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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政治与精神崩溃，1921—1923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1920年12月下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着她的武器——一架打字机和一个公文皮包，在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译注)跳下轮船上了岸。由于她没有护照和签证，她被海关扣留了。史沫特莱打电报求助于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领袖维连德兰纳斯·查托帕迪亚雅，委员会马上和德国外交部联系。外交部为史沫特莱向但泽的官员们说情，因而她得以顺利到达柏林。 　　柏林作为欧洲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至少已有十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曾经与德国外交部密切合作，秘密计划用暴动来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战后的动荡年代，委员会在外表上仍然保持接受德国的保护。但是当经济支援逐渐枯竭时，委员会被迫考虑采取一种倾向于苏维埃俄罗斯以及列宁的反帝立场的新战略。 　　史沫特莱是一位成功的组织者和宣传者；这使她处于优越地位，很快她就被接收入会，成为柏林民族主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是，就她本人而言，她感到孤独、脆弱。在她到达柏林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她于1月17日写信给弗洛伦斯·伦农，信中写道：1 　　我到了(柏林)——但与世隔绝，因为我不会说德语。我正在学德语，我能说我有一条狗等等……一星期的辉煌进步!我能吵架，可我学不会“当地人民”说的“外国”话。 　　精神上我受到了隔离。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订阅了《号角》周刊，并给达斯留下了一张伍元的汇票。……请绝对不要透露我在柏林的消息。我在这里是不合法的，而德国当局又害怕与自由国家发生争论。我担心我将不得不经常迁居流动，不得不用我告诉过你的笔名〔艾丽斯·伯德〕写文章。自从和你分手后，我非常惦记你。因为你不在这里，你对我的爱护，以及你对我的始终不渝的关怀和体贴，全都重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在与我交往的友人中，我认为你是我的唯一知己，你能够容忍我的缺点和怪癖。你是唯一的真正理解我的人。我在内心里把你和拉比那的诗联在一起，在他的诗里有这么一句：“朋友，听我说：‘爱人的人才会理解人。’”5 　　孤独寂寞使史沫特莱与维连德兰纳斯·查托帕迪亚雅发生了性的关系。他是个有经验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领导着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评价他，他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①大家都叫他查托，他比史沫特莱几乎大12岁。史沫特莱对查托产生的魅力有似在1917年她对那位年长的旁遮普邦民族主义者莱帕特·拉伊产生的魅力。不过查托并不像父亲似地对待她，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一两个月之内，两人就同居了，以夫妇相称。20年之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回忆道： 　　维连德兰纳斯这个人是印度革命运动地下活动者的缩影，也许他也是印度流亡国外致力于革命运动的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在年龄上他几乎长我十二岁，头脑敏锐，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像骑士的军刀般冷酷无情。他面黑癯瘦，一头浓浓的黑发，两鬓斑白。他的脸部表情威严可畏。乍一眼会以为他是南欧人，要不就是土耳其人或者波斯人。在我眼里他有些像迅雷、闪电、暴雨，无论他侨居在欧洲或在英国，他给英国人的印象差不多总是那样的。他对于那些征服他祖国的岛上人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他的感情生活的基础奠定于海得拉巴邦的封建回教徒家庭，此外，还得加上他在英国、在欧洲、在近东受过的二十五年以上的智力教育。他出生于一个诗人、歌手、教育家、科学家人材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世家。维连是在他父亲和伊斯兰学者以及英国家庭教师的培育下长大的。他能说印度斯坦语、英语和支离破碎的德语；他还能说一口穆斯林宫廷讲的波斯语。他的母亲是一位女诗人，妇女解放运动的拥护者。童年时期他常听到伊斯兰教徒一提到他母亲就嗤之以鼻；他母亲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使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永远也无法和解的情感。这只是他内心冲突的各种矛盾之一，并且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理智和感情生活，它使我想起在南印度的那些印度庙宇——那是历代文化运动的博物馆。 　　我和维连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不正常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的望族子弟，具有玄奥、高雅的婆罗门思想，再加上英国的古典正统教育。虽然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我究竟爱不爱他，我白己也不清楚。我们分手若干年后我记得我在给一个美国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使我惊讶，也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是维连依然是我感情生活的中心，如果他有危险，我想我会赤着脚走遍天涯海角去援助他的。但我却绝对不愿意再和他同居，那怕是一天我也不愿意。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又一次证明时间是医治内心创伤的最好药物。他无疑是爱我的，但我和别人始终不理解他为什么爱我。 　　史沫特莱的婚姻很快就开始破裂。他们两人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但也是印度民族运动内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几乎全是男人)个人之间的妒忌造成的，也是她与查托被迫过着的革命流亡者的那种偷偷模模的地下生活造成的。烦恼开始于1921年3月下旬，当时查托带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印度代表团去莫斯科和其他印度人士以及第三国际的代表人物讨论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向。2史沫特莱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发时代表团兴高采烈，但是当他们一到莫斯科车站，就碰见了敌手：M·N·罗伊与阿巴尼·慕克吉。这两人是在塔什干城刚成立的印度共产党的领袖。两个代表团政见不同，他们马上就政策问题冲突起来。旨在讨论印度民族运动的未来而成立的第三国际特别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议时，两个代表团之间的分歧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他们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优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是反英斗争呢，还是在印度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查托与史沫特莱要求把一切反帝组织，不论是共产党或是非共产党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向统治印度的英帝国主义者展开斗争。查托、史沫特莱以及其他那些从柏林来的代表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第三国际成员。他们要求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愿意与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崇高目的。但是罗伊雄辩地反驳了这种统一战线论点，他赞成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印度共产党手中。他强调要把印度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罗伊那个小集团终于得胜了。3 　　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很快从问题的方向性辩论变成了人身攻击。史沫特莱是最容易受人抨击的人物，因为她不是印度人，而且又是一个女人。一开头她就成为众矢之的。史沫特莱曾经于1917年在纽约见过罗伊。罗伊谴责她道德败坏，是个“邪恶的女妖精”，说她煽动别人反对他，甚至指控她可能是英国派来的间谍。当然，罗伊的真正攻击目标是查托，他企图使查托在其追随者的心目中名誉扫地。因而史沫特莱大发雷霆，进行反攻。她指控调查印度问题的第三国际委员会主席，那个站在罗伊一方的英国人贝尔·詹姆斯，是个英国间谍。10月3日她在写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愤怒地说：“反对我们的计划的印度人竟然卑鄙无耻地指责我是英国间谍!你想到过吗——没有把我看作美国间谍，而胡说我是英国间谍!!!因此我就成了调查的对象!……如果我不是一个大代表团的成员，我想他们会把我监禁起来。” 　　查托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候第三国际特别委员会的召集，等候会见列宁。但是由于罗伊②的百般阻挠，他们只是空等了一场。结果，史沫特莱只好在吕克斯饭店里消磨她的大部分时间，她和饭店里的其他住客交往，多数住客来自世界各地，出席7月份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史沫特莱没有参加该次代表大会)。她把她所得到的印象概括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投寄给纽约的社会主义杂志《解放者》周刊(发表在1921年10月出版的该周刊上)。她的印象是：在西方革命家与亚洲革命家之间有着一条鸿沟，而她本人却对亚洲人深为同情。最受到她谴责的是英国共产党人，她认为在亚洲问题上他们持有帝国主义观点。但她却把全部西方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描绘成天真幼稚，没有代表性。例如，她在10月3日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是这样描述两位美国代表：埃拉·里夫·布卢尔和厄尔·白劳德： 　　在极度贫困的莫斯科城内，她(布卢尔妈妈)穿了件花边织物的连衣裙，配上彩色的绸子衬裙，再戴上几串长长的彩色小珠珠、戒指、耳环等等……她和一个名叫厄尔·白劳德的白痴住在一起。他是一个二十五、六岁左右的，纤巧的年轻人。他在市场里买了一件淡蓝色丝绸的俄国宽大衬衫穿在身上，还买了几根又黑又长的缎带作为腰带系上；如上他那婴儿般的又嫩又白的皮肤，以及整齐得像牙刷似的小胡子；他以这样一副外表出现在莫斯科，居然装模作样说自己是堪萨斯州的矿工代表!天啊!这简直是糟糕透顶!使我感到厌恶不堪，但是我甚至抗议都不能提。首先，我痛恨那种姑娘般的男人。其次，我恨他们把自己说成是代表矿工的。我明明知道他们根本没去过矿山，甚至离矿山1000里的地区他们都没去过。而布卢尔妈妈却佯装是五六个组织(从遥远的西部直至马萨诸塞州)的代表! 　　苏联的政治气候扑灭了史沫特莱的幻想。她狠狠地谴责这个新国家的集权主义和不合理的事件。她所仰慕的两个英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在莫斯科受到了软禁。这事使史沫特莱大为震惊，她坚持要和查托一起去看望他们两人。1921年后期，她写信(信上没有写明日期)给纽约的弗洛伦斯，信中写道： 　　我们读过很多关于俄国情况的报道，那只是些空想或愿望。没有人能逃得过对他策划的阴谋诡计，也休想逃过入狱的危险。监狱里挤满了革命中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伯克曼之所以没有被关入监狱，仅仅由于他们是国际上有名望的人士。但是他们被软禁起来了；他们预料总有一天会被捕入狱的，也许他们现在正在坐牢，谁知道呢。原谅这种事情的共产党人就是恶棍、是流氓。可是他们竟真的对之加以原谅，而且为之辩护。……如果我没有被驱逐出境、被监禁起来或者发生其他事故，我在这里会吵得它六神不安。在俄国每个人都在秘密地把别人叫作间谍，每个人都受到监视。永远也不会有安全感。 　　她说，她也为俄国普通人民的苦难与穷困而感到悲痛，当她见到在莫斯科街道上闲逛的一群群流浪儿时，她尤其感到悲痛：“人们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最低水平；要是再往下降，人们只有死路一条，或者回到动物阶段。” 　　在埃玛·戈德曼软禁期间史沫特莱特意去看望她，她对之非常感激。在这种时间，看望她需要不顾自身的安危，所以埃玛也很钦佩史沫特莱的勇气。从此她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就开始了。在此后的10年中，史沫特莱一直受到这种友谊的帮助、鼓舞与支持。戈德曼在她的《我的一生》自传中，回想起史沫特莱给她的最初的印象：“她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姑娘，一个热心的、坚定的、真正的造反者。除了对印度受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怀有强烈的兴趣外，她似乎对生活没有别的兴趣。查托很有才华，也很聪明，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他似乎有些狡猾。显然，他完完全全献身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但他却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史沫特莱与查托回柏林后不久，德国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把他们两人驱逐出境的活动。在德国政府停止这种活动之前，他们被迫在柏林过了几个月的不合法生活。所谓不合法生活即意味着经常搬移住处，从这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从这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以逃避警察的搜捕；也意味着英国特工人员对他们进行的无止无休的监视与骚扰；有一次，英国特工人员先用药麻醉了查托，然后绑架了他，好在有个机灵的边界警卫员在搜查汽车时救了他。当他们不处于逃亡的时期，史沫特莱、查托以及其他人员搞起了一所新的印度新闻情报局，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新机构来加速印度独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筹款创办这个局，他们出售了查托在战争时期工作的柏林委员会的家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处境和他们过去在莫斯科的处境同样的困难。 　　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在柏林的出现增添了史沫特莱的烦恼。史沫特莱于1918年在纽约被捕之前，古普塔曾经强迫她与之发生性的关系。当她刚从莫斯科返回柏林，在一次民族主义者柏林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们两人就开始冲突起来。在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书中，她回想起这场冲突时，写道(在书内她改换了人名，古普塔改为胡安·迪亚斯，查托改为阿南德，她把自己改名为玛丽·罗杰斯)： 　　在出席会议的其他人眼里，这会与个人毫无关系，但对我和胡安·迪亚斯说来却并非如此。他说的每一个词后面都充满着冷嘲热讽与仇恨的威胁。有一次我注意到阿南德用怀疑的目光来回地看看胡安·迪亚斯，又看看我，我内心颤动起来了。阿南德会发现的——他非常敏感，任何事情他都能发现! 　　我站起来发言反对胡安·迪亚斯提出的一项决议，我说：“我反对这里提出的第四点。”阿南德听后，跟着就发言支持我的反对意见。他发言刚完，胡安·迪亚斯一跃而起说： 　　“我反对外国人影响我们的运动。我不但反对外国人，我也反对女人和老婆来影响我们的会员。” 　　我脸色气得发青，站了起来，狂怒地说； 　　“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对那些帮助搭救过你们同志生命的外国人，你不反对吧!什么老婆不老婆!胡安·迪亚斯，别侮辱我。我不是作为一个老婆来这里出席会议的，而是以同志与同事的身份来这里的。我要求你必须以同志般的态度对待我。” 　　阿南德也生气了，他说：“迪亚斯同志，我们这里不谈老婆问题，也不谈外国人问题。我参加运动好些年了，这是第一次居然有人说这样完全放肆的话暗示我是一个不能独立思考的笨蛋。我反对第四项决议，这里的其他同志也反对，可他们并不是罗杰斯同志的丈大啊。迪亚斯，你必须道歉；否则我就退席。我不是作为一个丈夫，而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提出这个要求的。” 　　古普塔拒绝道歉，会议结束后，他就到处传播史沫特莱与他有过性的关系。大约在几个月内，会议在史沫特莱内心所留下的狂怒，使她精神崩溃。11月她虚脱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为了得到支持，她和她在纽约的女友联络通讯。她给弗洛伦斯·伦农写了两封信(一封没写日期，另一封是1922年6月3日写的)，信中写道： 　　印度民族主义工作彻底搞垮了我的身体。这里的工作要比在纽约工作难上一千倍。不像在纽约那样，我在这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印度民族主义工作以及我的疾病妨碍了我学习德语或做其他工作，这里的印度人对女人和外国人怀有苛刻的偏见。像往常一样，他们工作效率低，但却妒忌工作效率高的人。 　　这里有个下流家伙毫无根据地散布流言蜚语，似乎很多人都看过我写到美国去的每一张便条。我知道我与达斯之间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但这是友情，不是爱情。可是有些印度人却把散布流言蜚语作为自己的任务，真叫我难受。……我请求你每次看完我的信后，就把它烧毁。这里有人专从美国伙伴中收集“新闻”，然后加以歪曲，并广泛传播，以此作为自己的任务。简直没办法反驳这种似是而非的谎话或谣言。 　　史沫特莱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个人问题。德国的情况使她深感抑郁。一群群满面冷酷，两眼充满着怒火的男男女女，为了买到一片面包、一点儿肥肉或猪油、少量的土豆，得在凛冽寒风中排队等上好几个小时。报纸的报道与大字标题发表了自杀人数在惊人地猛增。她说：柏林的每个教堂似乎天天都要举行一次葬礼。1921年12月31日她寄了封长信给弗洛伦斯，信中她描述了她的反应： 　　今年德国的情况非常糟糕。工人群众的情况尤其糟糕。他们的营养非常不足，固而肺结核就在他们之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广泛地蔓延着。这几个月来，资本家们在屋内最爱好的消遣就是做马克投机买卖，其后果是食品价格的飞涨，从25％涨到100％。我居住在工人家里；他们天天吃煮土豆，涂猪油(不是黄油)的黑面包和臭啤酒。在一家旅馆里有个女仆在我们房里生火时，晕倒了，其原因是筋疲力尽。之后，我们和她聊了一会，得悉她每天工作17小时，每月挣95个马克——约等于美金50分。她住在这旅馆里，和其他所有的女仆一起睡在一间小得可怜的脏屋里。女仆们的一日三餐由旅馆供应，但衣服得由自己花钱买——从每月挣来的那95个马克里掏钱去买!这就意味着她们全成了娼妓，只要一有时间，她们就在街上徘徊寻找嫖客。或者就在旅馆里随便捡个“顾客”。 　　当然由于德国在经济上贫穷而得不到援助，英国在政治上自有一套巧妙狡猾的手法。眼看着曾经一度是个独立的德国，现在却屈从于英国的奇思怪想，每当德国听到劳埃德·乔治说了一句或暗示了一下赞成德国、反对法国的话，政府就感到高兴，感到有希望。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非常可怕。这里有些杰出的德国人士议论着他们不知道各种形式的反英宣传活动，不管由德国人主管的或非德国人主管的，还能进行多长时间。他们明白政府必然会于不久的将来下令禁止这种活动。…… 　　引发一场革命的一切希望变得越来越小，德国的工人阶级似乎开始了导致他们肉体上、理智上处于奴隶状态的“印度化”局面。有过这么几个月好像革命肯定会爆发。但是现在看来取而代之的更可能是奴隶状态。工人阶级在物力上没有可能掀起一场革命，因为协约国太强大，而俄国又太软弱。我越来越看清楚只有在印度掀起一场成功的革命，才能永远分裂英国的后方，而使欧洲得到自由，这场革命不再是关系到印度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完全是个国际问题。…… 　　当我们返回德国时，德国政府命令查托离开德国。这是英国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因此从9月以来我们不合法地在这里居住了好几个月。尊敬的警务人员闯进我们的家，翻箱倒柜，折腾抄家；于是我们有好几周老是搬迁住处，从这家旅馆搬到另一家旅馆，从这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过着今晚不知道明晚该去哪里过夜的生活。我们通常在局里工作到半夜，然后出来找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过了几星期这样的流浪生活后，我筋疲力竭，由于风湿性心脏病，我虚脱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才出院。不论是白天或黑夜，总有英国特务跟踪着我们。我们设法请求朋友帮助抓住他们，控告他们搞非法警察活动而把他们逮捕起来。我丈夫一再得到警告，叫他当心点!两周前，一件可怕的事故终于发生了：我们与几个朋友在一家伊斯兰餐馆里喝巧克力饮料；喝完后不一会，他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他一苏醒后，马上就腹泻呕吐。请来看病的内科医生说查托是砒霜中毒，有人下了毒，好在给的砒霜剂量大引起了呕吐。好几天查托病得很厉害，现在处于恢复阶段。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查托尚未完全恢复时，有两个英国特务带着一把〔万能〕钥匙，想闯入我们的住房。那时我们和一位小个子老太大住在一起。第一次他们没撬开门就走了，之后又回来。小个子老太太走出门外去见他们，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要租一间房，想进去看看她的房间。她一口拒绝了，她说她没有房间出租，而且她这一生从来就没有过要出租的房间。她不懂英语，她说他们是外国人，说一口她听不懂的外国话。两个人都穿着军大衣和长统军靴。 　　之后我们又开始到处流浪，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流浪。白天我们拚命工作，力图搞出一些能永远留在德国的东西，夜里只要能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留宿。……德国警察现在不再打扰我们了，因为他们已了解了我们的一切情况，但是英国特务老来折磨，使我们苦得好像在地狱中生活。 　　史沫特莱特别提到他们的共同朋友约瑟芬·贝内特送给她为防身用的那支手枪，那是当她离开纽约去德国时送给她的。这支手枪对她是莫大的慰藉。 　　美国传来的印度独立运动的消息并不令人鼓舞，这就使史沫特莱越发感到沮丧。史沫特莱离开美国后，印度自由之友的工作很快就走下坡路了，终于在1922年彻底垮台。4根据鲍德温与达斯的看法：其垮台的原因是由于印度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高斯的无能，从而使该组织疏远了几位美国的主要赞助人如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与玛格丽特·桑格等人。达斯认为史沫特莱在印度与美国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所以失去了她对自由之友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 　　1922年6月1日，史沫特莱写信给弗洛伦斯说，她的神经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完全筋疲力尽；她说她最近在梅克伦堡的一个疗养院里疗养了两周。这封信带有一种新的蒙受屈辱的语调：这是她第一次开口向弗洛伦斯借钱；此后，为了支付不断上升的医药费，她无数次地函请弗洛伦斯借钱给她。史沫特莱还把她的印度莎丽服寄给弗洛伦斯，希望能将它卖了还债，籍以减轻她的内疚。在信里她请求弗洛伦斯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她的朋友塔拉克纳斯·达斯在给她汇钱的事。 　　1922年秋她的健康有所好转，她能够做些轻微的、有报酬的工作，她呆在家里替一家商业杂志润饰英语文章，但是她在精神上继续消沉。11月22日她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写道：“德国令人感到万分沮丧。……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我曾听到过有人发出一阵真正欢乐的笑声。仅仅当他们面前摆着啤酒时，他们才会面露笑容，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们的笑也是忧郁的、沉重的、死气沉沉的。我对德国感到厌倦，正如一个人对长时期的痛苦、沉闷、丑恶感到厌倦一样。也许我之所以感到厌倦是由于我的长期卧病不起，或则由于——但愿不是这么回事——年龄的增长!我渴望着在新鲜愉快的气氛中得到休息。” 　　她的情绪沮丧的主要原因是她“婚姻”的破裂。1923年6月4日她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她与查托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两人分手也是痛苦。 　　我嫁了个艺术家，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革命气质，怀着真正的“美好而又疯狂般的激情”，像猫一样灵敏，无休止地活动着，从来不休息，精力充沛，比我强一百倍。他身材瘦削，头发浓密；他能言善辩，他的舌头像剃刀一样的锋利，他的头脑总是非常激动。这是一对什么样的夫妻!我憔悴得成了一堆灰烬。而他却总是一而再地把我这堆死灰复燃起来。他强烈地怀疑每一个接近我的男人——甚至对所有来自美国的男人或女人他都怀疑。由于我患了精神崩溃症，他变得安静多了。有一次，当我濒于不省人事的时刻，我对他说：“你走吧，别打扰我，我要安静地生活，你让我单独一个人生活吧。如果我得不到完全的自由，我就死在你眼前。”但他不时地又感情激动起来。他那压抑着的感情像一堆永远燃烧着的闷火。我则好像生活在火山口的边缘上。去爱一个折磨你的人是极其痛苦的。但是他又那么迷人，他爱我，他不愿意听我说别的话，只愿意听我说我爱他，我将天长地久地生活在他身边这样的话。我向他保证，我们彼此为对方建筑了一所欢乐的地狱。他的头发很快变得灰白起来了。我害怕这是受我的影响。这叫我感到痛苦。 　　查托认为史沫特莱过去“乱搞性解放”，损害了他的政治地位，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史沫特莱对之付出代价(受到鄙视)。他现在公开地认为有她这样一个妻子，对他是一种耻辱。他们不同的阶级出身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紧张。不仅当他把史沫特莱介绍给他家里人时感到局促不安，而且当他向他家族的上层社会的朋友们介绍她时，也感到十分为难。——两年后，史沫特莱在给她的新朋友——丹麦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中，有下面一段极为生动的叙述： 　　有一次，几个著名的印度男女来到柏林，我丈夫约定去会见他们。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几个美国朋友请我去剧院。因为我要同美国朋友一起出去，他很生气，虽然当天晚上他已和这些印度人有了约会。为了抗议，我去了剧院。但是我无法高兴，由于没有与我丈夫达成协议，我深感痛苦。后来当戏的第一场演到一半时，我站了起来，走出剧院，决定去我丈夫那里，告诉他由于我们之间意见不同，我无法过得快乐。我高兴地匆忙赶到那个查托要与那些印度人会见的旅馆。走过几道门后，我见到他坐在一群印度人的中间。我愉快地、笑咪咪地跪到他面前。但是他感到非常尴尬，把我带了出来说：“你瞧，你干吗到这里来?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使我的地位不堪设想?我不能把你介绍给那些人——他们都认识我的家族。我怎能把你介绍给他们呢?”我听后目瞪口呆，大为震惊，我问他：“你的家族，那你究竟为什么不能把我介绍给那些认识你家族的人呢?”但他说：“啊!这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离开这里。”他把我带到旅馆大门口，我走了出来，走到了街上。我回头一瞧，见到所有这些印度人都睁大眼睛盯着我。他们把我当作娼妓，当作婊子，或其他什么的下流女人。…… 　　算了吧，我在柏林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回到了家，长长的一整夜，我都是默不作声地躺着。我听见丈夫回了家，站在我的床旁看我是否已熟睡。然后，当他没听到任何声音时，他上床睡了。 　　那时有个美国女友和我们住在一起。第二天我起不了床，等我丈夫走出睡房后，她问我为什么卧床不起。我禁不住悲伤地向她吐露了昨夜发生的情况。她愤怒地走到我丈夫面前指责他。他走进睡房，把门锁上，开始责问我为什么向一个外人，例如在这位女友面前泄露昨晚的事。我告他我太难过、太痛苦，我必须把我的悲哀向人倾吐。他谴责我，他捶打他自己的头部，指责我过去犯过的一切“罪行”。我病得厉害，我害怕又会发作神经系统病症，所以为了和解，最后我对他说：“我很抱歉向别人提到了这件事。当然，昨晚我本不该去那家旅馆的。你是对的；你是不可能把我介绍给那些印度人的。她们都是些美丽高贵的夫人，穿着绸子的印度服装，而我却衣衫褴褛；而且我又出身于工人家庭。在英国你还有一位夫人，我后悔当时我对这一系列的情况没有搞清楚。” 　　然后他说：“好吧，现在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过错，将来应有不同的举止。现在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和好了。但是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啊!5 　　后来查托对这些问题方面的感情矛盾似乎想通了，他向史沫特莱作了让步。终于他的家人，包括和他们夫妇住在一起的他的妹妹和侄子在内，都称呼艾格尼丝为“舅母”。 　　文化方面的不同增长了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东方的传统习惯是不准把旅客打发走的。在所有旅居欧洲的印度人眼里，查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长者。因而川流不息的印度人(多数是男人)都来到他们家作客，希望供给他们食宿。③每当印度教、伊斯兰教逢年过节时，好些印度人聚集在他们家中欢度佳节，直到“咖喱的香味弥漫了我家四壁才算罢休。”当然啦，做饭、炒菜、洗碗等等杂务全部落在史沫特莱的肩上。 　　查托对金钱的态度使他们把个人的生活舒适放在最后来考虑。他只是把钱看作为使他祖国独立的一种工具。他除了一套衣服外别无其他应酬往来的服装。他那套衣服史沫特莱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熨了又熨。至于吃的他根本不在乎。20年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认为这种把金钱看得无关重要是一种美德，她写道：“他手头一有钱随手就给了急需用钱的人，因此我们经常负债。他对金钱的这种态度是印度名门望族家庭养成的，尤其是受到那个婆罗门特权阶级中的教师和学者们献身精神的影响，他们无偿地传授他们的知识。几年之后我在中国见过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受着家族的照顾，对金钱持有与查托同样的态度。”但是，到了1923年，史沫特莱开始认为她在查托的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是无法容忍的。在给米凯利斯的信中，她把她的处境描述如下： 　　三年来……我默默无言地过日子，我从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他的话。我帮助他，我借钱养活我们俩。但是尽管那样，我还得洗衣服、熨衣服、擦地板、做饭、洗碗碟。什么活我都得干，从缝补他的衣服到洗衣服，到借钱，债台高筑到好多年之后才能还清。同时，他却无偿地为这里的印度人服务，我甚至还得替他付邮费。他替每一个到这里来的商人或学生寻找住房，他帮助他们买东西，他也从事于民族工作。每到开饭时间，他就带他们来家里，天天总有两三个额外增加的人，他款待他们在家吃饭，于是我只得日复一日地牺牲我的那份饭菜。有些日子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是因为印度的好客风俗必须让男人先吃饱。这帮男人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从未为印度的解放事业有过举手之劳，而我却得替他们做饭。我把一生献给了印度，但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而且我还得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欧洲的女人全是娼妓”。而且，从清早到深夜我得应门铃、开门；接电话，那是催我丈夫还钱的人打来的电话——我丈夫从未借过这些钱，是别的印度人借的，可是他同意代他们还债，因为他说：“这与印度的荣誉有关。”事实上一笔一笔的债都得由我去还清。“该死的印度荣誉!”要由我用体力来担保印度的荣誉，我连一秒钟的休息和安静都从未有过，忙着搞家务劳动，而且同时还得设法写些东西挣点钱。耳朵里听到的只是要钱，要钱。我丈夫一天到晚给印度人打电话，然后这帮印度人又来我们家打不用付钱的电话。月复一月我得应付上涨到好几百个马克的电话费帐单，而且电话经常被人切断。这仅仅是问题的经济方面。6 　　史沫特莱厌恶印度的封建习惯，包括那些封建习惯的受害者妇女。她对她们的厌倦情绪，就像她在1924年8月25日给弗洛伦斯·伦农所写的那样： 　　我们现正和一位伊斯兰教徒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这是她走出“深闺”的第一年。这位单纯的“深闺”夫人啊!她的性知识远远超过了最自由的美国妇女。她的那些卑鄙而带有好奇心的习惯，真叫人厌恶!经常她通过门上的锁眼窃听隔壁房间内男人们的谈话，她似乎认为我也常这么干的。她这个无辜的女人患有淋病，这病是她亲爱的丈夫从妓院得来的，传染给了她。这位丈夫坚信妇女必须生活在深闺里，只有这样，妇女才能得到保护，免受外界的残酷迫害。她自己认为淋病只是像感冒一样的小病而已。只是当他们搬进我家后，我们才知道她有这种病。我们之所以同意他们搬来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年轻人的姊姊，这位年经人是我们的知心朋友。那位传染给妻子淋病的年长绅士很虔诚，每天用十足的伊斯兰教形式祷告五次，他还破口大骂西方的道德败坏。其余的时间，他抽鸦片，独自坐着沉思。 　　这对我全是超乎寻常的经验。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生活，我绝对不会知道封建习惯的丑恶。谢天谢地，五天之后他们搬走了。 　　由于史沫特莱的愤怒日益加剧，她变得越发的内向。1923年初，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停止了对政治的议论——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这位女政治家的生活严重地出了什么毛病。发觉“革命”男人的偏见，对她是个震动，这震动后来加强了，因为她自己的“革命”丈夫查托以最吓人的匕首戳了她。她以一种无政府主义方式，指责了制度——这一回是婚姻制度。她认为婚姻制度受到了“所有制”概念的污染。 　　1923年春天她见到的朋友仅有亚历山大·伯克曼、埃玛·戈德曼以及一些德国的无政府主义兼工团主义者。由于她的体力崩溃状态愈来愈频繁，她得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这些朋友们深为关注。史沫特莱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于1923年春求助于一位精神病医生。5月8日，她向弗洛伦斯解释她的处境说： 　　你问我为什么“不去维也纳请教弗洛伊德”。那你为什么不劝我上天堂去和上帝一起喝茶?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弗洛伊德收费高，去维也纳得花旅费；而且还需要一张我手里没有的护照。…… 　　我现在好些了。大约两周前，病发作得很厉害，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达一星期之久。之后我又开始工作，因为我的病稍有好转，我就把自己沉没在工作中。但是每天上午11点左右和下午3、4点钟，我感到喉咙开始绷紧，头脑也开始眩晕。昨天是第一天我没有感到这种症状。但是今天这种症状又发生了。当我写此信之前，我去看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姓名不详)，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在德国有一点名气。但是，他说除了有关我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之外，他拒绝检查我的病情。到他那里就诊了一次之后，我居然当夜睡着了，这是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不服用安眠药就能入睡。可是他说他治不了我的病，而且他也没有必要欺骗我。他说他只能当我需要他时，偶尔作为我的一个后援。因此当我神经高度紧张时，就匆忙去找他，我们随便聊聊。为了减轻我的痛苦，他对我施了催眠术；但是这种催眠术现在已不再对我起作用了。……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敦促我以我本人的经历作为素材写一本小说。但是当我写完第三章后，发生了一件事，扑灭了我写小说的意愿。……有一次他犯了个严重的心理上的大错，迫使我离开他的诊所，迄今已一个月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去他的诊所，请他继续治疗，除非我病得严重。…… 　　请来信。我写了这封全是有关我个人的信，感到很抱歉。但是你要知道，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人。如果我向他们诉说，他们决不会把我的遭遇看作人生的不幸；相反，他们会在明天把它当作笑话在大街小巷上大加渲染，或者，就从最佳情况着想，他们也会把它当作客厅里说长道短的话柄。 　　史沫特莱停止了精神分析。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举动，真叫人莫明其妙，甚至弗洛伦斯也为此感到惊奇。她猜想史沫特莱也许对她本人的处境反应过度。事实是史沫特莱在6月8日给弗洛伦斯的那封信中，有一点没有明确写出来，那就是她的那位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引诱她同他相好。6月4日她又给弗洛伦斯写信，还是没实说，她写道： 　　今晨收到你5月20日来信，我颇感兴趣地读了一遍来信。在你所写的信中，这是最“成熟”的一封信。当然，不像你想的那样，来信所说没有伤害我的感情的话，只是有一两句话叫我生气……(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我的长期痛苦使我怀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也因为你说的全是实话。可是我还在生气你说的那些话：你说我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思想情感，即认为我的自由将永远受到限制。在这一问题上我也许有些过于敏感。但是你确实也承认人们喜欢指挥别人，影响别人，维护自己的权威。人类中的男性掌握指挥权已有几十亿年之久，因此男人总认为指挥别人是他们个性的一部分。……我经常认为自由比幸福更为宝贵，除非这两个词可能就是同义词。请相信我，在我目前的处境中，我是不会空想的。连月来这事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为此我自己比谁都感到惊奇。我为一个值得战斗的事业而拼搏过，但是我失败了。而且我现在又有病。我每月至少得发作两次精神崩溃，每次都使我精力衰竭，得在床上躺一个星期。现正用紫外线治疗以及高频率电疗。 　　我不再去那个给我治病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诊所了。我不愿说明确切的原因。只是他对我太亲热了。 　　由于史沫特莱对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不信任，她发动了一场反对婚姻制度的运动，以保护她的女友。拆散别人的婚姻成了她今后岁月中的一种事业。与此同时，她怀疑男人，因此她几乎专找女人帮助她。 　　1923年夏，史沫特莱暂时得救了，她得到了女友莉拉·辛格的慷慨资助。在纽约时，史沫特莱曾经第一次见到过辛格，她是一位50岁左右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出身于富贵家庭，她的丈夫也是有钱人。她又是一位为印度的独立、为妇女的权利与教育而斗争的老战士。7 1923年辛格在前往英国的途中，经过柏林时，她被史沫特莱的情况吓坏了，于是她向史沫特莱提供了一笔款子，足够她在夏季里离开查托去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住上两个月。 　　几乎与此同时，史沫特莱给弗洛伦斯写信说：住在丹麦的一个孤岛上的卡琳·米凯利斯邀请史沫特莱去她家暂住。 　　我盼望着到那个岛上去。这是个孤岛，所以我们能安静地过日子，划划船，写写东西，做些我们爱做的事。卡琳的年龄比我大多了，她53岁，你没有听说过她吗?她是个著名的小说家，著有《危险的年龄》和其它不少书。当她在这儿时，我们相互结识了，而且由于莫明其妙的原因，我们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有趣的友情。尽管她已年过半百，但她一点也不显老。我知道她之所以要我去她那儿小住是她想能从我的生活中挖掘出许多“拷贝”来写她的小说!真是这样的!她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与顾问是乔治·布兰兹，我将见到这位大人物的。卡琳是个精明的女人，但外表上有些轻浮。她总爱说废话，可是她似乎对所有的女人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她看了我一下，就决定把我作为她下一部小说中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她就像一只水蛭吸住我不放。那时的我疲惫不堪，而且还有病，我这个人肯定不会令人发生兴趣的。但是，我向你担保，她这人比看起来似乎要精明得多。她理解是什么东西使女人感到痛苦。……就在柏林这儿我帮助过她解除了婚姻，她现在已经离开了她的丈夫。他比她年轻得多，他利用了她的名望和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并花光了她的全部钱财。他是个卑鄙小人。我不愿咒骂他而玷污了我的笔。 　　最后她决定不让别人利用她作为原始资料来写书，7月14日她就写信给米凯利斯，提出延期前往，婉言谢绝了邀请。但她却接受了莉拉·辛格的赠款。7月的大部分时间，她住在离巴伐利亚的盖斯特鲁本村不远的山坡上一个牧羊人的茅舍里。虽然她对那里的舞蹈、民歌与节日的庆祝仪式颇感兴趣，但是这些娱乐以及公认为有疗效作用的高山的太阳，都没能治好史沫特莱的失眠与夜间的恐怖感。8月初她迁移到贝切斯加登，这是一座小小的(胜地)城镇，离希特勒的山区隐避所不远。8月11日，她写信给弗洛伦斯说： 　　我目前正住在反动派的根据地巴伐利亚。夜里军队的口令声和士兵(君主主义派)的行军声经常把我闹醒。这些士兵们在高山中、在森林里进行夜间训练。这使人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秘密地训练人杀人。而这些受训的士兵全是农民和工人——他们并不像我们经常想象的那样属于另一个阶级。在萨克森也发生同样的事情，那里进行夜间操练的也是工人，但头头却是共产党人。他们也在准备屠杀和他们同一个阶级的人。有时我看不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区别。到处都能见到人们为了一个理想准备去谋杀他们的同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何况这个理想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那些想利用他们作工具以便自己掌权的人们的理想。我们只能等待那么一天的到来，那时候两个集团将开始互相大屠杀。这两个集团都强烈反对用消极抵抗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因为消极抵抗不够血腥，不够残忍。 　　如果莎丽服尚未卖掉就没有必要再给我汇钱来。总之，我已决定不去维也纳，因为那里的物价要比德国的物价高10倍，我没钱去。我希望9、10月间我的健康能恢复，使我能于10月进柏林大学，把自己的一切烦恼都沉没在学习与工作中。我将以卖莎丽服得来的钱用之于上大学，而不是用之于请精神分析学家治病。当然，如果绝对必要，我要回柏林去一两个月。但是我不可能要什么有什么。除了兰克与弗洛伊德之外，柏林现有两位最好的精神分析学家(亚伯拉罕医生和艾廷各医生)。如果绝对必要的话，我会去预约挂号，就诊于他们两位医生中间的一位。今冬我在柏林会有一个职业，薪金为每月4英镑(约等于美金20元)。再加上给印度报刊写些文章，我或许能把每月的收入提高到5英镑，可以勉强以此维持生活。我还计划每天在大学花上一两个小时。我曾设法想在瑞士找个工作，如果找到了，我就去瑞士；但是我所接触过的人都告诉我说：因为失业情况严重，外国人在瑞士是领不到薪金的。所以我只得放弃去瑞士的计划。我准备在柏林用我本人的姓名弄到一张护照，我打算在那里单独过生活。有个朋友，正在替我找一间房子离柏林约1小时路程。查托同意我的计划，眼看着我全部损坏了的健康，以及我们完全分居的情况，他说他将放弃要求我关照他的权力，他将在各个方面给我完全的自由；他不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个人请求。我(将)在这种条件下回到柏林自行其是，再也不必面对他的无休止的妒忌与猜疑。你务必不要以为这方面是我的空想。我不但曾经濒于死亡，甚至比死亡更可怕，我还曾经面临过疯狂。而且，无论怎么说，我仍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即使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我好些天心烦意乱。过去几星期内，(如)我不服用烈性的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她给另一位在纽约的老友埃伦·凯南也寄了几封悲观失望的信，这些信给她带来的不光是安慰的词句。埃伦亲自来到德国，给了艾格尼丝精神上的支持。她们两人在慕尼黑碰了头，一起去看望她的另一位老友埃玛·戈德曼。她们还观看了在慕尼黑举行的瓦格纳节日文艺会演，然后一起前往柏林。8 　　9月刚回到柏林，当史沫特莱设法进入柏林大学时，她马上遇到了重重障碍。她疯狂地写信给纽约大学与加利福尼亚的学校，请他们把成绩单寄来，同时又和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取得联系她早先排队申请的那个职业，她原以为是有报酬的，但结果却是项志愿工作，光含含糊糊地允诺将来发工资。这时凯南已经回纽约去了。由于史沫特莱的希望幻灭，她在美国的友人敦促下回美国。在给他们的回信中，她说查托缠住她不放，他用放弃他从事的争取印度独立的工作威胁她，他要和她同去美国，他发誓没有了她，他就活不下去。虽然史沫特莱完全知道如果她再和他一起生活，她会感到痛苦的，但她还是听从了他的恳求。于是在10月份，她又搬回去与查托同住。她函告弗洛伦斯：她仅仅答应和查托同住6个月，如果到了春天，她还是进不了大学，她决心回美国。 　　此刻，史沫特莱把接受友人的金钱视为一种罪过，她为此而感到沮丧。10月8日她写信给弗洛伦斯说： 　　请你为我做件好事——如果莎丽服尚未卖掉，千万别再寄钱来。我会拒绝的，我将马上把钱如数退回。我已决定除了我自己挣得的钱之外，一分钱我也不接受。我不能像现在这样，老是觉得自己是一条蛀虫，因为我收到的钱，并非属于我自己的。我的健康有了好转，但是我对生活不再抱有热情。我想我再也不会满腔热情地对待生活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自己埋葬在工作中，用一颗死了的心来了此一生。 　　我知道我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可是我现在毫无出路。我今年已3l岁，但仍然是一个无知的、没有教养的、不成熟的动物。 　　魏玛德国政局的崩溃引起了更严重的经济混乱。史沫特莱为了想挣到足够维持生活的钱所做的拼命挣扎，以及她的日益增长的对死亡的忧虑，并不是一种异常的反应。很多艺术家和作家如凯绥·珂勒惠支、乔治·格鲁斯与厄恩斯特·巴拉奇等等都怀有同样的心情。当通货膨胀继续不断地在吞灭弱者时，他们把德国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11月28日出版的《民族》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史沫特莱的文章，文章写道： 　　本周人们在柏林到处都能目睹很多商店遭到洗劫。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处于动乱中，甚至在许多城市里还发生街头打架的骚乱现象。共产党人与反动派把洗劫与暴乱看作为有利可图的事。共产党用之来宣传他们的教条，君主主义者也同样这么做。当他们看到生活费用惊人地飞涨时，他们讥诮地笑着，并且冷嘲热讽地说：“物价上涨得还远远不够。它必须上涨到这么一个地步，使群众意识到他们建立共和国是他们犯下的大错。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但是多数城市居民，由于政局的变幻莫测以及长年的神经紧张，感到非常消沉和失望，因而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都满不在乎，他们对一切、一切都厌烦透顶。 　　到11月史沫特莱注意到通货膨胀已猛增到一块美元值2.5兆马克，一条面包已从9亿马克涨到12万亿马克。 　　早在贝切斯加登时，史沫特莱已说过，她为政局的日益趋向两极分化而感到忧虑。这种忧虑不安的情绪这时也加剧了。1923年9月16日，她在给伦农的信中预言内战必将爆发，其结果是法西斯取得胜利。10月共产党人在萨克森省与图林根省以及汉堡城发动起义，受到了残酷的镇压，这事实开始证明了史沫特莱的预言是千真万确的。 　　当德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在她周围日趋恶化时，史沫特莱给弗格伦斯的信中更显得她为死亡而心事重重。在10月份弗洛伦斯收到史沫特莱的一封信中，附有一张手写的便条，上面写着：“我又一次虚脱了。”11月12日她在信中描述她去探望了一位临终时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苏伦德拉纳特·卡尔。除了古普塔之外，此人在柏林对史沫特莱散布过的恶毒谣言比谁都多，但她说，人在死亡的面前，可以“忘掉一切政治上或本质上的分歧。”9 6天之后，她写信给弗洛伦斯说：“我在德国肯定活不过今年。如果我仍然呆在这里，我会死的。” 　　① 维连德兰纳斯·查托帕迪亚雅(1880—1941)是孟加拉婆罗门望族书香门第的长子。对于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欧洲求学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他有一种传奇式的父亲形象。他虽然是孟加拉人，是印度人，但他却是在印度的中南地区海得拉巴邦长大的。他父亲阿贡拉纳斯·查托帕迪亚雅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之一，是海得拉巴大学的校长，也是海得拉巴邦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最后他未到退休年龄，就被英国政府强迫退休，流放到加尔各答，一直过着软禁的生活，死于19世纪将结束的时期，他的儿女都是了不起的非凡人物，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查托的大妹萨罗吉尼·奈都过去和现在都是很有名望的，她是女诗人，又是政治家。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她去世为止，她一直是印度国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50年代她曾任西孟加拉的总督。查托的弟弟希兰特拉纳斯非常活跃，他既是诗人，又是演员、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电影导演。1980年他还健在。 　　查托在海得拉巴邦受了文科教育后，于1901年离开印度去大不列颠求学。他没有通过印度文职官员选拔考试(那时分给印度人的名额是非常少的)；之后他就开始学习法律，和一个英国妇女结了婚，到了1907年他已成为伦敦处于萌芽时期的印度民族运动的主要积极分子，担任《印度社会学家》杂志的编辑，并充当爱尔兰、埃及、波兰与巴黎的民族革命小组之间的联络员。由于他的政治活动，1909年他被学校开除，从而结束了他的法律学习。为了逃避官方对他的逮捕，查托于1910年离开了妻子，移居到巴黎。在巴黎他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并与卡马夫人(一位呼吁印度独立的老资格宣传工作者)一起编写《斑德马太拉》杂志以及另一本新杂志《德尔瓦》。此外，查托还以印度为题材写文章，投稿给法国报刊，特别是向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投稿。查托像过去一样，为了在印度独立运动与其他国家的反帝运动(如埃及的反帝运动)之间建立联系，他拼命工作。1912年查托这时已离了婚，他明显地放弃了政治活动，和一位有钱的爱尔兰姑娘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很不平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在政治上重新醒悟过来。他预料到法国政府会逮捕他，因为法国当时已与英国结成联盟；所以他于1914年4月出发去柏林。查托和他周围的同志们全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打击在印度发号施令的英国狮子的大好机会：英国的敌人就是印度的朋友。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德国和英国同样是一个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欧洲列强，和这样一种国家合作将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似乎也不知道他们的印度同胞是不欢迎这种合作的。1914年8月查托第一次在柏林会见了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在一周之内文件就拟定了，文件写明德国同意为宣传工作提供必要的援助，并同意向印度运送必要的武器与士兵。把美国定为集中基地，并向世界各地的印度集团派出密使。到了1914年年终，印度与德国的秘密合作进行得很顺利。查托是这项秘密合作的协调人，他也是柏林独立委员会的领导人。那时查托的爱尔兰妻子出家做了修女，隐居在一个女修道院内，所以实际上查托又成了单身汉。印度与德国的秘密合作不幸失败了：美国阻止运送武器，并于1915年和1916年逮捕处决了很多造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查托还呆在柏林，期待有个新的同盟与他一起向英国战斗。到了1920年，苏联看来是最可能的联盟的对象。查托及其家庭的材料出处有：M.P.萨兰迦巴尼，“萨罗吉尼·奈都夫人”一文，刊登在《现代评论39》第一期(1926年1月)，99—107页；J·C·克尔(英国情报署)：《印度的政治骚乱，1907—1917》(德里，1973重版)，198—214页；A·C·鲍斯：《印度革命家在国外》(巴特纳，1971)13—36页；P·S·古普塔：《萨罗吉尼·奈都传》(孟买，1966)；孟买政府纪录《印度自由运动历史的资料汇集》第二卷(伦敦，1920)，449—518页；G·阿德希卡里编《印度共产党历史文件》(新德里，1971)第一卷，79—84页；钦莫汉·塞哈纳维斯：“德国的印度革命先驱”刊登于《主流》13卷46期(1975年7月19日)：11—14页。 　　② 1920年在第三国际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M·N·罗伊提交了一篇斥责殖民主义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深受列宁的赏识。在查托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罗伊已同第三国际的其他领袖如K·拉狄克、M·鲍罗廷、N·布哈林、A·塔尔海默以及J·贝尔等人有着良好的交情。因此他可以很容易地从中阻挠，使查托的代表团不能会见列宁，并使他们得不到第三国际直接支持的机会。作为第三国际政界中县花一现的杰出人物罗伊曾经使很多西方作家推断他是在欧洲流亡者中从事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有影响的领袖。事实并非如此，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扎基尔·侯赛因、萨罗吉尼·奈都以及拉宾南特拉特·泰戈尔等人的回忆录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查托才是居住在欧洲的最受人尊敬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大家认为罗伊狂妄自大，很难与人共事。当他在欧洲时，他总是比较脱离印度集体独自一人工作。与此相反，查托的朋友以及和他有联系的人遍于全欧洲。他还有着一种传奇色彩的声誉，而且和印度的许多名门望族有亲戚关系。1928年罗伊与第三国际发生了争吵，印度共产党把他开除出党。因而与他同时代的印度共产主义学者认为在他们最初的十来年时期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是查托(他于1928年加入共产党)，而不是罗伊。参见如阿德希卡里编《文件》第一卷78—84页和塞哈纳维斯《德国的印度革命先驱》。 　　③ 偶尔有的学生“一下轮船就直奔她家”，这种行为打动了史沫特莱的母爱心肠，她总是设法帮助他不致出洋相，在她的《中国的战歌》(纽约，1943年版)一书中，她提到过有个学生买了一顶旁边有一球下垂的葡萄的草帽：“这顶草帽看来像个缠头巾式的无边女帽。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不再戴这顶草帽惹人笑话。”查托则“和他们(所有的来客)辩论，他猛烈坪击印度教的阶级偏见和伊斯兰教的封建迷信，他当着印度教学生的面吃牛肉，当着伊斯兰教学生们的面吃猪肉。他蔑视那些去英国主要只是注意英国的文化与学术的人们”。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