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字仲云，号芸台。浙江绍兴人。幼读私塾，14岁入本县高等小学，此后相继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即后来的文学系。此时，文学系学生学习以古文为主，他朝夕研读经书，受业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陈汉章和经学名师刘师培等人，致力于追踪乾嘉老辈，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7年毕业后，范文澜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不久因缺乏社交经验，又不会写白话文而辞职。第二年到沈阳高等学校任教。在教学期间，他潜心学术研究。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范文澜又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编写了《文心雕龙讲疏》、《诸子讲义》等学术著作，开始在文史学界崭露头角。
　　1925年五卅运动后，范文澜毅然走上街头参加了反帝大游行。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1927年5月，离开天津，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1934年曾两次被捕，因得到蔡元培等人的营救而获释。
　　1936年范文澜移居开封，在河南大学任教。1938年6月，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师生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即辞去河南大学教授之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在河南信阳一带随部队开辟游击区，此后又在第五战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奔波于桐柏山中，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到延安。第二年，范文澜历经艰险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范文澜来到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关怀，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调中央宣传部工作。
　　延安期间，范文澜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遗产。1940年5月，范文澜在延安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这是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的初步成果。9月，他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了评价。在延安，范文澜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此书在1942年完成付印时，毛泽东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并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范文澜对历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思想更加明晰。1940年8月受毛泽东之邀，范文澜开始着手编写中国通史。提纲写成后，毛泽东阅读后给范文澜写信：“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经过不懈努力，他克服了当时延安物质条件艰苦，撰写中国通史所需要的书籍资料极不充足等困难，完成了这部总字数达56万字的巨著。1941年出版了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后，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中国通史》的中册，主要写了从宋辽到清中叶的历史，该书于1942年出版，后来将上、中册合称为《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通史，它一扫旧史学的陈腐史学观，以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部历史叙述之中，展现了新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它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功绩，否定了旧史书中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史学观；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重点介绍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肯定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它以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历史是缓慢而螺旋式发展的，并非停滞不前。此外，这本书还非常重视生产斗争和科学成就的描述，证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科学发明。同时还强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长期统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起到的重大作用。
　　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范文澜又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中国近代史(上)》一书，是当时我国历史学界难得的一部著作，它填补了我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白。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目。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功绩，认为平英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其光辉成就永不磨灭。他称赞林则徐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敢于依靠人民力量抵抗外国侵略，军事上没有败于英国侵略者，而在政治上被投降派的阴谋所败。范文澜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批判了清代封建统治者们的反动路线和倒行逆施的行为，从而证明了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使人们了解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原因，认清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信心。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范文澜的这部《中国近代史》而奔赴延安的。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范文澜除了著成《中国近代史(上册)》这部有巨大开拓意义、享誉海内外的著作外，还非常注意物色、培养和聚集近代史研究的人材，在他的关心和带动下，形成了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早的队伍，并且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有关键性意义的研究基地。此外，范文澜在20世纪40至60年代还发表、出版了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多种，如《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问世，都使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学术研究而外，他还在延安的报刊上，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本人学习马列主义的体会，撰写了多篇时评。如《提倡民族气节》一文，痛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难当头、全民族抗战至上的神圣责任，却处心积虑组织特务机关，日夜进行反共活动。《古今中外法浅释》一文，对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之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分析的观点，用自己的语言作了阐释。《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一文，则戳穿国民党鼓吹“政治统一”的欺骗性，他举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和孙中山，正是在批判反动、倒退的所谓“政治统一”之后，提出自己具有进步意义的学说。《谁革命?革谁的命?》一文，则提出在抗战时期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明确标准，对于国民党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片面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破坏国计民生，大搞特务活动等种种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揭露。这些犀利的政论，生动地体现出他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风格，体现出他作为人民的历史学家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的责任心，发挥了很好的教育和战斗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离开延安，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1956年9月，1969年4月，范文澜出席了中共八大、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三届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