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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与中美关系

周洪钧

埃德加·斯诺是中美关系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个人物。对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历史地位应当作出正确的评价。 　　《西行漫记》的问世与传播 　　1936年6月3日，埃德加·斯诺满怀着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以“再次去内蒙采访”为掩护，自北平启程，前去陕北红军根据地。 　　7月初他乘东北军的卡车到达当时属国民党统治区的延安，又步行日余，抵安寨县白家坪红军前沿司令部，同周恩来谈话两天(7月9日、10日)。随后前往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7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正式会见斯诺，与他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7月底斯诺去甘肃、宁夏，访问红军前线。9月22日回保安。9月23日毛泽东对斯诺作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10月初，经斯诺多次请求，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成长及红军长征的过程。10月12日，斯诺离保安，10月19日经西安，10月底返北平。 　　回到北平后，斯诺通过讲演、聚会、放映电影等各种方式，及时传递从红区带回的消息。同时于1937年7月初之前，将他在西北红区的采访笔记，整理成一部书稿；而且迅速地写出一组报道(共30余篇)陆续在上海英文报刊上发表。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独占鳌头，刊出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并附有斯诺所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半身像。英、美许多报纸、刊物争先恐后地采用斯诺的报道文章。1937年1月，斯诺团结梁士纯、夏仁德等中外人士，在北平创办了一份面向中国青年的英文杂志命名为《民主》。在《民主》创刊号上发表了斯诺写的红区报道，封面上登出了周恩来跨坐骏马的照片。1937年2月，美国有影响的《生活》画报刊载75张斯诺拍摄的红区照片，并配以文字说明。斯诺将一部份报道的原稿以及照片、地图和其它有关资料，交给北平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王福时等人，由他们编译成中文，1937年3月以《外国记者西行印象记》为书名出版，这就是《西行漫记》的雏形。 　　不久英国兰戈茨公司收到斯诺交付的书稿，于1937年10月出版了英文本的《红星照耀中国》。事先，斯诺曾为书稿拟就过五六个书名，其中有《在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并请朋友们聚餐时每人投票选择一个。据斯诺前妻海伦回忆，当时一致选中《红星在中国》。然而，斯诺在美国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在给斯诺回信叙述她是如何地欣赏这部书稿时，将书名误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是一个疏忽，却使斯诺拍案叫绝。书名就这样正式确定了。《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轰动英伦，几个星期内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前3次印刷，仍然供不应求。到12月，已连续出了5版。 　　美国兰登出版社1937年11月起就准备出版《红星照耀中国》，预定在次年1月15日发行，鉴于伦敦版受到争购等情况，兰登出版社想方设法，将发行日期提前到1938年1月3日。第一版出了近15000本，三星期内售掉12000本，平均每天约600本，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最畅销的书籍。 　　还在兰登版英文本出版以前，上海租界内的一批抗日志士，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用“复社”的名义，于1938年2月集体翻译、出版此书。因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事宣告“中立”，也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销售和传播此书，中文本使用了《西行漫记》这个名称作为掩护。之后历次再版的中文本，为了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顾及到《西行漫记》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同斯诺不可分割，仍沿袭此名。 　　《西行漫记》第一版发行后，顿时一售而空，以后接连数版，仅在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本。国内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香港及东南亚华侨聚居区内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后来斯诺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为保卫亚洲而战》中曾风趣地谈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经常看到未经申请版权而私印的《西行漫记》中文本子。成千上万的中华热血青年，竟相阅读《西行漫记》，并纷纷从海内外各地奔赴红星的所在地陕北和其它各抗日根据地，不断补充和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这是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西行漫记》被译成各种文字，风靡全球。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在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之前，都认真读过《西行漫记》，从中受到鼓舞。1943年春，斯诺在苏联采访过三位森林游击队的青年女队员，她们原先都不认识斯诺，当被问到“是谁教会你们打仗”时，其中一个叫莉沙的答道：“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我们一些。我们也从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在不太久的时间内，《西行漫记》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它不仅激励了亚洲各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斗志，而且也增强了欧、美、北非人民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行漫记》作为外国人写的反映中国革命的一部最成功的作品，继续在许多国家得到传播。迄今它被译成了多少种文字，出过多少种版本，已难以计数。 　　一部难能可贵的历史著作 　　《西行漫记》之所以对广大读者富有吸引力，其原因主要的还在于它本身不是一般的报告文学或传奇文学，而是一部具有文献意义的历史著作。 　　斯诺非常讲究实地调查，对重要的事实，常常不厌其烦地向被采访人反复质疑，要求确证。1936年7月，他在同周恩来谈话时，详细作了记录，然后念给周恩来听，经过周恩来的核正，才写成校订过的草稿。对毛泽东的采访是连续十多日的畅谈，有时尽夜通宵。毛泽东讲述时，斯诺按吴亮平口译的英文全部记下。而后经过整理、誊清，由黄华译成中文，再经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交黄华在英文稿上照改后，退还斯诺。对毛泽东“具体细节也力求准确”的作风，斯诺十分钦佩。他认为“经过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上的错误”。《西行漫记》的素材是经受得起考验的。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西行漫记》中也不无个别失实之处，对此我们今天不应过份苛求作者。斯诺本人在《西行漫记》1938年2月中文版上，特别列出一条注释，作了恳切的自我批评：“本书第一版(1937年10月英文版)关于朱德一章，虽然根据我在西北时所搜集的材料，而且是朱德的同伴所供给的，可是其中仍然有许多错误和不确之处。”他采用海伦1937年春在陕北采访朱德所取得时第一手材料，在中译本里及时作了补正。斯诺严肃、审慎的写作态度，可以说是形成《西行漫记》历史价值的根本保证。 　　《西行漫记》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史，勾勒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红军发展壮大的轮廓。特别是它第一次描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美国历史学家里奥·胡柏曼说：“长征是《西行漫记》一书的高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研究美中关系史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指出：“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是与毛泽东谈过话的年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西行漫记》里的经典性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行漫记》反映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救国方针对一些国民，党将领产生了感染作用等事实。全书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六项条件收尾。它还全文记载了毛泽东1936年7月16日向斯诺发表的“论抗日战争”的重要谈话，为之设了专门的一节。这些内容，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 　　《西行漫记》还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30年代的社会面貌。宁夏地区的军阀马鸿逵征收骆驼税、盐税、烟税、婚姻税等31种苛捐杂税，马本人娶一个小老婆就挥霍5万元。斯诺在列举这些数据后写道：“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斯诺运用对比的手法，写了陕甘宁红区一片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提供了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概况。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斯诺在《西行漫记》的若干节文字中最早透露出来的。斯诺同共产国际那时在陕北的唯一代表李德进行了接触。李德向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是行得通的。”书中写出李德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的实际状况。《西行漫记》中译本初版时，未收入“那个外国智囊”一节，1979年重译本补全了。胡愈之认为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革命生涯，成为《西行漫记》的一个突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已得到国内外一致公认。费正清在1968年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前言中说：《西行漫记》“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生平”。这是《西行漫记》的一大特色，尤其在至今中国国内尚无完整的毛泽东传记的情况下，其意义就更为显著。 　　斯诺在《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作者自序中说：“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但许多评论都明确指出此书是历史著作。毛泽东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休梅克非常推崇《西行漫记》，把它列为自己写作《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年)》时的主要参考书。他指出：“斯诺这本书令人信服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它材料来源的可靠性。”西方其他学者也捐出：“这本长达450页的资料汇编，几乎每一页在表现15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方面，都具有历史价值”；“《红星照耀中国》是英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可靠的资料”；“几乎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组织和生活情况的唯一最全面的证据”；“《红星照耀中国》成了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主要资料”。 　　中美人民友谊史上的丰碑 　　斯诺1936年的保安之行及其代表作《西行漫记》的出版，对抗日战争时期，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成了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最初精神联系的纽带。1934年间，随着中国内战的扩大，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也增加了。当共产党开始了历时整整1年、全程6000英里的著名长征之后，西方的外交官们就都力图搞清楚共产党人这次大转移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但在1936年之前，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一直没有有关的第一手报道。1932年4月出版的美国驻华官员埃德蒙·柯乐布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报告》，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详尽调查。虽然它比《西行漫记》早了5年，却是用第二手材料写成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1934年发表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也是用在上海获得的消息写的，内容只是江西苏区的情况。因此，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斯诺对西北红区的直接报道，简直使当时在华的外籍人“发聋振聩”。 　　休梅克讲过：“《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题目正确、内容正确、出版时间也正确的书。美国远东问题的专家们由于听腻了南京政府，‘剿匪’的陈词滥调。反而变得乐于接受斯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详细描述。”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拉铁摩尔也认为：《西行漫记》在美国出版的时机非常适宜，一方面是“国民党称‘赤匪’已剿灭或即将剿灭，已经讲了10年”。另一方面，法西斯国家的肆意侵略，使美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思考“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的、反军国主义的力量？”“斯诺给我们转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 　　通过《西行漫记》，美国人民得到了斯诺传达的太平洋彼岸的信息，美国统治阶级出于当时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需要，也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支坚决抗日的力量的存在。斯诺对中国西北红区状况盼翔实介绍，对美国各阶层都颇有吸引力。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相当重视斯诺和他的杰作《西行漫记》。斯诺说过：罗斯福第一次同他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看过《西行漫记》，他知道我，想同我交谈”。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提到：罗斯福接受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的建议，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很快成为“斯诺迷”。 　　费正清说：“《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而斯诺则开始与他的毛泽东传记一起闻名。他成为一个面对通向中国和美国的两条道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联系的渠道，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问题有了崭新的了解。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扩大了共产党人在世界性的反法西斯事业中的影响。拉铁摩尔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赞扬“斯诺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 　　其次，《西行漫记》美国版的问世，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美中人民友谊的最典型的象征。随着《西行漫记》的发表，在华美籍人士和美国国内的广大人民中间，一股声援中国抗日、接近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浪潮，迅速兴起，并有不可阻挡之势。继斯诺之后，大批美国记者、编辑、作家、教授、涌向陕北和华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他们里面除了史沫特莱、海伦·斯诺外，还有斯特朗、爱泼斯坦、贝尔登、拉铁摩尔、比森、菲利普·贾菲、汉森、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斯蒂尔、托平等等。一时形成了令人注目的“红区热”。即使那些持亲蒋态度的在华美籍学者、报人也承认斯诺当时所起的作用。如美国《生活》、《幸福》、《时代》三大刊物的创始人亨利·卢斯，在他刚创办的《生活》杂志上，连载了两篇关于斯诺的西北红区活动的较长的配图报道。曾将《水浒》译成英文的美国右翼作家赛珍珠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非凡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 　　当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出现了美中人民友谊的新浪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斯诺及其《西行漫记》的影响外还有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的推动。但斯诺及其《西行漫记》在当时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官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例如 曾较早读过《西行漫记》手稿的美国总统前侍卫长卡尔逊，在斯诺帮助下，到过华北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挑起皖南事变时，他迅即面见罗斯福汇报真实情况，使得美国政府依据本身的利益，向蒋介石施加了压力，阻止了中国抗日阵营分裂事态的扩大。再如斯诺曾在《西行漫记》出版前，用一个晚上先向谢伟思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1944年7月，谢伟思参加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个小组的派遣，是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接触的开端)，他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采取了比较公正的立场。 　　1941年初，斯诺冲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率先发出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因此被重庆当局吊销护照，被迫离开中国。但在抗日胜利之前，他仍利用担任美军记者的机会，3次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区)，短暂地到过中国南部。新中国诞生后，斯诺又风尘仆仆，3次来访。最后一次访华是在1970年10月1日，斯诺和夫人洛伊斯登上天安门，在毛泽东身边合影。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将要出现重大变动。斯诺第一个向全世界披露毛泽东邀尼克松访华的口信；他扮演了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报春燕子”。这是斯诺继发表《西行漫记》后，对中美关系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1972年2月15日，即尼克松赴北京前3天，斯诺在瑞士病逝了。1982午时，海伦深情地回忆说：“斯诺在尼克松到北京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一星期去世。尼克松曾向病中的斯诺致意，称赞他1936年寻找毛泽东谈话的著名旅行和他的《西行漫记》，为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关系的大桥架设了最初的桥头堡。毛泽东也是同样理解斯诺这种历史作用的。” 　　斯诺及其呕心沥血的代表作《西行漫记》，将永远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闪烁光芒。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