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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们大家都是穷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中国没有阶级。我们大家都是穷人!” 　　——一位上海银行家的话 　　我坐在广州一家中国大旅馆的楼顶上观看这个城市里的权贵们纷纷前来庆贺一位高级军官的婚礼。婚礼仪式完毕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光酒席一项就足足花去了几千元之巨。旅馆里张灯结彩，送给新婚夫妇的礼品和鲜花摆满了一大屋子。街上的鞭炮声和军乐队的奏鸣声交织成一片。 　　新郎是一位师长，不久前同一位桂系对立的军阀打了一场内战后刚从广西返回广州。在中国这称之为凯旋荣归，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他是个安然荣归的将军，但那些农民士兵的尸体却留在战场上，甚至无人给埋葬。他们同对立面将领手下的其他农民士兵打仗，根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且这场战斗仍以妥协告终。 　　不过这是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因为在供应武器弹药、粮食布匹的买卖中可以赚到大钱，同时，这位广州将军还在“敌方”的一个城市中占有一些利润丰厚的鸦片烟馆。其实，抢夺鸦片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因此广州的统治阶级都前来庆贺这位胜利者的婚礼。 　　我停步看着一大队人马从广州的大街上走过，他们从江边走过来，大约有一百人，都是穷苦汉，身上被捆绑着并用绳子串在一起。有几个人穿着草鞋，其余的都光着脚。只有少数几个人穿着破褂子，大多数都光着脊背。头上带的草帽都是生活稍好一点的人用了几年后扔掉不要的破草帽；在破草帽下面露出受人驱赶者那种表情发呆的脸孔。他们不抗议、不斗争，只是垂头丧气地走着，旁边还有押送的武装士兵。 　　这群人不是罪犯，而是从江边被抓来的工人。军阀要打一场新的战争，需要牲口为他们运送军火和粮食供应。在中国几乎很难找到牲口来承担运输任务，至于用汽车连马路也没有。于是，军阀们就在工人或农民聚集的场所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端着枪追赶那些闻风而逃，四处躲藏的人。被抓的可能是带着农产品到市场上来出售的农民；也可能是辛劳了一天的工人；也可能是船民和码头工人。被抓住的人都用绳子捆绑起来排着队伍给牵着走。不管他们是谁，不管是干什么的，也不管他们被抓后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都是无权无势之辈。只是靠卖力气为生的芸芸大众。那些想挣扎，企图逃跑的，在队伍里就当场给枪决了，然后割断绳子把尸体扔到路边。 　　我在广州街头看到的这种场面，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里也都见到过。这些人等于是军队里的牛马，除了每天给几顿饭外，他们分文也得不到。在前线他们挖战壕或者运送供应物资，而敌方的士兵就可以象打鸟一样把他们逐个击毙。他们一倒下就躺在那里没有人管了。到处都有象他们这样命运的人。 　　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我说：“我的祖父就是这样被抓走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着他。他后来怎样，我不知道——大概是在翻山越岭的路上死去的”。 　　一个伤兵只值六块大洋，但一名将军养伤要花掉一万五千元。这有事实为证。 　　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日本入侵略上海时，我看到从战场上抬下许多伤兵运进医院。他们是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第十九路军的士兵。他们都是穷苦人，有些还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是从外地农村来的农民、工人和苦力，参加军队是为了糊口和答应会发给他们的几块大洋，这点钱对这些贫苦家庭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穿着破旧的军装和不成样子的军帽，脚上穿的是草鞋，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但他们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机器去作战，而日本人拥有的这种装备可使他们以一顶千。他们已有五个月没有领到过饷了，但日本人入侵时，他们仍然坚决迎战，决不后退一步。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的战斗力使外国人大为震惊，也使日本人闻风丧胆。 　　抬进医院来的伤兵浑身上下都是泥和血，伤口痛得他们喊天叫地!他们的床底下放着几件可怜的财物——一套旧军装，一双草鞋，一顶帽子，一个水壶，还有点小零碎什物，或许还有几个铜板。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为这支军队汇来款子。但这些钱从来没有分到士兵的手里过。款子都装进经手的银行家和政客的口袋里了。这些穿着长衫或者西服的“爱国者”躲在远离战场而又安全可靠的外国租界里，利用这些普通人的英雄主义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并以此大发横财。 　　他们天天不是宴请就是举行招待会或者开赌局。他们的太太穿着绫罗绸缎，带着钻石戒指和头饰，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前去参加宴会或打麻将。他们不让自己的女儿去看护伤兵，因为伤员是粗俗之辈，是中国的芸芸众生。有时这些一身珠光宝气的太太们也会到医院去向伤兵作一番官式访问。她们说是去“鼓舞士气”。她们伸出戴着宝石戒指，雪白细嫩的纤手给伤兵们发糖，同时一面向伤兵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夫人”，“某某太太”并乘机为自己和她们的丈夫做宣传。伤兵们却回答：“我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世界各地寄来的那三百万元钱到哪里去了?” 　　太太们无言以对匆匆溜掉了。那些无知无识的当兵大老粗竟敢对她们这样说话，而且发生在来给他们“鼓励士气”的时候! 　　士兵们还组织起一个委员会提出给死难者家属和严重伤残者发放抚恤金，要求把捐献给他们的那笔钱分发下来。于是他们的长官叫来外国警察逮捕他们。外国警察来到医院，把伤兵从床上拉起来，把他们赶出医院，交还他们长官的手里。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杀害，还有一些无影无踪了。他们的命运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的长官后来发表了带有警告性的演说。 　　“战士的职责就是战死疆场。”接着他们又补充说：“我们为每个伤兵拨给医院六块钱的医疗费。这样你们还不满意!” 　　花六块大洋治疗敢于同日本战争机器作战的人!因为“我们大家都穷。”士兵还敢再侈求什么呢。 　　四个月以后我乘一艘长江轮从汉口到上海。在轮船里躺着一位受伤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范绍增，是四川二十一军的军长，坚守湖北沙市有两年之久。 　　四年之前他是四川的一个土匪，后来被南京国民党的将领收买了。他为国民党守住沙市以抵抗红色农民革命军。沙市是长江上游鸦片交易的一个中心，驻防这里的将军油水很多。 　　一九三二年七月初，这位将军率领一个师同红军的一个支队作战。他的军队几乎被红军打得全军覆没。红军直捣他们的老窝，甚至把范绍增将军的大腿和右胳膊都打伤了。当兵的被击倒在地，死活随他们自己的便。那些受了轻伤，能够走回兵营去的可以得到治疗。但这位将军则给小心翼翼地抬到一所教会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和护士负责照料。由于这里的治疗条件仍不算好，又被转到汉口的一家医院里去。 　　腿上的伤口很快就完全愈合了，但右胳膊却骨折了。汉口的条件对将军来说不够理想。因此有一天晚上，上海的一位外国的名医给人从床上叫起来要他乘飞机到汉口将这位将军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来住。一个医生还不够，又加派一位中国的名医。 　　这样范绍增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一行男女总共十一人乘坐一艘英国轮船“湖水”号驶往上海。随行人员中有两名国民党政客，一名他的下属军官，一名汉口一家教会医院里的特护，还有他在沙市的十名妻妾中的四位，他的一个十岁的女儿，再加上两名医生，全部都乘坐预订的头等舱。 　　每天早晨那四个小妾，两位政客和那名军官把一张床搬到甲板上的一个凉爽的地方，铺好床单，然后将军在众人的搀扶下慢慢走到床边，他的躺卧起坐都有夫人侍候，虽然他自己完全能走动，除了胳膊骨折外，没有别的毛病。妻妾们有的拿枕头给他垫头，有的给他垫胳膊，教会医院的护士替他量脉搏。站在一边的其他几个人则给他拍照片——从侧面，从头部，坐着的，躺着的拍各种姿势的照片，还有他女儿跪在他床边的，两个小妾在替他梳头的照片。 　　当将军感到有点不舒服时，妻妾们竞相争宠，赶忙把他扶着坐起来。然后一个小妾站在他前面喂他水果或巧克力。虽然那位将军的另只胳膊没有受伤，强壮有力，他却从来不动手自己吃东西，所以整天都得由妻妾们喂饭侍候。船上的乘客纷纷投以怀疑的目光，有人就说：“那家伙是真的在战场上受伤的吗?看上去更象是在汉口的旅馆里或沙市的鸦片馆里弄伤身体的。” 　　用餐的时间到了，两名手下人搀扶着将军走下甲板去餐厅用饭，后面跟着他的全部随从人员。在餐桌上，将军就显得精神抖擞了，挥动他那只强壮有力的左手大口大口地吃下一顿丰盛的美餐，将军的一顿饭足够填饱十几个穷苦士兵的肚子从而可以使他们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餐后他看上去又虚弱无力了，吃力地站起身来，又有人搀扶着走到甲板，替他安顿在床上，梳好他的头发，妻妾们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又拍了一阵照片。 　　到了上海，这位胜利归来的英雄受到一大群政客和帮会头目的迎接。走在欢迎队伍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派两名医生乘飞机到汉口去接这位将军的上海黑社会头目，臭名昭著的杜月笙——他还是鸦片走私，武装绑架的总后台，国民党政府委任的秘密机构“上海剿共支部”主任。在他后面是一大群国民党军政官员。杜月笙这位长江下游的鸦片大王热烈欢迎他的歃血为盟的兄弟，沙市的鸦片大王范绍增将军。他还是一位拥有十名妻妾的南京政府的高官，蒋介石的亲信，湖北红军的死敌。 　　一辆专用的救护车等着把这位将军送到医院里去，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救护车，让他躺下。救护车后面尾随着一长排车队。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这位将军的照片——这个同湖北红军作战的英雄! 　　我估算这位南京将军治疗这次右手骨折所花的费用——从他受伤到出院不少于一万五千元。 　　对一名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受伤的穷苦士兵，发给六块钱医药费——对一个在打红军和革命工农中胳膊骨折的土匪将军要花费一万五千元。 　　但他们还说，“中国没有阶级!”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