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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目前通俗文学的重要

周文

(1938年 成都) 　　新文艺运动自从民国12年在四川开始萌芽以来，一直到现在。无论从质从量方面看来，是有了很显著的进步了的，就我个人在短短几个月当中所看见的，像《四川风景》、《金箭月刊》这样整齐的文艺刊物，像《惊蛰》、《群众》、《火炬》这些综合刊物中所登载的文艺作品，从现在全中国一般所达到的文艺水准看来，虽不能说它完全合了那水准，但也不见得低落得怎样十分厉害，然而为什么这些刊物，在月前抗战紧张，更需要教育大家的时候，竟至或夭折勉延残喘呢? 　　自然，理由是多得很的：1. 文艺作品没有完全配合着抗战的最大要求，2.教育的不普及，文言太多，文言文的根深蒂固限制了它的发展等等。这些，自然是不可漠视的重要理由，然而不能是唯一的理由，正如在抗战的目前，要提高文艺水准，精深的理论和纪念碑性的作品成为非常的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一样。 　　我们应该知道，这里有它更重要的一面在。 　　为什么我们这些刊物会夭折或勉延残喘呢?是销路不好。为什会销路好呢?这里该使人们明白这是为了什么，而使我们发生最大的猛省了吧。 　　我们又看看另一方面的一些事实吧：为什么川戏馆那样多，却每个戏馆都挤得满满的观众呢?为什讲圣谕的一站上凳子，便等着许多不识字的人去听呢?为什么说评书的把戒方一拍，挤满茶馆的大家都鸦雀无声呢?为什么金钱板、道情会吸引一大堆一大堆的苦力们呢?他们不是和我们同样处在文言文的世界里么?为什么他们拿着白话却通行无阻呢?这里又该使我们明白这是为了什么，而使我们发生最大的猛省了吧。 　　我们过去的文艺运动，无疑是发展了的，然而这发展是脱离大众了的，只象迎头赶上和全国的所达到的水准齐一，单单注意了这一面，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渐渐发展到牛角尖去了。表面看来，虽然好像是发展，但其实是萎缩。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艺是在人民大众这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我们中国经过“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直到“七八”、“八一三”这道路，在文艺上所达到的成果，凡为读者大众所爱好的，都是与大众的血脉相通的。然而我们四川呢，为了急于赶上，几乎成为凭空的产物了，它又怎会普遍地为大众所爱好所接受呢? 　　诚然，迎头赶上并不是不对，在要接受全中国已经达到的成果要提高我们四川的文艺水准，“赶”，不但不是不对，而且是应该的，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要把我们的脚深深踏在大众中。一面在提高我们时，一面要提高他们，使大家一齐来“赶”才对。如果和大众脱了节，你即使拚命赶上去了，又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这无怪刊物的夭折，勉延残喘并不是偶然的。事实是如此，如果不想办法，四川文艺也只有永远萎缩下去。 　　尤其是当我们民族在这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动员民众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对于教育大众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放在我们每个从事文艺工作者面前。要真正担当起这样伟大而艰难的任务，对于我们的文艺工作，更应该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首先，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的生活浸到救亡工作中去，真切地去感受和了解大众的生活，要求和希望，吸取新鲜的养料，说出大众真正要说的话。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必要的，除了这以外，一个为了抗战的文艺作家没有第二条路。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打开大众文艺这道门的锁匙，才能真正使文艺水准普遍的提高。 　　因此第二，为了使文艺水准普遍提高，我们应该竭力采取大家能够接受的东西，这里我们应该向通俗作家学习，向川戏评书金钱板、讲圣谕、花鼓、道情、山歌、小调，乃至儿童文学学习。自然我们并不要学它的内容，(而且要抛弃那些陈腐的内容)而是要学习它的形式和技术，了解它为什么一般大家那么喜欢它，用它的形式和技术来装进我们新的内容去。 　　一种事物的发展，一定有新陈代谢，有蜕化，我们的利用旧形式，并不是迎合大众，降低了文艺，相反的，真正的刚建、新鲜的文艺，只有从这蜕化中才能健全地生长起来。它将来所蜕化出来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旧的，而是新的另一种东西了。 　　其实“迎合”也好，“降低”也好，还不是我们目前应该急切担心的。重要的是：抢救民族，抗战第一，只要是能够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的东西都应该全部拿出来。 　　(原载1938年3月20日《战潮》第1卷第1期)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何俭朝，高西莲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