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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献身革命的女战士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中国革命的巨大历史舞台上反复出现着一个妇女的形象。 　　起初，这个女人看上去弱不禁风，那双纤细的手就象孩子的手那样娇嫩；但你仔细一看，那个身材苗条，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性格坚强不屈，一双手由于终年劳动而变得瘦削。象迷人的夏夜一样乌黑平整的头发，有时梳成男孩的发型，有时留得长长的，在脑后盘起一个发结，插上一根绿色的饰针。有时，这个人物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有时候穿着普通妇女的棉衣，在某些场合则穿上统治阶级妇女那种非常讲究的绸缎旗袍。 　　这个窈窕淑女，这时穿着一件绸子旗袍，潇洒地从脖子一直拖到脚腕，朝我们转过脸来。这脸容使得那华丽的旗袍也相形见绌，因为这不是洋娃娃那样平淡无奇的美，也不是统治阶级妇女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自私自利或残酷无情的形象。相反，朝我们转过来的这张脸上容光焕发，那双眼睛和整个容貌都给人一种青春的魅力，充满着炽热的信仰。这是聪明智慧的脸。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洞察一切，理解一切。她的一举一动，她在这巨大的历史舞台上所说的每句话都表达了两种力量：一是爱和激情；一是坚定不移的信仰。 　　这个女人能为她自己说话，就象中国封建旧舞台上许多演员走到舞台亮相说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样。最好让这个女人赶快说，以免被悲剧所吞没而使之永远沉默下去。所以，就让她自己来说吧： 　　“我的名字叫张小红，一九○二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豪之家。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财富是我的祖父积攒起来的，他早年是一个英国企业家的仆役。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几年里，被迫同意让鸦片运入中国，支付大量赔款，割让土地，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这个英国人愿意给我祖父一筆钱和贷款，如果他能帮助他剥削这块新的殖民地。我的祖父接受了这笔款子，几年以后，他在该企业中的份额已值一千两银子，其中包括土地，房屋，货栈，商店，码头，赌场和鸦片贸易。 　　“我的祖父出身贫寒，未曾受过封建教育；由于他经常接触西方资本家，深受资本家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社会习俗方面他保留着许多封建的传统，他把这种习俗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相结合使他能对遇到他手里的每个男女劳工榨取血汗以增添他家的财富。 　　“由于他的财富，他深受华南老人的尊敬和钦羡，但也有许多人不赞成他的新思想，例如把他家的女孩子送去上学等等。我的姐妹和我都有幸能得到上学的机会，我们家里有些男的还到外国去留学。但这类自由思想只局限于我祖父自己的家里；从来没有扩大到其他家庭或人民群众身上。他也同那个英国合伙人一样用鸦片去毒害群众，出卖男女奴仆。 　　“我的祖母是一个非常狡黠而能干的老派女人，尽管家财万贯，她总是贪得无厌，总想有更多的钱源源流进她家的钱柜。推翻满清之前不久，我的祖父就去世了，我的祖母成了我们家里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我的父亲，作为长子他本应享有家长的地位，但沉湎于吸鸦片，除了个人花天酒地，别的什么也不管。我的母亲是一个大盐商的女儿，为人能干还有雄心壮志，她是我祖母的一个好帮手。 　　“我有两个姐姐，四个哥哥，但我母亲更喜欢我这个最小的孩子。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儿。人说一个瘸腿的儿子也比一个品德胜过十八罗汉的女儿来得宝贝，而让一个女儿上学，那无异把肥水流到外人田。 　　“当我六岁那年，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男人从国外回来，在香港开办了一所男女混合学校。他劝说我的母亲和祖母让我去上学以便为女孩子带个头。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一场风波，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允许有男女混合学校。 　　“我的家庭在某些方面渗透进一些现代思想，但在其它方面仍然是一个封建和殖民地式的家庭；而且完全扎根于那种唯利是图的经商思想。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爱钱如命，只对财神爷五体投地恭而敬之。唯利是图就是一切，生活中的其他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最早记忆里的一件事是我祖母参与的一次贩卖奴隶的勾当。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对钱财贪得无厌的女人。她贩卖的奴隶通常都是小姑娘，美其名曰丫鬟，而中国和英国的辩护士们仍为了美化她们的身份就佯称为“养女”。 　　“这是中国的一种花言巧语。这种丫鬟就是家奴，可以用金钱买卖，而她们的主人对她们拥有生杀大权；她们的主人可以随时随地将她们转卖给别人；也可以将她们送到工厂里去当工人为老板挣钱；也可以让她们去当娼妓；也可以卖给有钱的好色之徒当外妾。这些女孩子是华南一些省份里穷苦农民的女儿，这些农民穷得连把她们养到可以出嫁的年龄也养不起。 　　“在华南和香港，甚至中等家庭里也多半雇用一两个使唤丫头干繁重的家务劳动。漂亮的女孩子通常都以高价卖给有钱人当小老婆。有些则卖到歌舞厅里当妓女，或者卖到“花船”上，即广州、澳门、香港或南洋各城市的妓院里当娼妓。上海和中国北方城市里的有钱人也很喜欢买漂亮的广州姑娘当外妾或妓女。 　　“我们家里的活计都落在这些女仆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佣人都是丫头。此外，我们还买进一些女孩子专门倒手出卖给有钱的男人。这种买卖由我祖母管。我还记得小时站在我祖母的身旁，看着一些男人前来挑选女孩子时的情景。有时来的是广州的一个肥头大耳的官员，或是一个商人，或是广州或香港的官僚或富贾巨商家的花花太岁。他们都是来挑选小老婆的，找干家务劳动的女仆的人不多。当这些身穿绸缎长袍马褂的人上门时，我的祖母就叫人给他们沏茶送水，问候他们府上的人身体健康，祝贺他们恭喜发财。 　　“最后提到来访的目的时，就把女孩子带上来，这时一个个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但买主是非常狡猾的商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们总是要撩起女孩子的长袍或肥大的裤脚管露出大腿看看皮肤。有时他们会拿块布，醮上点水，擦掉那女孩脸上的粉，看看皮肤是否真的细白娇嫩。有时他们还在女孩子身上东摸西摸。 　　“买主看中后，就会走近那女孩，轻佻地拧一下她的脸蛋问道：“你愿意当我的外妾吗?”那女孩子则把头低到胸前，害羞地回答一声：“愿意。”接着就泪如雨下，悲伤的脸上掛着长长的泪痕。然后那女孩子退下，买主同我祖母开始讨价还价；买主往往坚持要证明他买到的是个黄花闺女时才肯付清全部价款。如果他在第一夜发现买到的不是一个处女，就可把那个女孩子退还并要回所付的钱。 　　“有人会说纳妾是为了找个‘情侣’，虽然大老婆是负责管家和传宗接代的，纳妾制度含有爱情的因素。但我要问——爱什么人呢?小老婆是一个可以买卖的奴隶，她的主人可以凭一时心血来潮，或在他穷困潦倒需要用钱时就可以把她转卖给别人。有权势的主人也可以把她当作礼物馈赠给他的部属。爱情!有钱人买进这种孤苦伶仃的穷家女子，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把它称作爱情。那些花钱买这些女子的男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性慾而已。 　　“你以为我是在说过去的黑暗年代，或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我还是孩提时的事情——那些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旧习俗吗?不，我说的是现在的事。因为今日中国到处都有女子出卖为奴的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受人欺凌，贩卖女奴的陋习也就根深蒂固了。无论在广州、南京还是北洋政府里，达官贵人和军阀，个个纳妾成风，甚至外国人十分崇拜并大力支持的蒋介石也‘离过’四个‘老婆’而同一个可以利用她的关系作为他个人政治资本的女人结婚。 　　“我是一个富家女子，从小娇生惯养。我的母亲十分宠爱我，袒护我，为我的未来幸福作安排。但是，即使在孩提时代，我就想过，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里或其他贫苦家庭里，命运又将如何呢?很可能也会象在我们厨房里干活或经我祖母的手出卖给别人的那些女子一样。即使当时年纪很小，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答应‘愿意’嫁给有钱人的女孩子满脸泪痕的情景。我在孩提时代就幻想我将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解放所有女奴而奋斗。 　　“我小时还听说过贩卖男人当奴隶的事，许多人是被绑架走的，有的是在各种蛊惑人心的幌子下运往国外的。其中的一种借口一直沿用至今，即所谓的合同工。穷苦的农民，工人，华南的散兵游勇，在高工资和能发大财的诱惑下，或者只不过答应给他们吃饱肚子，就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劳工到英国、荷兰或法国人在东南亚，即他们称作南洋的殖民地的庄园和矿山上去工作。 　　“人们常常听到‘移民’到南洋的中国人发财致富的传说。确实有少数人积攒了财富。但是在成千上万人中即使有这样一个发财致富的人，那末大多数人往往都在残酷无情的工头的皮鞭下死于贫困和绝望之中。不少人把钱寄回老家，一年里总数也有几百万元。但是我国有几百万人背井离乡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去谋生，如果他们从那微薄的工资中每日能汇回三、四元钱，合起来也有上百万之巨。但对每个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十分可怜的一点钱。 　　“现在我可以详细地对你讲讲这些劳工是如何送往欧洲人殖民地的庄园和矿山去的情景。在香港有一个荷兰大贸易公司的分号。它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锌矿提供劳工，这些矿坐落在非常有害健康的地方，去那里劳动的工人只能活上短短的几年。然而，这个荷兰公司每年两三次派人到广东省来招募华工，对那些想去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人大加渲染发财致富的海外奇谈。负责招募华工的人每招到一名可得几块钱，而他就从中拿出一些钱用于贿赂中国官员以便为他招募劳工和签发护照大开方便之门。 　　“招募来的人分成几百人一批，运往香港，先由荷兰公司的人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看看胸脯、身体和四肢是否壮实有力足以承担那种荷兰东印度公司里的人谁也不会去干的苦活。然后再从香港装进连牲口也无法忍受的货船里运走。到了荷兰东印度的一个港口后，劳工们一上岸就给关在栅栏里，每人都得在一份用荷兰文书写的文件上签字画押。这些劳工连本国的文字都大字不识一个，更不用说荷兰文了，至于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法律文书更是一窍不通。他们被迫在那个文书上按上了一个手指印就把十年的自由给断送了，甚至连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这份文书就把他们禁锢在锌矿里当劳工了，并在以后的十年中，只能拿到荷兰人规定的工资和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出卖劳力。在中国招募时，这个文书没有同他们见面，那时他们或许还可以另有选择。但现在，如果他们拒绝签字画押，就必须归还该公司把他们运到这个他乡异国来的路费和伙食费，并须立即离开这个国家，要自己花钱乘船回中国。如果他们还想争辩，那末等着他们的就是荷兰新主人的靴子和皮鞭。在绝望中大多数人只得签字画押，因为他们既贫穷又无知；而那些反抗者——有时少数几个曾经当过兵的会采取反抗行动，荷兰人把这些人叫做‘坏分子’，最终也只得签了字，因为“斗争就自取灭亡，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然后他们就给运到锌矿去，矿上死人很多，以致每年都得运两批新人来补充。那些设法逃跑的人，被抓住后就带到法庭上去受审，他们受到的惩罚除了一顿鞭子外还要延长当奴隶的合同，因为那里的法官都是矿上的经理人员。 　　“今天，南洋的奴隶主不只是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了，其中还有中国的百万富翁。这些人有的是继承了他们父辈的产业，有的是靠自己辛劳一辈子，或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现在他们加入了白人庄园主和矿山主的阶层。种族的界线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阶级界线，他们的财富是从南洋劳工的生命和鲜血的基础上积聚起来的。 　　“……暂且不谈我个人的往事。但我想有关人们如何充当奴隶的这个故事将会使你感到兴趣；因为这是无数受压迫人中的一个具体实例，正是这种压迫唤醒了我的责任，也使我看清了统治阶级的真实面孔。 　　“我对你讲过我的家庭是封建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混合产物，而当这两种剥削方法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从它们所掌握的人身上榨取大量的财富。由于命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能够上学并享受到从前中国其他地方的女孩子享受不到的许多权利。在我孩提时，满清已被推翻，各种新思想潮水般涌进我们国家。男的剪去了辫子，那屈从的象征，积极投身运动的妇女也不再缠足了。我的脚就从未缠过。 　　“但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时我是十六岁。我那几年前已结婚的一个姐姐，当时住在广州，她的丈夫是一个高级官吏。她很幸运，因为她丈夫的老家在汕头，在广州有她自己的家。但她也很不幸，因为她要没完没了地生儿育女。她现在已有七个孩子，每年都要生一个，弄得她身体虚弱，陷于深切的失望之中。她的丈夫很少在家，不是出去同官僚们欢宴，就是去赌博或同歌女在一起瞎混。 　　“我母亲答应我去广州上中学，学习期间就住在姐姐家里。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发起‘五四’运动时，我住在广州。他们举行反对凡尔赛和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表面上装作是中国的朋友，但在社会上却同意日本人侵占中国的领土，也附和日本人强加于腐败的北洋政府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退出了和会。 　　“但是对中国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来说，‘五四’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范畴。‘五四’运动是紧接着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它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各种社会价值；对知识青年中的封建思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广州的学生中要比在英属香港地区的学生更自由活跃，我对这场运动无比兴奋。它好象是吹进那陈腐发霉的旧房子里的一股强劲的清风。 　　“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和学生出版了一份《新青年》杂志，把文艺复兴的思想介绍给中国。这个刊物的主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通过这份刊物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认真研究起社会科学。当时我是广东学生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学生会是很激进的，我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 　　“那年我们广州的学生为穷人的孩子开办起学校，从那时起，我不仅懂得要同情穷人而且还将我的知识去为他们服务，因为我的一切生活来源都是他们劳动的成果。在此后两年里，我在广州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工人夜校当老师的工作上。我从不感到疲劳，因为前来参加学习的工人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知识。 　　“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有着伟大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同我的家庭进行了重大的斗争。除了我的两个姐姐(她们婚后都不幸)，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几乎每个人都想迫使我结婚。不仅我的母亲泪流满面地恳求我，还有我的叔伯姑嬸，以及各种各样的亲戚，总共不下一百人，为了把我从‘危险的倾向中’解救出来，都劝我同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结婚。我一再拒绝结婚，而我的母亲只得又去找一个她认为可以使我称心如意的年轻富豪。我每次回到香港的家里，心中都充满了悲哀和斗争；我的亲戚每次到广州我姐姐家的来访，给我写来的每封信，都使我充满了新的痛苦。 　　“但是我坚决拒绝结婚，决心专心一致地学习，成为一个医生为中国的工农服务。我同家庭的这场斗争是我同封建势力的第一次重大较量，这是一场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攻历时两年多的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十八岁那年，我的大姐偷偷地寄钱给我，要我从广州逃到北京去找她。我大姐嫁给了北洋政府的一个大官。一天，我离开广州去香港，然后乘船北上了，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多少年来，我都没有再回家。我从北京给母亲写了封信，要她给我寄钱，以便在北京学医，并威胁说，如果她不给寄钱就再也不回去看她了。最后她对我的爱占了上风，终于痛苦而茫然不知所措地屈从于我的意志。 　　“在北京，我成为著名的学府——北大的一名学生。我在学医的同时，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我读了许多书，短篇小说和其他有关文章，也读了许多翻译作品；我同《新青年》和上海共产党知识分子创办的创造社的作家们有了亲密的交往。我在北京学习期间过的是一种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生活；我学医时间越长，越看清了许多疾病是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类疾病根本就不会产生。 　　“‘五卅’运动开始时，我在北京已经学习了五年。过场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国警察对上海的学生和工人实行大屠杀后发动起来的。这次大屠杀比‘五四’运动更清楚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是阻挠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决心要打倒帝国主义。这次事件后，我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席卷全国的反英抵制运动中变得很活跃。但在第二年又有新的反对中国进步的势力抬头了。三月十八日，中国警察在北京屠杀了许多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而举行游行示威的学生。中国的统治者对最后通牒俯首帖耳，但却枪杀了那些敢于起来提出抗议的人。 　　“屠杀开始时，我正在游行队伍中。警察举起枪开始向集结着几千名学生，包括小孩在内的群众大会开枪。当群众从雨点般的子弹中逃生时，警察从背后向他们射击。我站在那里一时惊呆了，看到警察举起枪向纷纷逃奔着的青年背后射击，还发出笑声；笑声过后接着又是一阵射击。他们枪击一个人就象打死一只鸟一样，其野蛮和毫无人性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这种情况我当然是无能为力的。 　　“于是我转身走开了。但我给绊倒了，跌倒在一个女子身上，她的脖子上还在不断地流血。接着又有个沉重的东西倒在我身上，使我动弹不得，只听见压在我身上的人在痛苦地呻吟，在挣扎，发热的鲜血流过了我的全身，透过我的衣服，流到我的脖子和脸上。远处我听到砰砰的枪声和男人、女人的惨叫声。我呼喊着救命，但身体动弹不得，陷于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一些急促的声音唤醒了我，才睁开眼睛，看到我宿舍里的女同志们在替我洗去身上的污血，一位医生在检查我的身体。 　　“在这次大屠杀中，是同学们的身体救了我的命。我只是在手臂的上部中了一颗子弹。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受了伤。但是这次大屠杀在我们面前暴露了另一个阻碍中国进步的敌人——军阀和官僚。 　　“同年春天，在北京学习了六年后，我成了一名医生。原先我计划到国外继续我的学业，但革命运动正处于高潮，革命军队正准备离开广州，北上攻打北方的军阀。所以我急忙离开北京，来到广州这个中国的革命中心。 　　“我离开广州后，发生了香港工人大罢工，使港英陷于瘫痪，显示了香港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使命。这次罢工引起了全中国统治阶级和在我国主要城市里称王称霸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极大恐慌和仇恨。罢工期间工人们在广州及其周围建造起不少马路，使得这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发现整个广东省的千百万农民也组织起自己的农会，粉碎了地主、高利贷者古老的封建锁链和军阀官僚铸造的更为现代化的枷锁。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但这种革命由一个革命政党来领导并拥有一个明确的社会纲领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把工人和农民都组织起来，并在两年前同国民党实行了联合。 　　“这些事态的发展使我认识到我儿童时代幻想领导一支军队去解放奴隶的想法，确实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梦想。因为这是在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一种为解放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制度。我曾经渴望要为之解放的那种女奴，现在已经被当作人看待了，贩卖女奴是一种要被判处死刑的犯罪；男人也不再签字画押把他们的生命出卖给殖民主义的庄园主或矿山主了。 　　“在此期间，我路过香港时抽出几个小时回家探望。我在广州四处奔波，深知革命面临着多么可怕的危险局面。因为工农组织年轻而武器不足。封建商人阶级、旧官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要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权力并力图粉碎方兴未艾的群众革命。 　　“我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于我本人的愿望和党的指示，我参加了著名的铁甲军下面的一个医疗队。剪短了头发，穿着一身军装，我成为从广州进军到长江平原的一名革命妇女。 　　“我们这些经历过中国大革命的人决不会忘记千百万艰苦奋斗的工人农民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他们的希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多少世纪以来受压迫的千百万农民已经觉醒，挺起了腰，开始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他们在革命军队里参加战斗，充当向导，在行军经过的沿途一连几小时地站着等候为我们的部队负责提供茶水和食物。他们开始了减租减息，取消一切非法的税收，在许多地方还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并把反动的土豪劣绅扫地出门。除了直接帮助革命军队外，农民们还在整个华南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赤手空拳同旧军阀势力，地主和土豪劣绅进行战斗。他们并不是坐等革命军队的到来，但得知我们的消息后，他们就开始举行会议，展开了反对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 　　“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我所在的著名的铁甲军是一支共产党军队。我们的指挥官中，有些是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并成为当今华中工农红军中的领导人。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有着光荣的历史，在群众的支援下，我们所向无敌。我们参加了夺取汉口和汉阳并包围了武昌一直到打下武昌的各个战役。我的身体现在坚强有力，工作起来有无穷尽的力量，无论在检疫所或激战后抬担架抢救伤兵，什么都干。我亲手把几百名英勇牺牲的中国青年闭上了眼睛。我看到为革命献身的男男女女，更坚定了我的信仰。我不再流泪了，而是要充分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我们的军队向南昌挺进，正当我们在南昌时，爆发了反革命政变并开始了可怕的白色恐怖。军队里的军官都是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儿子，或者是出身于职业军人或城市资产阶级的家庭。从一开始他们就害怕并痛恨工农政权，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得到了解放，这些军官就同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城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力图维护旧秩序并且要把新生力量扼杀在摇篮里。 　　“在我们军队内部，军官们尤其痛恨给予普通士兵以人权待遇的政治委员会。当这些军官被迫参加这种每周举行的，士兵和军官一起参加的会议时，普通土兵有权提出经费开支的情况或要求公布帐目；或者提出为什么军官不把士兵应得的军饷发给他们等等问题。军官藉以发财，沿袭已久的贪污特权给扫除掉了。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反动力量和革命力量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上海，蒋介石大批屠杀工人和知识分子从而揭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后来这种恐怖也降临到那些敢于起来斗争的农民头上。新组织起来的，武装很差的千百万工人农民惨遭屠杀。各种封建反动势力纷纷出笼，中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尸骨遍野。 　　“但是革命的力量为保卫革命而奋斗。在南昌我们反对反动势力的起义失败了；在共产党军官的领导下，我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到了汕头，希望能攻克该市，后来又到了广州，我们希望广州会再次成为革命的堡垒。但是革命力量太年轻，反动势力太强大，这时又得到城市帝国主义者的增援。汕头之战，我们失败了，在这次战斗中我感到必须放下医疗包，拿起我的枪。我们到了华南，我觉得自己知道反动派的各种所作所为，他们贩卖奴隶和鸦片，无恶不作。因为我出身于反动统治阶级，虽然我要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但有时就不可能做到了。因为我要战斗，满腔仇恨地去战斗。 　　“但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们的部队往后撤，分散了，有的去到福建和江西。我们则来到广州。我乔装打扮成一个时髦的阔太太，在广州住下了。有时我难免要动摇，仍然认为人民大众和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在粉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之前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广州公社被镇压，对我脑子残存的一丝幻想是个致命的打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几乎没有发生流血就建立起广州公社。躲在中央银行里的几个士兵在负隅顽抗，为了把他们赶出来就把银行用火烧毁了，周围的一些房子也着了火。接着公社开始组织起一个革命的工农政权，中国人民新的自由社会的中心。 　　“三天以后反动军队伙同一批外国人，在一些中国最封建的军官领导下攻占了广州。他们还得到停泊在珠江口的外国炮艇的支援。公社被推翻了，对人民的大屠杀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时，或许也出现过这种互相残杀的现象，但几个世纪以前，对起义农民的屠杀和成古思汗蹂躏别国领土时的屠杀都不及在封建军官指挥下的白军对广州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来得凶狠和残忍。 　　“广州城内，大片大片的地区都在战火下被夷为平地，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妇女和男女学生惨遭杀害。白军的军官见到劳工和学生都格杀勿论，有时喝令他们站住，然后开枪打死；或者把他们逮捕，强迫他们跪下，然后砍头，甚至把他们肢解成碎片。抓到留着短发的年轻姑娘，就把衣服剥光，毫无人性地加以轮奸，然后把她的身体从下到上一劈两半。这种年轻姑娘往往不过十五、六岁，而军官在回答来自香港的英国记者时说：这种留短发的姑娘最坏，她们态度傲慢，出言不逊。我们要杀掉她们几百个。 　　“那些被杀害者的尸体就象宰完的猪一样堆积成山。有一天，四千名犯人被解出城外，用机关枪给扫射死了。帝国主义领事馆的官员们对这种场面笑逐颜开，他们还以尸体为背景拍照留念。苏俄领事馆的五位官员被逮捕后给押着游街示众。他们身上的钱全给抢走了，连他们的鞋子也被脱下来，然后遭到杀害。该领事馆的一名妇女被人用一根大棍子从她的下身捅进去给活活整治死了。 　　“四年以后我在上海默不作声地听着一个美国军事情报官员的妻子对人在说这个苏俄妇女是怎样被杀害的并拿出被捅死时的一张照片给人看。这个官员的妻子说完后，还自以为是地说道：‘但你知道我一点也不同情这些女人!’我终于明白，即使以前我不知道，美国的统治阶级并不比中国的封建反动派更为人道。一旦美国工人起来开始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奴役下求得的解放而斗争时，他们也会面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那种可怕的恐怖局面。 　　“经过几天屠杀之后，广州的有钱人开始上街了。我穿上一件绸子旗袍乔装打扮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贵妇也走上街头。只有这样打扮我才是安全的。如果穿得象一个贫穷的妇女我会被人杀害的。这时我沿街看到被刀砍伤或中了枪弹而气息奄奄的工人。我还看到资产阶级妇女在街上看见受伤和快要断气的工人时，就拿起石块或木头击破他们的头颅，使得脑浆横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里，所谓有教养的统治阶级妇女的人道主义都以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我听说有些贵夫人用小刀从苏联官员的尸体上割下肉来以发泄仇恨，然后把他们葬在万人坑里，这就算是广州革命烈士的安息之地了。 　　“资产阶级和军阀的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所有工会都被解散了，除了那个半官方的黄色机械工会之外，因为它的工会头头曾帮助过反动派。广州商人组织的志愿武装队曾被革命政府，甚至被几年前的孙中山所解散。现在又重新全副武装地组织起来了。全省各地的农会被粉碎了，几千名农民在这场斗争中被杀害。 　　“广州封建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又重新建立起来了。鸦片烟馆又兴隆起来了，鸦片成为进出口的主要买卖；赌博、宴请、嫖宿娼妓又成为达官贵人的主要娱乐。贩卖女奴的行业又兴旺发达起来了，在此后几个月里，我又亲眼看见把女孩从农民的家里买来转手倒卖给商人和官僚阶级充当佣人或外妾。 　　“新政权又回到古老的掠夺制度，对农民课以重税；授予投标最高的人向农民收租的权力。这些投标中奖者，为了得到这种权力愿向政府付出几百万元钱。然后他们带着自己的武装人员，向农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他们按原先规定的数额向政府交税，余额部分都流入他们的私囊。新政府对这种余额未加限制。这些私人收税人员就象兀鹰一样，把农民的血汗吸干。农会曾经赢得的一切人权，他们的全部希望和梦想都被新成立的商人、政客和军阀政权所粉碎了。广东和全中国的天空上又是一片乌云。 　　“我见过中国的统治阶级，这意味着我也见过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因为在中国重建反动统治的过程中他们曾象亲兄弟一样合作无间。他们对残暴和惨绝人寰的种种罪行是无所不能的。这个阶级不会对中国干任何好事——除了赤贫和奴役，除了腐败和压迫外，什么也不会提供。 　　“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渴望广大劳动群众能获得自由并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的这种权利，千百年来被人剥夺)。象我这样的人，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在华中的工农队伍里工作，我们在华中建立起一个中华苏维埃政府，从而为一个人道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地区里，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公共卫生工作者；所有这些技能是我作为特权阶级的一个成员所享有的权利而学习得来的，现在我把它贡献给了工农群众。 　　“我们赤手空拳，面对那残暴无知和压迫人的古老制度；今天我们建立起学校、医院、俱乐部、戏剧社——劳动者能无偿地得到土地，还有各种政治军事机构。我的足迹遍及这个地区的四面八方，建立卫生机构，给人上公共卫生课，教妇女如何护保自己的身体和照料孩子。我长期以来都把目光注视在千百万受压迫，渴望求知的人身上，现在我更不可能对他们弃之不顾了。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给他们讲授知识，不得不到上海这种反动派残酷统治的城市去时，这些如饥似渴般的面孔，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 　　“至于我出生的那个旧封建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黑暗而又可憎的回忆；我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恶梦。我希望如果我终于见到他们及其同类，我会以一个红军的身份去毁坏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把在他们奴役下的人解放出来，使之过象样的生活。他们曾经想要把我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以便让我为他们生养更多象他们那样的败类。但是我选中了一个自己心爱的革命者，我没有去请求牧师或警察为我们的结合祝福，因为他们只为资产阶级的婚姻效劳。我的丈夫在白色恐怖中倒下了。虽然我的心也跟随他进入了汉口的那些无名者之墓，但他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劳动群众而英勇牺牲的，他的死只能使我更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工作。 　　“你想知道我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要说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够了，因为这意味着我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后，而我现在所从事的一切，将会由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人继续下去直到开花结果。现在我要走上征途，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能为革命工作多久。因此必须只争朝夕。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