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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湖南的矿工起义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水口山一带山峦起伏，白雪皑皑。山麓处矿工们久经风雨的茅屋顶上也积满了厚厚的一层。一清早，在雾色苍茫中矿工川流不息地钻进阴暗的地洞，到夜幕降临才又象夜出动物一样再从洞里爬出来。他们衣衫褴褛，冻得发抖，可是在多年为争取生存条件——这些条件他们是不具备的——而进行的自觉斗争中所磨炼的双目却炯炯发光。 　　矿上的女工和童工天天在矿坑里干十二个钟头的苦工，所挣的血汗钱则寥寥无几。他们一个个青肿的眼眶就是遭受苦难的见证。他们偶然抬头凝视四周筑有围墙的那些考究住宅时他们的目光会变得象男子一样地刚毅、冷峻。那围墙后面是矿山经理和工程师们的舒适住家。他们的妻儿老小，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安乐窝里，从未受过饥寒之苦，还有宽敞的学校，可供学习。墙外有警察巡逻，见到他们还要奴颜婢膝地鞠躬致敬。 　　往南，在矿坑那边，离这些考究的住宅很远的地方是几千所矿工住的杂乱无章的茅舍土棚。除了他们往常的苦难之外，一九二七年又陡然增添了新的灾难。这一年一批又一批的矿工被逮捕，游街然后押上刑场。共杀了多少人?矿工们心里有本账。打从反革命开始到十二月，已有三百八十七名矿工惨遭杀害了。 　　这些被捕的人被剥去上衣，光着脚，穿着破烂不堪的裤子，两手反绑在背后，被武装军警押送到刑场。可是他们个个昂首阔步，面无惧色，一路高呼： 　　“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工人俱乐部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就这样，他们在走向刑场的时刻仍喊出了他们心中毫不动摇的信念。这种血腥镇压后，矿工们就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抗议，接着又会发生新的镇压事件。难道矿工们会忘记这种镇压吗?当然不会：他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最英勇的同志横遭杀害的惨剧，他们也不会忘记这十年来的斗争和他们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 　　他们确实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六年前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矿工人罢工了。那次罢工没有在血泊中淹没，而是赢得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和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权利。工人俱乐部一经成立就为工人的子女，也为他们自己办起了学校，甚至还有报纸、杂志和书籍；赢得了每天八小的工作制；另外还强迫矿方废除了合同工的奴役制。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刚一年，水口山党支部秘密组织起来几个月之内取得的。一年后，纵然他们遭到了失败，所赢得的一切也几乎丧失殆尽，几百名同志被杀害，但谁也忘不了这一年他们过上了象正常人那样的生活。 　　后来成为组织全国矿工联合会巨大推动力的就是这批矿工。一九二六年当南方军队北上，路经湖南时，他们已先行组织起来把北方军阀从他们的家乡赶跑了，于是他们再次过上正常人那样的日子。可是接着又来了反革命，国民党已经出卖了革命的名义而走上了旧军阀的老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地屠杀工人和农民。 　　在这次恐怖斗争中，矿工们比以往经受了更大的锻炼。不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回斗争的意义，甚至连孩子也早熟了，还没有度完童年就变为成人了。 　　游工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只有十四岁，可从八岁起就进矿挖煤，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尽管年仅十四，他仍然可以说：“是的，我是一名矿工——一个有六年工龄的矿工。”不过，要是有人发现他认真反对这次大屠杀，他同样有被枪决的可能，就象枪决任何一个成年人一样。有的青年就是这样被枪毙的，为什么不能枪毙他? 　　然而目前，当血腥的一九二七年接近尾声的时候，矿工们的心坎里似乎有一种激情在燃烧，在坑道里、平炉前、电机房、赌桌边，矿工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随后又立即分散。通过这伙人的活动似乎令人感到有某种保持接触的需要感染了这位身材硕大、骨骼突出的人物——宋铁匠。 　　人们称他“宋铁匠”，是因为他从衡阳来本矿前干过十年的铁匠活。现在，当上了待遇优厚的领班，作为工头他可以到处走动，任意找人谈话，可把工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工人们有时围着他，过会又回到各自阴暗的角落。宋可以这样同人谈话，没有人会怀疑领班，因为只有帮助破坏工人协会的黄色工会的头头才能当领班。 　　这个矿的黄色工会共有会员二百多人，但在全矿二万多名工人中确切了解宋铁匠在目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有数千人。他是当地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并且正在组织起义。但矿工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没有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及其头头，没有一个老板，也没有一个警察了解举行起义的事。这样说也并不确切，因为有些警察还是知道的。这是因为负责保卫矿山任务的一千名左右的警察中，有五十名是在组织里的。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也在协助这次起义。 　　这是信基督教的老板们过圣诞节的时刻。一年前，矿上的外国人已逃离湖南了，剩下的只有中国人，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基督教徒。围墙里边的深宅大院里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矿工们也可以抓住这个时机聚众赌博，手边堆上一些铜钱，还可以乘机相互密谈。圣诞节过后接着而来的是新年，深宅大院里的人仍在欢度节日。 　　阳历一月三日到了。这天矿山上的汽笛照例在黎明前的雾色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傍晚矿工们又随着汽笛声从坑道里走上来。尽管他们一如常态，可气氛有些不同，因为不少人径自带着铁镐回家了；另一些人连洗洗乌黑的手脸都顾不上又聚起赌来，或者聚集在伙伴们的茅舍里，及至夜深人静，成百上千个工人的黑影子，经过市镇来到离水口山十几里以外的小山头。他们三五成群地朝一座小庙宇的方向走去。留在林里的人则耐心地等待着。 　　游工这孩子也被派往小山去参加会议。他的父亲游明，是黄色工会的会员。这天晚上当他从家里溜出来时，并没有被他父亲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因为他父亲对他夜晚去炉床附近拾煤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一回也象往常一样，他父亲仍免不了要骂他一顿： 　　“滚!你这个懒散的夜游子!再不学会好好干活，永远成不了气候!” 　　游工没有答理，他的母亲侧耳听着。这位身材高大，面黄肌瘦的老妇人已在矿前矿后操劳了三十多年了。只有父亲开始动手打儿子时，她才出面干预。每遇到这种时候，她会挺身而出，但也因此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因为她已上了年纪，不如从前那样健壮了，所以挨打受气的总是她。尽管如此，她还是要去袒护她这个唯一活着的孩子。 　　出了家门，游工并没有朝炉床的方向走，而是径直往一个比他大两岁的青年工人朋友的小茅草房里跑去。随后他们两人又在黑夜里往前奔跑。 　　小山上一个洞穴前站着黑魆魆的一群人，那里就是集合地点。人们正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洞穴当中有一把火炬在徐徐燃烧，火光中看出宋铁匠及其身边矿工的脸上流露出安然的神态。紧挨着老宋的是矿工老武，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年纪似乎比宋略长几岁，约摸有四十五岁上下，十年前从老家汉口来到本矿。他的深沉宏亮的声音，坚强的信念，对许多矿工来说是并不陌生的。大革命时代他曾当选为矿工会议的代表。反革命开始后，党派他打入黄色工会，不但保全了性命，还可以将敌人队伍中的许多情况传递出来。 　　这次会议上主要发言的是老宋、老武和其他十来个矿工。会议讨论了起义的计划和最后的组织工作。代表们就各个细节，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反复探讨，会议进行了整整两小时。 　　会议决定当夜凌晨一时，矿山的汽笛按时发出第一次信号，人们要闻声而动，立即奔赴指定的集合地点。十分钟后，第二次鸣笛时，要把公安局门口的武装警卫人员干掉并解除武装。同时矿工们要立即采取行动，解除所有警察的武装，没收其武器。对公安局发动的突击必须尽量不露声色以免打草惊蛇。矿工们须用公安局的枪支弹药装备自己。所有警官、国民党员、矿山老板、黄色工会会员及其头头应一律逮捕法办，于翌晨处决。然后起义人员立即朝西南方的小山挺进与红军汇合。 　　在袭击公安局的行动中，打冲锋的人必须要有武器，而工人们唯一的武器是五枝左轮手枪和宋铁匠打制的五十把大刀，这些大刀已装在铁管里藏在公安局对面的茶馆里。选派去收拾警卫的人就要带上这些武器。有人提议这项任务最好由年轻人担当，可以减少猜疑，但也有人顾虑在实际交锋中怕他们不够坚强。 　　在这个节骨眼上，游工及其小伙伴站出来说： 　　“我们都是共青团员，难道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各种斗争中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吗?大伙瞧瞧——我们多么强壮!” 　　他们伸出胳膊，握紧拳头给大家看。游工向着宋铁匠恳切要求。最后终于决定由游工及其伙伴担任首先发难的先锋队员。 　　会议到此圆满结束。于是黑魆魆的一群重又循原路分散走回水口山。然后他们沉静而迅速地将情况传达给聚集在这个或那个茅屋里的工人们。同往常一样，房子里没有点灯，但守候在黑洞里的人坐在长凳边睁大眼睛凝视着漆黑的远方，密切注视着动向，等候指定时刻的到来。他们有人带着菜刀，有的手持铁镐，有的拿着铁棍、桌腿；还有不少人携带自制的铁器，以及古老的铁锈斑斑的宝剑。 　　游工和他的伙伴急速地朝着一个茅舍奔去，那里有二十名青年在等候他们。时刻一到，他们将马上穿过夜深人静的街道溜进公安局对面的茶馆。该局门前正有两个守卫站岗，中间放着个木炭火盆，有时守卫蹲下来烤火取暖，各自肩上背着那少见的吓人武器——每分钟能连续发射六百发子弹的自动步枪或自动手枪。持有这种武器，只消两个人就能守住一条街，真是以一挡百。 　　他俩穿街过巷，不一会来到了露天高炉前。从这里窥视守卫，一举一动，清晰可见。但冷风刺骨，他们只得来回跳动，藉以御寒。有时试试铁棍，然后又藏到他们的破衣服里面。 　　午夜过去了，时针慢慢地在走向一点。这时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的凌晨。 　　他们颇有点等候得不耐烦了，于是大胆朝那守卫凑过来，悄悄蹲在火盆旁，一面取暖，一面打开了话匣子，数说起这几晚各自拣了多少煤的事儿。守卫倒也并不提防，其中一人竟若无其事地打起盹儿，摇来晃去，一会儿醒，一会儿睡。 　　忽然间传来一种短促而低沉的鸣笛声，可是只鸣一响立刻又停住了，好象半夜三更有人拉错了汽笛似的。打盹儿的守卫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两个年轻人可听到了；但仍蹲坐在那儿，犹如变成了石头纹丝不动。不过他们的眼睛则在密切注视着。 　　刚才的汽笛声，守卫没有听到，警察没有听到，熟睡在舒适床上的老板没有听到，搂着姘妇睡觉的警官、国民党官僚也同样没有听到。但是，居住在水口山在等待这个声音的每一个矿工都清楚地听到了，只有黄色工会的头头及其会员仍在昏睡中。 　　茅屋里的人夺门而出，鸦雀无声地神速奔赴指定地点。有的打着赤脚；多数也只穿着草鞋，一身破衣烂衫，破碎的裤子来回飘动；有的衣不蔽体，饱受风寒。平素他们就是穿着这身破衣烂衫干活，如今也以同样装束参加战斗。 　　霎时间，黑夜里又传来一声嘶哑了的汽笛怒吼，活似一股电流穿过整个水口山一般，公安局门前的那两个守卫也顿时如大梦初醒，紧握住枪，抬头张望，可是没来得及拉开枪栓早已被蹲在火盆边的两名青年用尖刀捅进了喉咙。连救命都来不及叫就一命呜呼了。 　　这时成百上千双轻盈的脚步声从四而八方传来；另有许多人穿街过巷奔往公安局的后门。成群的人从大门蜂拥而入直奔存放枪支的架子。人们从枪架上拿取枪支的碰撞声，惊醒了熟睡的警察。不过为时太晚了，几百名矿工已占领了他们的宿舍；与此同时，另有几百人手持步枪，如飞虎下山般地涌向街头，分头冲进了警官、国民党官员以及老板们的公馆，吵醒了他们的美梦；还有几百人负责解除分布在全城的警察的武装，其他几百人则在搜查黄色工会会员的住家，以及黄色工会的头头强行霸占的前工会俱乐部。 　　宿舍里的警察个个吓得惊慌失措，苦苦哀求： 　　“饶命!饶命!我们都是同志!” 　　“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心里有数!”是矿工的回答。 　　这活一点不假，他们确实了解警察中他们自己那五十位同志中的每一个人。 　　一名矿工纵身跳上一张桌子对警察喊活：“我们是来夺权的。要夺回属于我们工人和农民的权力。你们杀害了我们那些为工会和俱乐部而奋斗的同志。不过，我们了解你们中的有些人当帮凶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了骗，你们不了解我们闹革命的意义；有的人同我们一样，也是受压迫的，为了谋生不得不干。我们是干革命的，这场革命，只有工农兵才能领导。我们要在全中国扫除一切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一道起来造你们长官的反!” 　　接着一个警察也跳上桌子象矿工那样讲了一番。 　　许多警察也都跟着喊： 　　“行——我们听从吩咐!” 　　大家知道，多数人这样说无非是怕矿工会把他们杀了。但有些人则是出自内心，有的还参加了工人队伍。其中包括早已是工人同志的那五十名警察。 　　在这个宿舍内抄出了一份警官、警察特务分子、国民党员及其长官的全部名单。工人们打开了所有档案，内中居然发现了本周内又有一批新的同志要被处决。 　　天亮了，水口山已掌握在矿工的手里，二百个反动分子成了阶下囚。街上的号角吹响了，大家都知道这是行刑前的集合令。七点钟大街上重又响起矿工们沉重的脚步声，这二百个反动分子押在中间，手被绑着，有的面无人色，活象山坡上的残雪；有的歇斯底里，边走边哭泣，其余的人则失魂落魄，蹒跚而行。有个肥头大耳的警官惊恐地乱叫，无人理睬。他们在经过街道走向刑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呼喊“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当时跟在队伍后面的大约有四百名矿工。 　　刑场一边站着四个年轻人，手握军号待命吹响执行处决的号令。死囚们依次被押上刑场，有的站着，有的跪着，后面是武装工人行刑队。从犯人中特地挑山五个人作为一组。这五人都曾一度担任过工人领袖，为了几个臭钱竟参加反动派，把原先的同志置于死地。他们当上了工头，也象其他工头一样，手执皮鞭，迫害工人。他们现在被推出队伍，行刑人没有拿枪，只拿着砍头的刀。这个可耻的下场也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曾经背叛了工人阶级。 　　接着军号齐鸣，枪声迸发，那五把钢刀也白光一闪，随之人头落地，顿时二百具尸体横倒在雪地上的血泊里。 　　处决的人数实在不算多!因为矿工们处决的只限于那些自觉的罪犯。他们之中既无妇女、儿童，也没有仅仅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而受到株连的。 　　观看的人并不多。这些人现在急忙回到工人俱乐部去开群众大会。青年号手迈过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急速离开，只有一人停住了，那是游工。 　　“我的爹!这是我的爹!”他喊着。其他青年围拢来，朝着游工凝视的方向看，地上躺着游工的父亲——游明，黄色工会的工头，如今已是硬挺挺的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度曾是矿工工会的活跃分子，因而被矿方开除，失业了几个月。可是没过多久，他忽然飞黄腾达，口袋里装满了钞票，不但有了工作，还当上了工头，月薪不再是十七元，而是四十五块大洋了。 　　游工知道他的父亲是黄色工会的一个头头，但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却没有想到过他。在准备阶段，他也只是设法回避他。游工身为共青团员，他的一切都是听从党的指挥。他对于他的这个父亲一向了解不多。只知道不辞辛苦操持家务的是他那位沉默寡言、面容憔悴的母亲。至于象爱、体贴这类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则是罕见的，或者说压根儿就不存在。他们都在矿山干活，干完活就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回到自家的茅棚，只顾上吃饭睡觉。因此对于游工来说，党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 　　可是，游工想到他的父亲，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因为是他吹起号处决了他的父亲。要是他事先了解他真不知该怎么办了。也许他不会犹疑不决，因为他是奉命行事的。 　　同志们拉着他走——就要开群众大会了，矿工们得立刻行动。于是在战友的簇拥下，面色苍白的游工跟着大伙朝工人俱乐部走去。到了俱乐部他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了宋铁匠。跟在铁匠身边转了一阵子，然后一把拉住他的手说： 　　“我爹，——也给杀了。是我吹的号!” 　　宋站住，低头看了看那孩子苍白的脸，老铁匠温存地用他那只大手轻轻抚摸着游工的头。那孩子的眼神里也报之以敬爱和信赖的目光。 　　宋说：“不只是你碰到这种事。我们都得牢牢记住，在革命斗争中，我们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但你是一名共青团员，你的生命属于党。除了党，你再没有家，没有爹，也没有娘。对不对?” 　　“对，”游工回答说。 　　“来，就站在我身边，”宋对他说。在整个群众大会以及准备出发的过程中，游工一直站在宋的身边。宋在会上讲了话，讲到过去的白色恐怖，以及全国各地的反革命。他强调必须粉碎反革命并建立起工农政府；矿工应当马上出发，向西南挺进去参加朱德率领的红军；最后他号召所有矿工要踊跃参加这支部队。 　　群众大会上男女老少人声嘈杂。妇女和儿童哭哭啼啼抓着他们的男人不放。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则甩开抓着他们的手，加入在街上集合的队伍里。 　　游工跟着宋往前去，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了他，抬头一看是他的母亲，大颗的泪珠从她的双颊滚滚流下来。 　　“你可不能跟着红军去打仗。走，跟娘回家去。娘老啦，不能孤孤单单一个人过。”她说。 　　游工仰头凝视着她的脸。如今她已年过半百，两鬓苍白了。可是宋铁匠的话却牢记在心。“我要跟红军走!”他一面说，一面从腰带的皮夹里掏出所有的钱——总共二元七角大洋统统塞给了他娘的手里。说完头也不回走进了人群，重又回到宋铁匠身边，他娘的哭泣声被人群中的嘈杂声湮没了。 　　队伍的前头不知谁高高举起一面鲜艳的大红旗，迎风飘扬。旗的正中有一颗黑色大五角星，星的旁边是黄色的锤子和镰刀的图案。旗子的底下写着“湖南游击队”五个大字。站在红旗下面的是身材高大的宋铁匠。 　　队伍开始出发了。又有许多矿工摆脱开抓着他们的手，加入战友的行列中来，游工也加入队伍中接着就出发了，两眼紧紧盯着远处的红旗。 　　这支队伍总共有三千一百名工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十二到十八岁的少年儿童。这些工人中有的背着步枪，都是从公安局和街道巡警身上缴获来的；有二百名腰里别着手枪的，其中将近一半是警察。其他人则有的持铁棍，有的肩上挎着宋铁匠造的大刀，也有人扛着铁镐、镐把和竹棒的。游工的手里拿着一把军号。还有年纪比他还要小的孩子，因为许多矿工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这些孩子有的竟不满十二岁，跟在爸爸的身旁行军。 　　这次矿工群起造反使饱食终日的湖南官僚十分震惊。电讯联络忙作一团。下令政府军跟踪追击。沿途的政府军都接获命令就地歼灭这支队伍。 　　矿工起义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江西山区的朱德那儿。矿工们在向东南方的耒阳进发，那里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占领了县城。朱德准备向耒阳进军迎接游击队。 　　在向耒阳挺进的一个月中，矿工们一路奋战。第一仗是在铜子山同五百名持有机枪的白军的遭遇战，矿工们立即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队遍布山区，战斗不到两小时就活捉了二百名敌人，其余三百名死的死，伤的伤，或向北边逃窜。俘虏们被解除了武装，用缴获的武器装备了矿工——中国的工人武装起来了，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次战斗告捷，矿工们胜利地占领了铜子山。可是他们不能停留，在街道的墙壁上刷上了“为工农联盟而战，不纳税，不缴租”的大字标语之后又接着继续前进去迎接新的战斗。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矿工们打了十次小规模的仗，但只伤亡了一个人。白军都怕同他们交锋。白军的军官说只不过二、三百个矿工，然而每逢遭遇时成千上万个矿工竟象是从脚底下钻出来似的。矿工们善于奔跑象野兔一样敏捷，他们似乎长有四只手、四条腿，打起仗来简直同凶神恶煞一样，而同凶神作对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每逢交锋，矿工总是首先向白军喊话：“我们都是工人，我们是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打仗的。为什么你们同我们打仗?” 　　当兵的听这话，不免暗自忖度：“倒也是，打仗为啥?一连七个月的军饷到现在都分文未关!”于是他们对着天空打了几枪就跑了，说同恶神打仗凶多吉少。 　　矿工们到处同地主的武装民兵——民团拼杀，打败他们后把缴获的武装分发给农会。那些大腹便便、身着绫罗绸缎的地主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逃往省会长沙去了。他们哭天怨地，在长沙，到处哀号呼救，危言耸听地说土匪肆意屠杀了湖南的千百万农民，并胁迫其余农民加入农会，制止他们缴纳租税。 　　当地主们叫苦连天时，城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忙于重新成立他们被取缔了的农会，用浓茶热饭盛情款待这些所谓的“土匪”矿工，甚至将他们刚刚从地主老财家里没收的长袍相赠。然而这些长袍矿工们都无法穿，因为他们是些饥寒交迫、骨瘦如柴的人，地主的一件宽大长袍足可容下两个人。不过矿工没有被褥，每当被迫露宿野外山区时，可作御寒的铺盖。 　　矿工们抵达耒阳时，正是阴历正月初——确切地说，是阳历二月八日。耒阳位于山区以东约一百里外的平原上。那里有一位前黄埔军校的学生名叫吴仲华的领导了这次起义。吴仲华年岁不大，刚满二十三，风度翩翩，如旭日东升。他还是个英勇的战士，杰出的组织者。 　　耒阳方面特派使者来向矿工祝贺，热诚欢迎他们前来该城。在这里，这批疲惫不堪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款待。然而关于朱德离开山区即将到达耒阳的喜讯则是三个星期后才由使者转告他们的。 　　全体矿工参加群众大会听朱德作报告，已是二月底了。朱德在作报告前先同矿工们见面热情慰问。在这儿他看到了曾经在严寒季节打着赤脚边战边走在艰苦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三千多名钢铁战士。 　　聆听朱德讲话的矿工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他呢。从外表看朱德大约四十五岁，瘦高个子，身体结实，上嘴唇留着一撮小胡子。他不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话讲得不多，但句句都是实事求是的经验之谈。他讲了全国的反革命形势，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联盟；讲了许多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遭到残酷屠杀的情况。他说未来充满着艰苦的斗争，还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大家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献身于革命事业。 　　矿工们一面听，一面试试枪、摸摸刀。 　　朱德接着告诉他们，只有红军才是工农大众唯一的保护人，这一点人人必须牢记。红军战士永远不能拿穷苦百姓的一针一线，不能调戏妇女。所有红军人员，不论官兵平时都是同志，作战时，就得绝对服从命令。只有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将反动派彻底消灭。 　　矿工们不久就同红军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人数不多，只有三千，农民占几百名，其余的则是曾在朱德领导下受过训练的战士。 　　这些战士给矿工讲述了许多关于朱德的逸事。他们说朱德在一个叫德国的地方学习过，会说外国话。在北伐战争中朱德当过教导团团长。他的上司就是反动的桂系军阀范舒山(音译)。朱德曾一度当过南昌警备司令。当蒋介石和盘踞在上海、南京的桂系军阀们发动反革命后，随后又在国民党“左翼”领导下蔓延到全国各地，这期间南昌的范舒山按到蒋介石的一份密电，告诫他朱德是共产党，范手下的军官将此事转告朱德，要他严加提防。 　　不过在没有同朱德谈谈弄清情况前，范将军也是不愿贸然处决他的。因此他借宴请他的高级部下之机邀朱德出席，再作定夺。朱德毫无畏惧地赴宴了，并且有意地在范的身旁就座。他一面畅饮，一面大谈一名姿色倾城的歌女。他淡得津津有味，甚至提出要向范将军引见，希望将军赏脸。这一说不要紧，乐得范将军喜笑颜开，馋涎欲滴。在谈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朱德坦率地说，他参加的是国民党，他要为党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话里蕴藏着深厚的情感。接着又痛饮几杯，话题重又回到那美人身上，形容她的容貌有如仙女下凡。就这样，他真实地扮演了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使范将军深信不疑，当即决定不予枪决了。 　　一周后，驻扎南昌的共产党司令员贺龙和叶挺领导了南昌起义。朱德闻讯率众响应。在他部下最活跃的军官里有个连长林彪，后来成了红军的一个司令员。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一团人马南进开始了他同反革命的长期斗争。如今他们终于在耒阳与矿工游击队联合起来。 　　这就是矿工游击队从新战友，朱德手下的革命军人那里听来的关于朱德的一些故事。 　　在耒阳期间矿工游击队经过改编，正式成立为红军第一旅，原来的组织机构已不复存在了。宋铁匠当选为旅长。他不需要被人三请诸葛，他根本没有那工夫，也没有为了谦让而谢绝的意图。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洒热血、抛头颅，鲜血染遍了湖南和江西的大小山岭。最后宋铁匠总算在江西建立起第一个坐落在江西西部井岗山的红军兵工厂。为了筹建这座工厂，宋从红军中抽调了来自原广州的二十名军火工人和将近一百名干过冶金、修补、制造枪炮的其他产业工人。 　　目前，宋已是矿工旅旅长，这位身材魁伟的宋旅长率领六千名红军战士浩浩荡荡地开往东部山区。 　　就这样创立了中国红军的一个支队。这个支队后来发展壮大成为拥有十五万之众的武装部队。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