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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有良心的将军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当我翻阅我的价廉粗糙的日记本子时，这一时期我遇见了两三个自以为是、与众不同的特别人物。头一个是张自忠将军，印象很奇特，他的良心驱使着他转战每个战场。第二个是比他年青一些的参谋长张开厦，他轮廓清晰，才华横溢，不存幻想，一双眼睛盯着未来。第三个是王瓒绪，他异想天开，是一个夜郎自大，喜欢吹牛，令人讨厌的家伙。提起他，使我想起了我们美国某些牛皮大王。 　　一月九日，我来到华中大洪山西北张桥集小镇张自忠将军的司令部里。他在冬季攻势中指挥国民党右路军，并指挥他自己的北方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其中有抗战开始时在芦沟桥坚决抗日的冯治安英雄旅，这个旅的老兵仍然是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的核心力量。 　　我们一行绕屋进村时，我看见一个不带帽子身体结实、至少有六英尺高，穿普通士兵蓝色棉布军服的人，手里拿着一本包了封面的书，书页折了记号，好象他已阅读过。 　　张将军带我进了他的司令部，坐在桌子对面谈起他指挥的中部前线的战事。我们望着朝南开的大门外远处绵延起伏的高山，听见山那边传来不绝于耳的炮声和飞机声。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心中想着一个军官象在为张将军辩护，反复向我提出保证这位张将军是一个爱国军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儒将。正是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张将军曾一度被人们骂为汉奸，抗战前他在华北身踞高位，同日本人有所交往，并以代表团团员身份到过日本。 　　但是一个人能够对一个政府的政策负责吗?自“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六年中间，国民党中国对日本每个侵略行动都当作“地方事件”处理。步步屈服，不是妥协就是投降，在日本人的威逼下，河北全省几乎完全非军事化了。张将军同每个北方军人一样，包括他也是二十九路军一部分军人在内，都被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老顽固来对待，已经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了。 　　二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整整三个星期的同时，张将军献出北平城的报道受尽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实际上这段时间里的最后几天，他躺在使馆区的德国医院里。有一天，一辆外国汽车开出北平，前座坐着两个而不是一个中国司机，其中一个就是张自忠将军。在德国医院里假充将军的人掀起被子走出了医院。 　　等到日本人知道消息时，张将军已是五十九军的军长，并且在华北各地同他们作战。他指挥五十九军艰苦转战鲁北，一路激战，成为台儿庄大捷的主要因素之一。徐州失守后，他一军人奉命西撤，仍一路且战且走。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的冬季攻势中，蒋委员长任命他为华中前线右翼总司令。 　　张将军身经百战，在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但一度加在他身上的恶名使他仍然心有余悸。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有两个中国新闻记者同我在一起。他谈话时谨慎小心，一双眼睛望着两个记者疑虑重重，以致后来我对他的参谋长张开厦说：“我既不理解也不能相信这一类人。”张开厦说：“你错了。过去的事仍然纠缠着他。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首挽歌，哀挽一个名将说：除非功名就，人生如尘土。……” 　　张自忠作人难，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在混乱和动荡中度过了四十六个年头，过去的影子至今仍然拉他的后腿。但我在他的司令部里却没有发现他过去的影子。到处堆放着军事政治书籍，他和青年军官特别是和他的参谋长在司令部里利用短暂休息时间讨论他的读书心得和休会，我到达以前他在前线视察防线工事两天两夜。人们说他为了得到良心上的安息，但求一死报国。 　　他有时性格开朗，显得活跃，但内心深处怀有恐惧。他只和我谈战事。他告诉我们，猛烈的大炮轰击来自南面二十英里以外的那座山头上的六门日本野炮。派出一个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线的骑兵团已被敌人发现，但该团已返回原地复命完成了任务。张将军指出，敌人对那个团就耗费了几百发炮弹，仅杀伤了六十个人，看来敌人的射击术越来越不行了。 　　国民党军队要得到炮弹是有困难的，人和骡子是他们唯一的运输工具。三周伤亡统计，仅三十三集团军就死伤人数四千人。尽管如此，张将军仍然宣称他的部队士气很高。“他们以能参加冬季攻势为荣。希望粉碎武汉外围敌人的外线工事并夺回主要基地钟祥。” 　　但是整个冬季攻势是否会取得胜利，谁也说不上。敌人在据点防守了几个月，并筑起了坚强的工事。他们有空军的支援，并有汽车运送汉口的增援部队和给养物资，而且还能互相调整据点内的兵力。 　　我还了解到敌人军队里有东北伪军，人数占十分之一。敌人在前线使用伪军总是有所畏惧，只要他们充当后卫。对此我甚感惊异，不加思索地问张将军“中国的傀儡汉奸这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的看法如何?”“无知”他答道。话刚出口，他的身子就发抖，神情发愣，两眼发直，紧紧地凝视着我。我尽力克制自己不叫出声来，表明我完全无他意，不是指他提问的。 　　华中前线，我所会晤的人中间，张开厦是我最熟悉的。他是张自忠的参谋长，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内弟，到莫斯科学过军事科学。冬季攻势开始前一段时期，在三十三集团军训部整训部队。 　　张开厦的面孔瘦削而机敏，破旧的蓝棉军装穿在身上显得宽大。我有时在司令部里会到他，他有时来我的住处相见。一次近处有空袭，我们坐在树下谈话，我也只和他谈战事和前线的问题。 　　我们谈到日本官兵时，他说；切不要听信人们说的日本人老是照书本军事条规作战的一套说法了。他们在我国有了近三年的实践经验，并且学会了不少的东西。他们能够打正面、侧翼、或游击战。更糟糕的是，他们研究了我们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弱点，用来对付我们。 　　接着他指出大多数日本士兵具有文化，受过一些教育，并且他们的征兵制度要比国民党的抽壮丁优越，从而士兵的体质和文化程度要高。他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这样的士兵毫无政治训练。除了八路军新四军，所有国民党军队都有这个致命的弱点，然而他含蓄地说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的战士和别的军队接触，这是很不好的事。我说，据我所知情况正好相反。他说也许两方面情况都存在，但无论如何，总之对国家都不利。他继续说道：“然而，抗战军兴以来，我们的国军在许多方面有所改进。这个那个军队再也不消除异己保存自己的势力了。我们必须把所有一切军事力量和政治上经济上持续不断的进步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同样在张自忠将军指挥之下的四川军队第二十四集团军王瓒绪的作风却完全是另一套。在王瓒绪的面前我感到他根本没有同舟共济的袍泽情谊，我对他难以增进友好起敬之心。 　　我同两名中国记者到王瓒琐绪将军设在村子的司令部里去听他摆龙门阵。他是一个瘦弱、其貌不扬的人，喜欢接受采访，特别是装模作样的照相。我们刚坐下来，他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向后一靠。声称要是他不因事在川逗留，前线局势则不致如此严重。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日本鬼子占领了的地方夺回来。他恭而敬之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新闻，就是蒋介石委员长已经答应只要他扫荡干净了外线的敌人就委任他当四川省主席!他也含蓄地声称他因此感恩戴德，非常尊敬蒋介石委员长云云。我倒以为这是他进退维谷、抽身逃躲难关的手法。这类角色在中国是奥而不可闻也的。 　　王将军谈军事问题是高明的，他最好的妙论其过于他对汉奸傀儡的妙解：“他们所以那样多，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孔夫子的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是孔门学者。” 　　坐在我身边的记者作了一个鬼脸。他倒沉静，但我却单刀直入驳王将军的军人、汉奸、学者三位一体论。我提醒他说绝大多汉奸头目是孔门学者。他带着一副怜悯的神色望着我提醒道：“正是因为那些汉奸经书不通，学问浅薄么!”张自忠将军过去读过经书，现在研究现代军事政治书籍；而他王瓒绪将军司令部里没有一本书甚至一本古书也没有，提醒他也白搭，我决定不谈了。 　　显然是为了夸耀他的理论高超，他的谈锋一转把他的军队刚刚抓到了六名鬼子俘虏的事告诉我们。对他可悲的是，我们见过了那儿的鬼子俘虏，并且知道抓俘虏的事和他王将军的军队风马牛不相及。那些个俘虏是“挺进”游击队抓到送来的。这个游击队在大洪山到汉口西北一带地区活动。扣字眼解释俘虏有什么意义，孔子经书查不到，因为挺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一支游击队伍。中国记者暗示我听他的发言，我便一本正经肃然起敬似地坐着听王将军吹牛皮。 　　访问后两个中国记者和我分手前，一个记者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四川牛皮大王。呸!”他啐了一口唾沫。 　　一天傍晚，我和我的秘书从张桥集赶集回来，出人意外见到了一个前线下来的连长和他的一连人。连长告诉我们，前晚，连队爬上山头袭击敌人阵地，听到上面什么地方有一个中国人喊话的声音： 　　“老乡!别再前进了，我们接到了使用毒气的命令呀!” 　　“汉奸!”连长大喊道。 　　“那是没路可走呀!”对方说。 　　连长翻下山头绕到山后想从后翼攻打敌人阵地，但发现全连已被一营东北伪军包围住。伪营长告知连长如果他们立即撤退可以连枪带走，他的兵士可以朝天放枪。连长还是高喊“你们是汉奸!”伪营长却回话道：“鬼子在东北征兵，我们家里也造有花名册，谁要临阵脱逃，谁要拒绝打仗，全家就会被杀。” 　　连长同伪营长争论开了，他说我们爱国军人的家都在沦陷区，哪还有家可归。你们回到自己队伍里来打鬼子吧。伪军士兵们一阵骚动，要不是官长在场他们会跑过来的，甚至伪营长也唉声叹气叫士兵让开道路放他们一连人快走时，一再叮咛“不要朝阵地前方走，那边有机枪网，机枪手是鬼子兵。” 　　回到我的住处，看到一个游击队队长和一个押送几个日俘的同志在等候我。两名来客向我汇报了汉口以北敌占区的情况。次日一大早，游击战士便取道大洪山敌人山上防线向东走了。游击队一面行军，一面打仗，成了家常便饭，总是距离敌人三、五里以外的地方宿营。 　　我请我的秘书送，一短笺给张自忠将军，请他许可我到那边去。后来才知道我的短笺到达时，张将军正和一位重庆来的高级军官谈话。重庆军官说新四军的挺进游击队是非法的，无权在这个地区活动! 　　“非法的吗?”张将军问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们在我们的后方肃清了许多伪军，他们动员民众成立抗日救国联会，他们给我们抓来了日本俘虏，这些都是非法的吗?如果是，什么是合法的呢?” 　　于是，他拿起笔签署许可我去访问游击队的通行证。他一边写一边说：“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队长是共产党，游击队便是非法的，非法个屁!只要一个人打敌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我才不管!”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张自忠那样客观。他有一个副官，是一个基督教徒，当过北平卫理公会教堂副主祭。一听说我要到游击队那边去，就满怀见假惺惺地来劝我不要去了。他声泪俱下地宣称：“如果进入游击区就会被人杀死。” 　　“收起你为我出殡的眼泪吧!”我忍不住说了，有点厌烦。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居然大哭道：“游击队员都是共产党啦，何得了呀!”我回敬他道：“尽管他们都是卫理公会的主祭官，我也不在乎。” 　　第二天，我和游击队员一起走了。 　　两个多月以后，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再次见到了张自忠将军。我走过大洪山回来向他报告华中战局发展的危险局势。我告诉他那个大吹牛家王瓒绪将军告诉我，他已接到肃清我访问过的挺进游击队的军政部命令。 　　张将军谨慎地问我：“你有把握说的是真话?” 　　“清楚得很!他翻来复去对我这样说。当然啦，这样的内战亲者痛仇者快，只是对敌人有好处，我跟他争论了一番。” 　　张将军死一般地坐在那里，而我也在沉思。我已听得人家告诉我，他也接到把枪口转向游击队的命令，不过他找到了不执行命令的借口。只有王瓒绪部思想落后的川军才会同意执行这种自相残杀的政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将军。我已病了，他用军车把我送至长江边的宜昌外国医院里。后来，张将军的一个负伤的参谋长来看我并讲了下面的情节： 　　五月十五日，日寇春季反攻商潮中，张自忠将军又奉命指挥中线军队作战，把枣阳守敌和其他一些城镇的敌人赶出去。他在汉水以西仅有个警卫团在身边，他能否与他的三十三集团军联络上很成问题，这时他和其他军队已经失去联系。在服从指挥中线作战的命令前，他给副总指挥冯治安将军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他发生任何不幸，即由冯指挥军队。 　　五月十八日，他和两团人在冯桥集附近被敌人六千步兵骑兵包围，他们打了八小时，伤亡殆尽，他的左臂受伤，参谋官们催他这时还来得及撤退，但他说他尚未为国家尽到天职，拒不撤走，就在争论时敌人逼近，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中了将军的胸膛，打伤了身边的一个副官。两个副官要背他出去，他断然拒绝，命令他们快走，嘴里不停地说着：“我已尽了我的天职了”。 　　几小时后，冯治安将军赶到，与这支日军激战并把他们全部歼灭。在死难者中间，他们找到了自己长官的遗体。日本电台广播欢呼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将运回山东老家安葬。说是“骑士传统”和“武士道精神”。 　　国民党把张将军的遗体与钟毅将军的遗体运至重庆在北碚举行国葬。日本人得悉国葬消息，派飞机轰炸，警报解除后葬礼继续举行。 　　我想，他的良心终于得到安息了吧!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