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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放后的生活与工作 争取和平和团结的国际会议

路易艾黎研究室

1953年秋，我又应邀回到北京，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城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从山丹的生活到北京的生活，从遥远的农业县城来到大城市，变化确实很大。最初我住在旅馆里，1958年搬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院内的一套房间，此后一直以此为家。作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代表，我出席了各种其他会议。1955年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大会，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同样的会议。1964年我再次代表和平联络委员会出席了在平壤举行的亚非经济会议和在河内举行的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会议。 1965年我去万隆参加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回来后及时参加了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1961年的上半年，我出门席了亚非团结理事会在开罗举行的特别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新德里会议和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在各小组委员会和全休会议上，讨论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有时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在起草决议时，为了一个或另一个与之切切相关的人认为重要的字眼，有时要展开长时间的辩论。我在新德里的讲话中说，“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消灭那些导致战争的东西。……在帝国主义已无法加以控制的时代，技术知识为战争服务以后便无可依持，因为在垄断集团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军火商控制的新闻广播，但缺乏任何真正的群众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特别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识别战争贩子以后，就更坚定、更持久得多。”在亚非团结会议上，新兴国家的呼声更加明确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 　　1964年河内会议时，苏联人打算让越南人与美国侵略者讲和。我在发言中支持抗战；我说如果抛弃已经赢得的一切，那是愚蠢的。坐在前排的一个苏联胖大个子想站起来离开会场，但他碰倒了几把椅子，还撞了一张桌子，只好作罢，又笨重地坐下了。 　　1965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是我最后一次出国参加会议。这次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国际会议正赶上促成苏加诺总统下台的军事政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委员威利·哈里安查是这次会议的组织秘书。会议进行中，他不得不躲在城外。智利代表何塞·万徒勒里和我去拜访他，将会议的情况向他一一作了介绍，但几天后我们找不到他了。当我们即将离开雅加达时，他在机场找到了我们。在机场候机室我和何塞分别坐在哈里安查的两边，进出候机室的人都受到查问。飞机因修理延迟了几个小时起飞，这更给他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终于把他带上了飞往金边的飞机；金边是人们当时向往的最安静、最和平的地方之一。 　　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约多，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我说：“我以为你一定在山上某个地方呐。”他回答说：“艾地叫我留在这里进行谈判。”几天之后，他被从家里拖走枪杀了。在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举行的另一次聚会上，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桌的还有他夫人。我们交谈了片刻，苏班德里约夫人显然由于极端紧张的局势而心烦意乱，提议说：“我们起来跳舞吧。”她向乐队打了个手势，乐队便奏起一曲甘兰姆音乐。苏班德里约夫人和我首先起舞，其他人也接着参加，一些中国代表见我们又跳又笑感到惊讶。因为旁观者又怎能知道那微笑包含着多少苦楚呢?人们的情绪已过度紧张。有人放火烧中国大使馆。我说：“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决不能忘记在印度尼西亚有200万华人。我们不想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们可以抗议，但我们不能威胁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做后盾，无论我们说点什么都可能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人。”各代表团也都表现出不安的迹象。幸运的是，一些很好的朋友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工作，使决议得以通过。 　　1960年至1965年，我每年都参加在东京、广岛、长崎和日本其他地方举行的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这是很有趣的事。要在香港取得日本签证，总得进行一场斗争。拒绝!拍去电报，再拒绝!再拍电报，终于获得批准!在日本，一位上海时的老朋友池田幸子总是有求必应，另一位老朋友松冈洋子，曾任日本笔会的秘书，和幸子一起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会议很不一般，可以会见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日本人民遭受原子武器的痛苦最深，他们发动这场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贩子的联合斗争的决心和能力激起了许多人的遐想。和平需要人民的行动。1961年，来自日本各地包括冲绳的一万名代表聚集在东京。有些人是参与历时两个月、在不同阶段有1400万至2000万人加入的和平进军队伍而后抵达的。在来自许多国家的100多名外国代表中，我感到自己很渺小，眼前看到的是那么多警觉的面孔，他们深知在长途进军中每走一步都是为了争取美好的未来。这些会议的目标总是反对用原子能来毁灭人类的生命。 　　自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以后，参加世界和平会议便毫无意义了，因为这类会议越来越成为苏联外交部的御用工具。从广义上讲，这一分裂影响了整个和平运动，至今仍可感到。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