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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周文短篇小说人物描写的独到之处

王琳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鲁迅，正是“左联”的辉煌战旗，在他的率领下，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创办杂志，翻译、介绍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著，培养文学新人，发展“左联”组织。而周文正是在这股大潮的后期迅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虽然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相对较短，作品也不甚多，但是在左翼的青年作家中，他倍受鲁迅先生的关注，深受先生的教诲和影响，再加上他自身对文学的无限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创作，他的小说在左翼青年作家群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更值得一提的是，其短篇小说在人物描写方面显示出独到之处。 　　短篇小说因为篇幅所限，人物描写不可能像中篇、长篇小说那样展开巨幅的画卷，人物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不允许有太大的跨度，那么如何在较短的篇幅中刻画出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就成为作家需要深思的重要问题，而周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独到之处。纵观其短篇小说，我感触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 用白描的手法勾勒人物 　　白描原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指用墨线勾描物象、不着颜色的画法，多数指人物和花卉画。作为图画技法的自描，现在也泛指文学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即使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成功运用了白描的手法；而周文作为左翼青年作家之一，在创作上，除了受到鲁迅的帮助和指点，还从其翻译的《铁流》、《毁灭》等前苏联小说中汲取养分，从而使白描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表现得最为生动的是在《分》一篇中。主人公剑寒的四次出场都是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来的。第一次，“他瘦长长的坐在我家堂屋的神龛旁边，眉清目秀的，举止非常迟缓而拘谨，说话简直就像蚊子，好像怕把别人的耳朵惊聋似的。”寥寥数语，将剑寒初次与人见面时的紧张、急促、敏感和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时的剑寒，是刚从学校毕业的热血青年，虽然性情怯懦，但可以预见他的内心还是充满幻想和希望的。 　　第二次，剑寒再出场，是两年以后了，“虽然还是眉清目秀，可是已经憔悴得多，额角上显然有了很多不清楚的皱纹，嘴唇虽然是沉默地带着微笑，可是比较的苍白些，和两年前在我们堂屋里所看见的剑寒是不同得多了。”只是短短的两年，剑寒却已经变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除了眉清目秀，在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点应该属于他这个年纪的东西，他只有20多岁，20出头，花一样的年龄，但他的生命却像是一朵还未绽放就已经枯萎的花朵，单薄的身体所要承受的是刚刚毕业就面临失业的巨大压力。他也有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但无情的黑暗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梦，作为生活的弱者，他无力抗争，他明知生活没有保障，却用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来强装大方，请人喝酒，让自己在酒精中得暂时的麻痹。 　　第三次，“我”再见到剑寒时，我们彼此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多的变迁，我辗转一圈回到了南京，剑寒也因为再次失业而到南京来了，“我”到他的住所去看他，“他又很凄然了，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脸皮长进去，骨头长出来，眼睛似乎大了些，嘴唇是很干瘪的。脸上因为汗毛很长，更显得苍白，身上穿着一件如果当还可以值得几块钱的旧大衣，大衣下面的西裤还是半新的，可是皮鞋已经很破了。”此时的剑寒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身体上的病已是日益严重，除了疾病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摧残。在家里，连一个小伙计都可以任意地凌辱他，他愤恨，但除了愤恨，他什么都不能做。此时的他和那个窘迫地找老师借5元钱的剑寒还不一样了，此时的他是个连几个铜板都会要的绝望之人。 　　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他跑到杭州来，我们两个在旅馆里相逢：“他这一回来，依然很枯，脸上依然瘦削而苍白，口痰也依然很多，依然是那样的态度，依然用两根细细的指头夹着半节香烟，他很兴奋，然而又很颓废。”作者连用了四个“依然”，表明剑寒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观，甚至是更差，生活更拮据了，病情更加重了，但他还在垂死挣扎着，他“兴奋”，是因为他要参加义勇军，他觉得“只有这才是出路了”，然而他对革命的了解却又是知之甚少，他只有热情，却得不到支持与鼓励，因而又很颓废。他的身体是瘦弱的，他的性格是怯懦的，但即便是这样，他的良知也无法被黑暗的现实完全地泯灭。读完此篇小说，闭上眼，脑海中就会出现“沉默的剑寒背着手站在那黑暗的当中，用沉默的忿怒挺着胸对着一切要来的苦难”的画面，前后四次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已经让剑寒的形象深入到读者的内心深处，并久久不能磨灭…… 　　二 在对比的手法中突出人物 　　对比手法也是描写人物时惯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手法是否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所要进行对比的对象的选择。在周文的成名作《雪地》中，这一手法表现得较为突出。《雪地》一文，首先展现给读者的是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雪，白得怕人，……你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天，……银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线，……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气太薄了，走两步就喘不过气来。”自然条件的艰苦是无法逃避的，兄弟们有的“齐斩斩的十个指头和自己脱离关系”，有的在出关的路上活活冻死，还有的“被雪连足趾都抹脱了，成了废人”。还苟且活着的，身子穿着已经黑了、臭了的白毷子做的军衣，驮满了东西，手指冻得不能抬起来抹胡子，肚子里就像乌烟瘴气的怪不舒服。而再来看看当官的：“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坐在马上胖胖的，而且还增加了两个蛮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个‘乌拉’，马驮的真正云南鸦片烟。”只是双方衣着的简单对比，当兵们的辛酸和艰苦就跃然纸上了。然而只是这样的差异还算不了什么。副营长只因觉得丢了面子，抬手就对刘小二不客气地抽一鞭子，还要骂道：“你想逃，你……你……”，而营长因为蛮太太叫了一声，狠狠地踢了一脚，陈占魁就连人带枪，稀哩哗啦地滚下崖，落到雪坑里去了；然后又是愤怒地踢一脚，李得胜又重复了一次悲剧。自然条件再恶劣，但和这样的遭遇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士兵们开始还天真地幻想旅长能为他们鸣不平，可谁知道，营长的一驮鸦片烟就买通了旅长，官官相护的黑暗现实让死里逃生的士兵们彻底的省悟了，终于下定决心走上抗争的道路。自然条件的艰苦固然是难以抗争的，但是鲜明的对比却让我们看清了军阀部队中的黑暗腐败才是比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可怕成百上千倍的东西，也只有彻底地粉碎这样的黑暗，才有可能换来明天的美好生活。如果不是作者选取了这样富有说服力的对比对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不会有这样一致深刻的认识。 　　在《分》一文中，我们着重分析了白描手法的运用。其实在这同时，剑寒的前后四次出场，也是对比手法的精彩体现。从开始的眉清目秀到虽然还是眉清目秀却已憔悴了许多，再到丝毫没有了眉清目秀的痕迹，只剩下干瘪、苍白和枯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让剑寒在一次次的出场时一次次地打击着我们的心灵。从这对比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一个贫穷懦弱的知识分子从刚毕业的踌躇满志、满怀憧憬走向最终的意志消沉，萎顿颓废，其软弱的性格对其遭遇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从这样的对比中，更想对中国三十年代的黑暗现实发问：到底是什么使剑寒变成了这样? 　　三 借讽刺的手法润色人物 　　讽刺的手法是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刻画人物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讽刺手法的合理运用，通常能使一篇小说变得活起来，并能在读者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现代文学史上，用讽刺的手法成功塑造人物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如鲁迅、张天翼、钱钟书，当然周文也是其中之一，虽然都是对讽刺手法的运用，但不同的作家因为生活背景，创作特点，选取题材的不同却也显出各自鲜明的特点，例如：鲁迅的讽刺是犀利而尖锐的，让人觉得没有招架之力；而张天翼的讽刺却是极其夸张和张扬的，与现实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钱钟书的讽刺是轻松愉快的，附着一层知识分子的腐朽气；读罢周文的短篇小说，我觉得他的讽刺最为显著的独特之处就是他运用讽刺手法时，永远都是贴着生活的，总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永远都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说到讽刺手法，就不能不说《红丸》。故事围绕着再简单不过的一坛红丸展开，也谈不上什么情节的设计，就是这坛红丸在不同级别的人手中传递。但就是在这无声无息中，讽刺已经展开了。先是杨传达抱着一坛红丸，跟在吴巡长的后面，往科长门口走，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嫉恨吴巡长今天为何要跟他一起来；杨传达想趁有遮挡的时候伸手揩点油，却被调过头的吴巡长看到，只得讪讪地笑着说：“啊呀!我当是东洋货呢!”到了王科长的办公室，张科员、胖脸听差还有李督察都闻风而来了。办公室里上演了一场好戏，六个身分不同，职位各异的人心中却在打着一样的算盘，怀疑别人，趁机抹油，在互相猜忌中，谁都没能如愿。红丸又被例行公事地送到了局长的办公室，局长听差的趁抬红丸的机会抓了一把，王科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能发作，只能从鼻孔发出“哼!”的一声，局长的听差和科长的听差为了掉在地上的红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随后每个人又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相互勾结，或者互相揭发，在这场无声的闹剧中，人物的丑陋嘴脸和贪婪心灵都因为作者讽刺手法的精心运用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没有夸张，也没有想象，周文作品中的讽刺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鲁迅曾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周文作品中的讽刺手法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深入人心的效果，也正基于此。在读者不经意间就展开，又在读者不经意间就收场，就这样，在平实朴素的叙述中完成了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讽刺。 　　四 凭心理描写的手法深化人物 　　读周文的短篇小说，我觉得最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的一篇当数《爱》。读罢这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这虽是一个短篇，但是如同《寒夜》一样，《爱》中也有出色的心理描写。 　　做母亲的似乎总是和做媳妇的有着那么多难以沟通的地方，更何况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母亲和一个是小寡妇的未来的媳妇，她们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就是通过作家细腻而深入的心理描写而展开的。先看母亲，儿子在公司上班，做母亲的独自在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自然一切思想活动都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来表现。母亲一方面是本能的对儿子的疼爱：“是的，我应该多给些肉他吃，我要弄得他满意点，把他的心收复回来。”而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对小寡妇的极度痛恨和不满：“一定又是不回来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了!那是多么淫荡的寡妇呵!……我的儿子从来都是好儿子!就是自从遇着那寡妇，把我们快乐的家庭都破坏——你这不要脸的娼妇呵!”生动的心理描写，让我们感觉到了母亲心中对儿子所热恋的玉怀的深深痛恨和厌恶，她的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而生，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她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其实她巴不得儿子能快点找个人结婚，但她永远也不能容忍儿子所深爱的人是个寡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儿子和玉怀的开放，他们大胆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儿子常请母女俩吃饭，甚至还邀请玉怀带着女儿搬到他们家附近住，来和他们做邻居。这是做母亲难以接受的，她虽然嘴上没明确说，却在心里愤愤地想：“有钱不给娘用，倒去养寡妇!好，寡妇用的用得，我也用得!要阔气我们就大家阔气!……吃光完事!反正留下来也落不到好处，倒不如饱饱吃它一顿死了倒好些!”从母亲这样有些扭曲的心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在当时的社会中，欲望的冲突，性格的差异以及思想的分歧。但《爱》一文中，最为精彩的心理描写还不在于此，而是作者对焕章这个内心极度矛盾的中间人物的描写。一方面，他是做儿子的，理应孝顺母亲，按照母亲的意思来做事情；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深爱着玉怀的，他没有别的念头，只想和玉怀生活在一起，从作品中读者觉得焕章的爱是极其深沉而无私的，而作者通过一段简单却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能内心深处的想法：“原来他弯了这么一大套只是为了这句话!不管你结不结婚，我为你已经花了这样多的精力和金钱，要我放手是不行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把焕章心灵中的狭隘和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在他灵魂深处是有隐蔽的占有欲的，而玉怀作为新时代女性形象的代表，体现出自尊自强自立的优秀品格，但这也正是焕章所终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以上分析的只是周文短篇小说的一些代表作，而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已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小说创作在艺术技巧上的独特性，当然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周文小说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跟作者坚持以现实主义为创作主导原则，坚持以自己熟悉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为创作背景也是分不开的，也正是这两个坚持再加上作者对艺术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才使他的小说直到今天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中放射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