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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能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任何缓和。 　　中国的局势对于他们来说，一向是了若指掌的，接踵而至的“事变”和危险信号使他们更加确信，不经过战斗，国民党永远不会放弃一党专政。然而他们希望，解放区内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加强的国民党区内的这一运动能够阻止内战。他们还期望盟国所宣布的民主目标可以使国民党对中国人民的控制有所放松，并且相信，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可以把国民党的理论基础彻底扫光。 　　魏德迈和赫尔利大使——他支持蒋介石的一切行动——的政策代替了史迪威的政策，中国各民主力量为此而产生了极大的忧虑。由于罗斯福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这种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却使国民党深感不安。 　　当罗斯福运用其影响，迫使国民党在出席一九四五年春天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内延揽其他党派的代表时，另一线希望之光冲破了黑暗。尽管如此，蒋介石还坚持只有他才能指定各代表人选。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就是他指定的，民主同盟里的两个小党也被允许各派一名代表参加。 　　旧金山会议开幕前，罗斯福于四月十二日逝世的消息在原已出现的希望上投下了阴影。毛泽东和朱德致电杜鲁门总统和罗斯福家属表示吊唁，整个解放区都下了半旗。延安的报纸提到罗斯福时说，“全体中国人民，悼念这位伟大的反法西斯政治家、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好朋友的逝世。”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道： 　　罗斯福清楚认识到：美国本身的利益是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分不开的，而这两件大事情，又是同苏联的合作分不开的。……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他在顿巴敦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在外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我们希望继承他的政治家按照他的既定方针，领导美国人民完成他的消灭法西斯主义、建立民主的和平的世界的遗志。 　　罗斯福的逝世使全世界反动分子的希望复活了，他们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也许可以转变成反共战争。例如，东京《朝日新闻》在四月十二日再度叫嚣中国应当反共，说中国的“共匪”占领了从浙江省一直到东北的全部中国海岸线，他们的农民自卫队也“妨害皇军和南京的军队维持和平和秩序”。 　　这些共匪和农村强盗(日本这家报纸怒冲冲地说)不让大米、棉花、木柴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从内地外运，以致和平区的经济大为混乱。我们的驻屯军和南京的和平军、保安队组织了联合特种部队，日夜对共匪展开惩罚性攻击，以便实现和平、生产、净化思想三大政策。 　　在罗斯福逝世前的几个月里，朱德将军一再表示相信中国的内战是可以避免的。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在延安和外国记者谈话时曾经说道： 　　我们并不想要内战，我们永远不会发动内战。可是我们和国内其他民主力量始终准备保卫多年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成果，同妄想摧毁它们的任何反动派作战。国民党如果想打我们，就必须对全体中国人民作战。这样的战争将是目前战争的继续——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击败轴心国家之后可能并没有结束。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朱将军警告说，“战场上的胜利绝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而且“日军正试图通过挑动中国内战和在盟国间播撒不和种子的办法来避免失败”——而这种努力得到了“国民党的大力支持”。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朱将军在中国共产党于延安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出了这项警告。他说，他的总司令部拥有数以千计的文件和证据，证明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已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同敌人相勾结，并在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指挥下攻击人民军队。他指摘说，国民党最高当局和这些伪军还有无线电联络，伪军奉令，一旦战争结束，就要撕下日军军章，换上国民党军章，继续和解放区作战。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际局势千变万化的背景下举行的。会议期间陆续听到许多震动世界的新闻：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还有另外十七名法西斯分子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希特勒和他的许多部下在柏林的火焰中结束了他们遗臭万年的事业；邓尼茨海军上将最后还打算分裂盟国，一边向西方国家洽降，一边继续抵抗苏联红军，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到了五月一日会议结束的时候，苏军已在柏林市中心作战，在意大利的德军正向盟军投降。又过了一个星期，在法国的德军投降，纳粹军队的陆、海、空军代表在柏林签署了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书。 　　就在这样极端复杂的国际情势下，毛泽东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个文件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一开始就号召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的封建主义，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毛泽东说，这三条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 　　他接着提出了成立一个代表各党派、团体的中国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计划，他要求给中国人民以普选权和一切公民权，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和文化事业，并且保护、发展和教育人民军队。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骄傲自大，他说，沾染了其中任何一项，就会脱离群众。他和过去一样，要求共产党员倾听群众的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根据群众的认识水平，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因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为防止不前，他力促展开严格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还指出，在农村地区进行游击战时行之有效的战术、方法和政策，到了对日战争结束，大城市解放以后，就不完全适用了。 　　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野坂参三)也在大会上致词，他回顾了十四年来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经过。他说，损失虽然重大，但“我们是为日本民族的利益和幸福而战斗的”。冈野最后表示，希望“盟国声明愿予协助、并为它而战斗的”新的日本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并且指出，新政府“应该是共和制”。 　　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的朱德将军回顾了抗战八年的情况。他在分析抗战时期的各阶段时指出，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特别是在第一阶段——曾在许多战线奋勇作战。但是政府始终坚持推行“反人民的政治路线”，因此在军事上不能够利用日军战线太长的战略弱点，“反使敌人利用了国民党的错误，囊括了全国大部战略地区。” 　　在将近八年的战斗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渗入敌后，发动反攻，吸引住大部日军，建立了许多解放区，并在敌后开辟了战场，援救了国民党军队，胜利的捷报激起了全国的昂扬斗志。人民的军队根据毛泽东所制定的持久战战略作战，进行了十分壮烈的流血斗争。 　　他挑出一九四〇年秋天以后的两年，称为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百团大战”，以及要把华北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日军接连展开野蛮攻势，“串通国民党军队，集中进攻解放区，因此而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局势。”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大约有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由六、七十名将级军官率领，投降了日军。” 　　他接着说，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军队前线从来没有过重要战事。可是解放区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 　　“按道理讲，”他又说，“国民党也许在这些年里加强了抗日军队的力量，准备反攻。然而事实上，它继续和日军私下谈判，希望妥协，并且发动了三次反共攻势。” 　　朱将军提出全国应该做到的几项军事改革。他根据孙中山的理想，倡议建立联合最高司令部，以代替国民党的最高司令部；解除所有失败主义者和亲日分子的职务；废止妨碍抗日和人民利益的反人民措施和贪污现象。各方面军队之间的摩擦应该停止。各方面军队都应享有平等待遇，盟军的军事物资应该平均分配给前线部队。他要求建立民主的国家军队制度，加强军事训练，根本改革国民党的征兵制，并改进官兵的待遇和薪饷。他指出，只有这样，中国军队才能发挥其战斗力量，中国才能发挥其崇高作用，迅速而胜利地结束战争。 　　就在那年六月，华南日军逐渐向沿海撤退，一路劫杀不止。他们每撤出一地，前惊后怕的国民党军队才敢开上去接收，而重庆宣传家们则恬不知耻地把它称为“大捷”。但是，解放区里的日军却稳扎不动，直到人民军队展开猛攻，才向后撤。 　　西北地区黄河河曲的日军向东撤退的时候，胡宗南一枪不发，反而派出九师精锐部队去进攻延安边区。 　　激烈的战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朱德将军和彭德怀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其部队退回原驻地。由于舆论抨击甚烈，战事终于逐渐停止。八月初，朱将军的参谋长公布了八路军在战斗中缴获的美国租借法案武器的清单，并且详细列出商标和武器号码。 　　参谋长指摘说，“中国的封建法西斯分子利用了美国这个民主兵工厂，从而拖延并且阻碍了对日战争的胜利”，他因此向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里的民主人士”呼吁停止这项反动政策。延安和重庆的共产党报纸也评论这事，指出美国反动分子正在破坏罗斯福总统促进中国民主与团结的政策。 　　正当国民党进攻延安边区之际，波茨坦宣言公布了。它要求日本军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宣称要在日本建立民主制度。笼罩着中国的阴云又稍微散开了些。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