺思想。因此，他在1945年初发表的那篇招致更多批判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写道：“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存在。那么，他们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随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曲折复杂的路径；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因此，“作家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的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这样，胡风就循着自己的思路，把作家深入或结合人民的过程诠释为一个既向人民学习又对人民进行批判的过程。在这里，无论是通过向人民学习克服自身的缺点，还是通过批判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都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斗争”。胡风指出：只有“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而是创作实践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斗争。”显然，胡风并没有反对作家向人民学习，他反对的只是把人民神圣化、把知识分子市侩化、把向人民学习简单化为接受人民再教育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和做法。 　　总之，“主观战斗精神”说是胡风文艺思想中最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内容之一。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在“五四”时代即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旨趣和方向。一种以鲁迅为代表，强调作者必须以主观的真诚看取客观的人生，以精神界战士的情怀写出人生的血和肉；另一种则以文研会为代表，强调作家应规避主观的介入，本着科学家的客观精神和革命者“指导人生”的宗旨去描写生活。到了1930年代，随着日丹诺夫“文学组织生活”说的输入，随着周扬将“拉普”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输入，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显然会逢其时，于是在进一步“革命化”的同时也进一步被教条化了。然而，文坛上盛行的“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却从反面证明：现实主义虽以真实地再现生活为特色，但却决不排斥也无法排斥作家的主体精神的介入。就此而言，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颇有会心地继承了由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的宝贵传统，对日渐教条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来说，是一种必要的纠正、充实和完善。 　　八、胡风关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艺术规律 　　关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关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规律问题，是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之一。他认为：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迫切任务是研究和解决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在“逻辑公式的平面”上泛论一些现成的概念和原理。他指出：“批评应不止于‘作家和现实生活之关联’的一般论点”，而应该通过对具体作家创作得失的分析，深入探讨创作过程中作家是怎样和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不具体地通过对于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的探求，不具体地通过对于客观现实和形象的统一的探求，那批评家笔下的政治任务、时代使命，等等，就算你能排成一串逻辑公式的套子，也难免会成为僵死的白纸上的黑字”。他强调：“不理解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的精神活动状态，不理解文学活动是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的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就产生了从文学的道路上滑开了的，实际上非使文学成为不是文学，也就是文学自己解除武装不止的种种见解。”⑧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1942年以后，当周扬等许多左翼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无论是身在解放区还是身在国统区，都主动地自觉地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成结论作为自己新的理论追求，或者借着批评和讨伐胡风显示自己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论立场时，胡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以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对事业的忠诚，坚忍不拔地探讨着“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探讨着“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的精神活动状态”。他把自己的思考所得凝结成如下一段堪称经典式的表述：“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 　　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理应具有“思想力的强度”。但在胡风看来，所谓“思想力的强度”是必须通过“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才能实现的。因此，胡风首先从认识（思想）活动的层面对创作过程中“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的“相生相克的斗争”进行了论述。胡风指出：所谓“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即作家凭借其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突进到血肉的现实人生的内部，“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把现实内容的本质要素征服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而实现思想认识的“深入”和“提高”；所谓“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即“使现实的历史要求侵入作家内部，由这达到加深或者纠正作家的主观的作用”，因为作家都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武装”即“主观”突进到对象之中的，因此面对着作为感性存在的“对象”时，“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但作家这种“主观”往往来自以往的经验或间接的知识，是否符合对象自身的历史真实则还需要经过检验，因此，“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斗争或“克服”中，作家的主观认识得到“纠正”（修改），“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 　　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同时应该具有“艺术力的强度”。但在胡风看来，所谓“艺术力的强度”同样是必须通过“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才能实现的。因此，胡风还从艺术——主要是感性、情感活动的层面对创作过程中“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的“相生相克的斗争”进行了论述。胡风认为：“文艺作品并不是社会问题的图解或通俗演义，它的对象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而所谓“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其存在形态都是一种“感性的活动”。由于作家作为“活的人”也是一个“感性的活动”，因此主体与对象之间“相生相克”的斗争，“必得是从逻辑的思维前进一步，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把握它的社会意义，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溶注着作家的同感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否定精神”。换言之，作家必须“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和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由这得到可能，使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底冷冰的绘图演义”。主体和对象之间“相生相克”的斗争不仅同时具有感性的形式，而且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胡风强调：“在思想活动，特别是艺术创造这一特殊的思想活动上，所谓现实，所谓生活，决不能止于艺术家身外的东西，只要看到、择出、采来就是，而是非得透进艺术家的内部，被艺术家的精神欲望所肯定、所拥有、所蒸沸、所提升不可的。”因此“作家得深入作为题材母胎的生活现实，紧张起他底全部精神力量和生活现实搏斗，使生活现实里面的人生动态走进他自己的感受世界，使生活现实里面的历史真理变成他自己的血肉的要求，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作家才能够反映现实，作品里所反映的现实才能够发散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热力和光芒”。 　　应当说，在20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还没有什么人像胡风这样对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作出过如此专门、如此具体、如此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把作家的认识活动和情感活动辩证地统一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之中，既强调了作品的“思想力”不可能来自外在的、哪怕是周扬的理论、观念或教义，也不可能来自作家先在的“思想武装”，而是作家的认识在主体与对象相生相克的斗争中得到“纠正”和“扩大”，走向“深入”和“提高”的结果；又强调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必须把属于作家的本质力量的战斗意志、生活热情和爱憎激情对象化于作品之中，必须使感性世界的人生动态走进自己的感受世界，必须使自己和作为感性形式的对象有高度的结合；从而使艺术成为真正的艺术，成为“人生的诗”，显示出胡风这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对艺术创造规律的真知灼见。 　　胡风的文艺思想当然也涉及文艺理论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典型的实质与创造、民族形式问题等。但影响最大、最具胡风个人印记的，仍是他的重“主观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有着极强的反“左”和纠“偏”的性质，虽然它从问世开始就不断地遭到质疑、打击和批判，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因而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发展还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七月派”的形成即是明证；胡风从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上理解现实主义的精髓，在强调作家的主体性（“主观战斗精神”）、强调艺术创作中主体精神活动的奥秘（由“相生相克”而来的主体的分解、再建与扩张）、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以写“人”及人的“精神斗争”为中心、强调主体和对象都是“感性的活动”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精辟而深刻的命题，这就使得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因有胡风的存在而切入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内部的、特殊的规律上，使得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总还是向前发展着，周扬也承认并说过胡风是真正懂文艺的。 　　今天，我们只有破除这种“极左”的观点和态度，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讲话》与胡风文艺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党中央的直接过问下，“胡风反党集团”案今日已从政治、历史、文艺思想等方面得到彻底平反。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宪法和党的双百方针，通过科学的正常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至此，胡风文艺思想彻底平反。平反后胡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与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情形大致一样，这难道也是历史的巧合吗？不得而知。1985年6月8日胡风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⑨ 　　①《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254页，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 　　②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468页。 　　③《新华文摘》1988年第10期。 　　④《中国文坛档案实录》第318页。 　　⑤参见《中国文坛档案实录》第319页。 　　⑥参见《中国文坛档案实录》第333页。 　　⑦参见李辉《胡风冤案始末》一书对此有深入的研究。 　　⑧《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本章所引之文,均由此集，不再另注。 　　⑨以上内容参见张俊才《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