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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精神分析，1924—1925年

（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

到了1923年后期，史沫特莱的“革命婚姻”正在发生裂痕，纵然作为她的配偶来说，查托在很多方面超过厄恩斯特·布伦丁。她和查托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同意以政治工作，而不是以生儿育女，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人原先都结过婚，当他们分头在印度独立运动中树立了各自的威信以后，才彼此相识而结成夫妇。感情上，两人都热情奔放，重视道义，内心中燃烧着火一般的愿望：要为伟大的世界政治事业尽一切努力。但是由于查托对史沫特莱“婚前与其他男人有过性的关系”而产生的妒忌与狂怒，终于损伤了史沫特莱的自尊心。在给卡琳·米凯利斯与弗洛伦斯·伦农的信中，她把她的困境概述如下： 　　弗洛伦斯，我向你保证，当你和你喜爱的男人结婚时，你将受到你丈夫的折磨而感到痛苦。这种痛苦是你今天做梦也想不到的，其原因就在于你在遇见他之前竟敢把你的阴道给别的男人用过。在你嫁他之前，他会夸夸其谈地议论自由，议论解放以及妇女与男人〔有着平等的权利〕在婚前的自由生活与恋爱。但是，等着瞧罢，到了婚后，等那个私有财产概念在他的头脑中出现时!…… 　　在我遇见我丈夫之前，我和别的男人有过性的关系，我曾结过一次婚。为了避免发生误会，婚前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丈夫。他也和很多其他女人同居过，他不仅是结过一次婚，而且至今他还是个有妇之夫——他妻子是个英国人，现住在英国。……〔但是〕婚后一个月，我丈夫开始指责我是个性格脆弱的女人，因为我过去与其他男人有过性的关系。他还说他“娶的妻子是别的男人不要的剩余物资”。鉴于他本人也是“别的女人不要的剩余物资”，他这么打击我，不仅是不道德，而且也违反了文明礼貌与公平对待的一切法则。可是我难受，并感到内疚。他还把我隔离起来，不准我与印度人来往，也不准我从事印度革命工作，〔他说〕假设印度人知道了我过去的性生活，就会因此而把他毁了。他不准我写作已达三年之久。……我要写文章，他对之采取敌对讥讽的态度，他说这仅仅是一种“卖弄”自己的的欲望。如果我要写，只能写那些他许可我写的东西，以便他可以检查我写的文章，看其是否正确。所以我只能把笔置之高阁，什么也不写。我的病逐月加重，现已重到患有严重的神经发作症状，类似一阵阵的癫痫，当病发作期间，我丧失了对自己身心的控制能力，跌倒在地，哆嗦五分钟或十分钟。我整夜失眠，近十个月来我成了安眠药迷；我服用的安眠药越来越烈性。然后我企图反抗，或则为了这些事我和我丈夫顶嘴，于是他就从肉体上攻击我。有三次他掐我、咬我；之后我就跌倒在地，一阵阵地猛烈的哆嗦。 　　我决不会原谅他，……当一个人从精神上与理智上打击某人时，还不如请他用刀捅到某人的心脏里，干脆将其杀死了事。1 　　由于史沫特莱不能自由自在地运用德语，在德国她的政治上的朋友，仅限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兼工团主义者的小圈子里，例如她的朋友埃玛·戈德曼与亚历山大·伯克曼。当戈德曼在莫斯科被软禁时，史沫特莱不顾自身的安危特意去看望她；戈德曼对史沫特莱的这种大无畏精神非常钦佩。这种钦佩的心情形成了她们两人之间友谊的最初联系。当戈德曼的终身好友也是她过去的情人得悉史沫特莱的童年是在1914年大屠杀之前的路德洛附近度过的，他对她更加发生兴趣。戈德曼路过丹佛时，罢工刚结束，她表示愿意提供支援，但受到了工会领导人的拒绝，使她感到烦躁不安。作为对大屠杀的抗议，曾经发生过一桩把一颗炸弹放在洛克菲勒庄园里的未遂的谋杀案件；由于伯克曼在抗议大屠杀的宣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就被诬为该案的主要策划人。1923年期间，史沫特莱与查托经常参加小组学习会，出席学习会的有戈德曼、伯克曼以及其他几位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德国的鲁道夫·罗克与意大利的阿尔曼多·博尔吉(过去是墨索里尼的伙伴)。2虽然史沫特莱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兼工团主义者共同工作，并从理智上探索他们的思想体系，但她在给纽约的伦农信中说她自己对他们的信仰持有保留态度，不完全赞同，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米勒小姐〔我在纽约时的一个朋友〕真是想入非非，她认为如果这里一朝发生君主主义复辟，我将遭受痛苦。绝对不会。我认识几位最杰出的君主主义者，其中有些人非常令人感兴趣，而且很有修养。我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会把恺撒应得的东西，全部交给恺撒(此语出白《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指当时的罗马皇帝。法利赛派人诬告耶稣煽动群众拒绝向罗马皇帝交税。耶稣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而说了以下这句名言：“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译注)。如果君主主义者果真给我制造麻烦，我会去找他们并质问他们是什么意思。我将同样地对待革命派。当然啦，由于我与工团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工作，〔所以〕假设共产党人上了台(取得了政权)，我的头也许会被砍掉，因为在所有的人中间，共产党人最最仇恨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希特勒及其一帮的仇恨。 　　你不必为我担心，以为假设这里爆发了革命，我会跑出来站在街垒上挑动敌人向我开枪，我不会那么干的。谢谢你的关怀，我决定暂时还不想死，如果我真要死的话，我也决不会死在德国。(1924年2月16日) 　　处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的圈子里，史沫特莱继续攻击婚姻制度以表达她对自己个人问题的感受。她这么做，并不令人感到意外。1923年11月12日她在信中与弗洛伦斯·伦农展开了对男女关系的性质的辩论。 　　你说……虽然妇女不应该是低能的，但她们不该企图取代男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妇女“在自然界的位置”究竟该是什么；除非在性别上有所区别——那个“位置”有着明显的不同标志。至于从社会角度看，别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男人扭歪了自然的面貌，妇女一直是被迫处于与她天性不协调的地位上，但是她又不得不安于这种地位，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我认为人类将来的发展会导致妇女在社会上占有不同于现在的地位。你的论点的思路是危险的。旧时代的正人君子们提出过这样那样的论点：说什么妇女不应进教堂。由于是女性，妇女不能参加反奴隶制度的代表大会；由于是女性，妇女不能选举；由于是女性，她们被迫不能从事医学、法律以及其它种种专业。对这帮老反动派——但愿他们的灵魂永远在烈火中受煎熬——妇女企图“取代男人在自然界的位置”，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自然规律。 　　我不反对男人的男子气概，不管他摆出多么雄纠纠的大丈夫气概来，我都不反对。但我讨厌那些女人气的男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妇女就不该成长起来，发展与她天性相适应的一切才能，至于发挥什么样的才能，那是无所谓的。还没有人知道男人的本性是什么，而且，就像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这个所谓的男人本性，其中又有多少是人为的。有很多男人——例如经常在印度人中见到的男人——很文雅，甚至带有一些经常属于女性的品质。可是他们是男人，是坚强的男人。我不愿意接受人们现在对妇女地位或男人地位所提出的社会准则，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对男人，或女人，或对阶级的看法是合理的，或正常的。在性别上有差别的自然面前我低头承认，但是在建筑于统治阶级妄想掌权的基础上的杜会制度面前，我决不低头。这个制度从家庭与学校开始，错用了生命的源泉。在这种制度下，成千的妇女受到挫折，〔被迫〕而哑口无言，她们的才能从来得不到发展；但是假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她们的天性会促使她们充分地发展她们的聪明才智。 　　我不知道你是否想起了我，当你说：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或一个革命者可以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伟大事业而放弃他的或她的个人幸福与生儿育女的欲望；但是，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他没有必要采取一种吝街的酸葡萄态度来限制自己”。我相信我是许多革命人士中的一种类型。对我们来说，工作就是我们个人的幸福。就我个人而言，我丝毫也不反对那些想多生孩子的妇女。我确实恨的是男人，尤其是那种男人，认为一个女人必须有一群孩子围着她的裙子转；否则这个女人就该永远永远受到诅咒。而且幸福并不(光)在于生儿育女。……至于性，当我感到有这种欲望时，我当然会自取所需。但是就儿童而论，今天有太多的妇女只是无目的的生孩子。我的思维方式认为生孩子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只有当你明确了生命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你要产生一条新生命后，你才能生孩子。…… 　　你说：“我的论点是：当我们夫妇两人沿着那条他原本打算要我们走的路继续干下去时，我们每人都感到更加强大，也更有劲。”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你接受了上帝的主意，也即这位先生“原本打算”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要我们干什么事。对我来说，生命仅仅是个发展过程，谈不上对生命有什么打算。因为我生来是个女人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做某些工作而不能从事其他工作。光是在体力方面我承认这一论点。 　　我不否认你所说的关于爱情的影响问题。但是，今天我不能在我的生命中把爱情放在过分突出的地位，因为我亲眼见到过爱情往往脱离理智，爱情可以被腐蚀，被歪曲。过去和现在我一直把爱情看作为一种性的活动。……我的观点是理智与感情在宇宙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对我来说理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爱情……因为理智在宇宙的年代纲要中还只是个儿童而已。而感情则像生命一样的古老，但是理智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它需要人们的爱护；而且它也非常珍贵，值得人们爱护。 　　用这样一种语调写作可能使史沫特莱感到暂时的宽慰，但是她的身体情况却使她的朋友们感到惊慌，他们又一次敦促她去找医生看病，这次他们介绍的医生是一位女精神分析学家。史沫特莱同意了。查托把精神分析嘲笑为传教士的权术和迷信。史沫特莱被查托逼得走投无路，她感到她的病迫切需要有个突破，在她求诊于那位新分析学家一个月之后的12月8日，她函告弗洛伦斯：“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忍受这些发病与失眠的痛苦。……我的生命取决于我的精神分析；对此现在我心中毫不怀疑。” 　　给史沫特莱治病的新分析学家事位中年女医生，名叫伊丽莎白·内夫。她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非正式会员。①那时该学会正在树立它的国际声誉，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培养中心而崭露头角。学会与柏林大学之间的从属关系不太紧密，它与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小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倡对感情错乱的社会原因进行研究，并要求所有开业的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同时是个医学博士。该学会的早期会员包括卡伦·霍尼、海伦娜·多伊彻、梅兰利·克莱因与威廉·赖歇。3 　　1923年后期史沫特莱开始请内夫为她进行分析。当时在学会会员中热烈地辩论着女性认同(即承认自己是女人——译注)的发展问题。霍尼是其中之一，他向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即孩子害怕其同性家长由于惩罚孩子恋慕异性家长的无心罪过而伤害其生殖器的恐惧或错觉——译注)与“阴茎妒忌”(即在妇女或女孩的潜意识中想望成为男人——译注)理论进行挑战，并对理想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提出疑问。与卡伦·霍尼相比，很明显内夫医生是位弗洛伊德学说的正统派。史沫特莱接受了三星期的精神分析之后，于11月27日写信给弗洛伦斯说：“对分析这门学科，我太幼稚了!我无法告诉你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有着严重的阉割情绪，正是这种情结把我的一切亲属关系都歪曲了。你也许会兴趣盎然地得悉我的这种心理状态。我得到的最初印象就是我之所以成为女孩是因为我的阴茎被人割掉了!总有一天我会将很多有趣的事向你细谈。我在性别上蔑视妇女，而同时又竭力主张男女平等主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现在你对我的这种矛盾言行大概有些线索了。同样地你也会对我一辈子摆弄着男人气派的怪现象，得到一些线索。”两周前她写道：“我的医生好极了，除了我从分析方面得到真正的帮助之外，我还发现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当我找到了伤害我身心的根源时，我感到非常有趣，因而我忘掉了我是在遭受痛苦。说真的，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恢复了她的幽默感后，她向弗洛伦斯提出了一份题为“半英化的印度先生主义”的“戏剧性附录”，指的是那些“半瓶子醋的印度文人居然试图用英语写诗歌”。她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踩碎了的时间的沙子上／我见到了消失了的手的脚印。” 　　当史沫特莱恢复了自我肯定后，她发表了两年来的第一篇文章“饥饿的德国”，刊登在《民族》周刊的第28期上。在这篇文章内，她报道了德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上升所造成的绝望形势。她已决定以写作谋生，但当她收到《民族》周刊寄来的稿费仅仅是一张17.50元的支票时，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因为光是她精神分析的医疗费，就得每月付出62元。弗洛伦斯在11月写来的两封信中已汇来了20元，并答应再汇来30元；但是她也在信中提到了史沫特莱寄给她的那套绚丽的莎丽服与那串破碎的珍珠卖不出去。史沫特莱在报上刊登了打字员待聘广告，当美国大使馆见到广告后，来函邀请她去面谈。她去了——那是冒着大风险去的，因为她没有护照。经过了持续的盘问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她馆内打字员已满额，不需要聘任新打字员。但是她下定决心要自力更生，她不愿意向她的“丈夫”吐露真情。就像她在11月12日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关于〔你寄我的〕钱的事，或关于支付精神分析的诊疗费用等事，我从未告诉过查托。因为他对我求诊于精神分析学家，感到非常怨恨，以致于我们两人之间互不交谈。” 　　12月1日，史沫特莱决定停止分析治疗，她打算当她自己能付得起诊疗费时再进行治疗。但是没有了内夫的治疗才五天之后，她的喉咙的痉挛又重新发作了，于是她因沮丧而患了自杀抑郁症。弗洛伦斯劝她回美国，她的答复是只有等精神分析结束后她才打算回美国去。12月8日，她又写信，恳求弗洛伦斯汇钱来：“请你理解。你已经为我做了超出你分内该做的事。我现在写这封信再向你借钱，我感到这是一种过分的要求。我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除了你，我能向谁开口借钱。”就像史沫特莱在以后所承认的那样：停止了精神分析后，她又得服用“安眠药粉”或其他药物来帮助她面向生活并向新的痉挛进行搏斗。弗洛伦斯·伦农与约瑟芬·贝内特很快就汇来了钱，足以使她支付诊疗费。 　　12月20日，她函告弗洛伦斯，她正在谋求打开一条走向有目的感的出路：“白天我努力干些事——工作，唱歌，弹钢琴——藉以把自己带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又试图回忆起生命的幻想(你说过如果我没有幻想，那是欺人之谈)。所以我竭力把自己埋头于日常琐碎的事务中。”但是到了1月3日，她不得不函告弗洛伦斯她的病来了一次持续两天之久的大发作：“我一直病着。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见到查托锁上了我的房门，打算谋杀我。可是我明明是清醒的，并不在做梦，可我却发现自己在半夜里尖声喊叫。”在这病情危急的时刻，史沫特莱威胁地要求马上动身回美国去，他们的女房东打电话通知内夫医生。于是从1月3日起，内夫又开始对史沫特莱进行治疗，并同意延期收诊费，等她“付得起诊费时再付”。这次的病情发作吓坏了查托，他终于勉强同意她继续接受分析治疗。 　　内夫支持她努力争取成为一个作家，从而给自己树起一个正面的形象。她欢迎内夫的这种支持。与之相反，她过去的大姑子索伯格·哈伯曼建议她去向查托的上层社会亲戚求得经济支援，然后她有了资本可以回去纽约开设一家印度饭店。她对这种“现实主义”的建议感到忿恨。1月19日，在她把她写的几篇文章卖给了柏林的一家最大报纸《德意志汇报》之后，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至于开设一家印度饭店(!)我还不如开个汤普森午餐店(一种价钱便宜、食客拥挤、低档的快餐饭铺——译注)!如果我回美国，我打算去《纽约世界报》当一名记者或作家，我通过实践确信我能在那家报社里找到一个好职位。这幅前景不断地吸引着我。……我爱索，什么事——除了开饭店，我都愿意为她效劳。我不会烹调，而且我也讨厌烹调；我不会采购；我不会计数，甚至连二加二我都不会算。所以要我当个记帐人是毫无可能的。我只会干一件工作，那就是写作。我宁可写作而挨饿，也不愿经营饭店而过安乐的生活。”她继续往下写，暗示着她正在成功地从外界吸取新的写作素材以丰富她那枯竭了的头脑。 　　我意识到我讲话的水平超过我写作的水平。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头脑里总认为一切书本上的东西有似上帝一般的美好，而自己的身心〔内心的任何东西〕却象征着卑鄙与邪恶。我希望精神分析会把我从这种思想〔起源很早〕里解放出来。我只是需要时间，当我一天过得很满意时。我感到我什么都能胜任。……据我的医生说，我的头脑与性格多少具有几分支配的欲望和男子气质。她说我在这31年中，艰难地通过了三个时代的文化，在这过程中，我曾经把一切看来属于……人类天性的低级特征加以隐藏、约束与压制。甚至在我的医生面前，当我承认一桩我一向认为是卑鄙的事情之前，我得斗争好几天。有时她的解释看来也比较机械。我承认我爱我的父亲——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我对此毫无反感——我也承认我不喜欢我的母亲。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之没有丝毫抵触情绪，也就自然地承认了。与精神上的渴求比较起来，这些事情都很简单。 　　我也不同意你说我的阉割情结〔简单地意味着〕就是“我总想要个阴茎，因为查托有阴茎而我没有，所以我老是使查托挨受痛苦”。弗洛伦斯，你得知道，精神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从来不是“少了一个阴茎”的问题，而是给我留下了这么一种印象：即我成了一个半截儿的人，我一直试图用其他方式来弥补〔那失去了的一半〕。 　　在同一封信里，她说内夫医生愿意为她挡开查托的阻拦，内夫的这种好意对她恢复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埃玛·戈德曼为她搞到了张请柬，邀请她在2月份去柏林大学的英语系作一次演讲，演讲内容是关于甘地的思想。查托反对她去演讲，然而内夫医生保护了她，防止了查托的横加干涉。“上星期我的医生去看望了查托，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她请他克制自己，不能老反对我做任何一件不是出之于他的愿望的事。例如他骂我是个白痴，因为我居然想去大学演讲——实际上他反对的不是因为我要在大学讲台上演讲，而是因为我的讲题是印度。他不能容忍不是出于他本人的任何言论。他把我扼杀了。如果他真希望我康复的话，她请他‘高抬贵手’，不要干涉。”其结果真是有益于健康。2月16日，她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写道： 　　我们之间没有再提演讲的事。在我演讲之前的昨天，查托问我：如果他去听我的演讲，我会不会反对。我允许他去听。他对有关印度问题的演讲，是个怀有敌意的、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但是，即使是他，也说我讲得好。…… 　　我的医生真是个好人，她在这件事情上，帮了我大忙。如果不是由于她督促我接受演讲的请柬〔并〕帮助我分析我对听众的感情，我绝对不可能成功地渡过这个难关。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看着成千(有教育)的人们期待着我讲述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同时我还得盯着看所有的听众，而丝毫没有我经常所感到的畏缩情绪。这一切对我都非常奇怪。 　　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准备我的讲稿，同时也在思想上为自己作准备。这次演讲对我极为重要，因为这是我长年病后的初次公开露面，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作为一个讲演者出现在大学听众面前，而且我讲的题目又是那么广泛。 　　2月在经济上对史沫特莱也是一个美好的月份。虽然弗洛伦斯的钱仍然依靠父母供应，但她答应只要史沫特莱需要的话，她将每月汇来25元，作为补助精神分析的诊疗费。史沫特莱有了足够的信心去一家印度商业杂志社担任职务；同时由于德国的货币日趋稳定，她开始体验到经济上的一种安全感。她继续把她写的有关印度的文章卖给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爱尔兰、法国、印度、德国与美国的报刊杂志。她认为她的文章的发表比之经济上的安全感更为重要。 　　可是到了3月初，精神分析的负担以及与查托住在一起的紧张生活，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有一天当他们的女房东因服药过量致残时，史沫特莱再也忍不住了。她离开查托，独自搬到朋友家的女仆宿舍里——住在一间仅仅能摆得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的小屋里。查托跟她去了那里，由于疲劳和疾病，查托突然虚脱了。为了治病，医生给查托注射了吗啡。原本史沫特莱是为躲避查托而逃出来的，但在查托虚脱之后的两个星期中，史沫特莱却成了他的特别护士，日以继夜地守候在病榻旁。查托恳求史沫特莱留在他身边并答应全力支持她；因而到了月底，他们两人找到了新住处，又共同在一起生活。 　　1924年春天，史沫特莱与内夫医生共同研究，试图发现前者对女人、对性的态度是怎样在过去形成的。在她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两封值得注意的信中，她描述了她怎样通过这次努力而洞察到的情况。4月1日她写道： 　　当我是个小女孩时，西部正处于青年时代，力量的法则，尤其是体力的法则占了优势。当然女人是有人要的。但是只有粗野而动作麻利的女人才能在西部有立足之地。西部的女人常是大家庭里的母亲、主妇，她们个子大，结实有力，处于统治地位。如果不是那样的女人，就会受到嘲笑，因为“贵夫人”般的女人，在西部是没有用的。一个赢得男人尊敬的女人，往往能够赤手空拳把男人打倒在地，再骑在他身上，一直等他高叫救命才放他出来。至少，在我出身的那个工人阶级中，情况是这样的。我母亲由于脆弱、文静、温柔，38岁就去世了。她不是死于某种疾病，而是因为过度的疲劳，精神上的孤独以及难于忍受的痛苦与饥饿而致死的。当父亲没有拿工资带回家时，弱小的母亲没有力气为此而捶打父亲，所以我们挨饿，而挨饿得最厉害的是母亲，因为她总想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吃到一点东西，而我的父亲却是一个非常富于幻想的人——是个塔尔·金特(《培尔·金特》是挪威戏剧大帅亨利克·易卜生在1867年写成的一部寓言讽刺诗剧。剧中主人公培尔·金特是一个概括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生活欲望和心理特征的艺术典型。他是个乡下的破落子弟，喜幻想，性浮躁，常喝酒闹事，爱想入非非。他拐骗女人，然后再抛弃掉，为了躲避捉拿，他逃入山中，娶了山妖之女为妻，后又逃出山林，远出冒险，他到了美洲、埃及，当过富商、预言家……最后历尽沧桑又回到挪威。易卜生通过主人公万花筒般的生活描写，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毫无原则、看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本质。——译注)，生活在梦境中；只要稍微有一点钱，他就与伙伴们大喝其酒，在饮酒的欢乐中，现实对他就不复存在，他梦见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获得了非凡的成就，等等。 　　由于我是个女孩，我为我的身体和缺乏力气而感到羞耻。所以我试图把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我射击、骑马、跳跃，参加男孩们的打架。我并不喜欢这些活动，〔但是〕当时我认为这些都是该做的正经事，所以我强迫自己去干。我嘲笑一切柔弱的、女人气的行动。我和我的家人和我的阶级姐妹一样，认为流露感情是一种脆弱的标志；如果给人见到我在吻母亲，那将是一种耻辱；〔而〕如果对父亲表示爱慕的感情，那会是一种灾难。所以我记得我只吻过我母亲一次，那是母亲出门去另一个城镇探望亲戚的临别之前；我仅仅吻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当他喝醉酒时，我吻他因为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有个女孩吻了她喝醉酒的父亲后，她父亲从此悔改而戒了酒! 　　另一个因素是我的容貌丑陋，这迫使我对生活采取傲慢的态度。我头发稀疏，而所有其它的女孩都有着长长的头发，她们煞费苦心地整理自己的头发。因为头发具有性的诱惑力。我的祖母身材高大，眼睛乌黑；当她成年的儿子们不服从她时，她就用鞭子抽打他们。她经常嘲笑我那稀疏的头发，并把我和她那有美丽头发的女儿作比较。自从我是个小孩起，祖母的嘲笑伤害了我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小孩，作为一个女孩，之后作为一个年经妇女，我对男人从来就没有吸引力。当我穿上了华丽的服装后，我看来像个稻草人；花边缎带等等〔只能〕把我的黄皮肤与丑陋的外貌显得更为突出。所以，自然地，我模仿我的父亲，生活在幻想中，幻想自己是个媚人的妇女。此外，我也自然而然地仿效父亲设法发展我的智力以弥补我外貌上的缺乏魅力。……自然当父亲要结算帐目时，我对他颇有用处，因我能帮他清理帐目；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男人，他们是父亲的同事或则是父亲的雇工。他们几乎把我当作一个男孩来对待，他们尊敬我，因为我“聪明”——也即我知道很多东西。从而我有了左右父亲的本领，于是我母亲经常通过我和父亲打交道；如果她要想父亲办什么事，她就叫我去请父亲办。当然，父亲也不总是事事照办，因为母亲想办的事，浪漫色彩不够；她只是想要些床单，一张新床，一个新桌子，等等，而他却生活在富有浪漫色彩的顶峰上。所以，他不是化钱去买母亲需要的东西，而是用钱买酒喝，喝得个酩酊大醉，幻想他拥有一个充满了人世间财富的宫殿。在内心里我钦佩父亲，因为我相信他的假话，我却蔑视母亲!但在外表上我装得好像很爱母亲，而不太喜欢父亲。 　　当然很多人都得对付这类矛盾。但是，也许你想像不到这长年的变幻无定的情况和模糊的内心斗争是如何注定着我的生活，一直到我20岁为止。在那段时期，我渴望得到一种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这就迫使我反对所有的东西，也迫使我去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没有一件东西能使我感到快乐，也没有一件东西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在我结束这信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对性的态度是原始的。〔婚前〕我经常被生理上的一种模糊的不满足感觉而折磨着。但是，当我在野外漫步徘徊时，有很多男人用性的方式来接近我，那时我对性交的恐怖以及我的愚昧无知迫使我对和性的关系有关的一切事物形成了一种恐怖。甚至当我结了婚后，一直等到婚后八个月我才和丈夫发生性的关系。我认为性交是极为恐怖的、卑劣的行为，对妇女说来尤其卑劣。我对这个问题的这种态度导致了我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当我听人称呼我为某某夫人时，我羞愧得简直无法见人；这种深藏在内心的耻辱迫使我讨厌我的丈夫，〔所以〕他也从不与我辩论这个问题。当我离了婚——离婚在西部很容易——我再一次感到自己是纯洁的，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个长了翅膀的小鸟，我对我的丈夫非常、非常的友好，并觉得我可以纯粹出于欢乐和友情，拉着他的手与他一起奔跑，一起跳舞。生平第一次，我把他看作为我的朋友，把我和他的关系看作为纯洁的。 　　你一定也意识到在美国，人们教育儿童把性交以及与性有关的任何事物都看作是可耻的、丢脸的。每当有人提到这个题目时，听的人中间就会产生一种恐怖与鸦雀无声的波动。这是一个丢脸的题目!“性”这词本身已足够使“循规蹈矩”的人一时默不作声，而这个把“性”提出来的人，必然在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内是个被遗弃者，没人会理睬他。现在请你设想一下每个人对生活的全部态度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基于上述这种方式的性教育，对儿童将会意味着什么。然后再请你设想一下：对性具有这样一种态度的妇女，忽然结婚了。仅仅两分钟之前，她应该把性交看作为卑劣的、下流的、可耻的行为；然后，几句话就使她正式结婚了，于是社会就告诉她现在她有了性交的权利，只要她愿意，每天任何时候她都可以与丈夫性交。当然，在她童年时期形成了的公式化的对性的态度，决不可能在两分钟内被一个官员或一个牧师的几句话所改变。对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它足以破坏整个民族的生命。即使做最乐观的估计，也会使人们成为伪君子。我相信这种抵触情绪，将以其他多种方式来发泄，甚至用可怕的方式来发泄。假设这个妇女是敏感的，她即使在生理上不生病，也会在心理上出毛病的。在这样一种性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正直的妇女，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一辈子当个禁欲主义者——或则违背禁欲主义的教条而损害自己的健康。我不知道是否美国的这种全民族对性的假正经的态度发泄在对黑奴的私刑和种族仇恨等等方面。我实在不知道。 　　在写上述信的两天之前，史沫特莱在另一封给弗洛伦斯的信中说她不晓得她自己是怎样学会适应那些她从小就知道的种种权利的剥夺与痛苦： 　　让我告诉你，我经常很惦念我的家人。明年如果你不来这里，我将回美国去。而且我希望能有足够的钱去一次新墨西哥州探亲，我很想在我父亲去世之前，见他一面。我认为一个人有权利在生育他的人去世之前，去看望他一次。唯一使我踌躇不前的是探亲将使我感情上高度紧张。我不仅会见到我的亲生父亲，我也会见到我无法改善的贫困状态。当我回家的时候，我也许能理解我对童年时代的那些回忆，然而这些回忆将是忧郁辛酸的。我经常不知道我该走哪条路。我已经离开了那个悲惨、穷困、卖淫、愚昧、肮脏的世界。我要不要回去再瞧一下我的故乡，但又无能为力帮助它改进?然后又一次告别出走，那时候已经愈合的伤口，势必重新裂开，痛苦也会比以前更厉害?我忘不了故乡的悲惨情景，但我又无法合理化地加以解释，我是在这样一块大地上长大成人的。 　　她继续以这种笔调把她的成就和其他德国女友的成就相对比——其中有社会改革者、作家、艺术家等，她们多数是有钱的或有名的人物： 　　卡琳·米凯利斯〔丹麦小说家〕来信，〔请〕我明天去见她，然后我们两人与埃玛·戈德曼一起去观看一个为贫穷的艺术家所设置的厨房，这个厨房是由她的女友——一位奥地利医生开设的。……这位奥地利女医生邀请我去她奥地利的住所度夏。然而我一而再地在想：“我要不要继续这种生活：会见并理解那些在思想领域中工作的人们，去观看他们为穷苦艺术家所开设的厨房，而忽视那些永远生活在穷困与饥饿的茫茫苦海中的人们，我自己就来自这茫茫苦海?”…… 　　我的漂亮的新住宅〔与查托同住〕对我是一种嘲笑，因为它似乎缺少了一些东西，我认为它缺少的是屋主的辉煌成就。我觉得我应该住在一所与我的内心和成就相称的房子里。那么它将是一间小小的卧室，墙上没有画，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放衣服的地方。而我的衣服也仅仅是两套——为洗换之用。那样我会觉得我与生活是协调一致的。而现在则并不协调。 　　3月17日，史沫特莱写信给弗洛伦斯说：由于她精神脆弱，内夫医生建议她们两人在一起过三周的暑假，以便不受打扰地进行精神分析。 　　4月，内夫医生离柏林去奥地利出席国际精神分析代表大会。在她临走前一天，史沫特莱的病又发作一次。她在4月告诉弗洛伦斯：“〔这次发作时〕我完全昏倒了四个小时。此后，我一直病着，而内夫已经走了。弗洛伦斯，我不知道怎么办。为了我这条命我需要分析，……我逐渐显得又老又丑，我也没有欲望想用什么方法来美化我的外表。没有一样东西能使我感兴趣。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能使我的身体与精神感到不安。……我永远记得你的那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是有意义的幻想，是受了骗。我等待着，希望分析会把这种幻想带回给我。” 　　弗洛伦斯说过夏天来看望史沫特莱，但现在她推迟了行期，她得等来年的2月才能来。(弗洛伦斯的父母不赞同她与史沫特莱来往，他们坚决主张必须等她大学毕业后才能去欧洲旅行。) 　　到了5月，史沫特莱又感到自己为日常的生活琐事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还得靠零星借款过日子。为了向人借钱，她第一个找的是卡琳·米凯利斯。米凯利斯婉言拒绝了，她说她的年轻的丈夫把她的余款全花光了；但她建议史沫特莱去找一位有名的奥地利女医生也许能得到帮助。史沫特莱去找了这位女医生，但于事无补：她拒绝提供贷款，她说精神分析毫无价值，并劝史沫特莱回美国去。经历了这些挫折后，史沫特莱向弗洛伦斯·伦农与约瑟芬·贝内特之外的在纽约的友人吐露她的感情问题。3月9日她第一封信是写给玛格丽特·桑格：“你也经历过像我这样的生活。因而我相信你能理解零星借钱对一个缺钱的人意味着什么。我终于写信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过去的生活曾经使你接触过有钱的妇女，她们帮助你渡过了困难。……我明白这些人知道你的工作在目前比我的工作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可是我还是请求你的帮助。”桑格回信答应在此后的一年中，每月寄给史沫特莱50元作为分析诊疗费，同时她劝史沫特莱回美国。② 　　与桑格重新开始联系后，史沫特莱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节制生育的问题上。6月她寄给桑格一份详细说明书，阐述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在印度宣传推广节制生育的知识。同时她列了一张有可能志愿为节育工作提供帮助的印度医生名单，并在信内附了一封介绍信把桑格介绍给查托的妹妹萨罗吉尼·奈都——一位印度独立前的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但出于史沫特莱个人的沉痛经历，她提出了如下的劝告： 　　最好等你有了立足点后，再强调妇女自由的观点。印度比你想象得更为反动。但从改善民族和种族的观点出发，以及从儿童卫生的观点出发，你能够推动工作。现在甚至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印度也不那么重要。 　　你应该提到在日本与中国的〔节育〕中心，以及日本政府对〔它们〕所表示的欢迎。日本是亚洲的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在尽力赶上日本，这一点你必须记住。关于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强调西方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紧跟着亚洲已经在进行的工作而尽力去干。 　　在印度，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提出该问题的人的声望。 　　虽然史沫特莱经常抱怨她的分析“进展非常缓慢”以及她写的作品为数很少，但她在1924年春季和夏季所写的信的内容，表明了在这段时期内她在很多方面有了真正的成长与发展。 　　5月她谈到她读了丽贝卡·弗斯特的《法官》，读了弗洛伦斯寄给她的萨默塞特·毛姆的两部作品《人的枷锁》与《一个小男孩》，以及埃玛·戈德曼给她的伊夫林·斯科特所写的《逃跑》。她受到了这些作品的鼓舞，5月23日她对伦农说：“有朝一日我走出了经济与精神上的临时惩罚所以后，我打算搞创作。现在我只能天天写些即刻能出售的文稿。我的医生常为我的精力感到惊奇。有一两天，当我从忧郁的深渊中上升到一定的水平线时，我能接连不断地写作几个小时，为此她也感到惊奇。” 　　莱帕特·拉伊向英国议会申请加快步子建立印度的自治后，回印度去。在他回印度的途中，见到了史沫特莱。在这次短暂的重聚后，史沫特莱写了一篇题为“阿卡里派教徒运动”的论文，发表在7月份的《民族》周刊上。这是一篇她在该年夏季写得最成功的论文。文章描述了英国士兵在旁遮普邦进行的另一次大屠杀，其受害者都为阿卡里派教徒。阿卡里派是锡克改革派，一直在抗议英国霸占印度的土地。桑格在8月写的一封信中赞扬这篇论文并说史沫特莱的写作风格有了改进。 　　史沫特莱渴望受到高等教育；这个欲望促使她依然计划进大学。到了6月她间接地设法达到这个目标。她和一位柏林大学的英语教授进行私人联系以加强她的地位。6月17日她写信给伦农说： 　　有一位该死的柏林大学德国教授在追求我。他想我是个小姐，我也就以小姐自居!他正设法在柏林大学开设一门英语课程〔由我去讲授〕。所以，作为一个真正德国人的他，每星期二下午一点半请我去和他共进午餐!我们谈论文学，同时我尽量不使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像我丈夫昨天说的那样……”这位教授真是个讨厌鬼，讨厌得叫我恨他都恨不起来。今天是星期二，我打电话向他〔说〕，我本周在波茨坦!有这么一个讨厌鬼向我求爱——我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惹人讨厌的家伙——使得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负担。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在下午2：45他会拿出一块手帕，把它铺在地上，然后他跪在上面，一本正经地求我和他结婚!天啊，我知道我会打呵欠并告诉他下星期二2：45我给他答复。他是这么一位人物：他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为什么某个句点在希腊的原稿内是在某个地方；当他得到了博士学位后，(他会发现)这个句点是苍蝇留下的屎。他是位语言学家，他在追溯“a”是怎样发展成“o”的。这全是我的一种反映。我今年32岁，死气沉沉又不美丽。我身上留下的唯一的生命之火就是发誓与咒骂。 　　但到了8月25日，她非常郑重其事地函告伦农说：因为查托对性的态度也存在问题，她已与他达成协议——只有查托开始接受分析治疗，他们两人才能继续在一起生活： 　　9月1日起查托开始接受免费的精神分析。他的医生是德国最有权威的分析学家〔迈克斯·艾廷各，是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创始人〕——这完全是因为查托是个落魄者，又是个印度人，他们愿意研究他。精神分析对查托是很艰苦的，因为他已经43岁了，他的习惯就像钢铁般的箍条束缚着他的身心。但是如果他不接受分析，我永远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几乎是个毁掉了的人。因为他对我施加的压力，他也在天天毁掉我。当我知道他将接受分析治疗时，我如释重负，感到莫大的宽慰。 　　你问我是否我现在与查托仍保持夫妻关系。是的，现在我仍是查托的妻子，遗憾的是至少在未来的六个月中我仍得与他保持夫妻关系。我得等待，等到查托通过分析而不再像婴儿似地依赖我时，我才能采取行动，与他正式分手。如果你指的是性的婚姻关系，我可以说我很少是个结了婚的女人!我讨厌受人束缚。我要解除婚姻。你还记得易卜生的《海上夫人》吗(《海上夫人》是易卜生在1884年写成的一部寓言剧本。剧中主人公“海上夫人”，向往自由，不愿受丈夫的约束，想与情人离家出走，终于为丈夫的真挚爱情所感动，而拒绝和情人私奔，其夫答应给她自由活动的权利。——译注)?喔!我就是那位夫人，除了我只是部分地像那位夫人，部分地像培尔·金特。那位夫人的心理状态也即我的心理状态。因为有人企图控制我，所以我要走。 　　那年的夏初，史沫特莱的情绪来了个戏剧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她再也不说自己衰老、丑陋、对男人缺乏吸引力。 　　你说你厌恶男人，你开始对爱情生活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哎呀，亲爱的，我希望我能把我的性的吸引力分给你一半——不论哪个男人，从扫垃圾的工人到上流杜会的绅士，见到我时总想找个机会接近我，或则他希望能够这样做到。我感觉到他的欲望，虽然他没说出来。所谓的“灵魂”有它自己的语言!但是我像你一样，我主张一妻多夫制!主张一妻多夫制的女人作为妻子是不受欢迎的。我过的不是一妻多夫的生活，但是我禁不住自己的感情。我这一辈子总说我对性是满不在乎的，但我又主张一妻多夫制。岂非自相矛盾?承认这种矛盾是困难的。不过，我唯一的欲望就是在我的写作中不提一妻多夫，而在床上可以一妻多夫(原谅我这种庸俗下流的说法)。 　　史沫特莱曾经一度称呼自己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夫人，而在上述信中，她批评了她们的一个共同相识的朋友，因为后者把她丈夫的姓加在她自己的姓名上。 　　如果史沫特莱把她和某些人的友谊以及男人的来往——例如与那位德国教授的来往，瞒过了查托，但是有一种关系，她的确向他全盘吐露了。并且为此，她“使他付出了代价”。当史沫特莱知道了弗洛伦斯于当年夏季有了恋爱对象时，10月28日她写了下面的信： 　　但是我一定要向你吐露我的秘密；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向人谈秘密的只有你和我的医生两个人。我与我的丈夫生活得很痛苦，因为他太妒忌，他甚至妒忌我的内心思想(妒忌我的医生，也妒忌你)，我想我的压抑住的感情必须在我周围找个牺牲品来发泄我的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之后我找到了。这个牺牲品是个年轻人，比我小八岁。他得忍受双重痛苦，崇拜我对他是一种痛苦，尤其使他痛苦的是他的处境，他是我丈夫的非常亲密的朋友，友谊和理想把他们两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设想一下吧：爱上了你朋友的妻子——而且还得向朋友，向朋友的妻子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然后请你再设想一下，这位妻子说：“我也爱你，我像疼爱怀抱中的婴儿似地疼爱你，但是我也像野人保护他幼小的子女似地疯狂地爱你。我的爱情不需要有性的关系，然而这是一种深厚而亲切的爱情。”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一下这位丈夫：皮肤黑黑的，热情洋溢，对他生活中的每一行动都热烈认真，他对妻子有着压抑不住的爱情；这种爱情支配着他的生命。设想一下这位丈夫的痛苦吧；他竭力想控制自己；而又缺乏控制的能力；他花了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与他妻子谈了些毫无用处的话。尤其悲惨的是：这位年轻人要离开这个国家了，当他告别时，他平静地但明显地把这位妻子拥抱在怀中亲吻她，并摆出这样一种态度：“这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恋爱事件。”然后他以同样的笔调给我写信，好像在我们〔这个〕关系中，不存在一位丈夫。…… 　　我是个下流的女人!你记得坎迪达以及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的故事吗?你还记得高尔斯华绥写的《黑花》的第一部分吗?施特劳斯的歌剧〔罗森卡万丽亚〕正在这里上演。这歌剧涉及到同一题材——一个年长的妇女爱上了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像这类情况下所有的妇女一样，我感到非常羞耻、内疚、悔恨、说不尽的痛苦；好几个月之后，我才能面对事实。但是最难受的是我的丈夫。我猜想我要把我对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加以“升华”，在我的分析中我把我对他的感情追溯到我对我最爱的弟弟的感情，这个弟弟比我年轻得多，我几乎是他的母亲。这两种感情差不多是相同的。 　　所以，你明白我并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结了婚的妇女。婚姻的围墙永远也不会控制我的爱情与欲望。但愿上帝可怜那些爱我的男人，尤其是我的丈夫，他指望婚姻会把我的爱情完全捆住!在生活上我仍然是个流浪者，在感情上我也是这样! 　　亲爱的弗洛伦斯，男人会天长地久地爱你，如果你打了他!你记得契诃夫写的那个故事吗?故事里提到一个矮小的俄国男人，他有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文雅、温柔、忠实、自我牺牲——他几乎把她打死了。她爱他；但他认为她对他毫无用处。她死后，他续了弦。这位新夫人天天打他——打得非常厉害。我想她死于一次事故；但是这位丈夫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哀悼她，总是把鲜花覆盖在她的坟墓上，经常流着泪坐在墓旁。——而他却把附近的他的另一位妻子的坟墓忘得一干二净!我经常在男人——高大的，矮小的，清瘦的或粗壮的——中间激发起一种惊人的爱情；这是因为我嘲笑过他们或则我脸上对他们摆出一副满是厌恶的或怒气冲冲的神色!请注意我现在的丈夫!可悲的是一个有创造性头脑的他，本不该受我的支配，却屈从于我。我相信他会改变的，因为他已约定请艾廷各医生开始对他进行分析，这位医生也许是德国最著名的分析学家。这是对他唯一的希望。但是这可能导致我们俩人最后的分手。 　　整个夏季，史沫特莱的朋友都劝她回美国，她却继续在对查托的矛盾感情进行斗争。查托没有护照，再加上他必然会遭到英国的反对，他绝对不可能与她同去美国，而且他们两人都不能获得去印度的批准。她仍然不愿意放弃她的想法，她认为查托对她的爱情与关注是真心诚意的。4月19日她写信给米凯利斯说：“根据最乐观的估计，生命是短暂的，而失去爱情，或者故意地放弃深厚的爱情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和很多别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但是据我对男人的理解，我知道在多数男人手下，我将比现在遭受到更坏的命运。而且，卡琳，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并不打算过没有男人的生活!” 　　查托在1924年的11月开始接受分析，大约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英语会话课与辩论课。12月10日，史沫特莱写了封信给玛格丽特·桑格，那时桑格正在英国巡回演讲，信中她把她的年轻的印度情人阿里·米尔扎·巴卡尔(那时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介绍给桑格，称呼他为“我的儿子”。到了1925年1月史沫特莱与查托同意两人分居六个月。史沫特莱搬去与一位美国老友A·马歇尔·布利特·格拉别契夫人同住，她是外交家威廉·C·布利特的堂妹，她正与另一位名叫玛丽·凯勒曼的美国人合作开办一个欧洲文学介绍所，打算把欧洲文学作品译成英语，出售给美国。③ 　　在1925年1月16日史沫特莱写的信上似乎支持伦农最近所宣布的婚姻计划，但是她提供了如下的警告：“你知道，我不赞同‘婚姻’关系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一两个月之后她请弗洛伦斯替她在美国找个出版代理人，她抱怨说：“这些日子里我写的东西，几乎全都退回来了。……我现在越来越依靠教书来谋生。”此刻史沫特莱写的关于印度的文章也许已经在市场上出现了饱和状态。 　　史沫特莱开始用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学术性研究的写作。她的长篇论文“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印度”发表在1925年6月出版的《地缘政治学杂志》上，这是一家德国最有权威性的政治刊物。 　　同年春季，虽然由于史沫特莱的年轻情人阿里·米尔扎·巴卡尔已经走了好几个月，她的个人尴尬境遇不那么实在，但她却与埃玛·戈德曼、卡琳·米凯利斯交换了一系列的意见，讨论妇女爱上了比她年轻的男人之后所体验到的痛苦。史沫特莱不能容忍卡琳·米凯利斯的年轻丈夫，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她相信他是个同性恋者，他之所以与米凯利斯结婚只是想得到一块“金融基地”。她没有把她的这种怀疑“明白地告诉”米凯利斯，但是她对这位丈夫的敌意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使她又一次谢绝了卡琳约她于7月去丹麦暂住的邀请——这个拒绝对史沫特莱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她非常想离开柏林与查托。 　　就查托运方面来说，他天天恳求史沫特莱保持与他“结婚”的状态。他辩论说他已老得不可能在婚姻上重新开头，而见她已经在政治上与感情上毁了他之后而抛弃他，她也太不负责了。但正如史沫特莱在2月2日告诉卡琳的那样：“我愿意为他的理想、为他的国家而死；但是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 　　到了1925年夏天，史沫特莱感到她的分析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她写信给弗洛伦斯说她再也“不能”与内夫医生“谈话”了。7月20日她停止了分析。她请桑格帮助她在美国找个工作；之后她在一位见习演员女友的陪同下，逃离了柏林与查托，出发去捷克斯洛伐克。正要动身之前(可能是在7月)，她写信给埃玛·戈德曼说： 　　查托的病最后会好转的。现在他在萨克森。每周他在〔柏林〕只呆很少几天，其余的时间他为他的杂志挣些钱而收集广告。每周他只接受两次分析，次数太少了。他看来很疲惫，也很衰老。我心里充满着怜悯。如果我愿意回去与他一起生活，或者甚至告诉他我打算这么做，我就能抹掉他的这副可怜相，而使他恢复精力。但是我做不到。我经常想：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你们全部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者，所有的印度人，每一个认识我们两人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不能强迫我回去。……我知道我如果回到他身边，在一个月之内，我会把自己杀死的。我也常常怀疑，即使我不回去，我也会最后自杀的。…… 　　我将在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度过夏天，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把枷锁砸碎，因为查托知道我在欧洲，而他迟早得和我分手，这样会迫使他去找新朋友和新同事……我希望他找到别的女人。4 　　查托对她出走的反应是令人同情的。他请她的年轻的印度情人巴卡尔去捷克斯洛伐克乞求她回到他身边来。巴卡尔答应照办，但一切都是徒劳。为了不再和查托见面，史沫特莱恳请卡琳·米凯利斯又一次邀请她于8月下旬去丹麦卡琳家暂住，并请求借她路费。在丹麦的楚尔小岛上，史沫特莱于9月5日写信给桑格道： 　　现在我在丹麦，在一个小岛上和我的朋友卡琳·米凯利斯过着一种十分原始的生活。卡琳是位丹麦女作家，你也许知道她。我是两星期前到达这里的，因为我身体很虚弱，非常神经质，但是我仍然希望我的病体会很快好转。不过这里很冷——而且经常有强风从海面刮来，——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使人习惯于这种冰冷的气候。……卡琳要我在这里一直住到12月，在此期间她要我写我的第一部书。如果我的签证可以延长的话，我想我会在这里住下去，因为我不愿意和查托在同一个城市里再住上几个月。……但是我也知道在三个月内写完一部书对我是不可能的。至多，我也只能搞个提纲，写出初稿。卡琳将对我的写作计划提供帮助。这部书将以我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成一部坦率而真实的纪实小说，——这部书将会使我失去很多朋友，因为当他们读了该书后，会以有我这样的友人而感到羞耻。我不会失掉你，也不会失掉卡琳以及其它少数像你这样的朋友，但是我将失掉多数的朋友。我有必要以最大胆的方式来写这部书，因为我的健康是靠不住的，加上我的心灵受过很大的摧残，以致我从来不知道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我老是非常忧郁，因此我对生活满不在乎，然而我想假若我写了一部书，在写成之后，我也许会觉得好一些，反正书好歹总要写完的，我总算在这种所谓的生活的混帐经验中，做了我能够做的事。这部书大概将成为我能够给与的一切。 　　但是到了11月12日，史沫特莱告知弗洛伦斯说： 　　喂……猜猜……是什么。我以我的生活为基础写了一部书。我已经写完了初稿。 　　我的这部书的书名是《流浪者》或《一个流浪者》，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把你写进了我的书——你知道吗?在书里你的名字是弗洛伦斯，仅此而已，不加其他姓氏。 　　卡琳说我的书写得非常好。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信内我附上了该书的一章，请你读后告诉我你的想法。为了怜悯我，求求你设法把这该死的一章卖出去。因为只有等我卖掉我的几篇文章，只有等我打完我的书稿并把它寄给出版商后，我才能不住在顶楼上，不用酒精灯做饭吃。 　　我对这部书的成功几乎是有把握的，……卡琳说这部书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畅销书。亚厉山大·伯克曼在这里作客，他也说出版商会马上接受这本书稿。然后我也许会成为富翁!喔，天啊，终于我能够花钱找个休息的地方了〔原文如此〕。 　　于是史沫特莱的第一部书——最后命名为《大地的女儿》——在丹麦的一个强风乱刮的岛上诞生了，助产士是一位丹麦小说家卡琳·米凯利斯和另一位俄国出生的无政府主义流亡者亚历山大·伯克曼。书的原名《一个流浪者》很能说明其内容。在过去四年里她所写的信综合地表达了她的孤独与猜疑，以及深深的自我低微感与智力上的自卑感，同时还显示了一阵阵厉害的任性与挑战。她的简单质朴的语言常使她的作品——像她的演讲一样——具有戏剧似的或喜歌剧似的风格。因为她似乎经常在怀疑与操纵那些爱她并支持她的朋友，如伦农与戈德曼，米凯利斯与桑格，查托与巴卡尔等，所以他们有时很难体会她所感受到的寂寞的深度。正如埃玛·戈德曼在5月28日写给亚历山大·伯克曼信中所说的那样： 　　我知道寂寞与思慕的痛苦。所以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有个真正关心他(她)的人。女人更需要如此；否则，当她到达某个年龄时，她会发现她已不可能找到关心她的人了，这是女人的悲剧。 　　然而我不明白怎样把你说的话应用于艾格尼丝的情况。首先，她有好些非常关心她的男人——查托、米尔扎(巴卡尔)以及其他男人。她已不再爱查托了，但是看来她非常爱巴卡尔。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确实是个神经质的落魄者。而我自己多半时间很痛苦，不可能安慰别人。但是，我还得很快给她写信。5 　　① 除了下述情况外，有关内夫的资料很少：她是犹太人，也是个社会主义者；她父亲名罗森鲍姆，20年代他是驻柏林的立陶宛公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她本人结过婚，也有儿女。她死于1933年；在她去世后，厄内斯特·琼斯是这样歌颂她的：“内夫医生的逝世对柏林是个莫大的损失。她是一位具有惊人性格的妇女，不认识她的人也许会受她著作的影响，但是她的性格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她的著作。我从1907年在苏黎世第一次见到她后，一直很尊敬地，将她看作一位尊敬的同事。”(厄内斯特·琼斯：“报告”，《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5》〔1—34〕516页) 　　② 1924年秋通过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史沫特莱收到了另一笔为期六个月的1000元贷款。这笔贷款是他代表她向纽约的加兰基金会申请得来的。 　　③ 威廉·C·布利特是威尔逊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和平条约委员会委员，也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提出了布利特报告，建议承认俄国的新政府。不久，威廉·布利特与从纽约来的史沫特莱的老友路易丝·布赖恩特结了婚。布赖恩特的第一个丈夫约翰·里德于1920年在莫斯科去世，他们夫妇俩在莫斯科从事采访俄国革命新闻的工作。 　　 史沫莱特——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美）珍妮斯·麦金农 斯蒂芬·麦金农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