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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和史沫特莱与中美和解

蒂尔曼·窦丁

30年代的上海曾经以极大的魅力吸引着周游列国的外国来访者。事实上我本人就是这类访客中的一员，于1930年8月来到那里。当时的外国人可以步行上岸，径直进入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不经检验护照或其他任何证件，就成了这个大部分人口都会使用多种语言的、多种族、多民族的工商业城市丰富多彩生活的一部分。 　　上海的外国租界由于处在享有治外法权的地位，成了从事政治斗争和施展权谋术数的安全港和角逐场。外国的资本家，中国的改革派人士和反动分子、军阀、帮会歹徒，中国和苏联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都在上海明争暗斗，传播各自的主张。 　　我最初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认识了埃德加·斯诺的。那时他很年轻，刚从密苏里大学毕业不久，正以自由投稿的新闻记者身份到世界各地冒险。很可能是上海的经济与政治动荡、潜在的行将暴发的革命危机、秘密接触革命策划者的机会和一目了然的苦难和压迫，对斯诺产生了最早的影响，使之被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所吸引。 　　我也是在那些日子里认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但只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对于像我这样处在她那革命圈外的人来说，她是个躲躲闪闪、神秘莫测的人物，因而偶然相识的人很难和她接近和交往。后来人们知道，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战士们有着充满危险的联系。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就写成在那个时期。 　　我并不清楚地知道，但是可能，像后来公开支持革命的路易·艾黎等人一样，史沫特莱也是那一时期影响过斯诺的人士之一。无论如何，埃德加·斯诺表现了他对上海现状的厌恶：他为《密勒氏评论报》写了几篇谴责性的文章，并在《星期六晚邮》杂志上发表了另外一篇，严厉抨击上海美国侨民社会那种享有特权而沉缅于鸡尾酒会的生活方式。不用说，这样做并不能使他在那些侨民中间成为受欢迎的人物。 　　当埃德加外出旅行、离开上海前往中国内地和印度、然后迁居北平到燕京大学讲授新闻学的一段时期，我和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震动了上海和世界各国，他才又赫然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引发了1937年的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那本《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一些著作，对于想要了解新近在中国斗争中显示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因素的一切人，特别是新闻记者，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必读书。这种判断，对于1938年即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和周恩来所率领的共产党代表团在那里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时期来说，尤为正确。斯诺正在别处探险，但是各国外交使团的武官、成群的新闻记者、写书的和为杂志撰稿的作家们，已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许多人刚刚报道过西班牙内战和苏联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最初几个时期。当时在汉口的人很多，后来闻名于世界的包括这样一些人物，如：英国诗人奥登，英国记者和作家伊舍伍德，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的英国著名作家彼得·弗莱明，杰克·贝尔登，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尔逊，弗瑞达·厄特利，以记者面目出现为苏联工作的德国间谍佐尔格。这时也在那里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此以往在上海的开朗、友善、合群。由于有了统一战线的局面，她不必再掩饰她效忠共产党人事业的立场。她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交往经验，使她成了记者们报道和解释共产党地区内时局发展状况时可贵的知识来源。 　　斯诺于1939年访问重庆时，佩吉(本文作者的夫人——译注)和我曾让他寄宿在我们设法租住的一所小平房里，从这所平房所在的小山丘上，可以看到嘉陵江水从山脚流过。在一个晴朗的月明星稀之夜，日本人很可能会像他们在能见度良好时惯做那样来轰炸这座城市。后来发生过的情况可以让佩吉来描述，她讲那个故事要比我讲好得多。 　　佩吉会生动地叙述，埃德加和我是怎样在空袭警报响过之后拒绝躲到防空洞去的。我们争辩的论据是，重庆有成千上万座房屋，依照概率推测，日本人的炸弹命中我们住处的机会微乎其微。于是我们一再拖延；但是最后还是被佩吉的恳求所感动，终于同意到防空洞去。那次空袭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我们朝着住处往回走时，那所小平房已经由于一次直接命中而化为废墟。埃德加失去了他随身带来的一台打字机和衣服等全部财物，只有一条衬裤被气浪刮得挂在附近的一棵树上。他转身向佩吉道歉，说：“佩吉，我估计错了，我彻底收回那该死的概率。” 　　另一件能够表明斯诺乐于有了错能认错和作为一个记者尊重真实、追求准确的事例，发生在1962年的纽约。他在瑞士住过一个时期以后对中国作了一次短期访问，之后便带着他那部《大河彼岸》的手稿来到纽约，那是一部描绘当时中国情况的著作。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请佩吉审读那部书稿。佩吉一直在通过多种资料来源密切注视着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她觉得不得不告诉兰登书屋，埃德加那部书在事实和解释两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错误。兰登书屋把意见转给了埃德加。而他非但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强词夺理愤懑不服，反倒承认这部著作确有不足。他接着就在曼哈顿闹市区租了一间阁楼，在堆积如山的有关材料和来自中国的近期报告与中国国内出版物的简介之间，经过几乎是夜以继日不停的勤奋工作，一个月内，彻底修改了原稿。然后才作为《大河彼岸》交付出版。 　　1970年，埃德加曾出现在我这一生的一件奇怪插曲之中。这个插曲的重要意义我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这一年的年底，在香港，我的一位在喜来登大酒店公共关系部门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姓刘的中国人想要在严守秘密的条件下见我。我同意见他，我们约好一个下午在曼达林旅馆楼顶一个僻静的角落会面。刘先生告诉我，他认识我，以前见过我，但是我当然不认识他。他说，当我访问一度是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时，他悄悄地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那是在新泽西(自从国民党丧失了大陆，李就在那里暂住)。刘说他曾经是李宗仁身边的秘书，但是不用说他这时是在为中国大陆做着某种工作，而不愿多谈他自己。他说他和北京的一位女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位女士在李宗仁离开新泽西回到中国大陆后，经过共产党领导人的撮合已被李宗仁娶为妻子。他说这位未提到名字的女士和周恩来有着密切联系，她，还有别人，建议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访问一次北京，我将为此而获得特别签证。他说，我将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是我在一些年以前就熟识的)，周并会对我发表一些对美国抱有善意而暗示着愿意和华盛顿建立关系的谈话。这次访问结果，当然，要在《纽约时报》及其相关的报纸上刊出。然后我回香港，通过在香港和美国的一些朋友倡议和推动成立一个中美友好团体，这个团体的一些成员将会被邀请前往北京，并会听到赞成改善中美关系的言论。 　　刘有一条严格的禁令：我不得对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透露有关这个计划的任何一个字，但是必须把整个设想告诉当时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以取得他的赞同。 　　我对这项计划采取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记者的怀疑态度，认为刘先生非常可能是个冒牌货，只不过是想要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当时从许多方面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建立关系的进程中插一手，以便为自己捞取某种好处。然而我还是决定和刘先生继续接触，并把计划详情写信告诉约翰·霍尔德里奇(他当时是基辛格的助手，也是我的老朋友)。霍尔德里奇回信说：计划很有意思，但是国务院和白宫刚和中国当局达成协议，准备恢复中断了一个时期的华沙谈判，而继续通过华沙渠道改善关系似乎要比另开蹊径为好。 　　我把这个反应通知了那位神秘的刘先生，他说：“也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忘掉吧。” 　　我至今仍不知道，这项计划究竟是伪造的还是真实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过了不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露面了，不单是周恩来，而且连毛泽东也接见了他，他们全都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善意谈话。这些言论，通过埃德加的安排，发表在《时代》和《生活》及其他一些从鲁斯系报刊获取新闻的报刊上。 　　我总情不自禁地想：斯诺是被中国当局找来扮演起初是交给我演的那个角色的，这个角色的任务在于为中美和解从宣传上准备气氛，并且提醒华盛顿当局，北京随时准备开始和解进程。 　　我那位在喜来登大酒店公关部门工作的中国朋友到加拿大去了。在尼克松为加强和解而访问北京之后，他给我写来这样一句话，说：“我实在难以理解，当初你为什么要拒绝刘先生的建议。” 　　(江枫 译)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