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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中国的外国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我刚到中国时，以为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在中国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外国人接触到中国的各种文化和政治运动。或许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或许他们在研究试图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运动，例如民众教育运动，文化复兴，妇女运动等等。 　　一位在天津住了十五年的欧洲妇女主动开汽车要带我去看看“本地人的市区”——就象去访问贫民区一样。我要她把我带到南开大学去。 　　“南开大学!你说的是金陵大学吧?亲爱的——那是远在上海附近!”对我的无知，她只是淡淡地一笑。 　　“不，是南开大学，在天津的一所中国大学。” 　　“不过，亲爱的，你弄借了!” 　　争论了半天，她一个劲地说我初到中国——所有新来中国的人都会从外国人那里听到的那种颇带几分怜悯的说法。但最后她还是叫来她的那个“仆欧*”。那佣人说天津附近好象有所什么大学似的。一小时后这位太太把我带到就在天津郊外的南开大学。同时，还说她似乎什么时候曾从远处见到过这些楼房。 　　在南开大学我找到了一本带点自由主义色彩的美国《民族》月刊，这份刊物在天津的外国人图书馆和书店里都不陈列。“我们这里不卖这类布尔什维克的东西。”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回答说，有个人很友好地警告我不要问起这份刊物，否则别人会把你看成布尔什维克。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听了我的这段插曲后说道： 　　“请原谅……你是一个外国人……但你应当了解天津外国人的知识水准并不是很高的。” 　　在北平我把一封介绍信交给一位在中国已经住了十年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教授。他肯定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学者。我天真地对他谈了我的兴趣。象我在中国遇见的其他许多外国人一样，他似乎觉察到我是在搞什么煽动性活动，也同其他人一样，要“对我施加影响”而且从一开始就让我建立起“正确的观点”。他给我上了足足两个小时的课。 　　我听他说，中国的学者，除非是在美国出生或培养的，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人还由于几个世纪来只尊重知识，不尊重金钱的风气，形成一种“狂妄自大”的恶习。现代的中国人不诚实并且都是无能之辈。中国的情况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到来之前不一样，现在整个中国都给他们毒化了。大约有六七个布尔什维克在南方落户，但他们要把整个中国抓到他们的手里而且强迫中国人从一个温良恭谦让的民族变成一个傲慢和充满敌意的民族，他们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大街上往白种女人身上吐唾沫。他描述“南京暴行”时的情景，就好象听协约国关于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吃婴儿的蛊惑宣传一样。然后他说到一个他认为能够使我信服的观点：“你知道我们美国人对侮辱我们的妇女多么愤怒……一想到南京我的热血就沸腾起来了。” 　　让他的热血去沸腾吧，我得去访问另一群美国人。这批人，象其他许多外国人一样，把他们自己说成是“中国的朋友”。当许多人在谈论犹太人时，他们开始说道： 　　“现在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又说“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他们象蛇一样邪恶，同时又象孩子那样头脑简单。” 　　从外国人中听到的主要抱怨是中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确保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福利。至于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福利则只字不提。这些“中国之友”的计划是主张派“有头脑”的美国银行家来指导中国人各方面的生活和活动，以推行所谓的道斯计划。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几十亿美元的贷款要付出多少利息，但从他们的态度来看，我推测如果这个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的话，每一千个中国人里能穿上一条裤子也就算不错的了。 　　后来我同三位自由派新闻记者吃饭。他们对中国友好，但他们也未能使我同我所要见的中国人接触。他们只是把从中国和外国报刊或从少数几个中国官员那里得到的消息往外发，有些新闻确实是不错的。中国人说这些人主要是从使馆区的一些情报机构获得新闻的。他们自己也对我说日本人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情报网，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消息。 　　“当然这是在北方，”他们说。“在南方，英国的情报组织最好。毫无疑问你一到中国他们就知道了而且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包括知道你几天换一件衬衣。” 　　“如果你写有关这里外国人的事情，”其中一位警告道：“他们不会轻饶你的。这些外国人会到处刁难你……他们甚至会把你开除出俱乐部!” 　　“多可怕呀!”我嘲笑着说。 　　“嗯，这是可怕的!”有人回答说：这里的人都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同中国人接近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喜欢外国人。” 　　“为什么?” 　　我刨根问底地问了几个“为什么”，终于引起一场争论。事后他们就对朋友们说我新来乍到对中国一无所知，过一两年后就会回到“和我一样”的立场上来。这指的是主要由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一块小殖民地。这些人在欧洲和美国只是开中小店铺的人，但在中国却过着王子一般的生活。 　　有一天我访问了一个在中国居住了多年的德国人。他是我在华北和满洲遇见过的许多德国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有的比他更坏，少数几个比他要好得多。他抱怨说，德国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在政治和商业上倒没有什么损失。那末错在何处呢?问题是德国人在社会上现在属于第二等级——处于和中国人一样的地位，受到其他外国人的轻视，同时也得不到中国人的尊敬。 　　从他的痛苦叙述中我了解到一个德国人几乎不可能爬上奥林匹克斯高山之巅，坐在顶峰的是英国公使，其他国家的代表都象圣徒围绕着上帝那样拱托着他，它们的地位同各自国家的军力密切相关。仅次于或几乎同英国公使处于相同地位的是美国公使。接下来是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由于肤色和种族低劣的日本人也远远地落在后面，同德国人、中国人、俄国人和其它下等民族一起几乎处于最低层!夫人们当然也反映了她们丈夫的权势和荣誉，英国的夫人们为各种社交活动定调子，其他国家的夫人只是跟着这个调子团团转。英国的社会习俗在中国的外国人圈子里占统治地位。英国的夫人们以神圣不可侵犯的优越感考察每个新来者是否值得约见或应邀去喝茶。 　　我发现在这种拼命往上爬的社会中有一个例外的人。他是一位美国职员，从前在天津当过兵。他站在柜台前象是挂在晒衣绳上的一件破旧衣服，两眼总是看着外面，他所谓的那个“东方的死城”。他对同胞中有“优越感”的那些人持批判的态度，说在天津的外国殖民地里唯一有意思的是偶尔可在报上读到在“情场趣闻”标题下有关私生子的新闻。当他烦闷难耐时，就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去喝个烂醉如泥。 　　“但是这里正在展开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我表示很难苟同他的观点。 　　“什么地方?”他同道。 　　“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军阀和政客，”我回答道。“甚至资产阶级的妇女联合会也在提出一桩桩的离婚案，扰乱着中国旧的家庭制度。” 　　“啊，你指的是中国人!”。他感慨地说。“这里谁也不同中国人联系。男的都是我们手下的职员，我们认识的女人只是外国女人想‘同当地人接近’的集会上所见到的。大多数外国男人只认识为我们士兵开设的妓院里的那些中国女人。” 　　我问一位英国商人，他对中国的形势看法如何。他回答说：“中国佬是好人，但需要有坚强的领导。你现在看到的种种傲慢态度都是鲍罗廷教唆的。那个人有铁一般的意志——你必须承认这点。他对待中国人象是在下棋子；他压根儿瞧不起他们，但他毒化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当我走出这里时，你可以抓住一个中国佬的辫子猛揍他一通……这样他会对你表示尊敬。但现在看他们那个样子!” 　　一个美国女人在北平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她以浓重的鼻音发表了一通颇带哲理性的讲话：“我们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一个孩子去对待是犯了一大错误，我们对它应当既仁慈又严厉。”她显然说出了某个美国止痛药片推销商的意见，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用以证明中国人绝对是一个半发达、半开化，只有孩子般头脑的种族。 　　不过我看到一个美国人，至少他对一个中国人是非常亲切的。那是在沈阳的一个旅馆餐厅里，我的对面坐着两个美国皮货商。刚吃完晚饭，其中一个靠在桌子上，正在用牙签得意地剔着牙。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国人进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人。虽然那个皮货商坐在那里没有动，但把牙签从嘴里拿了出来，高声喊叫道： 　　“嗨，老总，你在这儿干吗?” 　　那位中国将军欠了欠身，似乎有点惊讶，就走开了。 　　几天以后我设法见到了中国各式男女人等——但很少发现外国人所说的那种人。我会见的有在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有可能在北方举行一次罢工的铁路工人；有计划为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反对凡尔赛和约和北方亲日派官员的造反中牺牲的四十名同志举行纪念活动的学生们；有计划掀起一个反对纳妾和其他不合里家庭制度运动的妇女；有组织群众示威游行以反对在南京召开的右翼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国民党左派；几位中国女作家，在她们的家乡很活跃，要出来学习西方世界最新思想的几个女作家；有看不到中国的生活出路何在而陷于绝望之中的诗人和学者；有在计划民众教育运动的教师和学生们。当时的北平城里到处张贴着标语口号，成千上万工人、妇女和学生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和在三月十八日牺牲的学生举行群众性的纪念会。 　　在北平的这些活动和游行中，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外国人：一位德国旅游者，他碰巧站在紫禁城内一次群众集会附近，同时一个劲地在那里拍照片。 　　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中国人的一次会议后回来。和我同路的是北平大学的一位中国教授。 　　“我讨厌走近这个地段，”当我们快到回家时必经之地的使馆区时，他这样说道。他的谈话被使馆区高墙面的狂叫声打断了。我们驱车经过那住宅区，里面的外国人正在举行一场有奖比赛。我们默默地经过，观众的狂喊乱叫声在两个街区以外都可以听到。 　　*仆欧——仆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