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当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浪席卷中国大地时，像许多善良、正直而又被卷入这一风浪旋涡的人一样，史书翰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绝望中。他的工作涉及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活动，他不能说话，不愿意说话，他认为只有毁灭自己才能得到灵魂上的安慰。
　　也许人们有理由认为他过分脆弱了。但在当时情况下，这样才更见其人格的高尚。在许多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死不足惜，死是一种自白，是一种抗争。
　　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他就参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从1958年至1965年卫生部保健局撤销，他一直担任保健局局长。“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看作“修正主义”的罪恶人物。他们妄图以他为一个突破口，打倒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而毁灭我们的党。史书翰显然明了这伙人的恶毒用心，他无意解释什么，更不想为自己开脱，他认为只有这样死，才是对党的领导人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自己清白一世的负责。
　　8月24日，史书翰在中医学院被“造反派”围攻一天一夜，未能回家。第二天上午，他又被带到中南海斗了一上午。中午回到家里，没有吃饭，只说想休息，便服下安眠药倒在床上“睡”了。下午x x x来叫他开会叫不醒，发现桌子上史留的条子，这才明白了一切，立即打电话叫其爱人回来，把史书翰留下的一张纸条拿给她看，那上面写着:“坤贤，好好教育孩子，听毛主席的话。”
　　抢救工作进行到27日。他就这样长眠了。他以死表示了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抗议，表现了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对“文革”的不妥协和否定。他的死是壮烈的。
　　1909年，史书翰出生于山西沁源县城关一个中等耕读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民国初就读法政学堂，在司法部门做过公务员，以后以教书、行医维持家计。史家兄弟四人，史书翰排行第二。四兄弟中，除大哥从小务农主持家务外，其余三人和小妹都参加了革命。三弟史国森，少年倜傥，才华出众，中学生时代加入共产党，曾任沁源县委书记，是三十年代山西党的骨干分子，后入延安抗大学习，1941年奉命到冀北开辟工作，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
　　同三弟的性格、经历形成显明对照，史书翰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经过反复对比和思索，了解了革命，认识了共产党，终于在自己年近而立之年，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携眷投奔了八路军。
　　无冻馁之虞的家庭和风云激荡的时代，铸就了他的忠厚、认真，沉稳、内向的性格和希图平等竞争，有事不求人的独立意识．他幼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读了三年高小。1924年至1927年，他在河南开封一家私立医院学医。
　　在河南最后一年的经历，给了史书翰终生难忘的影响。1927年6月，经过冯玉祥“调停”，宁汉合流，结成反共协议，反革命白色恐怖遍布全国。开封监狱里突然增加了许多共产党“犯人”。当时，史书翰已经在监狱医务所谋得一份工作。共产党“犯人”大都遭受严刑挎打，史书翰随之忙碌起来，这样，他便有机会平生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人。有一次，他借看伤机会问一位受过重刑的“犯人”为什么遭此挎打。那“犯人”冷冷地说：“他们要我说出共产党来。”“你不害怕吗?”史书翰好奇地问道，回答是：“不要紧，为了革命我什么都不怕。三十年后你看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
　　不久，史书翰因病辞职回家居住一年多。在此期间他与同学、沁源地下党活动分子胡奋之兄弟来往较多，了解到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南方朱，毛游击队活动情况以及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时，史书翰对革命的了解还只是出于关心国家前途，他的目标是继续求学，学到谋生的真本领。1929年，幸得寡居的姑母资助，他借了堂兄的中学毕业证书，冒名考入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在校学习四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边学习边教学。1935年，由于他学业优秀被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专攻人体解剖学。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对国民党不抗日痛心疾首，这些都极大地刺伤了他的爱国热忱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归国途经天津时，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急速赶到太原，任后方医院医务主任参加绥远抗战。但国民党的绥远抗战如同儿戏，被敌人一击即溃，全线撤退。史书翰激奋而来，丧气而归。与国民党军队形成明显对比，装备低劣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打了很多胜仗，共产党威名大振，史书翰决心投共产党，找八路军。他找到胡奋之表明了心迹，请求指引。11月他与妻子范坤贤，胡奋之的一个弟弟一行三人前往洪洞，参加了八路军。
　　经过长期切身体验和观察、比较的史书翰，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就以全心身投入这伟大的事业中。他认真去体味新生活的一切方面，知之愈深，爱之愈切。他先在八路军卫生学校当教员。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日记，详细记录了卫校参加战救、从事教学、宣传群众的火热生活。他是教员，学员们朝气蓬勃的革命激情又深刻地感染和教育着他。他写道：“生活、劳动锻炼着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把生活与抗日战争、党的事业联结在一起。他们勤奋学习，除了想到革命需要外，别无所欲。”他写的是大家，自然也是他自己心理的写照。
　　1938年3月，他升任教务主任，10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他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医院医务主任。1940年3月，卫校迁至延安柳树店，不久改名中国医科大学。与此同时，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即原八路军总医院)也迁来柳树店。史书翰任该院副院长兼医大教育长，1942年秋，他又改任医大副校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在这里辛勤工作了整整八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务技术人才。
　　在中国医科大学这所红色的窑洞大学里，史书翰的生活是紧张、充实而愉快的。他把自己对党对民族的忠诚和全部学识才智倾注在工作中。史书翰是专攻人体解剖的，他深知尸体解剖在医学教学的重要作用，他克服困难，在卫校第一次使用尸体解剖进行教学。他不仅亲自编写教材，而且亲自领导了实验室等一批教学设施的建设，就连学员的毕业证书设计也出于他手。他经常激动地说：“党这样信任我，我只有努力工作才是。”
　　史书翰是一位称职的医生，医学教育领导者，又是一个深受学员欢迎的教员。他主讲解剖学，还兼过内科、外科、皮肤科课程。教学书籍缺乏，他就把自己的德文版《解剖学》利日本版《解剖学》放在班上，还自己编写了一本《解剖学》。他循循善诱，有求必应，诲人不倦，既是严师又是慈父，给学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史书翰是一个很注重个人修养的人，他主张无道德便不可能行医，无道德便不可能革命。他认为勤勉、正直，与人为善应当是一名医生的立身之本，如果是医生加革命者，那就更应当忠于此道。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是他的需人，他都同样对待。1942年王观澜重病，住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彻夜守护，连打针、灌肠等护士的工作他都做。1946年前后在晋绥军区司令部任副部长，一位同志的家属难产，他在产妇身边守护三天两夜。60年代初王震同志患肠梗阻，他日夜守护。在延安时药物很缺，一个同志的孩子病得很严重，他把自己带去的仅有的磺胺类药给病孩用了，救了孩子的命。他就这样把为病人治病看得高于一切。他一心想着工作，总是早起到医院学校各处看看，1941年的一个早上，他到医院去，发现一个司药把病人的药甘汞给错拿为升汞了，避免了一次人身事故。正是由于他的医德和医术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许，延安整风以后，组织上分配他负责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后，党和军队的干部纷纷奔赴全国各个战场。贺龙同志提出要史书翰随他出征。史书翰离开了他工作了八年的医大，转战华北、西北，先后任晋绥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军区卫校校长，晋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军区卫校校长，西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西北人民医学院院长，同时，还兼任西北军区卫生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兼政委。
　　史书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远见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人才的重视。他多次表示，他最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抗战胜利后，他虽然离开了中国医大，负责西北军区的卫生工作，但始终兼任军区卫校校长。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胜利在望，史书翰考虑到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积极向军区领导建议将军区卫校改为西北医学院，扩大招生。在没有校址、教师缺乏的困难情况下，为使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不致失学，他决定相继在晋南，北平招收青年学生一千余名。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他及时请示上级同意将学校定在西安，并亲自选定校址，筹备开学。他特意要求校园里要多种苹果树和玫瑰花，一定要注意环境美化。此后，他利用参加保健工作出差之便，多次在西安、北京、上海招聘各科教授、讲师和技术人员，使学校在选址、建筑规划、环境、教学水平等方面都具备了第一流医科大学的水平。
　　1950年，西北医学院改名为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史书翰继续兼任该校校长直至1952年参加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离任。多少年来，每当四医大的老校友看到整洁的校舍，满园的苹果和玫瑰，都由衷地怀念和感激老校长。
　　1953年至1957年，史书翰先后任总后卫生部教育处处长、训练局局长、总后学校管理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医学教育训练。
　　1957年，中央决定调史书翰任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史书翰深知这一工作责任重大，他有点犹豫。当他得知他的工作是朱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过态的，便愉快地离开军队，走上新的岗位。此后，他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不分昼夜地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直至1965年，中央决定撤销保健局，他改任卫生部副部长。
　　史书翰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清正廉直，谨虚慎密，他极重道德修养，无私无怨，默默奉献，不求闻达于世。他以高尚的情操和医德，堪称人民医生的一代楷模。史书翰不幸去世后，党组织对他的一生曾作出公正的评价。1975年9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王震副总理等出席。1979年6月，卫生部又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王震、李井泉、余秋里参加了追悼会，叶剑英、陈云、彭真、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送了花圈。这才真正得到平反，他可以安息了。(冯彩章 李葆定撰写 范坤贤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