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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仲平诗文集四 创造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诗歌*

柯仲平

(一九五三年十月) 　　从“五四”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中国新诗歌和其他文学艺术中，或先或后地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倾向。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新诗歌和其他新文艺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更加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了。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与工农兵紧密结合，自觉地去服从党的政治路线，为实现每一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奋斗，——这是文艺工作者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的最显著的特点。 　　和其他文学部门比较起来，中国新诗歌中有较多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歌颂人民英雄的诗歌，正在生长着。 　　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诗。但更应该说，好诗还非常之少；诗歌创作还远远地赶不上工农兵群众的需要。 　　为什么我们的好诗这样少?问题在诗的内容上呢还是在形式上?我看，内容和形式都有问题；基本问题是诗人的品质问题。 　　要创作品质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歌，诗人就必须取得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深入现实生活，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和工农兵一起生活，观察、体验和分析生活，概括生活的本质和形象。只有在生活中产生出前进的思想，激动起诗歌的感情，然后才可能进行诗歌的创作。在创作时，又必须使诗歌的社会主义内容和诗歌的民族形式创造地、灵活而高度地统一起来。 　　一首短诗的创作，也决不是凭空偶然创作出来的。一篇长诗或史诗的创作，更不是这样。诗人都有个底子，底子厚薄不一样；在相当长期的生活斗争与学习中，有了许多思想感情的酝酿，社会人物和自然形象的积蓄，还要有某种程度的诗的艺术修养，然后在受到什么刺激，引起了诗情诗意的时候，才可能用诗的语言，吟出诗来。并且，作出诗来，每每还要经过精心推敲与磨练，才可能完成一首好诗。诗人都需要不断地从人民生活，从思想感情，从诗的艺术修养和诗的创作实践中，培养着那个底子。劳动人民的生活，好比我们的大地，我们诗人的那诗底，好比大地上的一片土壤，这土壤是诗人不断在这大地上开出来，加工培养出来的。在这土壤里，一天天一年年种下许多种子，加了许多肥，因此，它可以按照劳动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情愿，春夏秋冬都能发出芽，长出杆，为人民开出鲜美的花。诗的某些底子，也好象我们战士手里的炸弹，只要把火线一拉，投出去，它就会爆炸。有时候，我们觉得“心”里突然发生了一种象闪电划过云层那样的诗的灵感，顺着这灵感，诗人飞快地作了一下诗的构思——用诗的语言，来作诗的构思，接着便可以朗诵出或吟出一首诗来。这诗的灵感为什么能变成诗呢?首先就因为我们有一个适合这灵感变成诗的诗底子。也就是说，炸药同导火线已经有了，只等一拉，就能够发火而爆炸。灵感就象炸弹感觉到导火线被拉时的那一种情况。 　　因此，诗人必须把自己的诗底子，不断地加厚加强。有上好的土壤和种子，加上不断的辛勤劳作，才能开出上好的花。炸药纯而多，爆炸力才会很强。诗的花为人民而开，炸弹为人民的利益而爆炸。 　　诗人的奋斗过程，就是诗人品质的修养过程。诗人的品质修养越高，诗品就越高。 　　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起，一直到生活实践，创作实践，作出优秀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诗歌，并且，这些诗歌在人民的心灵中发生着改造和提高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在诗人品质和诗品的范围内。当然不可狭隘地来理解，以为诗的某一句或一字不合适，就要说那个诗人的品质不好。 　　我们亲眼看见，有成千上万的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品质的革命英雄，领导着群众斗争，无论处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都能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如果我们的诗人，每一个都有这样的品质——这样的英雄气概，那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为劳动人民作出许多很好的诗歌来。 　　为锻炼成高尚的品质，不但要极积地长期地参加社会斗争，而且要经常和自己思想里的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进行斗争。经常伤害诗人品质的，往往是个人主义的因素。庄稼地里有一种草，它蔓延在地上地下，锄起来很不容易，农民叫它做“奸草”。传说那是奸臣潘仁美的肠子变成的，那奸臣死了还要来苦害百姓。对“人类灵魂工程师”说来，个人主义思想的害处，比那奸草的害处大过无数倍。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诗人的战斗意志不强，诗情不旺，作不出好诗?如果检查起来，就不难发现，那每每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有个人主义的因素在暗暗捣鬼。自然，这不是写不出好诗来的唯一的原因。但是，这每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把自己好好深刻地了解一下吧，在某些时候，我们真是全心全意地关心着革命的命运，为革命的胜利而进行忘我的斗争，那就无论工作怎样忙，处境怎样危险，吃的住的怎样差，我们都能够熬着写出一些战斗的诗歌，或是一些为革命所急需的别的作品来。今天看来，那些作品，虽然粗一些，缺点不少，口号标语式的部分更不少，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好的，健康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只要不是有心马虎了事的创作，粗糙一点，群众对那粗糙的地方，每每都会给我们体谅。当然，我们不可以随便来原谅自己。自己对自己，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必须掌握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才可能继续进步。发表过的基本上好的作品，也还可以进行再三再四的修改。修改作品，这是锻炼诗人品质和锻炼诗品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当我们对革命的命运，对工农兵关心不够或不关心的时候，那就无论我们有怎样好的生活条件，也写不出好诗，甚至写不出诗来的。因为诗人品质上有了问题，诗情诗意和诗作也就有了问题了。 　　社会主义的诗人品质，不能和民族形式分裂。 　　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和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取得民族形式的表现，这才能够成为具体的、生动的、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斯大林用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个原则来教育我们。同样的，毛主席也不断用这一个原则来教育我们。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问题，不应该只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我们才能很好地表现社会主义的内容，才能使人民大众喜爱我们的作品，才能使作品里的社会主义精神传达到人民的心坎里去教育人民；所以，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问题，应该不仅把它看成艺术性的问题，还应该把它看成群众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 　　不用说，民族特点、民族形式都是发展着的。民族形式，是在不断地继承着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又或多或少地吸收外来形式或外来影响而不断地发展着，创造着的。轻视民族形式当然是错误的；用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形式，也是不正确的。以为只有这种或那种形式才算得民族形式，不重视每一个诗人作家的独特的创造性，独特的风格，这也不合实际发展的要求。正当的看法和态度是，只要具有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我们欢迎“百花齐放”，欢迎每一个诗人作家的创造。 　　任何民族的诗歌，基本规律是相同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可以说是语言艺术精华的结晶；在这结晶里，通体贯彻着高度集中了的诗情诗意，诗的形象，诗的音节和诗的韵律。诗歌特别需要最丰富而最高的诗的感情，最自由的想象和最高度的集中，而这些又都必须通过诗歌的音乐性的语言结构来表现。能够把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化为情调，把情调化为形象，把集中表现情调的诗的语言化为音乐，那就可以形成一篇很美妙而有力的诗歌。 　　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更由于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所以各民族的诗歌，又都有自己的特点。民族语言是民族的一大特点。大多数中国人民使用的语言，是汉族语言。汉族语言的词汇，基本上多是单音的。小学生初学认字时，先读的就是人、手、足、刀、尺等等单音词汇。两个音以上的词也不少，并且在逐渐增多。例如老早就说的太阳、大地，现代常说的工厂、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基本词汇的特点还是单音。 　　我们的单音语言的美，表现在诗歌上，就成了诗歌的单纯美。本来，任何民族传下来的好诗，都有单纯美这个特点。但是我们传统的诗歌，由于语言本身有特别的单纯美，所以就产生了诗歌的更特别的单纯美。它虽单纯，但它一经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地表现极复杂的事物和思想感情。因此，我们传统的诗歌，无论民间的或知识分子的，从内容和形式整个的说来——它总是既单纯而又复杂，既复杂而又单纯。《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屈原的伟大诗作，基本上可以说是六言。大概那时期的楚地民歌，有六言这一种风格。四言六言之后，有五言，七言、词——所谓长短句等等。唐代是诗歌最旺盛的一个时代，据说唐代诗人，前后上千个。那上千的诗人的诗，多是五言和七言。不完全是七言或五言的诗歌，基本调子也还是七言或五言的。我们读李白、杜甫那些伟大诗人的诗，就会充分地感觉到唐代诗歌——中国诗歌的特点。宋代以来的词，虽格调上的变化比较多，单纯美，音节美，韵律美却仍然是它们的特点。 　　“五四”以来的新诗歌，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或多或少还运用着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由吸收中国民歌传统特点而创造出的好诗，在数量上又比较多一点。有许多活在人民心里唱在喉里的民歌，生活味浓，情调美妙，诗的语言特别生动，因此诗人吸收它，它就会比较容易地变成了加强诗人创作的一种很珍贵的力量。 　　我们也不可机械地来了解这个单纯美的特点。在民歌中，我们也能听到超过十言，甚至有个别句子达到二十言的。因为听起来也动情，唱起来也顺口，所以这样的民歌也能在群众里流传。自然，今天到处唱着的民歌、七言，五言，或以七言五言为基础的比较多。 　　“五四”以来的绝大部分新诗歌，有一些因无进步人民的思想感情而在内容上遭受失败。有一些，既无进步人民的思想感情，又无民族风格，内容和风格都失败了。有一些，从诗歌的内容看是好的，甚至是足以激动人心的，但因没有或缺乏中国民族诗歌传统的特点——单纯美和饱满的音乐美，因此被人一看之后也就忘记了。这种失败，主要是表现方法上的失败，因轻视民族诗歌优良传统而遭的失败。所有这些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脱离群众斗争，脱离实际，不知道群众的实际要求，群众思想、感情、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艺生活等等。我就是遭受过不少失败的。在我急于要写成的诗里，有一部分不是诗，而是大致有韵的散文。在我忙着写一篇诗去给群众朗诵的时候，那写出的，每每有一部分不是诗，而是鼓动性的讲演。 　　外国的好诗，特别是俄国的古典诗和苏联的好诗，我们应该学，应该借鉴。精通外国文的同志，可能学到外国诗的一些真正的好处。向译出来的外国诗学习，那就需要有相当的批判能力，才可以学到它们的好处。一首具有民族诗歌特点的好诗，用另一种语言来译它，纵然译者有诗的修养，也往往不能把原诗的特点译出来。如果译者思想水平低，缺乏诗的修养，那就可能连诗的味道也丢了不少。“五四”以来，提倡用白话写诗，那是正确的。但是，“五四”以来的新诗歌为什么有散文化的倾向?这个不正确的倾向为什么到而今也还存在?这当然有它的根源。某些诗歌作者，曾经对民族诗歌传统采取了盲目否定的态度。某些虽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但态度是轻视的。在另一方面，对外国诗歌，却又是一味的盲目崇拜。盲目否定和盲目崇拜，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有些人，丢了本民族几千年来的诗歌的优良传统，专门学习外国诗的形式，因此他们写出来的诗，要群众喜爱，那就太难了。诗的翻译者不是没有功绩，应该说他们有很大的功绩。问题是，诗歌特别难译。要完全译到“信、达、雅”而又相当通俗的程度，那就更难。差不多象译散文一样地来译诗，这比较容易。一部分译诗者，走了这比较容易的路。许多写诗的青年，把这种散文化的译诗，当作学习的模范，同时又在学中国新诗人中的那些散文化而又分行排列的诗。有这样不知批判的学习和互相影响，所以，新诗歌的散文化的倾向，直到现在还是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向国外兄弟民族的最优良的诗歌学习，这一点当然是应该肯定的。问题是在学习的方法上。应该是有批判的学习，学习大诗人们的创作精神，学习他们诗歌里的最优良的精神和实质。学习我们民族传统的诗歌，也需要有这种批判的态度。继承我们几千年来的民族诗歌的优良传统，向前发扬，提高创造，使我们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内容，能够有最恰当完美的民族形式来表观——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从“五四”以来，继承并发扬民族传统的较好的创作，不是没有，只是还太少，太少。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让我们来把它写成几千几万部惊心动魄、光辉夺目的史诗。我们实在很惭愧，大江大海似的革命内容培养着我们，而我们连江海之一滴两滴也还没有真正完美而有力地歌颂出来。让我们加强诗人品质的锻炼，捧出自己的心血来写我们时代的诗歌，让我们不要辜负党，毛泽东思想和创造着社会主义历史的伟大的中国人民! 　　* 本文原载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人民文学》第十一期。 　　 柯仲平诗文集四：文论/王琳,刘锦满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