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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死的生活 十八 中国的显贵文人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在中国，就象在古希腊一样，家庭妇女从来不能与男子建立朋友或同志关系。虽然许多女学生都学着和男朋友一起在大街上公开行走，但只有少数几个人敢于当女演员。在中国，就象在古希腊一样，受过教育的男子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知识性的，他们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丢面子的事情。 　　在推崇女性的时髦风尚中，我向北京的显贵文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关于有身份男人的妻子身上存在的落后痕迹，关于姨太太制度，关于妓女，等等。 　　有些人说，妓女至少要比西方的卖淫制度好。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西方是把卖淫制度作为一种罪恶来认识的，然而妓女在中国男子的愿望中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敢于寻找自己爱人的中国妇女总是被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打入另册”，然而中国男子却从来不会遭此磨难。 　　有些人说，旧式家庭中的姨太太制度为男人提供了“面子”。一个后来成为我朋友的诗人甚至认为，姨太太是男人们绝无仅有的爱的机会。“笑话!”我表示反对，“姨太太并非爱的选择——她们是买来的商品。”在中国，姨太太可以买进，亦可以卖出，还可以送给下属作礼物。 　　这位诗人早已和家庭决裂了。象许多中国男子一样，他拒绝接受家庭为他选择的妻子，虽然她已经作为儿媳妇进了他父亲的家门。他本人追随时尚，和一个女演员结了婚。他的家里并不承认这桩婚事，拒绝接受他的新妻子。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不爱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因为女人一过二十岁就不漂亮了，柳条般的细腰变粗了，体重超过了一百磅。当他和我一起坐在茶馆、餐馆或者北京的旧戏院时，我常常叫他从我们周围的女性中选出他认为最漂亮的来。 　　“你选的都是些空虚的长着娃娃脸的女人。”我告诉他。 　　他常常感到很遗憾，因为我不是男人，他不能强迫我参加在他那些显贵的文人朋友的阔情妇家里举行的晚会。他本人并没有情妇，可他不时地将自己的眼睛盯在其他男人的妻子身上。 　　某些摩登男人娶的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便毁掉了自己的妻子，作妻子的就不再具有和丈夫平等的地位了。一旦丈夫在家庭之外寻求爱侣，妻子便只是他孩子的母亲了。我曾问过这样一位妻子，她读些什么书。她答道：“哦，您瞧瞧，我十年以前毕业离校，此后不久就结婚了。” 　　不多一些意志坚强的现代妇女，总是明智地和她们的丈夫保持距离。她们是女权主义者，有自己的愿望，由自己做决定。如果她们的丈夫试图娶姨太太或者偷偷逛妓院，那么他们就大难临头了。每当听这样一些妇女讲话时，我总是想，裹脚的旧习俗也许并不真正是一种摧残妇女从而使之屈服的好办法。 　　有时，我和中国的显贵文人们呆在一起。我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成了好朋友。对于他们来说，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外国人，不年轻，不漂亮，自食其力，和男人之间关系平等。我的职业既不是作别人的妻子，也不是谈恋爱。 　　中国的显贵文人绝大多数都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接受了约翰·杜威①的理论，成了实用主义者。也有不少人受了伯特兰·罗素②对社会的精辟分析及其明确的无神论的影响。如同我本人一样，他们也赞成伯特兰·罗素的观点——如果不存在死的恐惧，那么也就不会有不朽的信念。不过他们反对伯特兰·罗素的著作在中国传播，因为它欣赏中国的邪恶事物；它使得青年人骄傲自大，冒犯师长。 　　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这些显贵文人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得不到实际检验的任何运动都是不可信任的。他们赞成美国的民主，但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尚有疑问。我争辩道：在历史上，美国曾经采取新的革命的路线，反抗来自欧洲的敌对势力。而现在的苏联并不比当年的美国干得少。可是这些中国人坚持说，马克思主义还仅仅是苏联的一种实验，还没有证实自己的正确性。许多中国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华南的农民和工人正在为马克思主义而战斗，但是这些显贵文人却反对它。他们强调，中国并不存在阶级，阶级这个概念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移入中国的。有人曾告诉我说：他认为可以给中国共产主义者一个省，让他们在这个省进行实验。如果共产主义在这个省证明了自身的正确性，那么别的省就可以模仿它。他们说，科学和教育是争取进步的方法，科学在西方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争辩道，共产主义者不也在运用科学与教育吗? 　　有一位非常风趣而又思想丰富的显贵文人，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曾经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的摇篮”——黄河流域发掘远古时代中国人的定居地，挖出了不少建筑物、家庭用具、艺术品、占卦用的兽骨，甚至还有形状象女性生殖器的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这也许是远古时代母权制社会的遗迹吧。我承认，这一切都是价值无比、极其珍贵的。然而现实又如何呢?人们生活于斯劳作于斯的黄河流域，现在成了战火纷飞、洪水滔天、饿殍遍野之地。数百万的农民不断地从他们的家园中被驱赶出来。为了一碗面条或者一碗米饭，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军阀，地主和官吏。甚至他们最基本的财产——起码的农业生产工具——都不得不送到集市上以物易物。他们的儿子象洪水一般地涌进军队，目的只是为了“当兵吃粮”。他们的妻子被人家买去当奴仆。他们的女儿被人家买去当妓女或姨太太。为饥饿所驱使，这些农民砍光了土地上所有的树木，把它们作为燃料卖给人家，以求自己可能的衣食。于是，降雨之时，竟然没有一棵残存的树来保持水土。“中国的摇篮”被洪水淹没了，大地一片荒芜。紧接着，风暴来临了。表土层以云雾状被席卷而去，沙漠甚至已经蔓延到了黄河流域。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黄沙甚至堆得象城墙一般高。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些沙土就会成为这些城市的坟墓。 　　“为什么要现在去发掘那些死去了的城市呢?”我问，“五十年以后，制造死亡城市的各种条件都会被消灭。应该到那时候再去发掘它们。” 　　有人告诉我：这将意味着参与政治，而政治既腐败又危险。这些显贵文人一旦进入政界，他们的唯一结果就是被黑暗所吞没。因此，中国的显贵文人应该等待光明时期的到来。听了他们的言论之后我不禁想到，谁有时间来等待呢? 　　在北京，我参观过一个火柴厂。除了工头和不多几个操作机器的工人以外，所有的工人都是年幼的儿童。他们都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有的比婴儿高不了多少。他们排成长长的一列，站在装满火柴的浅盘面前给火柴装盒，每双小手的动作都象闪电一样迅速。就这样，他们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走道上，工头手持短棍来来回回地巡视着。 　　孩子们每天吃两顿咸水小米粥，有时加几片青菜叶，有时滴几滴油星星。为了保暖，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躺在长炕上睡觉。所谓“长炕”，是一条贯通整间兵营式屋子的土平台，平台下面的盘旋烟道为平台上面的人们提供一点可怜的温热。我探望过一个盖着薄被躺在炕上的小孩——他已经病了三天了，可无人知道病因，也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他不过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而已。 　　在中国，死神就象国王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家徒四壁的乡间茅舍是它居住的地方，肺结核和心绞痛是它在矿山和工厂猖獗的形式，它还不时出没在有产阶级——他们为了对付曾经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农民起义的威胁，用外国造的机关枪武装了自己——的恶梦之中。花天酒地地生活在港口城市的外国人，也害怕随着中国的每一个进步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死神，不论这进步是出自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还是出自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死神和贫苦学生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然而学生们并不惧怕死神，他们只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存在。据此，我对中国的显贵文人说：“你们的死亡哲学是荒谬的。学生们并不接受你们的哲学。否则，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为全世界寻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呢?” 　　这些文人争辩道：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学生们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不负责任，他们把中学和大学的宿舍仅仅作为宣传中心来使用。然而，我并不了解这种说法的真实程度。有些学生一夜之间成为革命者，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吗?旧的传统禁止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因此，他们温文尔雅，弱不经风，几乎别是一类人物。尽管如此，许多热心学习的学生还是变得很刻薄、很厉害，他们敢于向死神挑战，既不在乎到处游荡的密探，也不在乎警察的棍棒。 　　一天晚上，几个显贵文人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开始懂得了，为什么许多外国人爱北京、爱交中国朋友、愿意学习中国话。我们在一家平时接待贵客的餐馆进餐。我走出我所下榻的中式旧住宅之后，关上了红漆大门。在我身后，一个苦力正好路过。我的毛皮大衣似乎在他心中唤醒了某种童年的回忆。他把脸转向冬日的天空，唱起了一支摇篮曲——一只五彩斑斓、威风凛凛的老虎，长的却是一个兔子胆。走到街角处，他还在自得其乐地对着白雪皑皑的寒冷世界唱着。然后，就象喜好悠闲的所有北京居民一样，他在一大群哄笑者中间停住脚步，开始欣赏在街上卖艺的小丑、魔术师或山东剑客。 　　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合了。当我们走进古香古色的中国餐馆时，侍者大叫：“八位贵客到——”声音如雷贯耳，连房梁都震得直抖。 　　候客的歌女显然正在试唱——将所有的半音依次与一把尖叫的中国小提琴③配唱。所有的歌曲都出自京剧。与歌女的歌声混杂在一起的，是男人们的尖嗓音。这些男人正在划拳行酒令。在这种游戏中，输者每次都得喝干他杯中的酒。与歌声相混杂的，还有侍者通报新来客人的叫喊声。毫无疑问，这些嘈杂之声温暖着餐馆老板的心，因为他一直在笑咪咪地向客人们鞠躬致敬。 　　侍者们端着几个敞口的木炭火盆走进了我们的房间。另外几个人端来了用小杯装着的各种各样的酒，其中有未经温热的烈性白酒——“白干”。呷了几口酒品了品滋味之后，我的东道主们接连下了好几道指示。不一会儿，用小瓶装着的冷“白干”和热果酒就被端进来了，一起端来的还有几大盘“小菜”。然后，经理进来了，他一边笑一边鞠躬。他身后是整整一队侍者，他们手里端着已经去了毛的著名的北京鸭——走进这家餐馆的大门时，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些挂在屋梁上的鸭子了。我的东道主们象鉴赏家一样审视着这些鸭子，然后从中选出几只最好的，叫侍者们用文火烤。 　　这当儿我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一边交谈一边喝着杯中的酒，还别有风度地使用筷子吃菜。一个又矮又胖的客人举起酒杯叫着“干杯”。他说，今天的情景使他想起了一个朋友：此公英文程度很差，却非常喜欢在外国客人面前卖弄。有一次这位先生举起酒杯，一本正经地说“We will now show our bottoms”。 　　哄堂大笑。接着，我的一个东道主宣称：“我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阶级，阶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输入中国的。我的人力车夫拉着我在大街上跑时，我和他可以象老朋友一样说说笑笑。” 　　“如果您不得不拉着他在大街上跑的话，您还会是他的朋友吗?”我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他反对您的话，您还会是他的朋友吗?只有他认可自己的从属地位时，您才是他的朋友。” 　　“我也是一个无产者，我工作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我的同桌自得地回答。 　　我的一位东道主用筷子夹起许多油煎鸡肝放在我的小碟里。后来成了我的朋友的那位诗人要来了纸张、擦子和墨水，开始为我构思一个中国名字。我不喜欢“梅花”或“荷花”之类的名字。最后，他给我取了一个中国旧式家庭的姓——“石”，还加了两个音节——“美林”。当我拒绝后者时，他只是把这个名字拼成拉丁语“Shih Mei Di Li”给我听，这毫无意义。但由于有四个音节，他便称我为蒙古人。为了我的命名式，上了更多的酒，还献了一首描写大海波涛的诗。我似乎回报了一首歌，这支歌肯定是《内里多的街》。我真正知道的只有这支歌。它作为一首古典乐曲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这时，鸭子上来了。最初，我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眼光全部集中在鸭子上。我想，无论对于谁，只要看上一眼这只美妙绝伦的鸭子，就是死也值得了。可我的东道主们全都不以为然地摇着自己的脑袋，称眼前的烤鸭为下等货色。随着轻微的卡答声，我们将手中的筷子平放在桌面上。然后，所有的人都凑向鸭子，一块一块地撕下薄薄的鸭皮、鸭肉，把它们放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未经发酵的美味薄饼上。接着，我们风度不凡地将用各种调味品配制出来的酱汁浇在上面，再加上一根嫩葱。最后，我们将薄饼卷起来，一咬一大口。我们几个客人的眼光幸福地碰撞了一下，然后感激不尽地移向我们的东道主。那神情就象是一群乞丐!开始吃鸭以后，一切嘈杂之声似乎都飘然远去了。我们喝着美酒，吃着烤鸭，吃着烤鸭，喝着美酒，只是偶尔停下来就中国妇女、中国的显贵文人及无产阶级诸问题平平和和地争论几句。菜肴不断送上，美酒不断涌来。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起身离开餐厅。一位侍者跟到院子里，向我们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我们穿过院子时，另一个侍者高声送客。当我们走出院门，第三个侍者又高声呼应着第二个侍者的送客声。我们就象是一群正在检阅的将军，从两列向我们致敬的士兵队伍中穿过。这种仪式给我们以极大的“面子”，并使得我们慷慨解囊。看来，一个侍者为一毛钱鞠躬与他为两块银元鞠躬，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呀! 　　我们坐着人力车穿过寒冷的街道朝住所奔去。在我们后面，有人用尖尖的假嗓子唱着一支歌——一个囚徒拒绝出狱，因为这里是爱的监牢。这时，我不禁赌咒发誓(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永远也不离开北京。只要我本人也能成为这样的显贵文人，即使在此消磨一生我也干。然而，我的誓言很快就变得混乱不堪了。因为在我面前，人力车夫就象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正默默无言地奔跑着，虚弱的咳嗽声不时地打断他那沉重的呼吸。突然，他那宽阔的肩头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④。啊，我在干什么?我简直是一只狗!我们全体都是狗! 　　“您听着!”我以最不耐烦的声音向我的东道主尖叫着，“您下车，把您的人力车夫拉回家去!我们都下车，把我们的人力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来证明一下——中国没有阶级!” 　　①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他曾经来中国讲学，加之胡适等人的传播，他的学说在旧中国有一定的影响。——译者 　　②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一九二一年他曾经来中国讲学。他的理论在旧中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译者 　　③ 小提琴(Violin)为西洋乐器，后传入我国。原文所谓中国小提琴(Chinese Violin)，可能是指二胡之类的中国弦乐器。——译者 　　④ 史沫特莱出身贫寒，她父亲是一个劳苦终生的美国工人。——译者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