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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产党人姗菲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等

  这里说的是中国湖南一个有钱地主的女儿,姗菲的故事。她过去是穿着绸子旗袍,挂着一枝钢笔的学生,但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同一位农民领袖结了婚。在以后的年月里——不过我得把事情从头讲起——
  故事还得从她的母亲讲起。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旧式的女子,缠着小脚,对她那个封建头脑的丈夫百依百顺。不过她也曾有过反抗精神。她看着她的儿子们长大了,上了学,带回来新的思想。有些新思想同妇女有关,说有些妇女不缠足,同男人一样上学,并且只同她们中意的男人结婚。
  儿子们在谈天说地时,做母亲的就坐在一旁听着,眼睛凝视着在摇篮里踢脚蹬腿的小女儿,姗菲。她陷入了沉思。她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她最终是为了女儿的自由而牺牲的。
  这场斗争是在她家那个四周筑有石头高墙的深宅大院里展开的。敌对的一方是她的丈夫及其兄弟们。这个做母亲的武器是受人摆布的女人拥有的古老武器:眼泪、哀求加上计谋和狡诈。开始时她的要求几乎都得到满足:她的丈夫同意让姗菲去上学,条件是老师必须是个老派的人,只请他到家里来教中文。但姗菲的脚必须裹上,必须按照古老的规矩由父母许配成亲。所以这孩子的脚给裹起来了,并把她许配给有钱的邻居家一个体弱多病的少爷,而那个儿子的父亲则是一个有着许多妻妾的老色鬼。
  姗菲的父亲是个暴君。但到她十一岁那年,他突然死去了。或许这是自然死亡,或许是姗菲母亲的真诚眼泪感动了老天让他早日归西。但是丧事未完,她就把小女儿的裹脚布给去掉了,墓土未干就把姗菲送到一百里外的学校里去上学了。
  虽然裹脚布去掉了,但那双裹了五年的小脚已经伤残,那些失去知觉裹断了的脚趾成为这个女儿的终生残疾。
  不管怎样,脚布已扔掉,一种奴役性的象征也随着清除了。不过还没有摆脱许配给那富翁儿子的婚姻。这种许配婚姻在中国是有法律效力的,可以对毁约一方的父母向法院起诉并将受到重罚,就好象他们犯了危险的罪行。姗菲母亲的那种倾向被有封建思想的人称之为罪大恶极。因为她被怀疑是阴谋破坏这一婚约的人。
  更糟的是,谣传她不是劝导姗菲象个女孩子那样顺从听活,反而鼓励她争自由,要反抗。当消息传来说姗非在学校里带领学生罢课反对腐败的学校当局时,这一谣传更是如火如荼,不胫而走。那时她快十六岁了,正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然而她被学校可耻地开除了,但回到家里还趾高气扬,若无其事。她的母亲非但不责怪她,还偷偷地同女儿商量,把她转到遥远的长江沿岸武昌的一所更具现代思想的学校里去就读。那里又传出谣言,说她当了学生运动的一名头头后,也是声名狼藉。更有甚者,在武昌男女学生都在一起学习。
  事情越来越恶化,最后那有钱的地主向法院控告了姗菲的母亲,指控她阴谋阻挠这桩婚姻。但这老太太非常机智地为她自己辩护,甚至使法院也相信她只不过想把这桩婚事往后拖延两年。
  她说服了法官,但说服不了那个地主。照老规矩,他求助于村里的武装乡绅,打算趁姗菲暑假回家时,强行抢亲。但他们未能得逞,姗菲逃跑了,又去武昌待了一年。当她再次回家时,又要来绑架她。在她母亲的帮助下,她再次逃跑了,躲在农民的家里,沿着另外的一条路线返回武昌。
  当她到达武汉时,得知她母亲已经去世。这或许是自然死亡,也或许不是。姗菲说她母亲是由于长期苦斗和家庭争吵的痛苦给折磨死的。“她是为我而死的”,她说道。她没有伤感地哭泣,只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
  姗菲学校里的同志们曾设法不让她回去参加丧葬。但去世的,不仅仅是她的母亲,而是一位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先锋战士。姗菲年轻而无所畏惧,对她两次逃脱旧势力感到自豪,并认为她能再次挫败他们。为了以防不测,她同学生会的同志制定了计划,如果她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返回武昌,他们就应开始寻找。并设法去营救她。
  她母亲的尸骨未寒,姗菲的老家就被武装人员包围起来了,她被强行抓到她公婆家,关在那套新房里,要她回心转意。但她没有改变主意,而且还绝食了一个星期。她的绝食斗争只是这个地主家又出现了一个反抗的女性时才取得胜利。
  这个妇女是老地主的原配夫人。中国人管正房叫“母亲”以有别于他的小妾。这位老夫人耳闻目睹这个奇特而有反叛精神的富家女子,以及多年来围绕着她的种种斗争,就运用女人古老的计策使这个姑娘获得自由。地主赐给她的自由只有在家里和庭院里走动的权利,不能越出深宅大院之外一步。不过在中国,什么秘密也保不住,新闻到处都是不胫而走。或许这就是一个女学生和两个男学生从南昌到这里来的原因。他们买通了一个仆人给姗菲送进去一封信。最后,一天深夜,姗菲想办法爬上了那垛高墙,消失在墙外的黑夜里。那天晚上她同几个朋友披星戴月骑马逃往武昌。
  时值一九二六年仲夏,革命之风正席卷着整个中国。不久南方的军队包围了武昌。姗菲放弃了学业投身到群众中去。她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在工作中她爱上了一个深受农民爱戴的农民领袖。她不顾把她许配给那个有钱地主儿子的旧习俗,宣称要同自己心爱的人自由结婚。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她的生活深深地同故乡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她过的是最穷苦工农的生活,吃、穿、干活都同他们一样,并且在许多战场上同他们一道面临过死亡的威胁。甚至在她怀孕和流产时,她也是全力以赴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后来她生了孩子,就把孩子背在背上继续工作。
  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姗菲是个非常活跃的女革命者,被派到她的故乡担任国民党妇女部主任。她还是革命法庭的一个成员。革命法庭负责审讯革命的敌人,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她把自己家的土地和她从前公婆家的土地都没收充公了。
  当革命成为一场社会变革时,国共两党就分裂了,并出现了可怕的白色恐怖。军阀和封建地主重新掌了权。姗菲的娘家和婆家都要求国民党将她逮捕法办。当局终于下了逮捕令,这意味着姗菲和她的孩子都将被处决。同她一起工作的两名妇女和三个男的也被逮捕了。那两个妇女被割去了乳房,这五个人都要当众游街后砍头。但工人们在棺材里打了几个通气孔,把姗菲和她的孩子装进棺材,抬着他们通过警卫森严的城门,来到城外的墓地。姗菲又从这里逃往武昌。有一次她因留着革命党人的短发而被捕,但竭力辩解自己是个有小孩的无辜母亲而被释放了。
  她到了武昌后,党立刻又叫她回到湘西秋收起义的激烈斗争中去。湘西的农民武装起来拒绝交纳租税,并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姗菲白天同他们在一起;夜里就睡在深山密林里,同她在一起的也是一些不敢在家过夜,对现实不满的人。后来派来军队攻打他们,农民被打败了。几千人被杀,其余的被缴了枪。
  这样,姗菲又回到了武汉,并再次被派回去参加战斗。这次她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一个由军阀控制的城市去工作。城外都是农民的武装;在城里姗菲以国民党妇女部主任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暗地里她在军队和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个城市里的司法局长是个富有的军阀,对姗菲一见钟情。她一本正经地听着他的谈情说爱,但没有忘记向他打听关于镇压农民的计划。他毫无保留地都告诉了姗菲,她就将消息送到城外的农民军队里去。城外军队里的一个领导人就是她的丈夫。
  最后,农民攻打了这座城市。姗菲在军队里的宣传鼓动工作过于明目张胆,终于被逮捕并判处了死刑。她托人找来爱上她的那位官员。他听信了她矢口否认的辩解,就释放了她,并让她离开这座城市。农民军终于被击败了;那些活着的人中有她的丈夫,最后在武汉找到了她。
  姗菲后来又负责党的排版印刷等技术性工作。她把孩子放在身边的桌子上,一面哼着哄孩子的曲子一面工作。有一天,她的家被军队袭击了。她的丈夫碰巧不在家,她也只是军队来搜查前几分钟才离开家。她从远处看到有士兵把守着她的家门口。几小时后她溜进家里去找她的孩子。士兵已把那孩子扔进一个水桶里给淹死了。尽管她同丈夫百般设法照料,也没有把这个小孩养大。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场,姗菲又得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很奇怪的。有一天,姗菲碰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天她去拜访她从前上学的那所学校的校长并决定在那里住一夜。第二天清晨,她被嘈杂的喊叫声惊醒了。在那些喊叫声中她似乎听到有她丈夫的声音。她坐起来侧耳倾听,清楚地听到有人高声喊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牺牲!革命万岁!”她的朋友用一个枕头捂住她的耳朵,并对她说:“他们每天都要砍头或枪毙一批共产党。那块空地就是他们的刑场!”
  远处响起了一排枪声,喊声消失了。姗菲起身摸黑来到刑场。士兵排成长队走了,只剩下一小群人呆呆地看着好几排死者的尸体。姗菲在一个尸体身上绊倒了,翻过来一看竟是她那被处死的丈夫,身上还有热气呢!
  白色恐怖之网收紧了,这时才下令让姗菲离开武汉。她从长江沿岸的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在工厂里劳动并从事组织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她从未有过较长久的工作,因为她脚有残疾无法使她在机器旁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
  一九二九年夏,她又同武汉的农民在一起了。有一天,她被派去长沙,她同两名男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是农民领袖,一起被捕了。她坐了六个月的监狱,后来新军阀推翻了旧军阀,只是为了报复对方才释放了许多犯人。但他们不释放那个农民领袖。姗菲买通了一个监狱看守人员,得以在离开前见了他一面。他的脖子上、腰里、双手和双脚都带上了镣铐,并用铁索连在一起。中国的这类犯人据说只能活两年。姗菲自己倒没有被铐上手铐和铁链,但她在狱中得了皮肤病、胃病、肿瘤,她的皮肤由于贫血而苍白。她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然而她又回到了农民中去,继续参加战斗。
  一九三○年春,她作为一名代表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朋友们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开刀切除了那个肿瘤。在此期间:她在枕头底下放了些研究马克思的译本,有一次她说:“现在我有时间学习理论了。”
  有人会问,“姗菲年轻漂亮吗?”
  姗菲二十五岁,黝黑的皮肤,开阔的脸,高高颧骨上面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似乎能看透中国象黑夜那样无比深沉的黑暗。她的身体象农民那样壮实,很难把她推倒在地。她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就象是土地的一部分。她美吗?我不知道——那你说,土地美吗?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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