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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与文艺工作的反映问题

周文

——1951年12月6日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文艺干部第二次学习报告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我最近又学习了一次；学习委员会要我做一次发言，我觉得这对于我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恐怕我未必能够讲得清楚。《实践论》的内容太丰富了，它像一座宏伟辉煌的殿堂，光彩夺目，经过了细致的研讨之后，自以为懂得了，但是当再三再四进到里边去的时候，总是每次都又有新的收获，这就可见我还没有真正懂得透彻。现在就暂且把我对于文件精神的总的理解，归纳为这样几句话：不断实践，正确反映，改造世界与改造自己。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评论《实践论》，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这就是说，《实践论》讲的是“反映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句话对手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学习《实践论》的时候有着更深切的指导意义，给了我们打开《实践论》这个宝库的钥匙。我现在就想根据这个指示来谈谈我对于上述几句话的理解，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请各方面的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一、何谓反映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句话，我们文艺工作者多年就讲着，但是各人的了解并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是否真正了解了它的涵义，还是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问题给我们规定得更具体更明确了。他说： 　　无论是哪一等级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加上的结果，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自然形态上的文学艺术虽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后的文艺却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的这种科学的规定和分析，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出这样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自然形态的东西——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矿藏，它是不依靠于作家的主观而在客观上独立存在的，它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源泉，作家就一无所有。如果有这样的“作家”的话，借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空头文学家”——他的“头”是“空”的。 　　第二，这些自然形态的东西——人民生活，反映到作家的文学艺术作品里边，应当是基于作家的社会实践或革命实践，经过一定的认识运动过程，在头脑里加了工的，就是真正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了的。这种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就是说它是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因此它应该是符合于客观发展规律、符合于客观真理的东西；否则，它就是没有价值的。 　　根据这两条根本的认识，现在我们就拿今年我国文艺作品中好坏的两种例子来看看： 　　在我们的作品中，有好些是真正反映了客观发展规律、反映了客观真理的，比如电影《钢铁战士》、《白毛女》(它比歌剧《白毛女》更好了，它改正了原剧的一些缺点)等，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还有一些其他好的文学作品，它们正确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希望、性格，反映了人民的斗争、反映了新的英雄，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它们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要求是符合的，因而它们教育了人民，在人们的心灵上起了积极的鼓动作用，在工作中起了推动作用，就是说，它们回到实践又指导了实践。这是好的范例。 　　坏的例子，其最突出的则是近来被批评了的一些作品，其中，或者是以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观点来写的，如《武训传》，或者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观点来写的，如《我们夫妇之间》等。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分离的，他们都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违背了客观真理，而用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的反动的幻想，虚伪的捏造，来代替革命的现实，因而他们是恶劣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对于人民是有害的东西。宋朝的苏轼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日喻》(即太阳的比喻)，其开头的一段话，把它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这样： 　　一个生成的瞎子，没有见过太阳，他问到眼睛好的人，人家就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铜盘，并且把铜盘敲出声音来使他知道；过几天他听见了敲钟的声音，他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他，太阳是有光的。那光和蜡烛的一样，为了使他知道蜡烛是什么样子，就把蜡烛给他摸一下；过儿天他摸着了一支笛子，他又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太阳和钟和笛子都相差太远了，但是这瞎子并不知道。(原文附本文后) 　　我们对于那些坏作品除去他们的主观企图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分离的某种形式上，他们很有点像苏轼所说的这位瞎子。当然，这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比喻，事实上，他们并不就是和这位瞎子一样，他们是作为阶级的人物出现的，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意识在作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孙瑜和肖也牧又有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公然鼓吹反动的改良主义，鼓吹流氓式的个人主义的成功，一个是拿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革命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趣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违背了客观现实，违背了客观真理，而写成了那样虚伪的东西的实质。他们违背客观真理是相同的，但阶级意识的表现则有不同；而从具体的人来说，他们也有不同，我后边还要说。但我们这里应该附带说到，作为阶级思想来看，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但也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当他还不能够把无产阶级的影响变成他的观点的时候，他的许多观点则大体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不过由于他生活地位的不同，在某些表现形式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罢了。至于一般谈到阶级问题，当然，在我们中国今天的人民民主革命中，这两个阶级都属于四个朋友之列，但必须受无产阶级的观点的领导，必须反对他们的反动幻想的一面，而在今天特别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于各革命阶级(连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影响，否则革命就要被他们的思想引导到失败的路上去。还是回到我们所要谈的作品观点上来吧。上面我们指出他们的不同，但我们从以上两个作品，应该看出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唯心的，都是反唯物论的，因而都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 　　毛泽东同志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讲过，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上来说，我想应该说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来学《实践论》，就应该很好地来解决我们这个思想上的根本问题，即如何认识正确反映的问题。这里我想引一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的话来加以说明：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布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这就是反映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争里是如此，在其他工作里是如此，在文艺里也是如此。问题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要求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反映事物的本质，要求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符合起来。它们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各各处理的范围不同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譬如军事所处理的范围是研究敌我双方武装斗争的规律，是用战争这个特殊形式来表现的；文艺处理的范围则是研究人的生活，研究人的思想感情，研究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而表现形式则是艺术形象和其他，在这点上是文艺的特殊性。但在根本上，即在世界观问题上，是相同的。 　　二、怎样反映 　　毛泽东同志在某一个地方说：“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的根源性是不够的”(比如拿我们文艺工作的范围来说，单承认创作原料是来源于人民生活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换句我们文艺上的话说，还须承认我们的意识是能够认识人民生活的本质的)，这也就是“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这里所说的“主体”，就是指我们人，拿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我们认识人民生活是起积极作用的，在我们身外的人民生活，我们是能够去感觉它而且能够把它加以深思熟虑成为我们能够深刻把握的东西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就是指这说的。这所谓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其最基本的就是实践，因为离开了实践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认识。所以，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求得正确反映人民生活，就只有不断地参加社会实践或革命实践。只有从这样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够对一定的生活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实践论》告诉我们： 　　马克思列于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拿这个观点来检查我们的许多作品，那问题就多了。例如《关连长》，关于它的主题思想的错误，已经有人批评过，我不去说它了，单就作者对于关连长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看，就是很糟糕的，很不像我们解放军部队的军事干部。(电影上的造像比小说上的更坏，歪曲成愚蠢、粗鲁、傻头傻脑的可笑人物，这简直是对于我们军事干部不可忍受的诬蔑！)现在我仅就小说来谈。小说上介绍这人物的性格，仅仅是热心识字，帮助人，有人违犯群众纪律就粗暴地驾人等等。一个革命军队的连长，他的工作多得很，在我们的部队中像这样人物的思想性格究竟有哪些特点，其最突出的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问题上，看来作者是并不懂得的。特别是他一开头介绍这个人物所处的情况，是在两个战役之间的部队，这连长的工作该是如何地紧张、繁忙，但作者却特别写他在这时候热心识字，单就这些地方都给人以不像的感觉。作者可能多少有一点点部队生活经验，可能对于个别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或偶然的情况下，得到过某些印象，但是这很少的一点点感性知识，是很片面、很表面、很支离破碎的东西，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甚至反而把人物歪曲了。《实践论》告诉我们： 　　……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他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丰富的感觉材料”这句话。是“丰富的”感觉材料，而不是很少的感觉材料，才有可能据以进行改造制作工夫，提高到理性阶段。高尔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文学家如果能从二十个——五十个，不，几百个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之中，抽取出最特质的阶级的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谈风等——拿来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工人身上，那么，文学家就可以藉着这样的手法，创造出“典型”来——只有这，才叫做艺术。 　　高尔基所说的这些话，在哲学上就是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必经的过程和方法。这是高尔基从多年创作经验提升出来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高尔基的这些话，我们还应该同时了解《实践论》指示我们的列宁的话：“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高尔基所说的创造典型的方法，实际上应该就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的方法，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的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的方法。只有这种“抽象”，才是更真实更全面的东西；没有这种“抽象”，即使你有了大量材料，也还可能弄成片面的表面的东西的。这里应该赶快声明一句，这里所说的“抽象”，并不是我们文艺工作上普通所说的与形象描写相反的那个抽象，而是指事物的本质而言，它在文艺上并不妨碍形象的描写，相反，是更能达到塑造更真实的形象的。我们普通所说的“阿Q相”，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抽象”。谁都看见，“啊Q相”在艺术上一点也不抽象，而是非常深刻、非常生动、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想在文艺上真有所成就，那就必须按照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话做，必须按照高尔基的话做，因而也就必须认真地实践，而且要准备长期地实践，才有可能。还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没有原料或半制品，你就无从加工，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几种错误的见解我认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日常生活，也都是生活，也是实践。这种意见所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指的是身边琐事，个人的活动，穿衣、吃饭、睡觉，或者还加上点神经衰弱，在他的周围，顶多也不过是谁家生了一个孩子，谁和谁打了一架等等，在文艺上的表现则是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的身边琐事的描写，这是把生活和实践理解得太浅薄太庸俗了。那种所谓“实践”，那种生活，是不会感到时代的心搏，因而它也无论如何反映不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那种狭小圈子的庸俗的身边琐事的描写，在旧社会是曾经风行一时过，但在今天人民的时代，它只有遭到人们的唾弃。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战斗的，他有主观能动作用，他的日常的一切生活都是战斗生活，那也就是实践，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这样的意见，同样是错误的。它与前者在表现形式上虽所有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拒绝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实践。而后者比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害。因为前者容易被人看出是庸俗的东西而加以唾弃；后者则是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出现，因而不容易为一般人所辨别。实际上，他的那种所谓“战斗，不过是一种“闭门造车”，因而那种所谓“主观能动性”，不过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一种“独往独来”的东西。当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就会和唐·吉诃德一样，把风车当作巨人。这样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毫无相同之点。就其对生活而言，那与前者同样是狭小繁琐的东西，当然也决不能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实践论》所主张的革命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实践，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实践。我们的革命作家只有到广大群众中去，反映广大群众的生活，才能掌握客观发展规律，而这才是有它的意义的。革命的文艺家之所以可贵，也在于此。否则，人民又何贵乎要有这样的革命文艺家? 　　除了以上的意见以外，则还有另一方面的不正确的见解。那就是在我们的许多参加了实践的文艺工作者中，有这么一小部分人，他们并没有深刻了解实践的意义，然而他们成名心切，想一下子就一把捞到什么。他们一到工厂或下乡，就想一下子找到思想性强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好赶快回去写。一下子，当然是找不到的，结果就灰心失望，因而对于参加到群众中去的事也就动摇起来，像这样的人，那是把认识客观事物看得太容易了。刚一到工厂，如果肚子饿了，想买点心是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如果是脑子饿了，想一下就吃到典型，则从来没有听见过。如果典型也和点心那样容易得到，那就不必等到文学家，许多贩卖点心之类的人会老早抢先去做这一行“生意”了。认识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长期的实践才能走到；讨便宜的路是没有的。 　　再还有这么一小部分人，他们也同样没有了解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意义，他们到群众中去，时间也不算短，但却只是表面地搜集了一些故事，搜集了一些群众语言，结果当然也就写不出好的东西来，因此反而给了那些拒绝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人以一种藉口：好啦！到群众中去还不是写不出好东西来吗?可见只要真正是战斗的，在任何地方生活都是可以的。这真是“振振有词”。我们应该指出，这些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是对的，搜集了些故事和群众语言也是可以的，错的是在于他们对实践作了庸俗的了解。他们不知道，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仅仅知道一些群众的故事、语言，是很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反映人民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去观察人民的思想，情感、性格、希望，加以集中提炼，才会成为有思想性的东西，也才会是有艺术性的东西，他们写不出好东西来，并不是实践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他们对于实践的认识还不对头。 　　此外，也还有这么一种见解，他承认实践的重要，承认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但他以为文艺家和科学家不同，应该再从理性还原到感性认识过程。其根据的理由是这样：如果从感性认识，提高深化到了理性的认识，但他的认识却只是逗留在这个阶段里，不能再还原到感性的阶段里去，那么他所表现的，可能是本质的、全面的，但却同时是公式的、概念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说法，不错，确实曾经有过些标语口号化的公式主义的作品，但我们应该看看那是由于什么情况产生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革命实践经验，而仅仅是有些政治概念便写起来的没有生活内容的东西；或者是有些实践经验，但他仅仅在作品中反映了一般工作经验，而不知道文艺家的任务不仅是要了解一般工作情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在工作中体现的人的思想、感情、特质，要在这上面应该看出更多的东西，他不懂得这些，因而写成政治教材似的东西了；或者是虽然有些实践经验，但是方法不对头，不懂得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不善于分析与集中那些生活，而是从一种政治概念出发来“创造”他的人物，就是不懂得马克思所告诫的“必须更加莎士比亚化”，不要“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底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他不懂得这些，却把一些生活材料只是为他的政治概念装点或贴金，结果不能不是概念化的东西。很显然，这几种情形都是各有其自己的不同原因，并非是由于“逗留”在理性阶段使然；相反，倒是他们或者还缺乏实践经验，或者还没有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性认识提到理性认识，或者虽有某种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但却是属于工作方法这个范畴，尚非完全属于艺术里的东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作家越是懂得生活的意义，懂得艺术的集中，越是由感性提到理性的高度，他选择感觉材料会越主动，越自由，也就越是能够很好处理他的感觉材料。就是说，他在思想的阶梯站得更高，就更可以“高瞻远瞩”，“左右逢源”。《实践论》告诉我们：“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是再透彻不过了，这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有着特别深切的意义，这对于我们应该是经典。还原论是不对的，那种把文艺家与科学家在处理范围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与认识过程混淆起来而得出那种错误的结论，显然是并未真正懂得实践论的。事实上，在实践中认识的发展不仅不应该还原，而且还应该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向前发展而向前发展，才会不断有所获得，不断掌握客观真理。因此，我们对于如何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问题，必须坚持《实践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现认识”，“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一次又一次地深化”这个观点，决不应该有所动摇。 　　三、反映什么 　　上面我们谈了何谓反映与怎样反映的问题，现在就应该谈到反映什么的问题，即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来了。革命文艺的职能，就在于它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能够洞察人民生活中最生动的东西，时代最尖端的东西，新的人，新的性格，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希望，能够及时把它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而这种东西是人们还没有觉察到或者还没有完全觉察到的，它就会使人猛省，使人感动，使人受到深刻教育，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提高到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这样的作品，才配称得上是有思想的或思想性高的作品，它才起了推动革命前进的作用，也就是起了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才配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阿Q正传》之所以是思想性高的作品，就在于鲁迅所创造的典型高过于他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以上，它在人们的思想上给了深刻的影响，当然，阿Q的时代已经老早过去了，旧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全国人民在翻天覆地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站起来了，我们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我们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新的英雄模范，新的震撼人心的英雄模范事迹，在朝鲜战场上，在生产战线上，在各种斗争中，各种岗位上，不断地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许多萌牙状态的新事物，新的道德观念，在不断地生长，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伟大时代最新最美的现实。反映革命英雄主义，反映这些最新最美的现实，已经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严重而光荣的任务。 　　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人民文艺工作者，如果真正要求自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在文艺创作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话，那么，所谓要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思想上就应该很明确地认定要反映我们这时代，而且要反映我们这时代正在发生发展着的东西，我想我们学习《实践论》最应该领会的精神在此。这里，我们读读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对我们的教育会很大的。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作品时指出： 　　这篇小说并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底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不能够帮助自己，甚至于不企图帮助自己。……但是假如说在1800乃至1810年，即圣西门与欧文的时代，这是正确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一个人已经获有参加了50年光景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底斗争的荣誉，而且一直被“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着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就不是正确的了。 　　我们从恩格斯这段话能够得到什么指示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要历史唯物主义地看问题，在过去写来是正确的东西，在今天写来就不是正确的了。就是说，应当写当前时代所已经达到的东西和正在迸发的东西，就是说，要赶得上时代。我们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它的极其深刻的具体内容，以及我们的革命在今天又已经走了多远了，我们的人民又已经走了多远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下过一番苦工在某些方面加以注意了而且深切了解了？如果我们还不甚了解，或者了解不够，那么又怎样能谈得上正确反映这时代?反映不了我们这时代，那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了。《实践论》告诉我们：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文艺界，无疑地，也是有的。但有些人总是有这么一种“脾气”，说他好，他很喜欢听，说他落了后，他会血愤脉张地红起脸来。但事实总是事实，它是客观存在。如果自己的思想确实没有赶上客观形势的发展，那总不能说是站在形势发展前面的吧?对相信迷信的人，说他很落后，谁都认为是当然的事情；一个前进的革命者，一旦和当前的发展形势脱了节，对当前许多重大的运动不了解，怎么又不能也算是一种落后?虽然不能与相信迷信等量齐观。但也是一种落后，有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奇怪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是一种落后，而能决心赶上前去，这才是对待自己的正确办法。我想，愿意做顽固派的人总是不会多的。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反映我们这时代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是怎样的情形呢?他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蓬蓬勃勃地、突飞猛进地、日新月异地前进着的，他和旧时代是绝大不同的。有许多东西，在过去还未显现的东西，或者是少量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大量存在的东西了；而有许多东西，在整个新时代的发展中，则还在开始萌芽，然而却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将来最有前途成为茁壮的普遍的东西。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 　　因此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观察。 　　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实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从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里，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反映时代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了。在文艺上的反映，我以为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里的话，我们是应该很好联系起来温习的，他说： 　　表现苏联人这些新的崇高的品质；表现我们的人民，但不只是他们的今天，也要展望他们的明天；帮助像探照灯一样照亮前进的道路，——这就是每个有良心的苏联作家底任务。作家不能做事变底尾巴，他应当在人民先进行列中行进，给人民指出他们发展底道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方法为方针，有良心地和仔细地研究我们的现实，力图更深地透入我们发展过程底本质，作家就一定会教育人民，在思想上武装人民。表扬苏联人美好的情感和品质，展示他们前面的明天，我们同时还应当指出他们不应当成为什么，还应当鞭斥昨天底残余、鞭斥那些阻碍苏联人前进的残余。 　　我们中国今天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民民主主义，我们在文艺上所要反映的是人民民主主义的现实，但是日丹诺夫这些话的整个精神对于我们是完全适用的。而这正是《实践论》告诉我们的“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道理，是我们在学习《实践论》中应该加以领会的精神——即辩证的观点，这才是真正革命的观点。就是说，要真正反映我们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已经大量普遍存在的新的东西，和正在萌芽的东西，那就只有不断地实践，而且要站在时代前面才有可能。 　　这几年来，我们有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是努了力的，反映我们这时代的革命英雄模范的作品不算少，而且也起了它们的很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说是太少了，而比较大的典型的创造，则还没有出现，许多萌芽状态的各种新鲜事物，新的道德观念，也还没有被深刻反映，或者还没有得到反映。我们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样伟大的时代面前表现了落后，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有些人写了些并不算好的作品，写了些人们已经熟知了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写了和没有写一样，对于我们这时代没有增加什么，如果说有所增加的话，那就是增加了一些纸张、笔墨、印刷和其他器材的浪费，和读者观众时间的消耗。特别糟糕的是，有些人竟写了些坏的东西、无聊的东西。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比如1卷3期《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改造》，那也是坏作品，除了作品的思想是错误的以外，作品中的那种主人翁就根本不值得写，那一类垃圾还翻它干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落后了呢?(有些人不仅是落后了的问题，而且思想上根本就成问题)很显然，这里存在着政治热情问题，革命的阶级觉悟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问题。如果缺少这些东西，或者这些东西不高，我们就是到了群众里边，而且时间很长，也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到群众中去，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但我们同时又应该比群众看得更高，我们才能集中群众里面更多的东西。情形就是这样：我们既要当群众的学生，又要当群众的先生；只有当了学生，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东西集中起来，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去教育群众，但是也只有自己的思想水平必须是够个“先生”的水平，才能够更好地向群众学习。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仅仅和普通群众差不多，那么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普通群众就差不了多少，即使实践的时间很长，又有多少用处呢?事情很显然，如果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普通群众相等，而且在某些地方还落后于群众，那怎么不落后于时代?必须明确认识，这种主观世界落后于客观世界的状况应该是不能忍受了，我们要赶上时代，正确反映时代，就只有决心把我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二者之间好好符合起来，那就只有决心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在今天，还没有改造过的，当然应该改造，就是改造过的，也应该继续改造，而过去还没有改造好的，更须要改造，肖也牧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在检讨中说： 　　过去常听说：作者自己不是一个新人物，决不能对新的人物有所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看出生活里边最本质的东西，甚至对人民的灾难，也丝毫没有责任的感觉，表面上看来，是“同情”，是“怜悯”，实质上是以旁观者的姿态，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人民的缺点也就成为自己津津乐道的东西，加以夸大就成为本质的东西了。那么，那怕在工农群众中生活很多年，仍然是没有用处的。我的经历以及我的错误，就是一个铁证。 　　这个检讨是对的。上面说过，肖也牧和孙瑜有不同，那就是他曾经参加了十几年革命，并且也在工农群众中生活过几年。但问题是在于他虽然有过这一段革命的历史，自己在工作中犯过错误，受到批评也作过一些改正，就是说，他曾经得到过改造，可是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改变，仍然保留着他的小资产阶级尾巴，因而认识问题总不对头，这是很显然的。《聊斋志异》上《劳山道士》里的王生，入山修道，却怕吃苦，总想回家，什么也没有学到，就学了几句穿墙口诀，回到家里时却又在自己老婆面前吹他自己遇了仙，能有穿墙而入的本领，结果头碰在墙壁上，“额上墳起如巨卵焉”。从某一意义上说来，肖也牧的情形与此有些仿佛，他回到城市来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又公然拖出来了，自然是有人为他鼓掌的。但是现在的城市已经变了，他的额头也就不得不碰在现实的墙壁上。肖也牧的痛苦经验，对于我们许多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当然，他如果真能按照他所检讨的改造自己，那他仍然是有希望的。在他的检讨中有这样两句话：“作者自己不是一个新人物，决不能对新的人物有所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看出生活里边最本质的东西”，这对于肖也牧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同时对于很多人在改造思想问题上也是很好的“现身说法”。(当然，我们希望肖也牧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应该真能付诸实践，只有靠实践才能检验出是否真正认识)。 　　对于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说来，的确，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家，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只有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才行的，我们要认识英雄模范，只有自己努力成为英雄模范，至少也应该与英雄模范气息相通。而要这样，就只有不断加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断和自己作痛苦的斗争，不断批判自己从旧社会、从原有各种非无产阶级带来的肮脏东西、错误观点，把它清洗出去，自己才会得到真正改造。只要我们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水平越提高，就越能提高我们革命的阶级觉悟，越能提高我们的政治热情，也就越能更好地实践，因而也就可以逐渐做到使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行与知真正统一起来。那我们就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据以很好地改造世界，我们自己将会认识更深刻，情绪更饱满，思想更丰富，在文艺创作上，在表现我们这样伟大的革命英雄时代上，将能够担当起时代所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 　　附苏轼《日喻》原文：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但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是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下略) 　　(载1951年12月25日《文艺报》第5卷第5期)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何俭朝，高西莲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