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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苦难的歌 十四 五个沈阳女性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沈阳市那高大的城墙是清王朝时修筑的。城墙里面，现在正是茫茫黑夜。城外日本等国租界以及南边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打算，此刻似乎都远在千里之外。钉着钢钉的四道城门午夜十二点关闭，清晨五点开启。在这段时间里，城外的世界似乎就更加遥远了。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中国沈阳和外部世界之间活动的人来说，这种远隔千里的感觉似乎更加强烈。 　　月光照在地上一片银白，夜的寒冷似乎把一切声音都冻结了。然而，站在我们的小花园石门外的一个乞妇，却不时发出悠长而神秘的呼叫：“老天保佑你呀，……你家会发财呀……”她叫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我们这个院子里，最终也没人走出灰色的小屋去送她一块面包。于是，她离去了。她走后，花园里只剩下一个声音——堆在灰石墙边的长高粱杆上的枯叶发出的沙沙声。 　　在我们的房间里，一位小个子中国妇女正在谈着她的丈夫，谈着警察、债务、法庭以及少帅张学良。张学良那座防守森严的封建城堡在月光下高耸着，与我们的住所只隔两条街。如果你走过去，面对着你的将是高达二十英尺的阴森森的石头城墙。身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会用固定在城墙上的枪炮对着你，同时大呼“口令”。 　　和我们谈话的小个子妇女还很年轻。她那柔软的黑发朝后梳着，在脖子后面挽成一个发鬏。在她的脸上，有着一种奇特的表情。“她很美。”我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不，她并不美。”一个朋友答道。然而，好象为某个念头所启发，他又纠正了自己：“是的，她是很美。不过，这种美经不起琢磨。”她才思敏捷，目光执着。可能是和五十岁的丈夫一起在满洲生活的那段经历，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她有一种超越了哭哭泣泣的阶段之后才可能具备的镇定沉着。她坐着，双手交叉搁在膝上，很平静地谈着自己的丈夫。九个月以前，她丈夫的朋友在北边的吉林省被捕了。在严刑拷打之下，这位朋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并说她的丈夫也是国民党。可后来，她的丈夫却被当作共产主义者逮捕了。她的丈夫长得很漂亮，见过他的人都对他有很深的印象。除了那个受刑者的供词以外，并没有别的指控他的证据。而这所谓“供词”，也不过是说他曾经在山东从事过多年的诸如放粮救灾之类的社会工作。然而，在满洲的官员看来，“证据”只不过是一个时髦玩意儿，用不着正儿八经地为它操心。 　　为了把丈夫从酷刑和死神下面解救出来，这位漂亮的小个子妇女到处找朋友帮忙。他们借了许多钱去疏通官员和法官，可是官员们的贪心是无止境的。据说南京新政府的刑律现在在满洲有效了。可是，除了那些腐朽的官僚或者新反动派以外，谁又能解释这个刑律呢?于是，他们不得不借了六百块美元去疏通一个律师，以求为她的丈夫开庭审判。据这位妇女说，律师说了，按照新刑律要“公开审判”。我听了不知底里，便说自己想去旁听。然而，屋里响起了一片坚决的反对声。 　　“如果您去旁听，我们大家都会被作为共产党抓起来的。审判永远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您要求旁听，他们就会问您为什么对此有兴趣，还会问您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 　　这位漂亮的小个子妇女要走了。她缓缓地鞠着躬，说着“再见”。可她脸上的表情却说明，她正在考虑着与我们无关的其他事情。她走了。除开干枯的高粱叶子的沙沙声，花园里重又一片寂静…… 　　我的中国房东是一位穿着旧式长裤和短上衣的小个子妇人。她十分瘦弱，因生育过多而显得十分憔悴(她生过十二个孩子，其中六个夭折了)。她丈夫一走进房间，她便站起来，递上一杯茶。她不识字，也从来没有出去过。可她的眼睛很明亮，透着一股聪明劲儿。她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询问着其他国家妇女的情况。她提的都是一些知识性问题，就好象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提的问题一样。她不时地叹着气，一声不响地思索着那些在她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她说，西方妇女命好，她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在她们自己愿意的时候才生孩子。她并不了解中国南方现代妇女的生活情况。是啊，她怎么可能了解呢?十五岁时，她就从吉林省来到这里，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结了婚。沈阳远离她的家乡，她的全部生活就是生养孩子，时间和痛苦都是那么漫长。 　　现在她老了，憔悴了，丑陋了。她丈夫准备买一个十六岁的歌女，带回家来作二房。我的女房东不敢反对。但是，她的大儿子是现代学生，他提出了异议。他告诉父亲说，只要他娶二房，他就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 　　“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行为要象个儿子。”他父亲警告他。 　　一个星期以前，父亲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但是，他这个儿子不信邪，头脑也很清醒。据说，在中国，作儿子的都爱戴父亲。可我并没有见过这样的儿子。而我女主人的大儿子眼中流露出来的对父亲的仇恨，我也从未在别的男人眼中见识过。在客人面前，他说话很少。可当人们谈起他的父亲时，他的眼睛却在说话。父子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摩擦。 　　这位父亲向我夸耀说：“过去，在公婆面前，媳妇只能垂手而立。” 　　儿子打断了父亲的话，说：“这就是那么多媳妇死亡的原因。” 　　“闭嘴，你这个笨蛋!”父亲训斥道。 　　但儿子并不住嘴，父亲也不敢把小老婆带回家了。 　　一位身着蓝色紧身棉外套、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的年轻女教师，正在侃侃而谈。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我们曾试图一起闯进沈阳市的女监狱。监狱长对年轻姑娘说：“告诉这个外国女人，监狱长病了，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也不能干。”然后他又私下对她说；“不行呀，这个女人也许不是来参观什么监狱的。对于一个外国记者来说，眼下监狱还不太清洁，不太中看。” 　　然而这个女教师可以访问犯人，因为她是中国人，可以作为社会福利工作者进去。她告诉我：满洲的妇女还是半奴性的。男人们可以有许多小老婆，而妇女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权利。离婚的观念被认为是极不道德的。男人可以“休”妻或者娶小老婆，而他的妻子却不能有所反对，甚至还须表现得象新来者的朋友。 　　“监狱里的女犯都犯了什么罪?”我问她。 　　年青女教师回答说：“主要是杀人罪。” 　　“杀人罪?……什么原因……杀了谁?” 　　“自己的丈夫。”她答道。 　　有些妇女是温顺的，有些则不是。我见过这样一位妇女，她曾被认为是最温顺的人。她是一个看上去很可怜的裹脚的农村妇女，来自山东，在沈阳沿街乞讨。她颠着一双小脚在结了冰的街道上蹒跚地走着，时常滑倒。于是，她干脆伸开手脚坐在沈阳市的主要街道中央。她那个小小的口袋破了，面包屑撒得四下都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站在她的身边，什么忙也帮不上。 　　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看见了她这副模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过去帮助她。相反，他们却开始大笑起来。站在街角的警察盯着她，也和大家一起哄笑。三个花花公子，身穿精美的丝绸长袍和漂亮的浅黑色夹克衫，头戴青色的丝绸瓜皮小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哄笑。 　　这位农村妇女的腿连动也不能动，但她用双手撑住自己的身体，前后左右地审视着四周的人，就好象一位将军在观察战场一样。接着，她开始诅咒起这些人了，从他们的列祖列宗一直骂到他们的子子孙孙，包括他们有幸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有后代。她时而痛骂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时而怒斥他们全体，所有围观的人谁也无法逃脱。她一边有条有理、面面俱到地骂着，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朝他们爬过去。在她的骂声中，哄笑者脸上的笑意冻结了，就好象西伯利亚的寒流突然袭击了他们一样。他们急急忙忙地溜开了。可是，当他们四下逃散的时候，这位农妇又用她所能想到的恭维话追随着他们。先行围观的人走了，又出现了对情况一无所知的新来者。他们转到街角，见她坐在地上，也开始哄笑起来。于是，她又开始朝他们骂起来。她的声音象一根九股皮条拧成的鞭子，抽打着围观的哄笑者。他们的表情也变得很尴尬，都尽可能快地溜开了。最后，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于是，这位农妇带着无穷的烦恼与悲哀，重又使劲挪动着她那细瘦的腿。那个一直站在她身边的孩子，帮她拾起地上的面包屑。然后，两个人蹒跚地向前走去，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街道上挤满了人，女人却没有几个。偶尔，有几辆汽车或人力车载着几位穿着典雅的夫人经过。这些夫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叼着小烟嘴。不时地，也有那么两三个摩登女郎飘然而过。她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而且没有裹脚。她们满脑子都是自由主义思想。不难断定，她们都是学生。这些学生迈着轻松的步子，富有风度，骄傲而自信。 　　有一次，一位身穿普通蓝色棉外套的女学生和一位老年妇女一块上了电车。很明显，她们是母女俩。她们之间的文化教养相差了好几十年。母亲裹着小脚，长发梳得光溜溜的，在脖子后面挽成一个发鬏。姑娘却象华北男子汉一样，长得高高壮壮，短发，天足，脸上流露出聪明与自信。 　　电车上挤满了男人，没有一处空地方。姑娘一只手抓住头上的木杆，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老母。全车厢五十多个男人，只有一个站起来给老太太让座。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穿着来看，很明显，他也是个学生。老太太吃了一惊，忙不迭地表示感谢。这时，其他的男人都乐不可支地瞧着，油腔滑调地说着，讥笑这个男学生心肠软。于是，这位男学生和高个子姑娘一起转过身子，朝那些男人报以轻蔑的一笑…… 　　五十比二。这个比例对于中国南方来说是太低了，可对于满洲来说却太高了。难道不是吗?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