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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写作问题①

周文

(1941年 延安) 　　关于大众化的写作问题，我这里想分出，内容问题，语言问题，形式问题，技术问题四类来谈。不过首先须得声明：第一，这四个问题，在过去11年间，已经经过很多人反复讨论过了，试验过了，我们今天从工作当中得出的一些意见，有一些还不能够算是我们今天的新发现，但是我们为了全面地叙述这些问题，虽然有些地方可能不免要重复别人的话，可是目的是在肯定那些意见。第二，因为我们出版的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大众画库》四种，性质各有不同，所以我这里所谈到的内容方面，是包含了新闻学上的、大众科学上的、大众文艺上的一些问题；除了我们出版的读物以外，也根据了些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小册子，西安的《老百姓报》、成都的《星芒报》、《通俗文艺》等等。我手边就只有这几种材料，为了说明一些问题，有些地方不免要从它们当中举点例子，但是绝没有故意吹毛求疵的意思。第三，我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只限于我们在工作当中经验过的问题，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不必拉来谈，而这些所谈的，虽然是经过实验的结果，但是我们并不满足，希望能够展开讨论，使它能够得出更确切的结论，推动大众化的问题更前进一步。 　　一、内容问题  　　(一)关于新闻学上的问题。过去常常听见一些记者说：“有闻必录”，“纯客观”……这些话，我们根据编辑《边区群众报》的经验，认定那是不正确的，是虚伪的。一，每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它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事件的本质常常是隐蔽在现象的后面，如果一个记者“纯客观”地去“有闻必录”，常常只会得到些断片的，而且是浮面的不正确的东西，拿这种不正确的东西去告诉群众，只有使群众受到欺骗，甚至无形中受到毒害。二，在几千年来封建教育影响之下，大多数群众的意识还处在落后状态当中，他们站在“个人”的小圈子里面，用落后的世界观来看事物，常常会发生偏见与错误。如果一个记者“纯客观”地去从他们口头“闻”下来“录”出来发表，那只有加深群众的落后意识。一个报纸，尤其是一个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它要特别注意到对于大众的教育，一定要把每个事件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的报导，使他们学习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逐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因此，在编辑的时候，一定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认真而确实地审查每篇稿件的真实性。这还不够，还要在每篇稿件的事实叙述当中，正确指明是非的所在，指明事件发展的前途。这样才能够符合于客观的真理，才能够达到每篇稿件教育的任务。也只有这样的告诉群众以真实，给群众以正确的世界观，才是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也才会真正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 　　关于“有闻必录”的消息，在一般的报纸上仅多着，我这里不必举例。我只把《边区群众报》上面的消息抄一篇出来看看： 　　新正县三区区长张树林，革命以后变成了中农，但是他还要群众给他代耕土地，他又怕群众耕不好，就强迫全村群众，合摊大洋60元，给他专雇一个人种地。他用的柴水，也要群众优待他。 　　他对于扩兵，是用拉夫的办法。但是他在西源村拉马管当兵，马管给他花洋60元，就免去了。他到南卜头村又拉杨宗宽当兵，杨宗宽招待他大吃一顿，也免去了。有一次，嶺村有两个群众，因为吵嘴，到区政府告状，他不问情由，将每人打一顿屁股，就算了事。他还常常毒打群众，群众都不满意他，就把他告到专员公署，专员撤了他的职位，还开群众大会斗争他。 　　这消息是一个“大众通讯员”投来的。像这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边区是绝对不容许它发生和存在的，只要有这种现象发生，就无情地和它斗争，即使是最少最少的现象。我们的报纸就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通讯员的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加以改正，以达到正确的教育意义。譬如他来稿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 　　新正县三区区长张树林，他是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他任区长的时间也很久了，正因为他任区长时间久长，所以他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气象，也就随时地抖起来了。——张区长的家，革命前是个贫农，革命后变为中农，他还想变为富农…… 　　这稿子，经过报纸编辑科的同志把它整过后，就写成前边的那一条消息。这很显然可以看出，原稿有不扼要的不正确的地方。这开头一段，改为“革命以后变成中农”就够了。因为说他变成中农，当然也就说明他从前是贫农，同时也就表明他的阶级已经发生了变化。说“他还想变为富农”，那不必要，因为没有更多的事实根据，而且即使会变为富农，也没有“口诛笔伐”的必要。至于说他是“老干部”和“正因为他任区长的时间久长，所以他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气象，也就随时地抖起来了……”，这是错误的认识。张树林的那些坏行为，是贪污腐化的表现，不能够随便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来包括；而他那些贪污腐化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主要的是由于他的阶级发生了变化，绝不能够是因为他是“老干部”，是“任区长的时间久长”的缘故。如果我们照原文给他发表了，那对于群众的教育，就会发生错误的影响，会使群众发生这样两种可能的看法：一种认为凡是老干部，凡是担任工作时间久长，都会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气象”等等，这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会对于张树林发生原谅的观念，因为“他是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这也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新闻材料的搜集和编辑，固然不要照像机似地下纯客观”地去“有闻必录”，也不要主观。而是要真正客观地从现实的发展当中去考察，站在群众的利益上，能动地战斗地去处理每一个材料。这是一个不能够展移的原则。 　　(二)关于大众科学上的问题。过去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写过一些科学小品，但是那些都还只适宜于初中学生和高小学生读的。虽然他们曾经竭力向着通俗化方面努力，但是所用的科学上的名词术语还太多，所以还和大众隔离得很远，而有些内容还不是群众急迫需要的。我们根据编辑《大众文库》当中如像《夏天的卫生》、《怎样养娃娃》这些书的经验，我们认定科学通俗化的工作，首先一定要了解群众在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赶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和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最切身的是哪些社会的和自然的现象等等。要尽量采取他们的语汇、名词，去叙述和解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真理，只有这样，对于他们才是具体的，才是合于他们要求的。我们尤其要注意搜集群众的不正确的观念的材料，很巧妙地用正面的或反面的各种方式来写，把它变成破除他们不正确观念的利器，所谓“以毒攻毒”的办法。这么活生生的写法，才能够使群众容易接受，容易把握。抽象的东西，是脱离群众的。 　　比如《怎样养娃娃》这本小册子里边，有这么一段： 　　在乡村里，常常有这样的事，小娃晚间不睡觉，只是哭，但他的父母害怕了，没有办法，只好写个红纸条，贴在墙上，上面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夜睡到大天光”。这是迷信，念上一万遍，也是没有用的。 　　健康的小娃，都能安静睡觉，如果只是啼哭，就是有病的现象……。 　　这种写法，自然还不算巧妙，但是它是相当有趣味的，我们应该多采用这种办法，最好自然是能够更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巧妙办法。 　　(三)关于大众文艺上的问题。属于这方面的理论，过去是太多了。我们只在这里把我们在工作当中经验到的加以肯定。 　　文艺是最容易接近群众的，不管你写哪一类材料，都容易为群众所爱好。不过，还是应该注意，文艺作品要为群众非常热烈欢迎，当然第一，一定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而第二，一定是要写和群众最直接有关系的材料。首先是群众的日常生活，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斗争，群众的领袖，和群众当中各方面的英雄等等。此外，在群众当中流传的民间故事的改编，也是重要的。大众文艺，绝不能够像其他某些文艺作品一样，在亭子间里面空想也可以敷衍的。群众是最有效的试金石。没有内容的东西，即使技术很好，是不会为群众所爱好的。因此，要真正写出为千百万群众所爱好的作品，一定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了解群众的生活，他们爱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迫切的要求着什么等等。从群众的现实生活矛盾中去抓取题材。自然更要在群众当中把握各种不同的人物，搜集各种典型，真正写出他们的所爱和所憎，那才是最能够深入群众的。《边区群众报》上面发表了许多故事，有些是大众通讯员投来的，有些是本社同志们搜集来的。我们经过下乡去的同志实际调查，和各方面来信的反映，都说群众对于报纸最欢迎这样的东西，而他们最爱读和爱听的是英雄故事，如像《毛主席的空城计》和刘子丹的故事等等。 　　整个的说起来，无论新闻记者也好，科学工作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他在大众化工作当中，要真正能够正确地写出或者表现出现实的真实内容，就非有正确的观点不可，有些人常常以为通俗的工作，只要是稍微具备一点普通知识的人都可以干的，那实在是错误的见解。实际上，一个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战斗的辨证法的观点，他就不会站在较高处来把握现象，来把握具体问题，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在群众当中发生巨大的教育作用；相反的，他会依据他的落后的思想，写出最庸俗的东西，甚至是有毒的东西。例如成都的《通俗文艺》第36期上面有一篇题为《日落中华》的文章，末尾有一段这么写着：“日本军士也深深知道：中国这个国家，是不能战胜的！而眼前的情势，自己国内的穷困、混乱，自己军队中的战斗力薄弱，士气颓丧，都是明白的在走向崩溃失败、灭亡的道路…… 　　下面一首日本士兵反战诗，就是例证： 　　日本乡情何处寻： 　　落雾升烟梦无痕。 　　中心悲苦谁同味? 　　华屋阿娇悽征人！ 　　这一首日本士兵的诗，且不说他写得好坏，就诗内叙述地思乡的情绪，又想到家中妻子思念他，也是一样的悲苦味。而诗的每句第一字横念，恰就嵌成了“日落中华”! 　　这篇文章，我们暂且不说它的通俗不通俗，也不必研究那首诗是不是日本士兵做的，单拿作者这一段所表现的思想来看，也就庸俗到极点!作者对于抗战必胜的看法，完全是宿命的观点，他简直是在给群众讲刘伯温的《烧饼歌》似的东西!而这就和群众固有的迷信观念完全符合。因此，只会更深深地毒害群众! 　　以上是一篇用新形式装旧内容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找一篇旧形式旧内容的出来。在西安《老百姓报》第61期上面，登了一首《咸阳童谣》： 　　过了年，日本完。 　　穿花袄，吃肉菜， 　　日本鬼子死得快。 　　春风暖，树发芽， 　　鬼子不得见他妈。 　　这也是一篇含了很深毒素的宿命论的东西。我们中国一般老百姓，大都相信童谣总会应验的，《成阳童谣》那么说，大家也就会觉得放心过年好了，反正过了年，日本要完的，而且“穿花袄，吃肉莱”，日本鬼子他就“死得快”，大家自然也可以照办。这就会更加深群众的迷信，而且使群众对于抗战也就会不关心。像这样的童谣也登了出来，当然是犯了“有闻必录”的毛病，而“录者”的观点，也就是很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通俗文艺》和《老百姓报》都是很好的通俗刊物，尤其是《老百姓报》的历史比较久，在群众当中的影响相当大，它们对于抗战，对于大众文化，都有着相当的贡献，但是他们还是不免偶尔要出现这样不好的东西。由此可见，通俗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到完全的正确，正确的世界观是大众化工作者最基本的条件。 　　二、语言问题 　　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瞿秋白先生在《大众文艺的问题》那篇文章里面指出：“现在中国文字的情形是：同时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电报等等)；(二)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三)是《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四)是旧小说式的白话。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文字了，再加上这样复杂的，互相之间显然有区别的多种文法，这叫三万万几千万汉族民众怎样能够真正识字读书?”因此，大众化工作者所写的每篇作品，要使群众一念就懂，一听就懂，一定要注意语言的运用，这是不消说的。现在我们从工作经验当中，得出以下四点意见： 　　(一)通俗。要通俗，一定要熟悉群众的口味。我们知道，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农民的语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许多是非常落后的，甚至带了浓厚毒素的。如“运气”、“命”、“元气”、“云霄”、“报应”、“显圣”、“阴间”，和一些最粗鄙最猥亵的骂人谣等等，像这些字眼就不该乱用。只有在文章当中对于这些字眼的意思进行批判的时候，才批判地用，或者是在文学作品里面，为了生动地表现某种人物的口语，万不得已非用不可的时候，也要批判地用，使读者一看就知道那些字眼的错误。除此以外，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些语言，有许多却是非常精彩的词儿和谚语。譬如有些地方的口头语形容好夸大说空话，就说它是“吹”；四川话形容一种最吝啬的人，叫做“老牛筋”，而四川话的“要得”、“要不得”在某些场合运用的时候，就比单纯说“好”、“不好”要来得深刻一些，生动一些；至于陕北话的“美得太”，是很生动的字眼，也是一看就明了的字眼；最近陕北流行的口语，如：“土包子”，在形容一个太土的人上面、是很得体的。至于谚语里边，如像陕北话形容坏透了，就说：“头上生疮，脚底流脓”，而“穷到街前无人间，富到深山有远亲”，是熟透了旧社会人情的好句子。再如像四川话的“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玉麦，不知粗细”等等，也是很好的。此外，各地还流行着一些言子字、切口、歇后语等等，如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之类；用这些来表现事物，或者形容事物，是相当生动的。虽然这些句子有点文言文气味，但是它是在群众口头上活着的语言，是种炼话，很精彩，有值得我们采用的价值。 　　(二)提高。我们通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因此，一，我们除了批判地运用群众的口语以外，有些土语，用普通话来代替，群众也能够懂得的，我们就应该尽量采用普通话来代替(自然，在文学作品里边，为了生动地表现人物的口语，可以有点例外)。譬如“现在”这个词儿，陕北人说“尔个”，可是说“现在”陕北人也懂得，那么我们最好还是以用“现在”这个词儿为好。又譬如“什么”这个词儿，已经是很普通的，各地群众大体都能够懂得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四川话的“啥子”，上海话的“那能”等等，以便一篇文章写出来，使别的地方的人大体上也能看得懂，群众的口语当中有些错误的，如像四川成都人把“里头”说成“后头”，我们就应该给它纠正，以写“里头”为是。陕北人把“不要弄坏”、“不能弄坏”、“不好弄坏”都说成“不敢弄坏”。“不敢”这个词，显然用在这些地方是不妥当的，我们也应该给它纠正。这样，使全国口语，逐渐趋于一致。二，在现代社会，新的事物一天一天地加多，群众的语言是绝对不够用的，因此对于外来语，现代语的灌输非常必要。群众并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低能，他们是能够接受新的事物的。比如边区的群众，在革命以后，他们差不多是满口的新名词和新术语，什么“民主”、“官僚主义”、“生产”，“经济建设”等等，是他们口头上烂熟了的。不说陕北，就是别的地方，在抗战以后，许多乡下人都已经熟悉了许多新名词儿，如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毒瓦斯”、“抗战”、“宪政”之类。由此证明，外来语或现代语，群众是能够懂的，我们应该有计划地灌输，自然是适当的灌输。三，群众的语言，组织是很差的，表现一种概念，常常不大精确。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范围太小，也太落后，他们所用的语言也就太少，有时候说一句话，要“这个”、“那个”地说半天，还说不大清楚。因此，我们采用群众的口语，应该要加工，把那些繁冗的模糊的给它去掉，给以精密的组织。用这些来教育群众，使他们逐渐熟悉应用合理的语法。但是同时要注意一点，精密，不是要像“五四”以来的欧化语法那样长得要命，一定要顾到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语法，不要倒装文句，要简短明了。譬如有这么一句落后群众的话：“这狗日的东西，把我振到这样子，我真是够，真他妈的狗日的！”这是表现不出一定的意思的，而且文法也不妥当。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汉奸，那我们就应该给他写明确，可以成为这样的句子：“这狗日的汉奸，把我害得这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是可恨到极点！”这当然要比较明确些，文法也比较清楚些，精密些。但是不能够写成这样子：“这个可恶的害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汉奸，真是可恨到极点！”像这种太欧化的句子，对于群众是比较难懂得的。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作为一种例子来看，并不是一定非那样改不可，像“这狗日的东西，把我振到这样子，我真是够，真他妈的狗日的”要改写得非常恰当，那自然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譬如在文学作品里边，写某人的口语，或许可能把原句保留若干部分也说不定的。不过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语言的精密，这是天经地义的。至于为了群众的便于接受，每句顶好是在10个字的上下为限，除非遇到不得已的特殊情形，不能不稍长一点，自然也容许例外，但是决不可太多。总之，每句都要做到容易念，容易听，使初识字的，乃至文盲都能够懂才好。还要注意一点，运用新的术语名词的时候，一定要顾到上下文的意思和语气的关联，以便读起来就可以想象得出那字眼的意义是什么。自然，能够在句子当中，附带解释明白，就更好些。 　　(三)清洗。因为我们中国有古文的文言，梁启超式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和旧式的白话，同时并存的缘故，所以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常常在行文当中不知不觉地会加进一些去。自然，遇着词儿不够用，非从文言或者旧白话当中取一些来应用的时候，情况又不同，但是因为大家没有明确地去对付这问题，有时候，就简直是乱七八糟地随便用，以致白话文到今天还受着文言的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大众化工作者，也在那样地干，我把手边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小册子，随便抽两本出来看看，如《飞将军万里东征》这一本里面，有“玉帛掩映”、“远涉重洋”、“鬼神泣”、“万籁俱寂”等等；《二十六年》这一本里面，有“命归幽”，“同休戚”、“鬼血红”、“不战而还”、“朔风号”、“杀气殷”、“对人云”等等。我们知道通俗读物编刊社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对于通俗读物做了最大的努力，出版的小册子也最多，有许多是相当好的，但是他们对于语言的运用还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成都的“《星芒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通俗报纸，但是里边也有许多文言字眼，有些地方它不用“说”，而用“曰”，不用“和”而用“与”用“及”，不用“就”而用“即”不用“都”而用“皆”等等；至于旧白话的字眼，也在大量地用，如：不用“说”而用“言道”，或“说道”，不用“就”而用“便”，以及“却说”、“话说”，“抓将过来”的“将”，“信义通”的“通”等等。文言的字眼，固然是已经死去了的字眼，但是旧白话里边的有些字眼，其实也已经不活在活人口上的了，“却说”、“说道”之类，你在群众当中，听见谁的口上在用？因此，大众化工作者，对于文言、旧白话的某些死了的字眼，应该有意识地来一个清洗运动，在写文章的时候，竭力用现代普通话来代替，用现代我们中国人口头上活着的话来代替。 　　(四)发展。我们中国的语言，在现代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在发展着。因为我们的祖先用着这种十恶不赦的方块字，一个字是一个音节，一个意义，所以老是把语言束缚着。但是语言本身是要发展的，而且在过去也就发展着，到了20世纪的现代，才算大大地冲破了单音节的范围，而形成多音节的，由单字变成词儿，譬如，“帝国主义”、“革命”，“经验”等等，假使你把“经验”这个词儿拆成“经”或“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们非照这些字眼用不可，而且大家也在意识地用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另外一些字眼，也在口头上发展了的，我们却是常常忽略了，如像“时”字已经发展成了“时候”，“刚”字已经发展成了“刚刚”，“刚才”，“中”字已经发展成了“当中”，“里”字已经发展成了“里边”，“里头”、“里面”，“但”字已经发展成了“但是”，“易”已经发展成了“容易”等等，但是许多人总是把“时候”只写成一个“时”字，把“容易”写成一个“易”字。自然，有些句子里边，不一定要把“能说能做”、“心里口里”，写成“能够说，能够做”或者“心里头，口里头”，这是因为“能说”、“能做”、“心里”、“口里”，它们都能够各自合起来成为一个词儿的缘故。除此以外，我们就非把“能”字写成“能够”，“里”字写成“里头”或者“里面”、“里边”不可。我们在工作当中，时常都在提醒自己要注意，但是我们《边区群众报》上面的文章还没有绝对做到，至于《大众习作》和《大众文库》上面，因为都是比较长一点的文章，更是常常忽略。这都是文言的遗毒和方块字的关系在那里作怪，这是表明一方面我们的文字还有脱离口语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就表明我们无意间还在妨碍语言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方块字换成新文字，就没有这种毛病。如果你在新文字里边单写一个SH(时)，而不写SHXDU(时候)，单写Yi(易)，而不写YUNHYi(容易)，就容易发生误会。这证明彻底大众化的前途，是实行新文字，只有实行新文字，口语才有更大自由发展的可能。但是在今天还没有普遍实行新文字的时候，我们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大众化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在写文章的时候，随时要留意这些词儿，决不要省略，要写完全，一方面是适合口语，一方面是促进语言的发展。 　　我们对于语言的运用，就是上面的四个原则。现在我从《边区群众报》里面抄一段下来看看： 　　安塞四区二乡许多娃娃出疹子(打彩)，妇联会徐主任的娃娃，奶在草村，也病了，妇联会就请梁医生开个药方，两三角钱取了一付药，娃娃吃了药病就好了，但那些求神不吃药的，却死了很多。 　　这段文章，自然还有点毛病，比如没有写“但是”，而只写“但”。一般地说起来，是相当通俗的，也有土语，也有新的名词，但是已经没有了文言和旧白话的字眼，我想不仅仅是边区的群众能够懂，在别的地方的群众，大概也会懂得的吧。 　　这里我再从《星芒报》上面抄一段土语比较多的下来看看： 　　学生在星期天出来做点救亡运动，校长们就么不倒台，这阵由校长的带起学生出来打堆捶，又咱个说！我们不怪这些提劲打靶，灯影儿不会走路，有人提线子。 　　这些话，在四川人看来是相当有趣的，但是有些字眼如像“么不倒台”、“打堆捶”、“咱个”、“提劲打靶”，别的地方的人就不太好懂，拿这两段文章比较起来看，我想前者当要健全一些。 　　三、形式问题 　　(一)旧形式问题，我这里所说的旧形式，单是指的民间形式：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唱词(包括大鼓、金钱板、道情、唱本)等等。 　　先说唱词。自然它的优点是：群众熟悉，容易上口，而且喜欢唱。但是它的缺点也却不少：第一，它有一定的句法限制，有7个字一句的，有3个字、3个字、4个字一句的，有3个字、3个字、7个字一句的，自然也有句法不太规则的；第二，是它有韵脚的限制。有了这两大限制，所以束缚性太大，而且太呆板，因此，第一，是束缚了内容的发展，不能够让你尽情抒写，这种痛苦的经验，凡是用唱词形式写过文章的人都感到过的，我这里就不举例了吧。第二，是束缚了技术的发展。一篇文章要写得恰到好处，就是要在运用词儿的时候，能够支配得确当，使那一个词儿恰巧能够表现所写的意思。但是写唱词儿，因为受了句法和韵脚的限制，常常当你找着一个很确当的词儿的时候，不是因为句子字数的限制，就是因为韵脚的限制被排挤掉了。结果，就只好用别的似是而非的词儿或者是文言的字眼来勉强代替，以致变成了不像样的东西，这对于一个作者技术的锻炼是有妨害的。我把通俗读物编刊出版社出版的《女队员巧计破案》这本小册子抄一段下来看看：“张慧敏闻听心头想，做侦探事关机密万万不能对人言，主意即定面带笑，闻言有语叫翠莲……”这里的“闻听”、“事关机密”、“闻言有语”、“对人言”，都是从文言借来的救兵，显然都是因为句法和韵脚的限制勉强用上去的，因此也就不得不表现出技术的窘迫。第三，是束缚了语法的发展。因为唱词的句子要整齐，所以每个句子都变成了孤立的句子。即使不是整齐的句子，也常常不得不要孤立。因此，连接词常常是被省略的。结果，常常把整个句子的意思分割，把文章的意思弄得很模糊，有时候甚至容易引起误解。《边区群众报》才开办的时候，也有几期登过唱词，曾经有同志写了这样的句子：“要反对，闹分裂，投降日本”。这看来仿佛是通的，但是稍微研究一下，就觉得这个句子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日本；一种也可以这样解释：反对分裂，而去投降日本。我们觉得这很不好，就没有用。从此我们省悟了唱词是限制语法的发展，而且是破坏语法发展的。第四，是束缚了词儿的发展。旧形式本来是方块字的产物，方块字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拆开，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拼拢，所以他就能够变许多不必要的整齐的花样，3个字对3个字，7个字对7个字，但是语言在今天是已经大大发展了的，譬如“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一个词儿，要意义正确，决不能够拆开用。如果拿到唱词里边用，当3个字一句的地方该用它的时候，它又太长了，于是有些人就去掉它下面的一半，写为“打日本”或“贱日本”，或别的什么“日本”；当7个字一句该用它的时候，它却是6个字，如果加一个“打”字，就成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似乎不像一句话，如果加“打倒”二字，它又变成8个字了，因此在这些地方，也常常把下面的“帝国主义”这一半删掉，编成另外的一种句子；自然在长短不拘的句子里边比较容易办，但是它究竟是6个音节，上面或下面加上动词或形容词，读起来总觉得生硬，所以又常常不被用上去，如果一遇着韵脚的为难，更是通不过，因此，在长短不拘的句子里边，也常常是被拆开来用。我看过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好几本小册子，它们几乎是很少不拆开来用的。至于一般很普通的名词被拆开来用更是常事。这种唱词的形式，我认为它很像“三寸金莲”，只有封建时代的闺女穿起来才合适，自然是要把脚缠断之后才穿得进去，至于现代的人要穿，当然只好把脚削小削尖才行，可是就要弄得鲜血淋淋。老实说，这种形式是发展词儿的障碍。 　　这种形式，我们在报纸上和小册子上运用过的结果，在大众通讯员和群众当中发生了些不太好的影响，因为这些通讯员和群众对于文化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见我们怎样写，他们也怎样写。我们曾经收到很多唱词形式的稿件，内容有新闻、有通讯、有论文、有故事，闹出许多笑话。一种是为了押韵，不得不乱安字眼的，如：“反投降，反分裂，反对倒退。”和“要时常，去慰问，优待家缘”等等；第二种是因为句子字数的限制，硬把词儿斩断的，如：“英帝本是独霸怪”和“蒋委员”之类；第三种是把旧唱本的滥调也用上来了，如“头上青丝如墨染，杏眼桃腮白又光”等等。这些例子，使得我们不能不特别慎重考虑，因为我们运用唱词形式是为的便于进行教育，提高他们，但是结果却束缚了他们在言语上、语法上，乃至写作上和思想上的发展，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群众是要学习，会模仿的，我们当然不应该使他们模仿这种束缚他们的东西。 　　那么这些唱词的形式就不能够用么?我记得我1938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面的那篇《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有这样的意见：为了和各种反动思想在群众当中进行思想斗争，应该夺取这种形式，因为群众熟悉而且还喜欢这种形式，所以敌人和汉奸都在利用它进行反动宣传，而多年传下来封建的有毒的唱本还在广大地流行着，这对于群众会发生很有害的影响的，我们应该写出健康的东西去代替它。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使大众懂得，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为了宣传教育，为了新思想的灌输，是不妨采用，以便在目前能够深入群众，尤其是文盲群众，因为人家一教他唱，他容易记熟。这个优点，我们是不应该忽略的。不过要采用，一定要突破它的限制性。第一，句子不要一定的字数，可以长，可以短，长到十几个字一句，短到两三个字一句都没有关系，总以适宜于抒写内容，并且以能够发展语言为条件；第二，韵脚自然也要，不然就不成其为唱词，不过不要呆板，为了内容的发展和语言的便利，可以随时换韵，让韵来将就我们，不要我们去无条件的将就韵。这么一来。就打破了唱词的固定形式，和比较自由些的民歌形式差不多了。也可以说是长篇的民歌，又和新的故事诗相仿佛了。鲁迅先生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词争执歌》等等，就是打破了唱词的固有形式格调的，那实在写得非常好，创出了一种新的风格。我们认为这样的旧形式，只有向着这样的方向走，才比较的有发展，自然那发展，已经不是旧有的唱词，而是另外的一种新的东西了，它这才可以作为一种很好桥梁，把群众渡过去，和新文艺握手。 　　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新文字更加普遍实行起来的时候，这种形式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被扬弃，一定会蜕变成如我上面所指出的另一种新的东西的。因为新文字一定要写口头上说得出的语言，一定要写正确反映事物概念的现代语，一定要词儿连写——绝不容许把一个词儿拆开来用，一定要很合文法，这样，文章的意思才不会模糊，才不会被误解，才会使群众能够懂。这是新文字的铁的原则。因此，用新文字来翻译方块字的唱词，那种3个字对3个字，无论如何不能够保持原状，我且把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新道理》上面的《缉私歌》找两句翻译出来看看： 　　我中华 真富丽 锦锈山河。 　　国土大 物产丰 人口众多。 　　翻译成新文字就成为这样： 　　Wo zhungxua zhengfuli gingsiu Shanxo； 　　Guotu da wuchan fung rhenkou zhungde。 　　单是这样字对字的翻译，很显然可以看出，在表面形式上已经起了一个绝大的变化，它不能够依照原来的排列得很整齐的形式写了。单是这样翻译一下，就把它的形式突破了。如果我们再稍稍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当中还有这样的问题：譬如用方块字写“我中华”，或“物产丰”，这是可以懂得的，但是新文字的wo zhung xua或wu than fung就叫人难懂了，zhung xua容易被人误会成人名，或别的意思；wuchanfung容易被人误会成“物产风”，或别的意思。因为，它们不成其为词儿的缘故，在新文字里边一定要把“中华”写成“中华民国”，把“丰”一定要写成“丰富”。而句子里边的连接词，副词一定要写上去，才成一句话，才念得懂。为了使人能够懂，上面那两句就应该写成这样： 　　womnd zhungxua minguo，zhengsh fulid gingsi-udshanxu，guotu da，wuchan lungfu，rhenkou zhung do． 　　方块字就是： 　　我们的中华民国，真是富丽的锦锈的山河，国土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这是太明显了。有了新文字，它就非向新形式方向蜕变不可。因此，我们对于唱词形式的运用，更非采取上面的办法不可。 　　此外，在韵文形式当中，最和群众发生密切关系，而且也比较容易发展成为新的自由诗的，恐怕还是要数民歌民谣了。民歌民谣，虽然有许多也是受着字数和韵脚限制的，但是大多数是比较自由些，也有长短句，也有不限定一两个韵脚的。而有许多在表现群众的思想情感上非常精彩和深刻的。我们应该大量搜集，学取它当中精彩的语言，和最富有人情味的美妙的表现法，来加以适当的改造，那倒可以成为“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诗歌。 　　张大哥， 　　李大哥， 　　出门碰着朋友多， 　　你打我来拖， 　　你拍手， 　　我唱歌， 　　有饭大家吃， 　　有酒大家喝， 　　不开花， 　　哪有果， 　　落难的豺狼没处躲。” 　　像这样的民歌，是写得非常好的，而且在语法上没有脱节的毛病，在语言上没有“削脚塞履”的毛病，它实在有许多可以发展的要素。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当中用功夫，新的萌芽已经在出现了。这对于大众化的工作，无论通俗和提高，都是有意义的。 　　其次，在旧形式当中，散文的形式，我们觉得民间故事的优点要比较多些，因为它没有呆板的句法和韵脚的限制，用语单纯、明快，多有精炼、精辟、刚健、清新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又非常适合群众的理解力，我们应该多搜集些来，加以选择，再加以改编，写成一些比较完整的短篇，同时我们也批判地学习民间故事的一些方法，编些新的东西，这是把群众引向新文艺最好的办法。 　　(二)新形式问题。我们认为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最好还是以多采用新形式为适宜。这不仅仅是消极地进行教育工作，同时也是积极地提高群众。我们《边区群众报》才开始出版的时候有些同志不仅对于时事、故事，采取了韵文形式，甚至通讯、消息也采用过。后来因为感觉缺点太多，才不用了，现在是除了歌谣还批判地采用着。其他一切，都完全采用新形式。结果是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证明群众是能够接受新形式的。不过，我们对于现成的新形式，是特别避免了那些为群众所不容易接受的成分：在结构上，避免起头和结尾的突然，避免段与段之间的突然；在句法上，避免欧化，避免冗长、倒装、转弯处前后不衔接的现象，等等。 　　四、技术问题 　　关于技术问题，我觉得没有多的话可以说。因为在上面三个问题里边，都多少把技术问题包含进去了。我们这里大体上可以说的是：大众化的作品，应该注意素朴的作风，不要玩花头。但是素朴不是繁琐，而且切忌繁琐。描写要明快，要确实，要单纯，可是又要逼真。自然要逼真，有时候不免会复杂，譬如透彻地写一件事的经过，或者描写一个人的性格等等。不过，不管怎样复杂，在描写的顺序上，层次一定要清楚，句子还是要单纯。单纯再单纯，它也就会复杂的，总之，不管怎样复杂，只要中心简明扼要，仍然是为群众所理解的。 　　五、大众化的前途 　　真正应该走的大众化的道路，我们认为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办法，而且也是经过考验的办法，从那些办法，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前途： 　　第一，它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在思想上使他们接受新的世界观；在语言上丰富了他们，使他们用它来表现事物的正确概念；在形式上，使他们接触了多样性，逐渐从旧形式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并且可以发生渡到新形式的桥梁作用。总括起来说，这是把群众逐渐提高到较高的文化水平的具体办法。 　　第二，这种在大众化意义上的通俗化，它不仅仅是发生普及的作用，它在工作当中不断地受到群众实际要求的影响，不断地在群众当中受到各种考验的结果，通俗化本身将不断地受到改造，更加丰富了自己。譬如在发展群众语言上，改造各种旧形式上，对于群众生活、思想、感情的认识和吸取上，都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新文化一定会有很多贡献。那么，对于大众化的提高的那一面也将起着提高的作用，以丰富新文化。 　　第三，这样真正施行大众化的结果，它还可以解决民族的形式的问题，因为大众化工作者是非要时时刻刻接近群众不可的，他们将和亭子间的作者有很大差别，他们真正地去了解群众生活、人物性格、风俗习惯、语言等等，他们要为群众说话，真实地表现群众的一切，而这一切又回转去，在群众当中被考验，什么是要得的，什么是要不得的。大众化工作者于是又加以改造，经过十次，百次、千次，这么反复的考验、改造，他们将要创造出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东西。这对于民族形式建立，将要起着很大作用。 　　(载1941年5月《大众化工作研究》) 　　注释： 　　① 本文于1940年10月19日写出以《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发表在1940年11月25日及1940年12月25日《中国文化》第二卷第3期及第4期上，1941年经修改后再发表在《大众化工作研究》上。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何俭朝，高西莲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