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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生活与集体生活
周文
    (1940年8月23日 延安)
  《大众文艺》计划给读者一些关于创作经验的文章,已经约了好几位同志写,也要我写一篇。我想,关于创作上的经验,那几位同志一定会谈得很多,那么,我这里就只谈谈集体生活给予我在创作上的影响罢。也许这也算得是一种经验。
  我开始学习创作是在1928年。因为受了当时新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发生了热烈的爱好。我才从古书的包围里逃了出来,抛弃了过去喜欢胡诌几句的旧诗和词曲之类,兴奋地提起了这支创作的笔。那时我在西康,每天除了办公之外,我尽量把余下来的时间用到一篇4万多字的小说写作上。后来我在江浙一带过着飘流生活,看见的东西也渐渐多了,这才觉得从前写的东西很幼稚,便从箱底拖出来烧掉了。我又干新的,长长短短地写了些,写好后,都藏在箱底,有时自己偷偷地拿出来看一看,到了一个相当的时期,自己看出了不满意,就又烧掉,又干新的。“一二八”前后,曾写了一篇10万字的东西,只给两个朋友看过,其中之一给我的批评是“写得还轻松,不过……”我第二天就把它烧了。现在我才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坏脾气,不过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烧掉干净,自己可以毫不留恋地又重新来过。
  从1928年到1932年,时间不为不长,在创作上用去的精力,也不为不多,但我始终总是孤独地,仿佛是在暗夜中摸索,摸到哪里就算那里。我并不一定要发表,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这么自发地摸索罢了。
  这摸索的时间,直到我烧掉那10万字的长篇才停止。那是1932年的上半年,我正在安庆,忽然遇着了几位文艺工作者,经了他们的邀约,我第一次参加了文艺团体,开始过集体生活,这一下子仿佛把我的许多眼睛都打开了,我看见了许多新的事物,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我爱这种集体生活;下半年到了上海以后,这种集体生活,我更是一刻也不曾离开过。
  我这里要着力指出的是:这种集体生活,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给了我无限的兴奋,在我的创作生活上简直可以说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为它是前进的,对于时代有着正确的了解,有着坚定的工作方向。它首先给予我的是对于创作生活,应该走着怎样道路的认识。在过去那四五年间,我虽然不断地学习创作,但那时我所把握的题材,所要写的中心意义,只是出发于个人的同情和反感,自己高兴怎么想就怎么写,是否现实的,自己可管不着,也不知道。即到参加了集体生活之后,一下子使我了解了许多从来不曾想到过的问题了。因为是前进的集体的组织,经常大家要开会,讨论些当前的创作任务,创作思想,也就是创作所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在这里,创作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爱好而创作,而是为了反映时代,进行改造社会的战斗而创作。自然,这一切问题,过去或在某些杂志上也看见过,但也只是大概懂得,或大概意识到而已。可是在集体生活里,不仅是讨论创作上一般的战斗的问题,而且要讨论每个当前时刻变化着的事件,使问题,使战斗的任务,达到完全具体的地步。因此,我对于当前的现实问题,开始提高到极其紧张的注意上面来了,对创作的态度也开始了新的认识。我抛弃了过去随便写的观念,每回在铺开纸,提起笔来之前,就自然而然要想一想,我这篇东西有什么意义?是为了什么?为了谁?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写出用何谷天的笔名发表的第一篇——《雪地》。我开始明确地意识到集体生活给予我战斗的热情,而这热情,更加鼓励了我,推动了我写出更多的东西。
  其次,是集体生活给予我对人物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过去,我虽然经过许多复杂的生活,看见过许多发展着变化着的人物,但从来都只凭直觉去感受,结果,只是一大堆经验,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才把它里边的某些意义把握着,而且常常是表面的,或片面的,非本质的,或非典型的东西。可是现在我们要进行战斗,不仅是要讨论到当前的一般大的事件,而且要时刻了解——有时甚至要讨论——朝夕接近的和经常要遇见的人物,提高自己对于友敌的认识,以加强自己的警惕性,才好进行组织的工作。譬如,谁是好分子?谁是坏分子?他是一个怎样出身的人?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人?他过去的生活、环境、教养、思想、习惯是怎样?现在又是怎样?行动上有些怎样的表现?为什么是这样?有些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肯定的和否定的?将来的发展会怎样?等等。譬如我们了解了某某是最坚强的,果然到了他面对刀斧,在极端危险之前,仍然强项地坚决不屈;我们又了解了某某是糟糕的,果然后来消沉了,或者竟变为革命的叛徒等等。这样,从工作中养成了分析的习惯,许多不同的带着各种特点的活生生的人物,都就在脑子里不断地动,就是过去经验过的许多生活,看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都也在脑子里再现出来,仿佛经过了三棱镜一般,现出各种鲜明的色彩,使你能够用战斗的观点,适当地重新加以评价。这就有机地给予创作上有力地帮助,使你在作品里反映的人物,都会是活生生的,深刻的,有血有肉的。这是因为你不是单纯为了创作消极地去了解人物,而是为了工作,为了战斗去积极地能动地了解人物,把握人物的缘故。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集体生活给予我在创作上进步的迅速,过去的四五年间,我只是孤独地摸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摸到哪里就算哪里”,进步是非常之慢的,也许没有什么进步。到了我参加了集体生活之后,大家不仅可以经常讨论文艺上的许多问题,而且对于彼此创作的经验、心得,乃至失败的教训,如关于如何把握人物,如何创造人物,如何结构,如何描写,乃至各人的某篇作品的计划,大家都可以毫不隐秘地说出,热心地贡献意见,互相鼓励,彼此都希望对方在创作上能够很快地进步。写好后,又可以提出来请大家讨论,提供给你一些批评和意见,指出你这篇东西的成功或失败,应该怎样怎样修改,等等。在这里,使我在同志爱的温暖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在一个月中间所得到的,要比在以前四五年间从摸索中得到的要多得多。那给你的进步的速度,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到,仿佛温度表那条上升的红线,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它上升的度数似的。
  以上的这些经验,我得到的结论是这样:一个作者一定要参加进步的集体生活。集体生活对于创作生活。只会有好处,你战斗,你工作,你就会深入到现实的核心,得到许多宝贵的东西。自然这是指一般的集体生活而言,假使这个作者参加的不是文艺的集体的话,他除了本身的工作之外,顶好同时参加文艺团体,也就是说,使自己有一个创作环境。万一这个作者所工作的地方没有这样的环境怎么办?那么,顶好是自己想法子创造。在浓厚的创作空气中,才可以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互相推动,进步才会快,创作力才会强。像这延安,实在是最理想的地方,每个文艺工作者都有他自己的工作机关,同时又可以参加文艺小组,集体和创作生活是可以有机地融合起来的。这比我们过去单纯在文艺团体里活动更好得多了。因为单纯在文艺团体里,只是一个小圈子,所看见的生活和人物是太狭隘,不容易深入到更广大的天地里去。所以我想,一面参加旁的工作,一面又参加文艺小组,对于创作生活实在是最理想的,我们不要像俗话说的“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应该极清醒地来了解我们自己是处在怎样理想的环境中,把我们的集体生活和创作生活,加强地融合起来。
  有人说,参加工作就不能创作,我以为这话只有一半儿对。工作太忙了,自然不会有时间构思,也不会有时间写作。但如果工作不太忙,只要支配得好,抓得紧,其实也可以偷空写写的。记得我们那时期,许多同志都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写作的。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在1933年的下半年,我担任了跑许多小组的工作,同时出版一个名字叫做《文艺》的刊物,——这刊物只出了3期,就禁止了——由我负总编的责任,每天还得跑邮政信箱去取稿,而且要一第一篇地看,几乎很少时间休息。在第1期里决定要我写一篇小说,我便只得利用等电车和坐电车的时间构思,经过了几天功夫,我把人物和故事都想得周密了,就在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提起笔来写,但究竟因为太忙,写一小段又跑了,写一小段又跑了。这样子的写法,自然是不痛快,不能一气呵成,而且在写的过程中,也曾感到一些苦恼,但我坚持下去,终于还是把它写成,就是后来发表了的那篇《恨》。至于我那年年底写成的一篇《分》,则是在把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趁有两天半的空,就关在家一口气写成的。忙,只有从忙的当中去想办法。处在目前这样紧张时代的我们,又要做一个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时时刻刻和自己斗争,不要让惰性发展起来,要打架似地干下去才好。自然,如果有极充裕的时间的话,那更是不消说得。
  (载1940年9月15日《大众文艺》第1卷第6期)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何俭朝,高西莲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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