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毛泽东与周扬

第十二章 萧瑟秋风今又是

盛夏

毛泽东领导“反右派”斗争 　　周扬与丁玲的矛盾 　　一、毛泽东、丁玲、周扬 　　周扬、丁玲都曾与毛泽东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先后都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历史地说，周扬与丁玲都是完全政治化了的人。在文艺界，周扬与丁玲的矛盾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针尖对麦芒，无人不晓。不少人认为把丁玲打倒是周扬的责任，历史地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有文章说，由于30年代的矛盾，周扬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 　　有人说过：“17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丁玲的挨整，与周扬有无直接的关系？就到延安而言，丁玲在前，而周扬在后。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丁玲被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①要整丁玲，只怕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主。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 　　由于历史上的矛盾，丁玲与周扬关系不好，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已发表的文字来看，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鲁艺”与“文抗”两派。但丁玲的丈夫陈明同志谈到周扬时认为关系比较正常，并没有什么隔阂。 　　丁玲说过：“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有文章说，丁玲与周扬的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是在领袖面前争地位。周扬与丁玲都是同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人，在研究周扬与丁玲的关系时，有必要谈到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有文章说，丁玲在毛泽东视野中先入为主，毛泽东对丁玲不错，后来偏向周扬，这是后话。 　　丁玲早在未来延安之前，她的很多小说便已使她在文坛上声誉鹊起。到了延安以后，她小说写得相对少了些，散文却写了不少。有趣的是，毛泽东对她过去的小说并不怎么了解或阅读，反而读过她来延安以后所写的一些散文，并曾加以评议。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散文《三八节有感》。文章发表不多日，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毛泽东当时也读了这篇文章，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些人对丁玲的这篇散文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件事就是后来丁玲所说的“毛主席保了她！” 　　也就在丁玲的文章发表不久，毛泽东把丁玲找了去，就此文专门谈了一下。他对丁玲说：“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啦！你批评了是好的。我也在批评。”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一定要充分说人家的好处。”③ 　　毛泽东又说：“你看我的文章先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主要还是有成绩的，是好的，然后我再批评缺点。你这篇文章就没一点肯定人家，好像是人家一直就不好，这就不好了。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这些谈话后来都收入了《丁玲文集》。 　　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就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读后很高兴，特地在1944年7月1日早晨写了封信给丁玲和欧阳山，对他们两人的文章表示祝贺。同时约她和欧阳山到他那儿去叙谈。当丁玲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对她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丁玲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后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丁玲加以赞赏。在一次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又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夸奖道：“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写的《田保霖》，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当夜就读了欧阳山和丁玲的文章。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立刻给欧阳山和丁玲写了封信。信云： 　　丁玲 欧阳山 　　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欧阳山与丁玲接读了毛泽东的信，在7月1日下午去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很高兴，除了向他们询问和了解一些合作社的情况外，还特意请他们两人在他那里吃晚饭。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吃了晚饭，在送他们出来的路上，边散步边谈论。这给丁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至于延安时期关于“鲁艺”与“文抗”两派之说出自周扬之口，但丁玲有过与此截然相反的说法，不存在两派之说，陈明也发表相关文字予以澄清。历史的真实是：当时周扬与丁玲都受到毛泽东重用与信任。 　　二是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示冷淡。丁玲写完书稿后复写了两份，将一份先交给周扬看，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有研究者认为这部作品中文采这个人物形象是影射周扬的，这当然可以讨论。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出版。丁玲因此与周扬有了隔阂，也在情理之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之后，丁玲迅速联想到“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不会放过我的”。这种不祥之兆的产生，正是源于对文坛内部宗派因素的体认，而事后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证明了丁玲的预感是对的。 　　对于丁玲1955年以后开始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悲剧命运，周扬作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领导者，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厄运。 　　1979年初，丁玲回到北京后，在日记中仍然多次表现出对周扬的不满和反感，态度相当激烈。1月26日晚，丁玲写道，在“电视中见到周，依然昂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2月27日，“读着周的大文，仍然是空话大道理连篇。” 　　三是1979年5月9日下午，丁玲却出乎他人意料地拜访了周扬。丁玲一行三人到了二楼周扬住的病房。丁玲说，前几天听说你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去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她又问了周扬的病情，表示慰问。 　　周扬说“文革”中把他打成了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又说，夏衍的腿也被造反派打坏了，现在也在这个医院里治病，建议她顺便去看看。丁玲与周扬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周扬一直把他们送出走廊。丁玲到楼下去看夏衍，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个招呼，互相握手问候一下就告辞了。 　　丁玲主动去看周扬，这一大度的举动中所包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外人是很难知道。不过，这大概与周扬此时对自己以往做法的反省有关。1979年3月，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周扬“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也许丁玲以为他真的道歉了，因而想借这个机会去亲耳听听他的道歉，去听听他亲口告诉她，1950年代的事他做错了。只要这样，她和周扬在度尽劫波以后，也就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是，丁玲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作为受害者而主动去向周扬示好，这对要强、好胜的丁玲来说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而周扬却没有向她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就不能不使她感到失望。 　　周扬晚年多次坦白地解剖自己，多次向包括冯雪峰、胡风等在内的受害者道歉，但对受害很深的丁玲却没有表示过歉意。直到1984年中央给丁玲的历史重新作出结论时还持不同意见。因此，丁玲至死对他也不能原谅，是可以理解的。 　　周扬也是复杂的。他虽然在丁玲的问题上仍然有“左”的一面，有失误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他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所扮演的却是一个先锋的形象、一个不懈的探求者的形象。在文艺界，那几年周扬也是“那样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的以保护文艺新生一代为己任”。而丁玲对高扬思想解放大旗的周扬进行反驳，这样，她就把自己逼到了对立的一面。 　　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在这种背景的心境中，丁玲迅速向媒体发表讲话，就“清污”问题公开表态。由于情绪激动，其中有不少夸大、偏激之处。 　　在1984、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周扬和丁玲的评价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366名作家联名给周扬写慰问信。而正是在这个会上，丁玲却遭到了冷落。 　　二、丁玲：一道悲壮的景象 　　如果说周扬的悲剧是权力意志下被扭曲的悲剧，那么丁玲的悲剧就是政治吞噬的悲剧。 　　丁玲是我唯一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早在1930年代就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延安时期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协副主席，任《文艺报》主编；建国以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这是各种丁玲传记中所附的丁玲年表的记载。不难看出，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何其显赫、何其辉煌。我感受到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从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里，看出她是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的作家。从她的抗争史、她的创作生涯、她的坎坷人生中，感受到她是一个受到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 　　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起，到1955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乃至后来“文革”中被投进秦城监狱，把她“流放”到北大荒多年。多次的政治运动都冲击了丁玲，给她带来了许多精神甚至肉体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长期受怀疑、受歧视，备受打击。纵观丁玲一生真可谓是多灾多难。1942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是一个挫折，1955年至1957年是再次挫折，1979年返回北京，平反后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重新发表作品。晚年受到冷落，这是最后一个挫折。 　　我感叹着丁玲的悲剧，又将书架上那套多卷本的《丁玲文集》翻读了一遍。丁玲早在1928年写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流杰作，几乎成了后来检验、评说、衡量、评论她以后作品的标准或前提。这部极富女性主义色彩、引起众多争议的小说几乎陪伴她一生，使她成名，使她失意；使她靓丽，使她灰色；使她好评如潮，也使她谤言四起。《水》、《韦护》、《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成为了丁玲创作转型的标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是被标志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丰硕成果。平反复出后的《杜晚香》也显示出老一辈作家的宝刀未老。直到1986年3月4日病逝。活了82岁。至今，作为一位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她离开人世已经整整25年了。据报载，丁玲的故乡湖南省常德市修建了一座丁玲纪念馆。这由此而引发了我对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些思考，不妨从《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和《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两部书目中，开列出20世纪最具影响的女作家名单（按出版时间为序）：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林海音、杨绛，在“双百”名单之外还有冯沅君、苏青、林徽因、庐隐、白薇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每位女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创作成果的不同，文化含量的不同及生命长短的不同，导致一生的际遇是截然不同的，即是女性作家的不幸而又是女性文学的幸事。将丁玲放到这串名单里来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写出才气诗情喷发的《生死场》的萧红，与鲁迅先生曾有着父女般的关系，曾与萧军有着生死之恋而又与端蕻木良有着情感纠葛，写出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当大量的作家、艺术家奔赴延安时，萧红终没去成延安，而31岁客死香港。“五四”才女冯沅君20岁就因写出《卷箷》而一举成名，备受鲁迅先生赞赏，30岁转入古典文学研究、教书一生，几乎被文学界遗忘。而世纪老人冰心，终身不入官场，以作家身份活着，以文坛老祖母慈祥的公众形象活成了一代大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活化石。而丁玲处于政治漩涡之中，先后被“定性”为右和左，就很有典型的意味。尽管丁玲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中历次受到冲击，恰好提供了她频繁地亮相给公众，其间包括以《莎菲女士日记》开始成名，多年后又旧事重提受到批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讲话》发表后的硕果、活标本，近年又被认作是红色文本的始作俑者与女性文学毁灭者的教训，被指责为丁玲女性作家视野消失，被异化的典型。正反也好，左右也好，是非也好，故使她的声誉保持或上升。在稍事平和的时候，丁玲自己却又旧事重提，致使与沈从文的旧怨再一次成为一桩公案。客观地说，这是丁玲的不幸，也是丁玲时常被人提起的原因。 　　无论丁玲身为作家要革命，还是先说丁玲右，再说丁玲左。丁玲的悲剧就在于她一直被置于政治漩涡的中心，没有找到一个充分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机会，创作被迫中断，需要表达而不敢表达或无力表达，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做悲剧，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丁玲逝世以后的二十多年的今天，我们来深入地反思，并非没有意义。 　　将丁玲的悲剧归结为政治吞噬的悲剧，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丁玲的不幸与苦难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分不开，二是在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斗争旋涡中，在自我被毁灭的过程中显示出有价值的东西。丁玲的悲剧使我联想起巴黎公社社员墙中的那位女神，那一道悲壮的景象。尽管人们总是习惯看到丁玲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的相争相斗，以为没有这样的情形，丁玲也许会永远平安无事，而事实上，凡与政治权力意志相左的人，不管是谁，丁玲被打成“丁陈冯反党集团”时，几乎令包括所有文化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但党中央的一声令下，理解的要理解，不理解的也要理解。尽管“左联”时期，鲁迅诗悼丁君，尽管丁玲是延安的宝贝，“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正是毛泽东题赠的诗，那又能怎么样？丁玲说过：“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 　　任何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及文化形态，总是包括形而上的观念与形而下的具体表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阶段，先是高度的封闭统一，后是“文革”文化的极度愚昧狂热，再是多元但脆弱混乱，始终伴随着新旧碰撞的动荡迷惘。而处在政治漩涡当中的丁玲就很难逃脱“社会政治悲剧”的结局。丁玲吃尽苦头、历尽劫难，重新回到文艺岗位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以超常的宽容与惊人的自省，重新对自己进行了审视定位，这是有目共睹的。 　　三、周扬与丁玲的关系 　　关于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丁玲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④，丁玲说：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泽东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⑤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到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轻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看来，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周扬与丁玲的关系，是真实可信的。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在周扬的文章中见到过有关他与丁玲关系的文字。 　　四、周扬与丁玲之间 　　周扬与丁玲之间为什么会鸿沟横亘难以逾越、水火不相容呢？半个世纪的对峙，至死彼此互不原谅。周扬与丁玲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程度的斗争，不同结局的命运，成为周扬一生极为重要的人生内容。 　　周扬与丁玲本应该是朋友，都是湖南人，都是毛泽东的同乡，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毛泽东赏识……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地合作过，相反却壁垒分明，什么是他们两个对立的原因呢？李辉《往事已然苍老》一文对此做了精当的分析。 　　丁玲与周扬，两个人不同的个性注定他们无法走在一起。性格，这才是许多时候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整个进程。性格比理想、比政治、比纪律更为内在地决定着人的行为。 　　周扬与丁玲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愿意成为人们环绕的中心，但所表现和所追求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对周扬特点的分析，即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文人中间，也就是说，他的个性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而丁玲，尽管她也愿意为人们拥戴，但不是借助地位、权力，而是靠文学成就所形成的名作家、大作家效应。 　　丁玲作为女作家，具备了女性与文学家的双重特点。同时，她也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学在她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这是与周扬不同的丁玲，也是与众不同的丁玲，她乐于以文学的方式与人们见面，便把自己的文学兴趣与成就，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自己仰望着，也愿意别人怀着同样的心情仰望着。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每个时期，她都用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于他人的存在。只有怀着这样的抱负，她才会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满当年锐气，把创办一个刊物同自己的存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8年周扬邀丁玲一起做文化领导工作，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矛盾激化，而导致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正好说明丁玲是周扬的对立面，周扬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公正地说，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完全是周扬的责任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丁玲自己说：“我的案子是御案。”⑥ 　　①《毛泽东年谱》第612页。 　　②参见《丁玲文集》第6卷第230页。 　　③孙琴安：《毛泽东与中国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本节所引之文，均出此篇，不再另注。 　　④参见《原上草》第342—344页。 　　⑤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年2月l6日致丁玲的信，信中写到：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⑥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