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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小说漫谈

郭建勋

周文，中国左联青年作家之一，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荥经县城关镇，他的父亲行医，兼开一爿小药店。他六岁丧父，又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母亲一人无法维持生活，十六岁就得外出谋生养家，他先到四川一个军阀部队当文书，后随部队辗转于川藏边境。军阀战败跨台后，他也失业了。后他又被介绍到另一军阀办的军官学校当学员，每月稍息、立正、练跑步，深感如此下去，毫无出路，于是离开四川，到省外谋生，并接近一些左翼作家，最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 　　一、周文边地生活与其小说世界 　　周文在《〈烟苗季〉前部后记》中曾说过，1933年他开始发表小说时，就打算写反映那种生活的作品，“那种生活”就是“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面生活过来，体验过来”。事实上，周文的小说，绝大部分描绘的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即中华民国十五年以前的时代和人物，且是边荒一隅的人物。周文在这短短两年生活中，积聚了巨大的创作能量。两年中，他跋涉过白雪皑皑、雪弹肆虐的折多山、大雪山，见到的是绵亘不断的横断山脉，经受了康藏高原恶劣的气候，更多的是他目睹了封建军阀独占一方，称王称霸，互相残杀，争夺地盘，施展各种手段，压迫和剥削下层贫苦百姓的丑恶行径，也看到他们的无知和腐败，见到那些“等因奉此”的人每天除了机械的办公外，就是打麻将、吸鸦片、钻营、趋奉……也目睹了大量的下层贫民为生活所迫，充当炮灰，最终惨死战场。正是这熟悉的边地生活“象恶魔似的时时紧紧抓着我的脑子，啃噬着我的心，而且常常在我的梦中翻演着过去了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陈迹。”①这是一个很可怕重负，作者怎样也无法忘掉它，以至作者喊出了：不曾在那里面生活过来的人们是幸福了。周文决定用笔尖把它从脑子中扫除出来，了却一件事。于是周文就奉献出了以边地生活为题材的大量作品，其中小说作品有：中长篇《烟苗季》、《在白森镇》、《救亡者》，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分》、《多产集》、《爱》等，作者描绘了康藏边地独特的地形地貌、气候特点、风土人情。这一地区的风景、动植物、风俗等的“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②这是周文小说的贡献之一。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抉择”。(茅盾《关于“乡土文学”》)周文小说中对康藏边地自然地方风物的描绘，也始终与暴露这个地域中的一切黑暗现象紧密结合的，将军阀的混战、百姓的凄惨的生活、官僚的腐败无知，以及那些作者“敬重的已经撕下并现出一幅巨齿獠牙的”人的生生死死，放置在独特的地域中，让人感到的是震惊和愤怒。《烟苗季》中描写了四川军阀部队争权夺利，互相欺诈的丑象，塑造了军阀中的群丑人物：如独特怕帝国主义的旅长、吴参谋长、周团长以及军需官、军医官、参谋等。《山坡下》描写了在军阀混战中，一个无辜的老婆婆的腿被大炮炸断，一截由她抓在了手里，却还是被一群吃死尸的饿狗抢去啃吃了，这是何等血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退却》描写了一幅军阀战败后溃逃的狼狈场面。《山坡上》则描写了军阀混战时，两军交战中，一对互相仇视的士兵由敌人变成弟兄的情景。小说中真实地描写了士兵的肚子打破后露出肠子却还在扭打的细节。《红丸》则描写了如郑局长、王科长、张科员、李督察员等一群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打着禁烟的幌子，贪赃枉法，干着贩毒和吸毒的丑恶勾当。 　　周文的小说，把被社会和文学遗忘了的“时代潮流冲击圈外”的边地人民的命运、性格、心理以及与人的命运交织为一体的大自然，带进了现代文学领域。并与其他各个不同的作家的创作汇合起来，构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反映，组成了具有深广历史内容的时代史诗。 　　二、小说创作的动机和风格 　　周文从事创作，则实在是因为那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生活。1934年，他在写自己的创作经验《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一文中说：“我弄文学，并没有想‘登龙’或者做文学家之类。从开始我就觉得要发泄，这一股怨气呀，好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似的。后来我想《雪地》的生活也许对我比较更熟悉的原故，所以笔一碰就碰着了吧。”可见他写小说的动机是要发泄胸中块磊，决非无病呻吟。他的小说来源于他所熟悉的现实生活，生活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师，在她面前人类的语言是那么匮乏和苍白无力，任何编造都黯然失色。那种“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谆”的境界，正是周文从生活出发，忠实地反映生活，长期孜孜以求的。 　　1933年9月著名的《文学》的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雪地》以川康边境的乡土色彩、深刻的暴露、朴质的作风、细致的描写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鲁迅先后将这篇小说选入英译本《草鞋脚》和日译本《中国杰作小说》。这篇成名作，正如茅盾在《〈雪地〉的尾巴里》指出的一样：“这《雪地》前半部地方色彩的描绘是可爱的。他的‘白话文’和‘口语’颇相近，没有古怪的欧化句子，也很少流行的文学描写的术语，也没有装腔作势故意卖关子的所谓技巧，他只是很朴质地细致地写下来。”这篇小说基本奠定了他的小说风格：采用白描手法，作品中很少有作者的评语和说明，多用朴实的笔墨如实尽情地写他在其中生活过体验过的熟悉的地方和人物。在各种人物互相关联的一定环境下，用人物对话和行动的描述去塑造着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后沿着这一风格主调，在实践摸索中，他又加入了讽刺手法，渗入了喜剧因素，摆脱了单纯揭发暴露反面人物的写法，使小说风格日趋成熟。 　　三、小说创作在摸索中前行 　　周文从事小说创作，是在艰难的摸索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早年的周文，所学的东西和想做的东西可以说完全不相干。读了十年私塾，读了两年公立学校。但“关于新文学是什么，我还听都没有听过。”③后来漂流生活开始时，四五年当中，他对于文学的关系还是非常之浅。三年前(1931年)，还不懂得看文艺杂志和副刊，小说也仅仅看过几本，一般的所谓理论批评之类也还不知道有这回事的。对于认识和学习的突进，应该算是在“一·二八”这个民族生死关头。这之后，孤独的摸索中，他开始写一个十万字的长篇，但因技术幼稚得很而烧掉，接着又看些翻译的理论书和小说，写了几篇，又烧了。在《铁流》和张天翼先生的《二十一个》的影响之下，终于写成了《雪地》，“因为他们的那种行军生活，使我想起了西康的兵，就那么写出来了。”《雪地》之后，又做了三篇，都不行，这当儿，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刚结束，他开始编《毁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茅塞顿开，找到了一套适合自己艺术个性和生活体验的创作方法。随后他又编译了《铁流》、《没钱的犹太人》。从理论到实践上不断深化着他对小说创作的认识。 　　同其他左联青年作家一样，周文的小说创作，曾不断地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周文到上海后，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蓬勃开展，当时左倾幼稚病也弥散文坛，当时，题材偏重于反映工农，文学的作用归结为对实际革命运动的直接的实践作用。这对初学写作的周文，多不敢下笔，1933年，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鲁迅先生说：“农村工厂的题材固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隐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鲁迅先生还说：“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微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都很完满的人们，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还是重要的”。从此，周文的视野开始扩大，创作也有了方向。当《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先生不征求意见，在周文所写的《山坡上》小说中，删掉了一个士兵在军阀混战中被打得肚破肠流，还继续与对方搏斗，致使认识到对方也是为了生活而卖命的穷苦兄弟那一段，并批评为不现实和烦琐。这场在当时文坛上有名的“盘肠大战”争论，让周文很烦恼，并停笔了一段时间。鲁迅先生知道后，专门向医生了解到肠露到体外后，生命仍可维持后，鼓励周文“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你应该立即拿起你的笔来”，周文为此彻夜难眠，以后又继续加紧创作。 　　同样，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和现代乡土文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其创作实践和理论对周文的小说创作也有诸多启示，周文在创作谈中曾特别提到，要感激《呐喊》和《彷徨》，正是这些作品，为周文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榜样。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也给周文以启发，直接导致周文去编译名著，最终从中获得无穷的创作乐趣。 　　四、周文小说个性风格与现代文学时代风格 　　周文小说个性风格的形成，正与其先天禀赋和后天的修炼，以及他的身世、经历、人生经验、小说观念等多种因素的渗入，以及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小说语言和创作方法的运用等有密切关系，是多种元素汇通交融的结果。周文小说的个性风格，如独特的二十年代康藏边地社会状况的记述，与之相适应的白描手法，追求一种无技巧的创作方法。但从其个性风格上，我们又可清晰地窥见现代文学时代风格的印迹。 　　现代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思想启蒙是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由此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上就有一些共同特点，最终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风格上，这一风格，也形成了强大的磁场，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眼光的作家，往往只能给我们以一些风物的描绘，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将这片风物下人们的生活作为重点而给予我们，周文是在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步入文坛的，周文在最初创作中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他通过创作实践和理论的摸索，由不明确到明确，始终选择了一条与其艺术个性等相符的现实主义方法，形成了个性风格。周文的经历，也表明了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其决定作用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和文学的启蒙性质。“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除非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④现代文学在开创之初，曾广泛输入了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创作方法与艺术流派，而历史选择的结果，正是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和文学的启蒙性质，使这种潜在的倾向真正勃发出来。社会的大动荡，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与充分暴露，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文学的启蒙性性质规定了文学的基本任务是打破“瞒”与“骗”的精神迷梦，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反映现实，揭示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正视现实，如实描写。同样，文学的启蒙性质，又要求对文学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及对文学的思想性、认识价值和教化作用，给予特殊的重视。因而现代文学中以大多数普通人平凡的社会人生为对象。这一切，都可从周文小说中得到佐证。 　　同样，周文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如艺术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不平衡现象，有的小说因为受“写得多、发表多”的影响，使小说在白描中对现实的单纯暴露中，显得冗长、琐细、乏味，有的作品中还存在着少量的标语口号式的语言。这一切，在现代文学作家尤其是同类作家的创作中，同样存在。这此不足，又体现了现代文学所共有的特点，它显示了现代文学的历史过渡性，即是由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所创造的古典文学通向现代化中国所创造的新世纪文学的桥梁。 　　周文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在生活大师的馈赠、时代的召唤和转益多师的摸索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他的小说世界保存六十多年前康藏边地社会生活画卷，他用冷峻的笔触，用一个作家的坦诚和良知，将自己血泪浸润过的土地上的一切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作为“过去了的历史的某一角的镜子”⑤留给了后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正是作家这种做史的态度，为作品获得了跨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尽管其小说中仍有艺术审美价值不足的缺陷，今天人们也有讪谤之言。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这也是现代文学的遗憾。这个遗憾是留给我们今天的作家来弥补的。而今天，有人却对文学的认识价值发生了疑问，耻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耻谈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耻谈真善美，耻谈正义和良知，耻谈文学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好像这些都是一提起来就让人脸红的话题。许多人嘴里成天播弄着一些高深莫测、似是而非、连音节都显得古里古怪的玄妙词语，并将这视为一种自豪的风范。这实际是一种掩盖，一种逃避。文学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二者不可偏废，形而上学很重要，纯技巧的艺术试验很重要，自慰的文学也很重要。但文学作为总体，文学与社会、与时代、与民众的关系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文学不与社会生活对话，不关注民众的精神利益和物质生活，文学的存在确确实实要被打上句号。因此，文学只有在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更好结合中，才能健康发展。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周文的小说创作，并借此回顾一下现代文学的传统，重新审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新估价文学的价值观。让我们的作家们能以周文的创作态度，去叙写当下这个轰轰烈烈的变革和转型的社会现实。我们这段历史能在六十年后保存的文学作品中，被后人解读，让后人从中也能了解社会的兴替变迁，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的发展变化。这样，文学作品也才具有了历时存在的艺术价值。 　　注释： 　　①⑤ 《〈烟苗季〉(前部)后传》载《周文选集》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229—330页。 　　② 《致罗清桢》，见于《鲁迅书信集》第469页。 　　③ 《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见《周文选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413页。 　　④ 卢卡契《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 　　原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总第28期)1999年12月。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