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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一根红丝线

王琳

1941年10月19日。 　　延安秋高气爽，明媚的阳光挂在宝塔尖上。大路上人马不多，干部们都在窑洞里工作学习。这里那里地有几个农民正在劳动。 　　愉快的《信天游》在飘荡： 　　宝塔高来延水长， 　　延安真是好地方。 　　白格生生的云彩蓝格茵茵的天， 　　小米香来玉米甜。 　　下午两点多钟，三辆大卡车从南边向延安驶来，车上坐着一大群生机勃勃的青年；是中共重庆办事处送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带队的龙科长热情洋溢地给他们介绍着： 　　“这里是边区政府。旁边那是边区大礼堂，边区参议会开会的地方，剧团经常在这里演戏。” 　　拐过弯来，龙科长指着那闪闪发光的小河说： 　　“这就是延河。” 　　“呵!延河!咱们快喝上延河水了!”一个明眸洁齿的女青年兴奋地呼叫着。她的大眼睛在闪光，她脸上的红霞在闪光，她脖项上那五彩缤纷的小围巾也在争相辉映。她兴高彩烈地唱道： 　　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过了王家坪、杨家岭，汽车在兰家坪停了下来。龙科长道： 　　“这里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大家先在这里住下。” 　　各人都在打点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车前围了一小堆看热闹的人，一个抱着胖娃娃的女同志对那光彩照人的女同志叫道： 　　“王琳!你来了?” 　　“呵哟!曾克!你已经有孩子了?”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就住在招待所旁边的兰家坪，我——王琳被分到文抗工作。 　　一天，我和曾克在我们住的那排窑洞前散步，忘了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曾克说： 　　“你说好玩不好玩?” 　　“太好玩了，哈哈哈。”我前仰后合地笑着。“哈哈哈，哈哈哈”，连山那边都应和起来了。 　　“你还是那么爱笑。”曾克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时候，同学们都叫我喜鹊。哈哈哈。” 　　“喜鹊，这名字取得真好，成天唧唧喳喳的。咦!柯仲平!”曾克扯了一下我的手。 　　“柯仲平?”我这才看见高长虹的小窑里，侧面坐着一个络腮胡子，两手扶着一根手杖，手杖夹在两条腿当间，正在说： 　　“直到第三次，他才把好酒拿出来，这就是商人本色。” 　　我还来不及做出更多的反应，曾克就把我拉进了窑： 　　“柯先生，这是王琳。你们是同乡，她才从重庆来。” 　　“呵!柯先生!” 　　“哦!王琳。哪个林字?来了好久了?” 　　“树林的林加个王字旁，来了才十来天。” 　　“怎么来的?一路上还好走吧?” 　　“是重庆办事处把我们送进来的，坐的三辆大卡车。” 　　“哦，那来的人不少吆。” 　　“怕有一百多个。” 　　柯先生以长者的身份拍拍我的肩：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我刚才看见你在哈哈大笑。你是哪个县的?” 　　“石屏的。柯先生呐?” 　　“广南的。我们都是滇南，相距不远，我住在文化沟民众剧团，你来玩。” 　　“好，我来玩，就怕找不到。” 　　“好找得很。从这里往那边，第二个沟口拐进去走到底便是。” 　　我们想到柯先生还要与高长虹谈话，便告别了。 　　出来后，曾克问我：“你读过他的诗没有?” 　　“没有，可我知道他是诗人。我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时候，睡在书窝窝里，其中有两本，就是柯仲平的；一本叫《边区自卫军》，一本叫《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这哪像个诗的名字呵!‘的产生’三个字完全可以不要。” 　　“是吗?” 　　“可不是。老黄曾对我说过，现代中国诗人的诗，他最喜欢两个人的，一个是柯仲平，一个是高兰。我还知道他是云南人。” 　　一天，我看见柯先生路过我的门口，便从窑里跑出来叫：“柯先生，你来干什么?” 　　“我来开会。” 　　“你开了会到我这儿来，我请你吃腊肉，我自己腌的。” 　　开完会，柯先生来了。我用一个菜碗口大的小炒勺给他炒腊肉。柯先生说：“真香!” 　　“是香，吃着没有闻着香。”我把炒勺拿到他面前，他夹了一块： 　　“真香，吃着比闻着还香!” 　　“真香吗?那是因为你多年不吃家乡的东西了，多吃上几块吧。” 　　“这个小鬼真能干。哎，你哪天到我那里来，我请你吃羊肉。” 　　“呸!臭死了!我闻都闻不得。” 　　“那就吃猪肉。来呵!你到了文化沟，一直往里走，到沟底，右边山上有一排窑洞，那就是民众剧团了，我住在最后一孔。 　　这一天，天朗气清，我去看望柯先生。 　　我一个人在文化沟走着，愈走愈狭窄，愈走愈荒凉。看看天，天象一条缝，夹在两个光秃秃的山头之间。我不禁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往里走。正感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突然看见右边山上出现了窑洞，找到小路直奔上去，曲里拐弯来到最后一孔窑洞前高叫： 　　“柯先生!柯先生!” 　　柯仲平兴冲冲地跑出来：“呵哟!小鬼来了!快进!快进!” 　　我气喘吁吁地：“哎哟!找死我了!以后再不想来了!” 　　“哦哟!一回生二回熟吆。能从外边跑到延安来，就不能从文抗跑到这里来?” 　　“谁叫你住得那么偏僻，窑洞也这么小!” 　　“是没有文抗好。不过对我说来，这已经是天堂了。那年我们筹办边区文协，在南门外一个烂窑里把一口棺材抬了出来，我和林山两个人住了进去，你当!” 　　“真不简单!” 　　“革命，不简单的事多的是，你也得准备着吃点苦。” 　　“早都准备好了。” 　　第二次我去看望柯先生时，他已经搬到南门外的边区文协去了。 　　我把他那又小又黑的窑里打量了一遍，说： 　　“你太脏了!看你这衣服。看你这铺盖!让我给你洗洗吧。我可不会缝被子，你找一个女同志帮你缝缝。” 　　说着我就拆被子，唏里唰啦洗了起来，边洗边说： 　　“快把衣服也换换，我一齐替你洗洗。” 　　我们延安有两种沙发，一种是凳子做的，把凳子靠墙平放下来，四条腿朝外；一块木板一头搭在凳子上，一头靠在墙上，再垫上一个棉大衣，坐下去可舒服哩。还有一种土沙发，打窑洞时就着原来的土挖成一把沙发，在上边铺上一件棉大衣就成了。柯仲平窑里就有一把单人沙发。有一天，他坐在沙发上，不知谈起什么来，我笑得弯下了腰，蹲在他的面前，扶着他的胳膝直笑。他抚着我的头问： 　　“你愿做我的侄女呢?还是做小妹妹?” 　　“做小妹妹吧。”我不知怎么竟这样说。 　　延安的春夜，上弦月斜挂在西山顶上，亮不过山头上窑河里的灯火。万籁俱寂，只有草丛里的蛐蛐叫得特别刺耳。 　　一个人从南门外走来，穿过被敌机炸成一片瓦砾的城池，出了北门，上了西边的一座山头，推开一孔小窑的门长驱直入。 　　我正坐在铺着一块大方格花布的桌前埋头苦读。柯先生的鲁莽行为，几乎把我吓了一跳。他的大胡子，在微弱的豆油灯光下，显得特别茂密特别黑。他的风度，他的形象，使我感到进来的是一个古代的骑士。 　　骑士进得门来，没言没语没打招呼，顺手拿起土沙发上的月琴叮叮咚咚弹将起来，边弹边唱： 　　日落西山花落台， 　　蜜蜂采花阵阵来； 　　鲜花朵朵随人采， 　　蜜蜂偏朝这边来。 　　…… 　　他唱得陶醉，唱得酣畅，简直忘了周围还有人。最后他说：“今晚我就在你这里写诗。” 　　他掏出诗稿，坐到桌前去。 　　延安没有什么供人游览的风景名胜，只有一个个野趣横生的黄土山头，任凭情人们幽会游玩。 　　这天，柯先生好不容易忙里偷闲，我们两个人就到山上去转悠。采得了一束红艳艳的山丹丹花，那束黄澄澄香喷喷的野玫瑰花，准备拿回家去泡茶。我们还在四处寻找。突然，我看见一种淡粉色的，单瓣的花，便叫道： 　　“柯先生!你来看，这是什么花?怪好看的。” 　　“野牡丹。” 　　“嘿，野牡丹，比家牡丹秀丽多了。” 　　我们采了一束野牡丹，两个人依偎着坐在山上赏花。柯仲平想起了往事，慢悠悠地说： 　　“日本的樱花，也是淡粉色的，复瓣，水汪汪的，好看极了。” 　　“呵!日本!好玩吗?一提起小日本，我心里就有点那个。” 　　“哎!快别提了!我几乎坐了日本的监牢!” 　　“怎么啦?” 　　“我几乎把房子烧了。” 　　“你?烧房子?” 　　“怎么，你感到奇怪?是这样的：在日本，我自己做饭。那天，我擦着火柴去点煤气，轰!煤气突然大烧起来……” 　　“呀!” 　　“我赶紧扑呵，救呵!把手都烧烂了。房东拿着刀子要杀我——日本人那个凶相哟!我拼命冒险救火，终于，他放下刀子——他被我的勇敢感动了。因为我抢救及时，只烧坏了榻榻米——蓆子，我赔偿了他。 　　“你拿什么赔偿他呢?” 　　“靠大家帮助，连我教过的女中的同学们都捐了款。哎，今儿好不容易陪你出来玩一天，别谈这些扫兴的事了。你瞧!” 　　我朝他指的地方望去，只见天空有两只鸟在飞翔： 　　“呵!鸽子!怎么才有两个?” 　　“人，怎么才有一双?” 　　两人会心地相视而笑。 　　突然，柯先生悄悄地从后边一把把我举了起来，把我吓得大叫起来。 　　“呵哟!吓死人了，死鬼!” 　　“让咱们也飞上天去吧!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光阴似箭，1942年的盛夏转眼来到，再过两个月，我到延安就整一年，我和柯先生相识也快一年了。从冬到夏，从冷落到热火，自然规律是这样，人际关系似乎也是这样。 　　黄昏，炎热的烈日落到西山那边去了，一弯新月从东山升起，晚风习习，余热未消。 　　我和柯先生从边区文协山上跑下来，跳入顺山流过的小河里，各找一个大石头坐下，把脚泡在水里。温暖的河水，炽烈的爱情，享受着人生最大的幸福。 　　柯先生说：“文艺座谈会开过了，边区将会出现一个文艺繁荣的春天；大家都下乡去给老百姓演出。青年剧院也会下去的，你愿意吗?” 　　我撒娇地瞥了他一眼：“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怎么不愿意?不愿意我到延安来干什么?来吃小米饭?” 　　“来吃小米饭也不错吆。人们都说小米饭养人。你看延安的女同志都吃得又红又胖。” 　　“可不?我们南方人就是喜欢吃小米。你看丁玲，常拿着她的馍来换小米饭吃。” 　　“北方人可是不爱吃小米，爱吃他们的面食哟。” 　　一阵清风吹过，我把头发甩了甩：“好凉快!” 　　“凉快，也热火……琳琳，我们十月革命节结婚吧。” 　　“嗯!不!” 　　“为什么不?你不说要做我的小妹妹?” 　　“那是做小妹妹呀，我才不想结婚!一个女人一结婚，就成了男人的附属品，一举一动都被他管着，连你跟别的男人说句话他也要吃醋。”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琳琳?西北局早就催我结婚了。你要知道，从我们相见那天起，爱神就用一根红丝线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了。琳琳哪!” 　　事物总是按照规律发展着，恐怕谁也别想例外。 　　一天，我和柯先生坐在他的土沙发上，我哈哈大笑着：“哈哈，不要剃!不要剃!一个大胡子，为了结婚突然变成了个光板，太滑稽了!太可笑了!” 　　“那么，要不要请同志们来玩一玩?” 　　“不要不要!有什么请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请别人来做啥?在外面，进步的文化人结婚，都不请客，两个人同居就是了。” 　　 狂飚诗人：柯仲平传/王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