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常春是陕西绥德人，1909年1月24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八岁开始读书，因家境困难，十七岁辍学，到清涧县薛家渠小学任教。1927年返回原籍，在中药店学徒谋生。在那里逐渐熟悉中药业务，获得“本草”知识，还留心自学中医。他做事细心负责，勤学好问，深得坐堂医生的赏识和指点，故而进步很快，四年后就在药店里坐堂应珍。那时的陕北，反动统治下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到处掀起了反抗运动。许多人参加了红军，把求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33年李常春也加入这股洪流闹革命，在革命运动这个大学里，李常春更清楚地树立了自己的理想，经过王学善介绍．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指派他在绥德南区一带开辟农村工作，爬山翻沟，吃苦耐劳，走村串户，给穷苦兄弟讲革命形势，一面给穷人解危济急诊病施药，一面到处发动斗争，和群众一条心，得到群众拥戴，人们称呼他为李善人。一年多以后他被任命为区委书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频繁的战争有许多伤病员需要更好的治疗。擅长中医药的李常春，在1935年调到绥德医院担任医务主任。随后从1936年到1939年又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宣传部长和延安市委组织部长。以后还担任过边区干部休养所长和边区卫生材料厂厂长等职。党中央没有到达陕北以前，这里的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连年荒旱，饥寒交迫，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根本谈不到卫生保健问题。疫病流行，缺医少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抗日战争爆发，陕甘宁边区成立，陕北特别是延安成为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注视和向往的革命圣地。但由于过去反动派长欺压榨，灾荒和战争创伤，根据地正在建立和巩固，加上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卫生事业还不可能及时开展起来。巫神猖撅，伤财害命，医药条件很差，人民吃药就医仍然非常困难，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采取许多措施，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差不多在1938年创办边区医院的同时，边区民政厅委托李常春同志着手筹建保健药社。边区干部保健委员会与边区民政厅投资，合股开办并经营管理，采购了2000元的中药，聘请了几位有经验的中医，于1939年7月在安塞冯家*(左土右丐)成立，李常春担任该社社长。保健药社，民办公助，其宗旨是“发展地方医药事业，受各卫生机关之委托，推销中西药品器材，采集中药材原料，尤其提倡土药材，解决民生困难。”边区药材资源相当丰富，李常舂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带领大家采药制药，施珍看病。有一段时间，根据上级指示，保健药社曾和边区制药厂合并，以中药为原料开展药品生产。李常春以身作则，努力完成任务。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以后，边区政府遵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卫生工作的领导，边区政府成立了卫生处。1940年10月，保健药社也由制药厂分出，并从安塞县迁移到延安市南关，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总社”，社主任仍由李常春担任。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卫生处还决定在边区各地逐渐成立保健药社分社。李常春身负重任，在建立分社，组织和团结中医药人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中医药人员参加边区卫生事业建设，1940年6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和卫生处在延安召开了“国医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同时成立了“国医研究会”，产生了这个研究会的执委会。这次会议还为延属各县建立保健药社创造了条件，与会40多名代表成为有关县市保健药社的骨干力量。1941年5月1日边区中央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包括改进与发展边区卫生工作的条文。同年5月，边区政府又专门讨论了卫生工作，要求在绥德、陇东、三边即时成立保健药社，继而在各县逐渐建立，担负医药供给，并协助各该地推进一般卫生工作。会议还进一步明确了保健药社工作任务。认识建立保健药社的迫切性，要求把保健药社的建立逐渐扩大到整个边区。1941年9月边区政府制定了优待国医条例，家属照顾，生活待遇，负担减免等方面问题，采取许多优待政策，进一步调动了边区中医药人员的积极性。同月，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要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药、加强中西医药团结、共同开展边区医药工作的问题。会议强调要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国医研究分会的建设，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会议选举李常春同志为会长，阎劲荣为副会长，欧阳竞、毕光斗等十一人为常委，总会办公会址就没在延安保健药社。这次会议不仅促进保健药社继续发展，而且对促进边区中西医团结合作产生重要影响。李常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对发展保健药社，团结中西医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会议结束时，边区政府领导人林伯渠主席及谢觉哉秘书长等均讲了话。1941年11月国医研究会在延安召开首次常委会议，制定了工作计划，决定宣传与发动边区人民利用农闲时刻从事药材生产，由保健总社制定各地各种药材标本及其名称，供给各地农村群众采药时参考。还研究了收购药材的办法。同时，还决定了1942年的工作计划，准备在农村施种牛痘，将卫生防疫工作列入重要议程。
　　在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经过几年努力，截止1943年7月，全边区保健药社已建立22处，国医人员也发展到30多人，边区多数县市都建立有一个中医药机构保健药社的分社，形成了以延安保健总社为中心，以各县市分社为基础的医药卫生网络结构。延安保健药社从各个方面得到很大发展，药社建立之初只有资金一千九百多元，到1943年发展到20多万元，1945年扩大股金一亿一千余万元，盈利及股金分红都明显上升。药社新建了门市部、宿舍及办公地址，还附设了杂货铺及摄影社。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延安市“魁盛祥药铺”也吸收加入，使药社在医疗业务技术和药物质量方面得到加强。李常春同志和他的战友在此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分别到有关县区组织药物收购供销，扩大药社业务，还在敌顽封锁、交通困难的情况下，扮商人、骑毛驴、赶骆驼、徒步行，到西安、山西、河南等地组织货源。药社重视药材质量，疗效可靠，价钱公道，深得群众信赖。保健药社的成立对改善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总社外，各县药社每社至少有一至二名中医及司药人员。随着保健药社的发展及国医研究会的组织，到1945年边区中医人员已达1047人。1944年以后根据边区政府卫生处的指示，保健药社更注重把服务对象直接面向群众，“第一任务是诊治群众的疾病”。李常春同志身为延安保健药社社长，竭尽全力为群众服务，不分早晚寒暑或过节假日，有患者求治，从不托词推诿，即就是大年初一，遇有出诊，他就急忙前去。他诊疗细心，医术高明，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群众赞誉“李善人是咱的贴心人”。仅据1944年1至4月统计，经他治疗的患者有1600多人。因他清廉正直，对患者及其家属的馈赠总是婉言谢绝。这样就为群众节约30余万元。被政府誉为“模范中医”。李长春同志的模范行动，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据统计，延安保健药社和清涧、安塞，曲子等县保健药社共治愈病人23600多名，出诊1800余人次。他们对抗属看病免费，药价优惠折扣，贫困户也予照顾，深得群众拥护。
　　保健药社取得许多成绩并有了发展，但仍然不能适应边区医药工作的发展形势。建立区、乡级药社及卫生合作社已成为更广泛地开展医药卫生群众运动的迫切需要。1944年，延安曾流行伤寒和回归热，农村病人到城镇看病很不方便，巫神相机活动，群众迫切要求建立小型医疗机构，1944年4月，延安市总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布置各区成立卫生合作社。市政府给每个区投资四万元，采取公办民助发展，以便利人民看病。会后李常春、毕光斗等人发起，提议建立延安市南区大众卫生合作社。同年5月28日这个合作社就正式成立。保健药社入股100万元，并派医务人员义务门诊，协助开展业务。中央领导同志如李富春同志在该社创办过程中给予关心和指导，曾亲自写信帮助募捐，边区各医药卫生单位赠送给药材、器械予以支持。1944年7月延安市东北的卫生合作社成立，延安保健药社赠送给价值十万零四千元的药材。此后，这种民办公助的卫生合作社也相继在广大农村广泛建立起来。到1947年边区各区均有一个保健药社或卫生合作社。中医中药成为农村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但是开展边区卫生工作单靠中医也是不行的。人们知道，由于几千年传统习惯，中西医门户之见严重。很长时间里，中西医互不信任，互不服气。在边区也存在有这种情况，医院没中医，药社没西医，医院有西医，农村是中医，中西医不团结合作，不利于医药卫生工作的发展。李鼎铭先生主张中西医结合，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务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主席说，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很快得到贯彻，边区召开了卫生动员大会，动员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讨论了群众卫生工作问题，李鼎铭就中西医团结合作问题做了发言，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就成立中西医研究会问题进行酝酿。为在组织上保证群众卫生运动的开展，边区政府卫生处在1945年3月也改为卫生署，王治邦、李治和曲正分别任署长、副署长。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成立，总会成立大会由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亲自主持，有延安的中西医界著名人士参加会议，选举李鼎铭副主席、李景林厅长(民政厅)为正副会长，李常春、毕光斗等13人为常务委员。中西医研究会的成立是边区医药工作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该会举办中医训练班，延安保健药社派出有经验的中医授课，并在保健药社进行实习。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延安保健药社转移到清涧县解家沟花岩寺，历时约一年左右．这是艰苦斗争的一年，保健药社和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投入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转移前他们除带走贵重药材外，其余药材物质坚壁隐藏。1948年延安光复，保健药社返回延安，可是原有社址已满目疮痍，隐蔽资材被毁皆空，药柜木器也失落一尽。李常春带领大家投入了紧张的恢复重建工作。边府民政厅拨给他们数百但小米作为资金，用以购置药材，不久，药社就恢复正常经营和医药业务工作。1949年药社举行代表大会，重新颁布社的暂行章程，选举产生了社的董事会，李景林同志任董事长，李常春是委员之一。药社工作经过恢复和进一步整顿，工作更加正规而有新的起色。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全国解放后，1950年延安市成立了“陕北药材供应社”，李常春同志兼任经理。1953年保健药社改组为“延安中医诊所”，李常春担任所长。1955年1月中国药材公司延安分公司成立，同年7月，“中医诊所”撤消，分别合并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延安药材公司。他曾担任延安医药公司经理、陕西省药材公司副经理，1958年调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又调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随后为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顾问，并晋升为主任医师。
　　李常春同志到西安医学院一附院工作，这是一个崭新的环境。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和人民医生，在大学的知识分子海洋里，不卑不亢，他不仅如饥似渴地温故知新，和其他同志切磋技艺，使数十年的实际经验注入新的营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医理论和技术水平，同时他那对革命理想的坚定意志和执着追求，对同志谦逊诚实，对患者关心体贴，对工作积极负责的作风也给周围同志以无声的感染，获得大家的尊敬。
　　有实际经验而又虚心好学的人，在学术上尊崇先贤但尊古而又不泥古的人，在工作中就必然会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李长春正是这样的人，举几个例就够了，酒*(左皮右查)鼻是皮肤科常见病之一，治疗办法虽多，但疗程较长，见效较慢。他经过细微的观察，研究发病原因，认为该病系热毒侵袭所致，以此立论他研制成功了“红香膏”外用治疗，该药由红粉、冰片、薄荷脑组成，经过20年临床验证，有效率达92．6％，深受患者欢迎，这一疗法已被高等医药院校全国统一教材及一些皮肤科专著收载推广。他有关本病病因的热毒之说与现代医学认为该病系由毛囊虫致病之说甚为接近。常见病“瘰疬”的病因病机乃气、痰、湿结聚发病，治疗应突出“散结”之法，以此立论他以藤黄，鸟贼骨、麝香等药组合创制了“藤黄散”，经临床应用，疗效颇佳。李常春常说：“先贤经验虽然宝贵，但并非完善无缺，求古训，要重在创新”。
　　李常春同志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是一位勤勤恳恳忠于人民的职业革命家，又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民医生。1983年12月18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他的优良品质和出色贡献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赵石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