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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农民和地主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中国贫苦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我们是在无锡市第一次实地亲眼见到的。一天清晨，我们一行五人乘火车从上海出发，到了无锡后改乘小船，又经过四个小时才来到北乡。那里的阶级斗争非常残酷，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有上千名农民起来造了大地主的反。农民的造反失败了，有四十个农民惨遭杀害。 　　无锡一带河道纵横，我们坐上一艘小轮船驶往地主居住的上乡。那里的地主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住在深宅大院里，门口还有卫兵把守。但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却一贫如洗，悲惨情景和中世纪的农奴不相上下。这里的农民已组织起共产党，虽然参加共产党会有被杀头的危险。 　　我们坐的那条小船挤满了乡下来的农民。他们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低声地议论着。突然，一个高个子中国人走上我们的小船。他看来有五十岁上下，身穿灰色绸子长衫，脚上穿着一双平底中式布鞋，头上戴着一顶小圆黑瓜皮帽。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带着国民党帽徽，穿着卡叽布军服的一名贴身保镖。据说，这位高个子中国人正是我们要去访问的那个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朱姓豪门地主的族长，远近闻名的“杀害共产党的刽子手”。因此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必须由一名武装保镖跟随左右，唯恐那些看上去憨厚的农民或船夫突然动起手来送他上西天。 　　他用一副惯于指挥别人的神态邀请我们上他家去住，并由他的家丁负责保卫我们。中国很多农村里是没有客栈的，如果我们拒绝，不住在他这种有钱有势的人家而到其他地方投宿，那么我们将横遭猜疑，还可能被抓起来。所以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上他家去住。不过，我们心中明白：从此时此刻起，人们已经把我们当作农民的敌人了。 　　朱家的这位族长告别了，把我们交给也在这条船上的他家的一位年轻人来照顾。他长得端正英俊，穿着一件高级毛料的长衫。 　　我们的小轮往北驶去，坐在角落里的一名士兵不停地拉着二胡。透过琴声我们听到这位年轻的主人同他妻子关于他同他父亲在无锡买来一批新步枪的谈话——现在他将这批枪运回家去。地主可以有；农民不能有。 　　傍晚，我们来到了安城小镇。一排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默默地站在河边看着我们上岸。一个老人身上只穿着几条破布，一看就知道是个鸦片鬼。在我们上岸的地方又增派了两个士兵，我们穿过街道被带到中央政治局。 　　街道很窄，我们如果把手伸直，两边都可碰到房子，伸手往上可以摸到屋檐。同中国其他城镇里一样，商店整天都开业，里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这些商店里站着一排排的人看着我们经过。一群儿童从小巷里跑出来，街上很快就挤满了围观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人群。小街上我们的皮鞋声，小孩光着脚丫，和士兵们穿着布鞋行进的声同看到我们经过鸡飞狗叫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地方上的乡绅显贵们在重兵护卫之下前来迎接我们，向客人献了茶，然后我们离开了小镇，步行了半个小时，来到僻远的以朱家命名的朱宅里村。这里没有大路，都是羊肠小道，大家迈着印第安人那样的步伐一个跟着一个鱼贯而行，首尾都有当兵的。夜幕开始降临。前面几英里远的地方绵亘着高高的山岗，右边则是一大片黑魆魆的竹林。 　　当兵的告诉我们，农民白天在地里干活，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到山里去秘密集会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我们左边的那片竹林就是武装农民袭击朱宅里村之前的集合地点。当兵的继续说道，每天朱家和他们的家丁都要抓住几个他们怀疑或肯定是共产党员的农民。就在我们来到这里的两天前，他们还抓住并枪毙了两个农民。前一天，正当朱家又要去抓两个农民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船夫私下里向他们迎风报信，让他们逃跑了。最近，从城里来了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帮助这里的农民。眼下朱家正在乡下各个角落搜寻这个人。但当兵的说农民是机灵鬼，把他藏了起来，怎么也找不着。 　　当兵的打开话匣子说个没完，而且对我们的问题，有问必答。他们不是本地人，也不会说当地方言，对农民也没有什么感情。但他们自己也出身农家，每月八块或十块大洋的军饷还要寄回到居住在江苏最北部，甚至山东的贫穷的老家去。 　　这些士兵属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谓的“志愿团”，是由地主和商会组织的。这些团队取代了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的白色恐怖中被消灭的革命农民协会。所谓的“志愿团”实际上不过是大地主的雇佣军，其性质可从这一事实中看得很清楚，即这些卫护我们的士兵不是驻扎在朱宅里村，而就驻在最有钱的地主，朱家的右侧厢房里。 　　朱宅里全村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地主。朱家是个没有分立的大家族，一家二十五口人都住在一起。朱宅里的房子耸立在一马平川的乡村里非常引人注目，三面设有窗口的白色围墙，宛如中世纪高大的城堡，另一面则由一条开阔的水渠把房子和外面的道路隔断。整个村子周围是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并有武装士兵把守。当我们穿过大门时，我们看到铁丝网圈子里面已经挖好了士兵可以卧倒射击的战壕，每所房子沉重的木头大门上也都做好了供射击用的枪眼。 　　穿过朱家房子的大门，我们来到了一个长长的宽敞大厅。大厅就象中世纪欧洲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粗大的红漆柱子支着屋顶，上面没有天花板。经过八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上洗手间或稍微休息一下，就被请到大厅中央的一张方桌上坐下用茶，气氛庄严隆重，令人难受。那位五十多岁、身穿蓝色缎子长袍的朱家族长亲自为我们张罗。他站起来，给我们斟上由佣人们端来的茶水。事后，我们知道这位族长还是政府在该地区的政治代理人兼官方的收税官。经过这样一解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南京政府的手也伸到了这里。 　　大厅里光线昏暗。四周没有窗口，只靠敞开的门里投进来的光亮。墙上挂着华丽的大红绸子对联，上面用金粉写着中国字。这些装饰的开销足够一户农家吃几个星期的。这些对联是四天前用来庆贺东家一位少爷的婚礼的。佣人们拿来了大红蜡烛，并把它们插到那些做工精巧的大青铜烛台上。烛台摆在紧靠墙壁的长方形雕花红木香案上。新郎约摸有十八岁，穿着一身西服走进来和我们会面。他能讲英语，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我们的邀请下，新娘也来了。她是个年轻姑娘，似乎比丈夫稍大一些。她毕业于无锡的一所师范学校，以后一直在幼儿园当老师。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目前要想统治中国的所谓“现代中国”的两位有着封建背景的代表。 　　年轻的新娘和我们一起吃饭。茶水撤走，饭菜上来，还是那套毕恭毕敬的规矩。我们想方设法要在其他人面前显得有话可谈。朱家的男女老少、许多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家丁都到大厅里来围观，听我们说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得体的话头，所以就设法跟新娘谈教育。新娘严肃而又谦恭地对我们说：中国人生来就不如外国人! 　　在一位同伴的指点下，我终于也敷衍一番，起立向新郎、新娘祝酒。正当我们大家站起来举杯祝酒时，从大厅的一角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镣铐声。我们周围站了很多人，烛光又暗淡，所以无法看清远处。过了一会，我们陪同这对夫妇进他们的新房。房里一色桃木家具，显得富丽堂皇，在那里我们又吃梨、喝茶。然后，我们返回大厅和家丁们聊天。 　　家丁们告诉我们，刚才的镣铐声是又抓到了两个农民。这些农民不送到监狱，就关在朱家。为了证实他们所说的话，家丁们端起两支蜡烛，把我们领到朱家房子前面的一间空屋里。这间屋子紧靠着大厅。里面又黑又冷，空空荡荡。在墙角一堆肮脏的柴草上，躺着两个衣衫破烂、受苦受难的农民，手脚都被捆绑着。其中一个大约四十岁光景，瘦削的脸庞上显出敏捷、机智的神情；另一个可能只有二十岁，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愚蠢。两个人都脸朝天躺在那儿，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们却在大吃大喝!”我用英语感叹了一句。 　　同行中有一个人拉了拉我的胳膊，说我们应该出去散散步，随即就把我带出了屋子。外面皓月当空，银波轻泻，大地万物沉浸在一片洁白静谧之中。这里是一片稠密的竹林，远处是沉睡的群山，是农民们夜间集会的地方。 　　一个朋友悄悄地对我说：“你正在体验历史。”我回答说：“历史没有谈起来那样轻松。” 　　接着是一个不眠之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晨光微露之中我就起身了，拉开我们内院同其他房间隔开的巨大木头门闩，走进大厅。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强壮有力的人在大厅里整理队伍，他那灰色长衫上挂着一排子弹带，腰间插着一支毛瑟手枪。过了一会，这个人叫当兵的去把一个农民带进来。 　　当兵的带上那个有点愚蠢模样的年轻人，拉起他的袖子，铐上手铐，然后放下袖子，就好象双手笼在袖筒里取暖似的。另外一些人全副武装，但把枪藏在里面，外面穿着普通工人的衣服。然后他们带着这个年轻人在前面带头。据说这个年轻人已经答应出卖一个农民领袖，此刻他就是带这伙人去到那个农民领袖所在的村子。天蒙蒙亮他们就出发了。那个年轻人象一头没有头脑的动物，垂头丧气地带着路。我们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办法使他肯这样干的。 　　这一天，我们走访了七个村庄。这些村庄位于朱宅里和周围的山峦之间。几个家丁和朱家的两个人陪着我们。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见到我们就停下活默默地看着。有好几个村全是朱家的佃户，连村名都带朱字。只有一个村庄例外。那里住着二十九户人家，生活还算过得去。其余的都贫困不堪，一片民生凋敝、疮痍满目的景象。 　　佃户们就住在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地上的滚地龙里。床是用破坛旧罐支起来的一块铺板，上面铺的单子破破烂烂。有一个五口之家的佃户，夫妻俩加三个孩子。他们以前的三个孩子都在不满一岁时夭折了。现在母亲怀里的那个也骨瘦如柴很难养活。这家佃户种了两亩半土地，收成的一大半要作地租交给地主。他们在一年中有好几个月要依靠东家的恩惠才能活下去。他们借了东家还不清的债。因此他们也就永远成了东家的奴隶。这家佃户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农民逐步完全被土地所控制的一个过程。 　　主人大概有点觉察到我们无话可谈，因此他自己开始数落起农民的狡猾之处了。他说，农民特别不老实，每到收割季节，他总得派家丁下去监视他们，不然的话，农民就会把一部分庄稼藏起来据为己有。拿剩下的一点再和他分。农民们实在太穷苦，就连种地所必需的一些最原始、简陋的农具都没有。 　　我们到处都看到奴役盛行使人心碎：有的农民穷极潦倒，简直无法形容。在操有生死大权的朱家人面前，他们强颜欢笑，毕恭毕敬，有时甚至苦苦哀求。有的抱来一捆捆稻子让人看那毁掉一年收成三分之一的锈病；另些农民则抄着手站在那里默不作声。当我们问他们问题时，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用充满着仇恨的黑眼珠直愣愣地看着我们。从别人那里我们了解到，虽然这一带没有报纸，但是我们刚从无锡上船，这里的男女老少，哪怕住在最遥远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来。当我们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时，他们也事先知道了。这不免引起我们的深思，说明中国的这种组织能力也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还了解到，在更偏僻的一些村子里，人们的生活状况比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还要糟糕——糟糕得连搞造反的人也无法立脚。不过，朱宅里这一带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富于战斗性。他们正在筹集各种武器，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捐献几个铜板去买枪支，个个都有献身精神。他们动不动就被本地区权大无比的朱家象狗一样抓去枪毙。我们不应忘记朱家只不过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 　　朱家向我们显示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以及他们的几千亩良田，这些土地原先都是农民的财产。但是带着王冠的头脑里也有着不安——朱家的人每走一步都得提心吊胆。他们谁也不敢在没有家丁护卫的情况下独自到各村去。每日每夜，朱家的生命财产必须得有人保护。而且，四周那些农民晚间集会的群山似乎也离朱家越来越近了。 　　这就是中国今天在谱写的历史。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